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沙俄到苏联，再到哈萨克斯坦的中国研究学术史

【导言】

斯维特兰娜·科日罗娃教授是哈萨克斯坦资深国际问题学者，政治学博士，现任阿斯塔纳国际学术综合体中国和中亚研究中心主任，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美国国际研究协会成员。科日罗娃教授曾担任哈萨克斯坦古米廖夫欧亚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军事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总统行政学院教授，曾获哈萨克斯坦独立20周年总统荣誉证书、哈萨克斯坦人民大会勋章、2016年科学发展功勋等奖项。科日罗娃教授拥有丰富的教学科研经历，曾主持参与多项俄罗斯、美国、英国、波兰等国的国际科研项目，在国际期刊杂志上发表多篇术文章，参与编写多部学术著作和教材，主要关注哈萨克斯坦和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哈关系、地区安全和移民等问题。

科日罗娃教授

2021年4月27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施越助理教授邀请科日罗娃教授进行了线上讲座，讲座主要围绕当代哈萨克斯坦的中国研究学术脉络展开。科日罗娃教授将哈萨克斯坦这一学术领域的起源追溯到18世纪沙俄的东方学传统，并叙述这一传统在当代哈萨克斯坦学界的现状。科日罗娃教授作为这一传统的传承者，为哈萨克斯坦学界培养了一批中国研究的人才。从本次讲座中，我们可以管窥沙俄东方学传统在19世纪至21世纪初的延续和发展，也可以洞悉哈萨克斯坦当下国别和区域研究所处的情境。

今天的讲座将主要围绕沙俄和苏联的中国学发展这一主题展开。因为这对于当代哈萨克斯坦学界来说意义重大，是当代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的主要学术传统。

俄罗斯东正教驻京传教团（1715-1956年）的研究活动奠定了俄罗斯汉学（синология/Sinology）和中国研究（китаеведение/China Studies）发展的基础。传教团在中俄关系的建立与维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为俄罗斯培养了第一批汉学家，是当时中国问题研究的中心。传教团的任务为研究满、汉语言，以及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传教团的世俗成员包括一些高校和神学院的青年学生。他们广泛研究中国的医药、数学、文学、儒学、历史、地理、统计数据和律法。驻京传教团培养了诸如比丘林（Н. Я. Бичурин, 1777-1853）、科瓦列夫斯基（О. М. Ковалевский, 1800-1878)、卡法罗夫（П. И. Кафаров, 1817-1878）、瓦西里耶夫（也译作王西里，В. П. Васильев, 1818-1900）等第一批著名的汉学家。他们的学术遗产在后苏联空间各国的汉学发展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比如，东正教第九批赴华传教团领队、修士大司祭乙阿钦特（比丘林）的译注《北京志》，成为随后欧洲学界编写的北京城指南的奠基之作。比丘林也对中国地理著作《大清一统志》做了粗略翻译。比丘林是俄国东正教传教团历史上成就斐然的第九批传教团的领队（1808-1820年）。他与学生一同在世界汉学研究中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比丘林的著作涉及中国与相邻地区的地理、历史和文学，他是出版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和汉语字典的第一人。比丘林的贡献还在于，他开始翻译了有关中亚各民族的汉语文献。长久以来，中国的翰林收集了诸多有价值的资料，积累了许多关于邻近民族的信息。我们对自己土地和历史的了解，很多都来源于比丘林的翻译作品。例如，《古代中亚各民族历史资料集》无论从所用文献的数量上，还是从历史问题的覆盖范围及中文文本翻译的完整性来看都是比丘林最宏大的一部著作。比丘林创立了汉语教学法，该教学法于1730年在俄罗斯第一所中国问题研究学校付诸使用。这所学校位于恰克图，起初规模很小，后来发展成为一所专门学校。

