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距离成为一门学科还有多远？

2021年5月22日，由南京农业大学数字人文中心主办的“破壁与赋能：多学科驱动下的数字人文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农业大学召开。本次会议名家云集，邀请了来自历史学、科学技术史、古典文学、图书情报学、艺术学等不同领域的海内外专家学者。

会议组织了一场题为“如何‘破壁’与‘赋能’”的圆桌讨论。参与本次圆桌的“人文”学者有四位，分别为南开大学王利华教授、复旦大学路伟东教授、北京科技大学潜伟教授和西北大学曲安京教授；“数字”学者有三位，分别为武汉大学王晓光教授、上海图书馆刘炜副馆长和北京大学王军教授。对谈由王利华教授和王晓光教授共同主持，在整场对谈中，“人文”学者们和“数字”学者们分别围绕两个核心议题各抒己见，并回答线上线下观众提问。

圆桌讨论现场

“人文”学者们选择的第一个核心议题为“在我国新文科建设大背景下，‘数字人文’学科化的潜力如何，其最大阻力会是什么”？第二个议题则为“数字化中过度提倡量化研究，会不会将无数个活生生的人，变换成冷冰冰的数字，而使史学失去了对‘人’的核心关注，失去了温度”？

作为“人文”学者主持人，王利华教授率先表达了他对此次会议的“一点感受，三点想法”。他表示，自己的一点感受是“大开眼界”，作为一位通常独自工作的历史学者，他有“梦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之感。他认为，自己这代人在最近五十年间经历的巨变，超过了过去五千年，这种变化之快让人难以把握和驾驭。而他的“三点想法”，第一是深感多学科发展之必要；第二是数字化时代带来诸多问题，技术的变迁让人文学者难以追赶，这让他一方面担忧人文学者是否会在追赶技术的过程中迷失自己，另一方面也感到数字化的进程是无法抗拒的必然之势，只能“因势利导”，将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有机结合起来；第三是在数字人文发展的过程中，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总要想办法解决，他相信数字人文的发展必将带来人文研究方式的革新，但也认为这场革新需要依靠制度建设保障。

来自西北大学的与会学者陈镱文结合自己的研究经验，指出史料数字化过程中存在诸多技术困境。目前，信息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界完成的许多工作已经解决了许多问题，但仍不乏问题尚待解决。她表示，此次会议使她了解到许多启发性的工具、技术和思想，这对她的研究很有帮助。同时，作为史学工作者，她也正在思考语料库完成之后，如何提出领域专家认可的史学问题，并希望在场专家能够就这个问题进行回应。对此，王利华教授认为，历史具有多个层面。各种形态的历史资料是一种“历史”；从这些资料中选取“质料”按照某种史学形式研究问题，是一种“认知的历史”；最终形成的史学产品，又是一种“作为学术产品的历史”，各种历史之间是有差别的。目前我们所能掌握的历史，并不是原来的真实历史，而是存留下来的各种历史信息，如何处理这些历史信息，是最关键的一步。他认为，数字人文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数据库中做到全面、可靠，这是后续一切工作的基础。在有了史料基础之后的进一步推进中，则首先应针对当前人类面对的现实问题和困境提出历史学课题，其次应随着时代变迁推动史学研究方法的改进。但王利华特别强调，无论怎样讨论方法论问题，都不能改变“史学就是史料学”这个前提，数字人文研究必须将材料准确地存储、汇集，并以可信的方式提供给人文学者。

路伟东教授则表示，他首先要感谢自己能够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数字人文时代。在他刚开始学术起步时，老师教授的方法是做资料卡片，研究的第一步是翻纸本论文集和复印论文阅读。但近十几年，研究范式改变了，当下即使专业的研究者也有可能很久都没有走入过现实中的图书馆，但在这个时代，我们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走入网络图书馆，了解更直接的信息，接触最前沿的动态。他由衷地感谢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从事数字人文技术的专家，正是他们的工作为学者们提供了极大便利。曹树基先生在批评施坚雅先生的研究时，曾说过一句非常有趣的话，即“施坚雅先生秘而不宣的2500张卡片在什么地方”——研究卡片的时代似乎是发生在昨天的事情，又似乎是很久远的故事。路伟东教授认为，构建数字人文资料的第一个要求应该是“能用”。我们目前所做的资料库，距离让真正出身科班的研究者认可，并能够使用，恐怕还有很远的距离。历史学者现在对于数据库的使用，基本上是先找到线索，然后再去翻找原始的文本，因为精用就是对传统史学研究者提出的要求。近年来，他的团队在推动GIS工作的过程中，也经历了无数的磨难，很多传统史学研究者都比较顽固，拒绝接受技术的进步。他认为，传统学者如果不积极主动地了解一些技术的话语，大家就会难以形成对话，研究中应用的技术也很难再向前发展。

