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章开沅先生

【编者按】5月28日，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逝世，享年95岁。近日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邀一组追忆文章，以念斯人。

章开沅老师逝世后，连日来心情一直十分悲痛，看到那么多真挚的怀念文字，无数次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作为章老师的授业弟子之一，并有幸在业师直接关爱下一起工作近40年，受益良多，自然也很想写一点自己的感受，但似乎又不知从何下笔。章老师被称为“永远的桂子山之子”，今天是先生的“头七”，依习俗谨以这篇悼念文字迎接先生返家。

章开沅先生

一、“章门弟子”意料之外的噩耗

章老师的去世不仅使我们陷于悲痛之中，同时也使我们留下了莫大的遗憾。自去年12月底章老师与师母一起入住泰康之家·楚园，就一直没能再相见。入住楚园前，章老师曾于家中不幸跌坐地上，在师母帮助下也无法站立，住同一单元的罗福惠师兄急忙前往将章师扶起。当时似乎感觉无大影响，但随后几日不适加剧，直至不能行动，遂送医院住院治疗。经医治后虽有好转，但身体状况仍大不如前。为保证不再发生类似跌倒情况，经与学校协商住进了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的泰康之家·楚园。

虽已年过九旬，但在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之前，感觉章老师身体状况仍较好，几乎每天都在研究所能够相见。但数月居家隔离的生活所造成的影响十分明显，疫情过后，再见到章老师时已是拄着拐杖，不仅相貌与以前相比苍老了许多，而且行动也十分缓慢，心中不免略有悲伤之感。好在后来听说章老师住进楚园之后，身体逐渐恢复，才稍宽心。由于各地疫情不断有反复，楚园为严格防控，前往探望有诸多限制，必须事先经过批准。考虑到我们就在武汉，随时可以申请探望，应该让外地来的师友先行前往。在章老师去世前几天，来自贵阳的冯祖贻先生与夫人看望了章老师，陪同前往的马敏兄还说章老师身体状况尚好。稍后，福惠兄对我说我们也应该去看望一下章老师，我自然表示同意，并请福惠兄尽快联系。5月27日，章老师助理刘莉给我打电话，告知已定28日下午去看望章老师，14点50分从学校乘车出发。想到很快就能再见到尊敬的章老师，心中不无期待。

万没想到的是，28日上午8点30分左右接到电话，说章老师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永远离开了我们，听了简直不敢相信。稍后得知，章老师是在安详中逝世的，并没有遭受多少痛苦的折磨，也没有连累家人和弟子陪床照顾。他对医院的过度检查和过度治疗也十分反感，在两三年前就曾对我们说过，“宁愿安乐死，不做植物人”，也不愿在弥留之际做无谓的切管抢救。章师以寿终正寝的方式驾鹤西去，可谓修行到家，但所有“章门弟子”以及为数众多的再传弟子却毫无思想准备，听到这一噩耗如同晴天霹雳，久久不愿相信。

章老师逝世后，学校高度重视，迅速成立治丧委员会，商议和安排相关事项，但在当天下午才发讣告。整个上午，史学界乃至社会各界都十分关注，不断接到来自四面八方朋友的电话或微信询问，深表哀悼。当天中午，我们研究所同仁用微信建立了一个追思群，迅速达到500人上限而无法再入群，许多未入群朋友深感遗憾，遂再建第二个追思群，当天也达到500人上限，次日又建第三个追思群。各界人士在追思群里表达哀思，请我们代送花圈花篮，撰写挽联和追忆文字，情深意切，十分感人。学校也专门设立了沉痛悼念章开沅先生专题网。30日上午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庄严肃穆，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章开沅先生”，右联为“读金陵赴中原情系桂子山道义传百代”，左联为“写辛亥评张謇史随长江水文心著千秋”，参加告别仪式的各界人士多达近千人。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章老师所受到的尊敬与爱戴。

二、恩师指引我走上学术研究之路

稍稍平静下来之后，回想自己的学术生涯，深感章老师是我从事学术研究的引路人。“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我荣幸地考入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虽学习刻苦勤奋，但由于先天不足，基础知识不扎实，也不全面，需要有名师指导才能少走弯路。大学本科阶段上辛亥革命史选修课，章老师渊博的知识和杰出的口才，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直接促使我作出影响一生的重要决定：本科毕业后报考本校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拜章开沅先生为师。1982年初，我与马敏二人心想事成，终于成了章老师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我与马敏又都荣幸地留校任教，成为章老师所说的“学生与同事”。