比丘林

1837年喀山大学成立了中国教研室。由比丘林和同为传教士的卡法罗夫（П. И. Кафаров，1817-1878，亦根据其教名译巴拉第）编纂的两卷本中俄字典已经完成，即《汉俄合璧韵编》（1888年续完）。这部字典也用于教学。后续又出版了四卷本的大字典以及孔孟经典的译本。著名学者波波夫（П. С. Попов, 1842-1913）同样出自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团，他的作品《中国刑法史略：古代至十世纪下半期》（1880年）至今已翻译为多种欧洲语言，被认为是中国研究的经典之作。

至1837年，喀山大学汉语教研室共有50名毕业生。1855年该教研室转移至圣彼得堡。王西里（В. П. Васильев, 1818-1900）是喀山大学最为著名的一位毕业生，他是圣彼得堡大学中国教研室主任。他的著作包括一些中国文集、中国文学和儒家学说的翻译作品等。圣彼得堡历史档案馆如今还珍藏着瓦西里耶夫为学生制定的教学计划和课程大纲，其中包括中国历史、断代史、地理、经济和文学。这种经典的教学法，在苏联时期和当代各国的中国问题研究的教学中一直广为沿用。瓦西里耶夫也着手制定历史、语言和文学的教学法，为沙俄时期的中国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阿列克谢耶夫（В. М. Алексеев, 1881-1951）是同样知名的汉学家，也是俄罗斯最早翻译司马迁和蒲松龄作品的学者。他也以收藏中国钱币著称。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保存着他收集的系列藏品，此外他还十分钟爱中国的年画。起初他想围绕这些方面来撰写自己的学术论文，但后来从事的是中国哲学的研究，也正是他奠定了中国精神文化研究的基础。当代俄罗斯的中国问题研究中较为著名的作品有马利亚温（В. В. Малявин, 1950-）的《中国文明》，科布泽夫（А. И. Кобзев，1953-）与他人合编的多卷本《中国精神文化》等。

在革命和战争年代，俄罗斯的中国学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20世纪60年代，斯卡奇科夫（П. Е. Скачков, 1892-1964）出版了著作《中国研究书目索引》。这部作品至今都具有极高的价值。作者收集了自17世纪至20世纪初所有被翻译的作品，同时收集的还有作者的生平和著作的相关信息。这对于研究中国历史的人来说极具价值。斯卡奇科夫的这部著作已多次再版，它也是我进入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第一本阅读书目。

齐赫文斯基

苏联及俄罗斯的中国研究领袖人物是齐赫文斯基（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 1918-2018）。齐赫文斯基从事孙中山相关的研究。他于20世纪40年代在苏联驻北京总领事馆工作，并出席了194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后又组织毛泽东主席访苏。齐赫文斯基留下很多关于这些事件的回忆录。回国后，齐赫文斯基曾担任俄罗斯外交部外交学院院长，中俄友好协会名誉主席等。他关于中国改革、辛亥革命、康有为、周恩来和近代史的著作被视为中国研究最珍贵的资料来源之一。他的另一著作《俄中关系：资料与文献》也多次再版，深受欢迎，书中详细收录了领事报告、往来信函、翻译文件等史料。这一著作在苏联时期被视为是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哈萨克斯坦学者在当代的研究中依然会使用它。

季塔连科（М. Л. Титаренко, 1934-2016）曾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所长30年。他于196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是学校里的第一位来自苏联学生。他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对墨子作品的译介，以及关于中国文明和改革的著作都多次再版，享有盛名。

接下来，我必须提到我在莫斯科攻读副博士期间的苏联科学院东方学所所长贾丕才（М. С. Капица, 1921-1995，或译为卡皮查）。他于1950-1952年间担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他的著作多与苏中关系相关。在我读书时，我们通过他的《中国：两个十年，两位政客》（1969）、《中国：三个十年，三位政客》（1979）来了解中国的六七十年代。遗憾的是，这些著作在当下多少有些被遗忘了。我本人于1988年进入哈萨克共和国科学院工作，当时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中亚语言文化。次年赴莫斯科，到苏联科学院东方学所进修。贾丕才所长在接见我的时候，认为我很适合研究中国历史，就劝说我进入东方学所的中国研究室攻读副博士，以清代中俄关系为研究方向。我就这样与中国结缘，在贾丕才所长的引导下，逐渐成长为中国历史和当代中国问题研究者。