潜伟教授认为，正如路伟东教授所言，我们现在正生活在“最伟大的时代”，但他同时也认为这是一个“最黑暗的时代”。潜伟教授较为悲观地认为，虽然数字人文从本世纪初即开始发展，但从目前来看还没有到形成一个学科的时机。目前的数字人文，可能更像是一个学科群或者一个研究领域，而不是一个建制化的学科。一个建制化的学科，至少需要具备有自己的学会、学术期刊、教材、并能进入大学课堂等几个条件，而最为重要的是得到原来不同学科的认可。他认为目前的数字人文应该保持容纳更多交叉领域的存在，这能产生更多研究成果。假以时日，或许能形成新的学科，但潜伟教授认为可能不是“数字人文”这样一个过于庞杂的学科。关于圆桌讨论会的第二个主要问题，潜伟教授认为当前进行的建立数据库和开展语义分析等工作，都还是在完成史料库建立的工作，唯有在史料获取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地开展历史学研究，进行深入的挖掘和分析。数字化是必要的，假使没有量化和数字化工具，可能很多新鲜的东西会变得不可获得，事实上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已经受到了“大数据”研究范式的影响。同时，潜伟教授也强调，虽然数字化历史学家带来了许多便利，但不可否认的是，人文学者必须保有终极关怀，如果失去了这种关怀，确实有可能使研究变为冷冰冰的数字，目前也的确有部分研究存在这种问题。

曲安京教授则认为，一个学科能否活下去，取决于这个学科能不能真的解决问题。他指出，目前许多研究很难做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分不清科普和科研的区别。他认为区分这二者有一个标准，即科普是要“讲一个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的故事”，而科研是要“讲一个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故事”。目前，他也在和同事和学生们讨论学术研究究竟是在讲故事还是解决问题的话题。他认为，一个“问题”一定是有价值、没有答案而可以解决的，如果所做的“数字人文”研究只是通过漂亮的方式展示大家都知道的结论，那一定没有意义。所以说，数字人文想要继续发展下去甚至于形成学科，唯一办法就是要讲出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故事。关于第二个议题，他认为数字人文不可能颠覆传统史学，而只是帮助传统史学发展的辅助手段，只要能够切实起到帮助，就能获得发展。

王利华教授则对数字人文的发展满怀信心。他认为目前获取信息的方式已经大大改善，既节省精力，又节省金钱，电子出版物对于传统出版产业的冲击也极有可能促进产业更新换代，这是一种进步。从人类历史经验来看，他更多地将数字人文看作一套工具体系，而工具体系的变革会最终推动人类各个方面的发展。

一位观众在现场提出了计算机科学专家和领域专家的思维方式差异问题，她希望能够了解各位老师在研究中是怎样克服学科间鸿沟的。对此，王晓光老师给出了他的解答。目前，他正在从事一些相关教学工作，也与图书馆、博物馆等工作人员多有接触，他认为下一步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需要具有融合化背景的专业人才。因此，王晓光教授表示，如果数字人文下一步要成为学科，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解决跨学科人才培养问题。目前，武大、北大、人大都开始相继开设课程甚至设立学位，但数字人文成为正式学科确实有困难。数字人文是一个“横断学科”，这导致它可能难以成为二级学科，但最后如何发展，还需要时间来解答。

“数字”学者们在此次对谈中选择的两个核心议题分别为“数字人文研究是否存在贵族化或中心化的趋势？即拥有更多资源（人才、资金、政策、优势学科、独占资料）的研究单位更容易推出相关成果，引领学术话语权，而体量较小，资源匮乏的研究单位如何在数字人文浪潮中锚定自己的方位”？以及“未来的‘数字人文’学者应具备哪些基本人文素养以及基础技术能力？”

