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ets, Minds, and Money: Why America Leads the World in University Research,
米盖尔·厄奎奥拉（Miguel Urquiola）著，哈佛大学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360页，35.00美元
许多人认为美国大学对欧洲大学的赶超发生在二战之后，因为欧洲经过战争摧残，欧洲大学元气大伤，且国家百废待兴，教育支出捉襟见肘；大量欧洲科研人员，特别是犹太科学家因为躲避战火和纳粹迫害，移居美国，助推了美国科研实力的跨越式发展。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主任米盖尔·厄奎奥拉（Miguel Urquiola）在去年出版的《市场、头脑和金钱：为何美国能引领世界大学科研》（Markets, Minds and Money: Why America Leads the World in University Research）一书中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即美国高等教育为何在内战前不重视研究，而内战后又迎来了科研上的腾飞。为此，他分析了顶尖研究型大学的转型之路，试图揭示它们是如何从一开始的积弱积贫到后来的强势崛起。
内战前的美国学校有一个专门的词，叫antebellum college。顾名思义，当时的college和如今的university有着本质不同。美国1776年建国初期，大学只提供本科教育，没有研究生部。美国学子想要深造，只能远赴欧洲英、法、德等国留学。在欧洲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黄金时期，美国是遥远大陆的“局外人”。
当初的美国大学之所以不兴科研，据厄奎奥拉分析是自由市场原则所致。美国最早一批大学本质上都是教会学校，具有浓厚的基督教各宗派色彩。举例而言，哈佛、达特茅斯和耶鲁就是由新英格兰地区的公理会（Congregationalist）建立的，而普林斯顿的缔造者是长老会（Presbyterian）。这两个教派在美国历史上是出了名的办学大户。而其它一些名校，诸如哥伦比亚大学和威廉与玛丽学院则隶属于圣公会（Anglican），布朗大学是浸信会（Baptist），罗格斯大学则是荷兰改革宗（Dutch Reformed）所创。一些社会经济地位并不高的教派，比如卫理会（Methodist）等也纷纷加入办学热潮。因为它们的领袖意识到，在没有宗教迫害的美国，教会无法一直充当“那些弱者和无祖产者”的庇护所。
既然如此，最初的美国大学，宗派一致就成为其录取学生时的最大考量。对于申请人而言亦是如此，择校只看教派成分。这一时期的美国大学，与其说是现代意义上面向所有人的学府，不如说更多扮演了宗派和阶层“过滤器”的作用。抑或者说，早期的大学其实是教会的延伸，是宗教势力渗透进入世俗生活的工具，是一种身份的自我表达。和同一教派的人上同一所大学，给了当时的美国人，尤其是出身德国改革宗（German Reformed）、贵格派（Quaker）等弱势教派的信众一种身份认同和大集体的安全感。
“办校热”
一场轰轰烈烈的建校运动就此在北美大陆蔓延开来。大学的数量从刚独立时的九所，到南北战争爆发前达到九百所。可以预见的是，许多罔顾市场规模和现实需求的学校，注定是走不远的，很快便因为财力不支而限入危机，一些在之后的岁月中或关闭，或陷入沉寂。
内战前大学所教授的内容，和前沿基本无涉，基本都是拉丁文、希腊文、逻辑、神学这些深受古罗马文化影响的经典课程，个别与时俱进的，会提供医学和法律等实务培训。大学的教学方法也相当落后。如今，美国大学的课堂以氛围自由而著称，学生被鼓励积极发问。很难想象，在独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主流教学法都是老师点名学生背书，或者索性照本宣科。1850年，某个哈佛学生就抱怨：“这所可怜的老派学校为我们迎接未来人生角色所做的准备就是……让我们把最宝贵的学生生涯用在掌握两门公认已经消失的语言上。另外，这些学科说来重视，但老师教起来却敷衍了事，根本没法学到扎实的知识。”