“章门弟子”中有许多现今已是近代史学界的知名学者，其中有不少曾回忆过章老师治学与指导研究生的独特之处。桑兵称“章师治学，大度兼大气，立意远大，虽有专精，决不畛域自囿”，此对章门弟子产生了长远的影响。马敏则说章老师指导学生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其人格魅力是“师道”的最高层次，“能遇到章开沅先生这样的明师、良师，是自己一生最大的幸事，也是能够进入学术的殿堂，学有所成的关键”。对此，我也是深有感触。跟随章老师读研的第一年，我与马敏被派往苏州档案馆参与整理编辑卷帙浩繁的苏州商会档案，从此进入自己学术研究安身立命的近代商会这一领域。如果不是章老师的引导，依自己的能力与条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涉足商会这一全新的研究领域。海内外史学界对商会史的研究当时刚开始起步，商会档案尚未出版，很多人都不了解商会的具体情况。章老师敏锐地意识到商会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以及与苏州档案馆合作整理出版商会档案的学术价值，并让作为研究生的我们参与这项工作。近40年来，我的研究领域虽不断拓展，但商会史一直是最重要的领域，有关商会的研究成果也为数最多，已相继出版专著5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以及其他学术刊物发表相关论文近百篇，其中多项成果获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三等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等奖。

1986年我在《近代史研究》发表第一篇论文《辛亥革命时期的苏州商团》，时年30岁。次年在《历史研究》发表第一篇论文《清末商会“官督商办”的性质及其特点》，同年还在《近代史研究》发表第二篇相关论文，受到章老师很多鼓励。1991年6月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出版，章老师欣然为拙著作序，肯定“作者长期从事商会档案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并曾就商会问题发表过一系列颇具新见的论文，所以本书具有比较坚实的资料基础与研究基础，不同于现今某些趋俗媚时的浮泛之作。……我相信，本书的出版对于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研究一定会有所裨益”。当年的我尚未满35岁，能够得到章老师如此肯定，无疑是极大的鼓舞。正是凭着这部学术著作和研究商会的系列论文，我荣获了教育部组织评审的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研究类一等奖，更没想到的是次年又破格晋升为教授，由此感到个人学术道路一片坦途，实则恩师之用心良苦也。

章老师始终都关心我和马敏的商会史研究，数年后我们二人合著的《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出版，章老师又为之作序，称“马敏、朱英不仅始终参与档案的整理、编辑工作，而且在坚实的资料工作基础上，由多侧面的专题研究，进而从事系统的、综合的乃至理论方面的研究。现今出版的这本专著，可以看作是他们多年辛勤耕耘的丰硕成果荟萃”。1995年我又出版了另一部研究商会较厚重的专著《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章老师在序言中称赞我多年坚持从事商会研究，“已在国内外商会研究领域处于先进行列”。看到章老师对我们的肯定与表扬，作为弟子当然十分高兴，但我们更看重的是章老师在我和马敏合著那本书的序言中所说的话：“马敏和朱英都是我‘文革’以后的学生与同事，但他们从事的商会研究，却是我‘文革’以前即已着手筹划却终于被迫中辍的课题。因此，他们合著的《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得以出版，帮助我了却一桩多年未了的宿愿。”能够帮助业师了却多年未了的宿愿，我和马敏都深感荣幸与光荣。