米亚斯尼科夫（В. С. Мясников,1931-）如今已经89岁。他的《清帝国与俄国》出版于1985年，是我们的教材用书。他最为重要的著作，成为俄罗斯的中国学瑰宝的是《17－20世纪边界交涉史》这一专著。米亚斯尼科夫从苏联时期就着手编纂、收集资料，这本专著于1995年出版后多次再版。该书对哈萨克斯坦也十分珍贵，其中收集的档案文献、材料涉及到我国的历史边界。

当我开始研究新疆时，最先接触到的著作之一就是苏联学者别尔格尔院士（Я. М. Бергер, 1929-2016）的作品。他是苏联最早研究新疆的学者之一，副博士答辩论文为《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经济地理特征》（1962）。他是地理学的副博士，但后来的研究也涉及到新疆的历史和农业。当下哈萨克斯坦学者会利用他的所有研究。

当我们谈论苏联的中国研究时，十分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当时出版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相关的研究多为内容多、篇幅长的大型专著。哈萨克斯坦学界主要基于俄罗斯学者的著述进行研究。当代俄罗斯中国研究的新一代学者产出了许多有意义的学术成果。由于时间关系，下面我将仅介绍哈萨克斯坦学界引用较多的学者。波尔加科夫（В. Я. Портяков, 1947-）早在苏联时期就开始研究中国的经济。他是期刊《远东问题》（?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的主编。他著有一篇关于俄罗斯中国研究的回顾文章。当代俄罗斯有很多学者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研究方向也很多元，学界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出版了许多重大著作，如齐赫文斯基主持编写的10卷本的《中国通史》。

在哈萨克斯坦，卢佳宁（С. Г. Лузянин, 1956-）有关普京外交政策与“转向东方”的研究，有关能源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的文章，沃斯克列先斯基（А. Д.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1960-）的《俄罗斯与中国：双边关系的理论与历史》都十分著名。此外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现任所长马斯洛夫（А. А. Маслов, 1964-）对中国人行为的潜规则进行了观察。他是第一个在中国少林寺学习的欧洲人（毕业于1996年）。他近日发表的《中国在心理上永远不会当第二的国家》一文十分有趣。在描写中国向数字化转型过程时，他提到中国一直以来都有收集文献档案的传统，对积累信息充满热情。因而，在中国最先掀起信息革命也正是情理之中。哈萨克斯坦学者也常引用塔夫罗夫斯基（Ю. В. Тавровский, 1949-）的作品，如《新千年的中国、俄罗斯和他们的邻居》。他在哈国深受欢迎与尊重。2015至2017年间，他从连云港出发行游历至霍尔果斯，从丝绸之路的起点一直到霍尔果斯口岸的哈萨克斯坦部分。

加布耶夫（А. Т. Габуев）的学术成果很有趣，且知识性强。他的最新文章《中国仍是唯一在结构上与中亚经济互补的大型经济体》中对哈萨克斯坦也有所涉及。卡申（В. И. Кашин, 1948-）的文章涉及中国发展的各个方面，包括科学、航天事业的发展等。这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因为当代中国研究主要往往聚焦政治与国际关系，我们更想了解中国的军事战略、建设、技术等发展到了什么水平，然而这些信息通常较难获得。卡申正是是涵盖这一广阔研究领域的学者之一。接下来，不能不提及杰尼索夫（И. Е. Денисов），与上述学者的研究领域不同，他主要研究中美关系，特朗普政府，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的外交政策。在最新的著作中，他也尝试触及中亚研究。中亚毗邻中国，同时也在发展与美国的关系。对于我们而言，这是一个相当艰难的时刻，因此我们对这类作品很感兴趣。

