《南闱放榜图》，反映清代科举生活
在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下，莘莘学子除了通过考试取得功名利禄之外，几乎没有太多的路可走。因此围绕科举制，发生了很多故事。
明朝洪武年间，因为社会初定，科举考试出现了南方士子全中而北方士子无一选中的情况，出于政权统治的需要，朱元璋将当年的科考定为作弊，数千人受到牵连。清代，沿袭了明代的科举制，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新的特征，特别是到了晚清，随着一些新思潮的涌入，有一些学子虽然与功名失之交臂，但却活出了另外的人生。
被冤枉的史上第一科举舞弊案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定都南京，年号“洪武”。朱元璋深知在治理国家中文官的重要性，因此他非常重用刘伯温、李善长和宋濂等一帮文人。为更广泛地选贤任能，朱元璋在唐宋科举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完善和发展。
明朝自洪武三年（1370年）起开科举，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考试的程序分为地方考试（院试）、省级考试（乡试）和中央考试（会试和殿试）。明朝考试生员的答卷，其行文格式有严格规定，必须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即后世所称的“八股文”。
洪武三十年（1397年），发生了“南北榜”的案件，即著名的刘三吾科举案，这起案件，悬念迭生，扑朔迷离，其结果也令人唏嘘不已。
据《明史》记载，刘三吾，茶陵（今湖南省茶陵县）人。洪武十八年，刘三吾被召到京城时已七十三岁，因上奏对答甚合旨意，升迁任翰林学士。当时天下刚平定，典章制度缺少。当时，全部礼仪制度及科举考试制度多由刘三吾修改审定。
刘三吾博学，善于写文章。皇帝撰写《大诰》及《洪范注》，完成之后，都命他写序。刘三吾性格豪爽，与人交往不用心计，自号“坦坦翁”。他与汪睿、朱善并称为“三老”。
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春天，礼部会试，朱元璋任命刘三吾为主考官。刘三吾被皇帝钦点，不敢有丝毫懈怠。他召集其他考官开会，研究制定考试程序、考场纪律、阅卷标准，约法三章。在考试期间，刘三吾不顾自己年迈体衰，亲自去考场监考。会试前后，很多亲戚朋友、同窗故旧，甚至朝中大员，还有一些皇亲国戚，打招呼、递条子、请客送礼，想让刘主考网开一面，多加关照。可是都被刘三吾拒之门外。
会试一结束，刘三吾亲自主持阅卷，严格按照阅卷标准，一字一句斟酌推敲，生怕出了差错。凡是被录取的卷子，都要再阅一遍，核实无误之后，张榜公布。江西泰和人宋琮名列榜首，共录取51人。此时，一个细心的举子发现，榜上的51人全都是南方考生，北方举子全部名落孙山。经他这么一说，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大家仔细一看，果然是这么回事。这时突然有人说：“这次主考官是湖南人，其他考官大多也是南方人，这里肯定有幕后交易。”
北方的举子们群情激奋，他们到礼部请愿上访，要求主考官作出解释。北方的举子联名写御状，向朱元璋告发主考官刘三吾徇私舞弊，有意拔擢其乡人。
朱元璋接到告状信后，大为震怒。他亲自召见刘三吾，询问情况。刘三吾一五一十，将这次科举考试的筹备、建立的规章制度、考试监考和阅卷评卷过程详细地向朱元璋作了汇报。朱元璋听后也觉得确实没有什么漏洞。朱元璋问刘三吾，榜上的51人全部是南方人，是否蹊跷和可疑？