三、恩师对我身体与工作的关心与支持

章老师不仅是我学术研究生涯的引路人，而且在其他方面也对我十分关心，屡屡在我人生的重要关口给予宝贵的指导与帮助。我的性格偏内向，不善言辞，也不苟言笑，从不主动与人交往，这在40岁以前尤其明显。我也没有任何个人爱好，似乎做学问成了我唯一的爱好与生活方式。每天从早到晚几乎都不出家门，只是趴在书桌前看书写作，虽取得了可观的科研成果，但身体也付出了较大代价。将近40岁时先是严重失眠，接着频发高度眩晕，严重脑供血不足，四处求医问药也无明显改善。当时，已严重到完全不能继续看书写作，对生活也感到十分悲观。在此期间，章老师每次碰到我，都关心地询问我的身体状况，嘱咐我多休息，适当运动。并鼓励我增强信心，说他小时候身体也不好，曾被人说只能活到40岁，但现在快70岁了仍然很健康，这番话语很令我很感动。有一次，我在研究所办公室完全休克了，各位同仁大为惊慌，匆忙请校医院医生前来急诊，后不得不住院检查和治疗。但查来查去，也没有发现有明显的器质性病变，主治医师了解我的各方面情况后，认为我是功能性障碍。我起初并不相信，出院后碰到章老师告以详情，章师谓此说或许有一定道理，就遵医嘱在服用扩管活血药的同时，试着参与一项合适的运动，看看是否有改善。当时，历史文化学院教工中盛行的运动项目是打乒乓球，在学校举行的团体赛中曾多次取得过优秀成绩。于是，我在将近40岁时开始学打乒乓球，每天坚持，球技明显提高，后来居然成了学院乒乓球队的主要成员之一，与队员们齐心协力多次在学校的团体赛中获得冠军。同时，身体状况也逐渐好转，直至恢复正常，至今老毛病也没有再犯，得以继续坚持从事学术研究，深感欣慰。

朱英教授（右一）与章先生参与学术活动

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在1998年原任历史文化学院院长的马敏升任副校长，为选新院长学校有关部门在学院进行民意测验。性格内向很少抛头露面的我，以为与这事毫无瓜葛，没想到许多人推选我出任院长。我只想一心一意做学问，不希望被其他事情耽误时间，以至一直没主动申请入党，怎么能担任院长？于是，以自己不是中共党员为由不愿任院长，校组织部长告诉我，院长是行政职务，非党员也可以担任，但我仍然不愿接受。不知是学校的安排，还是章老师听说这事，或者是学校向章老师征求过意见，随后不久章老师主动找我谈话，劝我不要坚持婉拒。他主要讲了三点，一是对我的身体有利，因为担任院长后就会有些事需要处理，不再终日不离开书桌；二是对改变我的内向性格也有利，因为必须要见各种人，而且要在公开场合多讲话；三是可以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增长多方面的能力。我印象很深刻，章老师还说了许多，包括他当年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出任校长。其实，只要章老师开口我都不会再拒绝，但章老师不想强求，故而谆谆善诱，说透道理。后来，许多同学和朋友都说我的内向性格改变了不少，确实在这方面产生了明显作用。任院长期间，我有意向章老师学习，他当校长时实行“副校长负责制”，让副校长拥有充分的权力，能够切实解决问题，我则是让副院长在分管事务内拥有实权，提高工作效率。

在担任院长两年后，学校又安排我兼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向教育部申报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起初我也不太愿意兼任此职。我们华中师大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在1988年获评全国首批国家重点学科，当时是全校唯一的国家级重点学科。近代史研究所由章老师一手创办并担任首届所长，在国内外近代史学界享有盛名，继任者有刘望龄、罗福惠、严昌洪三位所长，均感压力甚大，我担心自己能力不够，无法胜任，实则害怕研究所的发展如果滑坡自己要担责，同时也担心如果申报重点研究基地不成功怎么办。另外，当时是由“章门弟子”中的大师兄严昌洪任所长，现学校要我任所长，严昌洪改任副所长，我说这怎么行，大师兄已经出任所长数年，现在却改任副所长，说出去会令人很不理解，对我们两人都不好。但学校却说你们的大师兄严昌洪对这样的安排没有意见，要我不必有顾虑。稍后，章老师也找我谈话，要我放心大胆地去做，他会在后面鼎力支持。大师兄的高风亮节和章老师的宝贵支持，使我无法再推辞，从2000年开始我就院长和所长一身二任。可喜的是，在学校的大力支持和全所同仁的努力下，我们顺利获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随后第二次评审全国重点学科，在通讯评审中我们的中国近现代史学科总分超过90，获得优秀成绩且排名第一，从而得以免除复评而直接入选国家重点学科。

兼任所长之后感觉担子更重，教育部对重点研究基地有严格要求，实际上要接受学校和教育部的双重领导。在新形势下人文学术研究受到了更多复杂因素的影响甚至是干扰，章老师曾对我说过两句话：资源要争取，学术须坚守，我时刻铭记于心，努力照行。章老师还让我大胆干，平常事务他全不过问，有重要事项也不是下命令，只是稍加点拨，提醒我关注。例如在辛亥革命100周年到来的前几年，他就对我说辛亥革命研究是我们的学术品牌，现在虽不是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但我们作为研究重镇需要在百年纪念之际推出新的标志性成果。于是，全所同仁多次开会制订研究和出版计划，随后努力写作，最终推出了《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其中代表著作为《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共计4卷、200余万字），另还出版了《辛亥革命史事长编》（10卷本、500余万字），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献上了一份学术厚礼。