为什么我要向你们谈及这些作品？因为正如我已指出，这些是我国学者引用最多的研究成果。而我国的中国研究队伍还未成型，并没有太多严谨的学术研究。苏联时期，汉语教学的机构分布在莫斯科、圣彼得堡、赤塔、塔什干和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五座城市。许多哈萨克斯坦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在塔什干大学的东方系学习。

哈萨克斯坦最著名的汉学家是哈菲佐娃（К. Ш. Хафизова, 1939-）。她曾在塔什干学习。其著作涉及哈中关系的现状、领土划界等问题。但她的主要从事历史研究和汉文文献的翻译。她撰写的著作《清帝国与哈萨克汗国》不久前再版。她对汉文文献进行了翻译，部分研究是基于我的老师、哈萨克共和国科学院维吾尔研究所邻国关系室负责人莫伊谢耶夫（В. И. Моисеев）收集的档案史料。

哈萨克斯坦科学院

哈萨克斯坦在苏联时期设有维吾尔研究所，我曾在那里工作过。研究所创建于80年代，是一家专门从事中国新疆历史和经济发展的封闭式研究机构。我在那里研究过清代新疆的历史。研究所里还有伊朗语文学学者、突厥语文学学者。但不幸的是，随着苏联的解体，该研究所被改组为哈萨克斯坦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室，转而开始以语言文学研究为主，此前的学术传承自此断裂。

如今，哈萨克斯坦的中国研究仅在高校教育的框架内发展，而非在科学院的体系内。在大学中，有一些与孔子或者当代中国相关的答辩论文，但并没有关于中国历史或双边关系的系统性研究。除了瑟罗耶什金（К. Л. Сыроежкин, 1956-）的作品外，着实没有能够对中国作出广泛深入分析的成果。阿迪勒·考克诺夫（А. С. Каукенов）的著作也常见诸报端。他的研究涉及双边关系的现状以及哈中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安东·布加延科（А. Бугаенко）关于中国政治、经济领域的作品也值得一读。

当下哈萨克斯坦有一些年轻人正在尝试学习开展相关研究。但问题在于我们没有一个可以培养研究型人才的研究中心。年轻人来找到我们这里追求学术研究生涯，但是薪水很低，而且没有发展的机会。于是很多人转而下海经商。科学正在丧失自己的地位，这是非常可悲的。现在我们有很多掌握汉语的人，但是完全不知道有关中国的基本学术著作。他们不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地理，这就是问题所在。当然，我们正在尝试推行一些教育项目。但不幸的是，这些项目并不是总能成功，但这依然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国关于中国的信息非常零碎且不准确。尽管目前哈萨克斯坦在华留学生的规模达到14000人，学者们也会去中国参加会议，但这只占全国人口很小的比例。总体来说，民众对于我们的邻国中国只有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因此，发展哈萨克斯坦的中国研究是非常迫切和必要的，并且应当在国家层面作出决策。

当我在哈萨克斯坦国防部下属的军事战略中心工作时，我们对中国的区域及军事政策做了研究。俄罗斯学者彼得罗夫斯基（В. Е. Петровский）也参与了相关课题。但这些成果并没有成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我主要研究中国西北地区的相关情况，这是一个狭窄的研究领域。我希望更多的学者进入这一领域，更多涉及中国历史、经济和文化的著作问世。有时我们的研究成果，并不总与现有历史事实、历史文件、资料来源等相一致，这成为了学者们的一个难题。很难去说服、去论证事件的真实情况如何。因此，对哈萨克斯坦及其他独联体国家来说，发展中国研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但是我们希望，新一代的学者将渐渐崭露头角，我们也可以发展出自己的学术研究。现在有很多哈萨克语授课的学生在历史学、国际关系学专业学习。我们计划为他们开设一门通俗有趣，并且具有知识性的中国历史课程。因为学生们对当代中国已经足够了解，但是关于历史的知识还存在很多空缺，如草原和中华帝国之间关系的历史等。当然，我们知道中国的中亚研究已经取得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成果，期望有朝一日哈萨克斯坦的中国研究也能开创这样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