刘三吾告知，试卷都是密封的，看不到考生的名字和地址，确实是按照文章的好坏而定的。刘三吾还分析了北方举子没有考中的原因，他认为，当时元朝统治北方，实行高压政策，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文人士子们更是苦不堪言，几乎没有读书的时间和环境。
刘三吾的解释，并没有打消朱元璋的疑虑，他决定重新复核。于是，朱元璋传下圣旨，急召翰林院侍讲张信进宫，命令他带领侍讲戴彝等人，在落第试卷中每人再各阅十卷，增录北方举子上榜。
在复卷过程中，有的同僚给张信建议：皇帝这次生气，主要是因为没有北方考生上榜，不如更换几名考生，选择成绩较好的北方举子上榜，以迎合朱元璋旨意。张信不同意，坚持以实际成绩定英雄，不受任何人的干扰。张信阅卷后认为刘三吾没有徇私舞弊，所取正确，坚持秉公维持原取。朱元璋听了以后，很不高兴，认为张信没有领会自己的指示和意图。
就在此时，朱元璋又接到举报，告发张信等人是受了刘三吾等人的嘱托，暗中互相勾结，在复阅试卷中做了手脚，并且故意选择低劣的试卷呈报给皇上御览。朱元璋看了御状后，决定亲自处理这起大案。
朱元璋作为一国之君，他也有他的苦衷：当时，北方长期处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人心涣散，一直观望徘徊，用科举的手段收服北方士子之心乃是当务之急。而刘三吾、张信等人没有从“政治”出发，所以不能正确理解皇帝的良苦用心。
朱元璋意识到必须用强硬手段处理这件事，于是，他把这次考试定性为“科场舞弊案”，下令刑部立即把张信、刘三吾以及所有考官逮捕入狱，严加追问。并下旨礼部，将这次考试的试卷全部呈报上来，由皇帝亲自审阅，定下金榜名次。
刑部在严刑逼供下终于列出了一个六百多人徇私舞弊、行贿受贿的名单及证词。朱元璋竟然称考官及先前负责调查之人与十几年前的胡惟庸案、蓝玉案有牵连。朱元璋后来做出了决定：张信以及同科试官二十多人，凌迟处死。刘三吾因年事过高，发派充军，以老戍边。当年所选51名南方贡士全部罢黜。此案受牵连者不下千人。
后来，朱元璋下令在落第的试卷中选择文章优秀者61人，重新廷试，韩克忠状元及第。这61人中全为北方举子，竟无南方一人，所以又称北榜（夏榜）。为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到了明朝第四个皇帝朱高炽的洪熙元年（1425年）才设立南北卷制，南卷取60%，北卷取40%。至此，科举制中的南北纷争告一段落。
清代陕西民间的压题高手
清代沿用明代科举取士制度。清代的乡试在旧历八月初八至十六日举行，历时九天，每三天为一场。省考试场称贡院，考棚同蜜蜂窝一样密集，又称号子。考生入场后吃、住都在里面。这九天内，连做饭、烧水全要自己动手。每间考棚长一丈，宽八尺，棚顶是树皮搭盖，天晴酷热，下雨要打伞。
当时，考生每人携带一种灯、炉两用的工具，叫“五更鸡”。照明是它，煮饭、烧水也是它。农历八月上旬天气还热，“五更鸡”用的燃料是桐油或茶油，烧的时候乌烟瘴气，加上饮水不卫生，又不能洗澡、洗脸，一个省四千多考生，考完试出来，每人都要瘦几斤。因此那时有一民谣：“相公苦，背了考篮到省府。考棚号子又漏雨，夹生饭，和盐煮，摇头摆尾做八股。文章没做成，肚子里敲锣鼓。”