担任院长和所长之后，我才深切体会到在章老师的率领下，我们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具有代代相传的优良学风与学术传统，而这正是一个学科得以持续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硬件只要有钱就可以改善，但优良学风与学术传统却是钱买不来的。在我们近代史研究所，这么多年来从未发生过“内哄”，人事关系十分融洽，每个人都一心问学，各有自己专攻的领域，有重大项目则集体攻关。所谓科研单位“一山不容二虎”的较普遍情形，在我们研究所根本不存在。师兄弟之间只有正常的学术竞争，没有非学术性的争斗，更无什么权力之争，只有互相谦让。在此过程中，章老师也注意协调人事关系，发挥每个人的特长，关心每个人的成长。有件事或许记忆不很准确，但也很值得一述。1995年博士生导师的评审首次下到学校进行，我和马敏都认为师兄严昌洪和罗福惠应该先评为博导，所以不准备申报，而严、罗二位师兄则认为我们成果较多，以至刚开始都没有申报。章老师知道此事后，最后要我们四个人一起申报。评审时学校还请了好几位校外的专家，据参与评审的专家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后来介绍，章老师对我们四人的情况作了介绍和说明，意思很明确，就是希望四人能够同时评为博导，这样对学科发展有利，最后投票的结果是四人都通过了。除了内部关系融洽，我们研究所与历史文化学院之间也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按照教育部相关规定，研究所作为重点研究基地有相对独立性，但我们在整体上又是历史文化学院的科研机构之一，党政工团均由学院统一管理，事实证明这种融洽关系对于促进华中师大整个历史学科的发展多有裨益。

不知不觉之间，章老师已年逾九旬，我们也年过花甲，但大家都庆幸先生身体健康，一定能长命百岁。2010年10月我陪同章老师和师母一起应邀赴日本访问并出席迎接辛亥革命百周年学术活动，抵达日本时前来接机的陈来幸教授告知野泽丰先生几天前刚不幸逝世，章老师听后十分悲伤。野泽丰教授是日本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名学者，很早就与章老师建立了亲密的联系，并捐资在华中师范大学设立了野泽丰奖学金。听说野泽丰教授是在庆祝“米寿”活动后身体不适，住院治疗无效而逝世的，两天后师母对我说以后章老师不再做寿了，包括“米寿”和九十大寿，后来征求章老师的意见，章师也说就听师母的意见不举办活动。但在章老师九十寿辰到来时，我们总感觉无任何表示实在说不过去，时值章老师11卷本文集经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们提出在章老师生日这天举行一个文集出版座谈会，仅限校内人员参加，会后在校内桂苑宾馆就餐，准备一个生日蛋糕，简单表示祝寿之意，对于这个安排章老师和师母均表示同意。事后，校外的“章门弟子”都埋怨我没有邀请他们出席这项活动，我只好说明是与章老师商量的结果，与会者仅限校内人员。

2017年我又陪同91岁的先生和师母一起应邀出席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第一届“陈克文中国近代史讲座”暨该所成立五十周年（1967-2017）庆祝活动。章老师神采奕奕，分别作“理想与现实——孙中山的亚洲梦”以及“文化危机与人性复苏”的主题演讲，我也在座谈会作了题为《章开沅先生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报告，香港史学界朋友都欣喜地看到章老师身体健康，中气十足，非常高兴。这年我已61岁，担任近代史研究所长达17年，感到随着年龄的增长，守成有余，开拓不足，遂萌生辞去所长职务的想法。向章老师汇报这一想法后，先生表示理解并同意我辞职，随后正式向学校递交了辞职报告。但学校组织部门在学院和研究所听取意见后，大家都希望我继续干下去，校领导还说研究所是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所长一职不同于院长，不受任职时间限制。但我决心已下，屡次找学校领导要求辞职。马敏见我实在不愿再做所长，表示他从校领导职务上退下来后，愿意接任所长，学校也表示同意。马敏的这一举动出乎我意料之外，外间也有少数人不理解，但我们师兄弟之间的想法都非常单纯，互相照顾，互相支持，只为学科和研究所的发展考虑，个人方面的得失则很少计较。我将马敏的想法告诉章老师，先生也认为很好，表示支持。就这样，当年5月我得以从所长一职脱身。学校较隆重地举行了一个所长换届仪式兼座谈会，章老师也出席并致词，说“我来参加这个仪式，一个是慰问一下朱英，再一个是欢迎马敏归来”。听到章老师这话，身上似有一股暖流通过，感到非常温暖。