刘炜馆长表示，目前的数字人文发展是大势所趋，数字人文的学科化发展趋势是明显的。从体制上看，我国的许多规定对交叉学科发展存在一定阻碍，但也已经在慢慢顺应发展潮流。正如潜伟老师所言，学科化发展需要建制，需要学术共同体和固定的研究范式。数字人文是一个复杂的领域，它的内核正在渐渐形成，同时也受到多个学科的影响。刘炜馆长认为当前的数字人文可以分为“应用数字人文”、“理论数字人文”和“技术数字人文”，各个方向上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将推动数字人文的总体发展，并渐渐推动学科化进程。至于数字人文学者素养问题，他觉得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反映了学者们较为清醒的认知，并认为数字人文研究中一切都要针对“人”的发展。

王军教授认为，现在数字人文的发展分为两个阵营，两个阵营都需要作出改变。问题不在于数字是不是“冷冰冰”的，而在于问题是不是“有温度”，在这个层面上，数字人文和传统人文研究应是一致的。人文学者产生对于数字人文的部分，可能是因为原来那种“钩沉索引”式的研究在数字化冲击中无法继续进行了。现在使用知识图谱将所有的语料收集在一起之后，任何的联系都能被发现。通过收集有限资料得出结论的研究也将难以开展，以古典文献研究而言，未来可能会在所有古典文献的集合上进行统计分析，再选择研究问题。王军教授认为，研究工具、研究方法乃至研究问题都发生了改变，数字人文并不是要解决从前没有解决的问题，而是产生了新的研究问题。同时，他也强调微观层面的研究仍必须开展，传统人文研究也应该继续关注原本的问题。人文学者应该接纳今天的趋势，关注新涌现的问题，例如人在数字环境下的异化和迷失，就是更大的人文问题。反观技术专家，则常常凭借技术的快速进步和资源丰厚产生狂妄之情，以为可以通过技术解决很多问题，对此他想要指出的是，传统的科学问题大多是明确的、在实验环境下简单化的并且有确定答案的问题，但人文的问题是开放的、没有答案的。技术专家应对人文领域有敬畏之心，对人文学者有谦卑之心，双方才能进行良好的沟通。技术不是万能的，技术专家也需要培养人文素养。今天的数字人文，都是为未来的学者做铺垫，真正的转变才刚刚开始。此外，他还认为“数字人文”可能是目前教育环境下出现的伪命题，是高度学科化培养体系的结果。但他也支持尽快进行数字人文的学科化，因为只有进行了学科化，才能获得资源分配，进而推动数字人文发展。在投入问题上，他则认为需要同时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和对传统人文研究方法的投入。

王晓光教授将数字人文分为“两论”。其一是“工具论”，即认为数字技术和资源作为推动和辅助人文研究的工具，在这种论述体系下，可以看到图情领域和业界都已开发了许多辅助研究的工具。其二是“主体论”，这种论述框架下人文成为主导，提倡人文学者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看待技术。王晓光教授相信，在历史领域中，根据资料的富集和多样化，我们可能会提出更多真正的历史问题，促进技术和人文之间的良好互动，同步推动人文和技术学科发展。

最后，包平教授进行了总结。包平教授坦言，本次会议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期。首先，他想要提醒大家，虽然数字人文目前十分热门，但要冷静思考；其次，他认为当下的数字人文研究缺少争鸣和批判，“多点争鸣，多点批判，方能行稳致远”；第三，他今天邀请的几位历史学家，都对数字人文有所了解，他们不至于太批判，但如果找到某些领域专家，大家可能会被更为严厉地批判，甚至不被认可。除此之外，他认为技术和人文需要多合作。从某种角度上看，目前数字人文的研究中，图情领域的学者比较主动，对此他希望史学界的学者们“别太自封”。当前技术的发展超出想象，技术能够解决的问题也超乎想象。只有积极地拥抱技术进步，才能获得发展。最后，包平教授也对各位专家的到来和线上线下观众的参与致以诚挚谢意和衷心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