科举时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是一部钦定解说儒经的标准教材，考生答题万变不离其宗，这就给一些人有可乘之机。陕西高陵著名私塾老师马述融，是一名贡生，擅长八股，尤其娴熟集注。他根据多年教学和观察考场的经验，揣摩出一手“模拟试题”的绝招，往往巧发奇中，屡试不爽，他的门生们很是得利。清代规定，高陵每年进学的名额是十二人，马述融执教期间，每届中试的考生总有四五人是他的学生。四十多年间，竟有二百多名秀才出自其门下。有人为他题联说：“手植桃李三千株，面授青衿二百人。”
马述融的“模拟试题”如此管用，前来学习者络绎不绝。临潼有个六十多岁的老童生“帽辫刘”也来就学，而这年马述融才五十多岁，学生比老师还大。清代规定，应试童子试（考秀才）的学子不论年龄，发辫都要扎上红头绳，还得吊一枚制钱，这老夫子叫“帽辫刘”，就是由此而得名。
这位刘君已经应试数十年均未中。中青年时，“帽辫刘”就和后来的渭南翰林雷延寿的祖父、父亲一起应过童子试。后来直到他变成白发皱面的老头儿了，还拖着细红小辫子和十四岁的雷延寿一同步入考场。此事传开，成为士林界的一大逸闻。
“帽辫刘”来到马述融门下后，受业不到八个月，就在第二年中了秀才。捷讯传来，马述融非常兴奋，可怜“帽辫刘”不仅没能再上层楼，连谢师都没来得及，就呜呼哀哉了。
弄脏卷面错失功名
在科举制度中，夺得状元可谓人生最高峰，但在清代末年，有人因为阴差阳错与功名失之交臂。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因当时是陕甘合闱考试，甘肃秀才赴陕应举诸多不便，左宗棠就奏准朝廷创设甘肃举院，甘肃的考生从此不用长途奔波参加“高考”了。兰州人秦霖熙就是分闱后在该院中试的举人。后来，秦霖熙中了清光绪五年（1879年）己卯科进士，有机会参加皇帝的殿试。主考官很赏识秦霖熙的文采，此时正逢左宗棠由陕甘高升军机大臣之际，为了显示左宗棠重视教育，育才有方，清廷决定选荐秦霖熙为状元。不过，有人嘱咐秦霖熙在殿试时，试卷务必祥审细酌，坚持到最后交卷。
考试时，秦霖熙很快就把试卷答完了，想起主考官的嘱咐要他延迟交卷，于是就仔细核查卷面，结果卷面不慎被弄脏。主考官见了，顿足叹息说：“此卷万不能上呈，呈则犯考规，有忤上之罪矣！”秦霖熙听得此言，惊骇万分，怏怏而退。秦霖熙错失中状元的机会。当然，对于这段逸闻的真实性，历来颇有争议，但不争的事实是，秦霖熙此后淡泊科名，致力于医学，终成为甘肃一代名医。
另外，清代的腐败无奇不有。清代学政每省设置一名，由皇帝亲自选任，其职权专管全省的文衡。凡是秀才、五贡（恩贡、拔贡、岁贡、优贡、副贡）等出身，皆由学政命题考试。生员考试分三级：县考、府州考、院考。院考就由学政亲自主持。由此看来，学政的责任非常大，理应由品行端正、学问渊博者担任。但是清廷委派的学政，不仅有无能之辈，更有昏庸至极的人。
1902年，清政府给安徽派了一个学政叫绵文，他的录取方法，十分罕见：他喜欢吸鼻烟，有一只精美的鼻烟壶，他对考生的取舍，就取决于鼻烟壶。绵文的规矩是，先令师爷按照各县录取名额，加倍挑选出来，他自己连一本试卷也不阅看。他只把师爷挑选出来的卷子，一本一本地摊开，放在圆桌上，中间空着。然后他就捻动鼻烟壶，让它在圆桌中间旋转，最后倒在哪本卷子上，哪本卷子的主人就中选。直至完成应取名额为止。
如此儿戏考生，空前绝后。当时，有人撰写了一副对联，嘲讽绵文的荒唐可笑：“老‘绵’绵太多，洗不净，揩不明，空剩无珠眼镜架。衡‘文’文倒运，左转来，右转去，全凭有口鼻烟壶。”这副对联，不仅讽刺了学政绵文，同时也无情地揭露了科举制度荒谬的一面。（文/郑学富 刘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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