朱英教授与章先生应邀出席“陈克文中国近代史讲座”

四、恩师感人事迹的点滴回忆

在章老师身边学习和工作40年，耳闻目睹了先生许多感人的事迹。印象较深的是2012年11月，马敏和我与章老师及师母一起前往苏州出席《苏州商会档案丛编》全集首发式。活动结束后，先是跟随先生到医院看望住院的苏州档案馆一位名叫叶万忠的老同志，他当年与我们一起整理编辑苏州商会档案。见面后，叶老十分激动，说没想到世界著名的章教授还亲自从遥远的武汉到医院来看望他，我们从旁看到两位老人相见的亲切情景，十分感动，也明白了当年许多朋友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的答案，即苏州档案馆为什么不就近与苏州大学历史系合作，而与相隔这么遥远的华中师范大学合作编辑苏州商会档案，除了章老师的学术地位与威望之外，其待人亲切不忘共事老朋友的人格魅力，无疑也起了很大作用。即使当校长期间，在路上见到清洁工或是在学校食堂见到员工（章老师几乎每天都去食堂买早点），章老师也都热情打招呼，并详细询问其工作情形，这在桂子山上成为章校长的美谈。

在苏州停留期间，章老师事先安排的另一项重要活动也令我十分感动，这就是寻找唐文权（1940-1993）老师的墓地，前往扫墓。唐文权老师原是苏州一所中学的语文教师，虽未曾读过大学，只读了中专，但有家学渊源，业余时间热衷于近代史研究，尤其对难度甚大的章太炎研究颇有见解，经人介绍与章老师取得联系，寄来了几篇学术论文，章老师阅后认为此人颇具才华，在史学研究上有发展前途，遂征得本人同意将唐文权老师调入华师近代史研究所。唐文权老师在评教授时，曾因无大学文凭而受阻，章老师又出面为其说项，帮助他顺利评上了教授。非常不幸的是，年仅50岁出头的唐文权老师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因患肝癌，医治无效而逝世，葬在苏州。唐文权老师去世那年，章老师正在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任客座教授，没能出席丧礼。据师母介绍，章老师此次来苏州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给唐文权扫墓，听了这话令我心头一热，没想到章老师这么细心和重情重义。唐文权老师的墓地先前已托人找到，就在一座茶山上，似乎是私人墓地，只有唐老师与其父母葬在此处。由于前一天下雨，而且经茶山到墓地并没有路，全是山泥，上下十分困难，同行的我们都担心已经86岁的章老师会滑倒，但先生执意要上去，我们只得找人拿铁锹在山泥地里挖出了一些阶梯状，然后前后左右扶着章老师慢慢上山，扫墓结束后，下山较上山更为困难，耗费了很长时间章老师终于平安下山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同时也为章老师此行所深深感动。

从苏州回武汉的路途上，章老师对我说：2013年是唐文权逝世20周年，他发表了那么多高水平论文，但生前却没能出版一部论文集，研究所能否在其去世20周年时编辑出版一部《唐文权文集》？我听后更为章老师细心周到的考虑，以及对唐文权的一片情义所深深感动，当即表示没有问题，一定完成任务。随后，曾与唐文权合著《章太炎思想研究》的罗福惠师兄，率领研究生承担了挑选和编辑《唐文权文集》的任务，于2013年8月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章老师还为文集撰写了序言，高度肯定了唐文权的学术贡献，借以“缅怀故人的可贵业绩与深挚友情”。现在重读这篇序言，真是思绪万千，情意绵绵。

敬爱的章老师虽然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的学术与精神永存。先生常勉励弟子曰：“历史是划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同时特别强调：“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我们一定会继承先生的遗愿，更加努力地前行，传承先生的史德、史魂，真正做到使“华师学脉，源远流长”。

章开沅先生千古！

2021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