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是一门高度重视实践的传统人文学科,实践教学对于史学人才的培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把学生带入历史现场,感知已经消失了的过去、发生了什么又留下了哪些印痕,对于培养学生的历史想象力、提升专业素养有重要助力。
5月2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教务处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主办的“历史学实践教学与新文科建设”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教育部、国家文物局等单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故宫博物院、中国社科院、河北省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清东陵管委会等文博机构的六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会。
与会学者围绕“新文科精神与历史学科实践教学改革”“校地协同育人机制建设”“田野调查与历史学人才培养”“考古专业人才培养的守正创新”“历史学实践教学与文博工作如何更好融合”等主题,深入探讨了历史实践教学中的诸多重要问题,交流了各自的思考与经验。本文选取部分学者发言加以整理,以飨读者。
与会学者合影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刘安志教授指出,以前普遍有这样一种认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是截然分开的,理论教学就是课堂教学,实践教学就是教学实习——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思考。刘安志认为,理论教学里面有实践教学,实践教学也有理论教学,二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应该相互配合、相应展开。他介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通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构建了“一体三翼”的教学新体系。即以拔尖人才培养为中心,以科研实践、写作实践和社会实践为核心,探索“学长制”、“导师制”的有效运行机制,增进课程体系、写作体系、社会服务的综合构建。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系主任何晋教授也认为,实践教学与课程教学并非截然对立,不能从狭义的概念上去理解实践教学,学生在课程学习中通过举办活动同样也锻炼了实践能力。在以学生为中心的实践教学之外,教师也应该充分准备,从教学中受益,提高带领实践活动的积极性。
清华大学历史系副系主任顾涛副教授指出,通过实地调研,实现了历史文献与实地的互证,学生走进历史现场,能够从中想象“活态社会”的运作。此外,他还强调,学生在校园内组织演出、比赛、会议等,可以参与到联络专家、布置会场等方方面面的工作,这都是非常好的实践。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姜萌教授认为,虽然从民国时期的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开始,现代历史学就提倡走向田野,但是走向田野的实践教学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因为时代变了,学生变了。现在的青年学生基本上来自城镇,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他们对农村、农业基本不了解。而中国的历史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我们的观念意识也基本上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当代历史学科青年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经验出现了巨大的隔膜,虽然可以学到很多书本上的东西,但是缺少感性的理解。有鉴于此,人大历史学院近年来着力构建“历史现场教学体系”,姜萌称之为“511”实践教学体系。所谓“5”是指“历史现场考察教学体系”“田野考古发掘实习”“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课程”“港台地区文化遗址与博物馆考察交流”“讲座、资料和奖励体系”5项内容;两个“1”分别是指一支优秀的校外指导教师队伍和一个大有助力的实践教学基地体系。“511”的“历史现场教学体系”不仅活化了课堂知识、培养历史感还锻炼了思想品德。青年走向田野、走向大地,走入正在进行的历史创造,自然而然地感受到了时代的脉搏,增加了阅历。
会议现场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刘景岚教授,从三方面概括了历史实践教学的成果。第一,在实践基地的建设方面,从以前的每年随时联系转变为建立稳定的合作基地,明确双方的责任与义务。第二,在教学体系建设方面,针对建设一流学科的目标,同海内外高校建立合作关系。第三,在学生实践方面,提高实践学分的比重,要求学生完成实践报告以增加考察深度。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瞿骏教授分享了发挥地域优势的历史实践教学体系的建设经验。第一,立足上海,特设银行史专业同金融单位深度合作,创办“青史杯”全国高中生剧本原创大赛,开展中学剧社、大学剧社公演。第二,立足大江南概念,同杭州的余杭博物馆、大运河博物馆等开展合作;利用“温州通史”的项目,同八所高校合作,在温州开展田野调查,培养学生的历史人类学能力。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夏炎教授,将如何把“旅游”提升为教学实践,同时降低安全风险的探索,总结为五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学生对自己本土家乡的历史资源进行调查;第二是小组式的实践教学模式,这既提高了安全系数,同时使得同学们可以根据学术兴趣自由选择带队老师;第三是以学生项目为核心的实践教学,即学生通过大创项目等带动实践;第四是以教师项目为核心,老师带领学生的实践教学;第五是高端伯苓班海外访学项目。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安东强教授,介绍了中山大学结合历史人类学和社会经济史的传统研究优势所确立的“进阶性田野实践教学”。他指出,在历史教学和人才培养过程中,走进历史现场,换一种阅读文献和理解历史的思路很有必要。学生沿着中华文明的脉络,各年级分配不同任务,在田野中感受历史的变化。比如,一年级,老师带学生到中原地区,在中原文明区理解中华文明的源头问题。二年级,除一般的专门文献研读外,学生分队以选定的地点为目标,解读多重文明的交叉互动。三年级,学生组织为专门的分队,由老师、助教带队, 10人左右为一分队,学生以此为单位,进行讨论和现场观看。
会议现场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历史学实践教学的意义所在,然而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下,“读书”与“行路”常常无法兼顾,弄得两头落空,反倒使实践教学变为“走马观花”式的旅游。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学院刘后滨教授指出现在学生们“万卷书读得零碎,行万里路更是匆忙”的情况,而要克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太零碎、太匆忙的问题,他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处理田野与文献的关系时,做好充分的准备,形成如何在田野实践中阅读文献的方法论;第二,以学生为中心和以项目为中心的教学方式,二者很难完全协同,需要平衡学生的实际情况与政策之间的关系。
山东大学历史学院学院院长助理曲春梅教授指出,在新技术和专业建设学科发展融合的趋势下,可以通过构建数字人文实验室等方式,将档案与资料数字化,形成教学和研究一体化的平台,同时学生在数字化中体验虚拟现实更容易找到历史感。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沈睿文教授分享了数字化、智慧化、信息化,在考古学上创新的一些思路和方法。“基地+”的模式就是标准化、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展现,是互联网+考古大数据的综合应用。
河北省承德市避暑山庄博物馆蒋秀丹馆长指出,本科实践教学需要考虑学生专业与用人单位的实际需要。学生在实践中,可以参与到文物的保管、建账、立卡、建档、策展的全过程中,从而补充了课堂以外的知识。
河南省安阳市文物局副局长、安阳市考古研究所所长孔德铭研究员指出,学生在校学习期间要加强对田野考古实习技术的培养,要锻炼与公共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做公共考古的发言人,既要学会考古也要学会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