他的话很具有代表性。十九世纪中叶的哈佛，所有课程都奉行小学式教法，由学生背书给老师听。耶鲁大学的老校长杰里迈亚·戴（Jeremiah Day）曾经询问麾下老师是怎么上课的，得到的回答多数是让人朗诵或背书。“少的背三页，多的背八页，具体根据难度来定。”
当时的美国大学一定颇为滑稽，在生源不足的情况下，学校为了生存下去会放宽年龄限制，八到十四岁年龄段的人均可入学。试想一下，八岁和十八岁的学生坐在一起——教室偶尔是校长家的客厅——听老师讲柏拉图的场面。而在大西洋彼岸，同类型课程则已经下沉到lycée（法语的中学）和gynasium（德语的高中）。当时的美国教授，通常一人要肩负几门课的教学任务，加上薪水低和工作不稳定，使得大学老师并不是具有吸引力的工作。哈佛老校长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就曾表示：“大学要找到称职的教授很难，有几个有才干的美国人愿意干这行？工资低不说，天天都是做些单调乏味的差事，毫无出头之日……”
简言之，内战前的美国，人们对于前沿研究缺乏兴趣，教学质量和人才方面远远落后于欧洲，而这一切的根源，就是厄奎奥拉所说的对于sorting的偏好。所谓sorting，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人群筛选”，同质化的人喜欢“扎堆”聚在一起。一个人结交的学伴，会影响其长期发展、求职、婚恋乃至学习积极性。所以，大学提供的不仅是教学产品，还有身份和圈层。诚如厄奎奥拉所言，“如今我们谈sorting，着重于社会阶层和种族等因素，但在当时，人们在乎的只是宗教派别。”
折戟的改革
时间久了，这种单调的教育产品自然引起反对。加之内战后，美国工业化进程提速，对于新型科技人才的需求大幅增加，传统大学所授知识与社会需求之间的严重脱节被进一步放大。在这一背景下，一批有识之士开始谋求教改。有人提出根据学生年龄来分班教育，有人建议聘用更多科学家，也有人提倡增设研究生教育，覆盖更多前沿领域。然而，这些早期改革无一例外因为校董会内部保守势力的阻挠而流产了。唯一在教改上获得成功的是耶鲁，得益于其实力雄厚，校友众多，有能力消化研究生教育带来的高昂成本，1861年，耶鲁颁发了美国历史上第一张博士文凭。
耶鲁大学
除了上述失败案例外，在厄奎奥拉看来，更加根本性的原因是因为改革威胁到了大学对于“客群”的sorting功能。1840年代，布朗大学校长弗朗西斯·威兰德（Francis Wayland）曾试图在本科生院的经典人文通识课之外增加当时流行的工程和农业等“平行课程”（parallel course）。事后发现，虽然同属于Brown College，但学习实用性科目的学生和原来的本科生互不往来，学科之间的藩篱和偏见隔断了学生融合的通路。这也折射出当时的社会情绪：尽管工程、冶金、勘探、测绘、农学等在彼时的美国逐渐成为显学，但接受传统精英教育的人并不买账。诸如“农学和工科就是给没有家世背景的弱势群体准备的，而不是用来塑造社会精英”的论调时有耳闻。甚至有人讽刺道：“为什么会有人希望成为更优秀的乡巴佬呢？”
有了失败的先例，才有了后人避免“踩坑”的经验。谈及美国大学的转型，绕不开康奈尔、约翰斯·霍普金斯、哈佛和哥伦比亚这几个响亮的名字，这也是厄奎奥拉在书中聚焦的典型。正是它们的一系列创举，以及部分校长的强大魄力，才推动了美国大学向“重科研、集资金、聚人才”的目标集体转型；而它们在科研上加大投入，要归功于两条“鲶鱼”带的头：一是康奈尔大学，二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两条“鲶鱼”：康奈尔和霍普金斯
康奈尔成立于1865年，因时间较晚，相对而言较少受保守势力的桎梏。创校校长安德鲁·怀特（Andrew White）曾留学德国，对德国大学体制推崇备至。他公开表示，美国在研究生教学上的不作为，正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发展。怀特在康奈尔的改革，得益于创始人艾兹拉·康奈尔（Ezra Cornell）的土地和资金捐赠，这为他扫清了物质上的障碍。前述威兰德的改革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人为制造隔阂和学术“二等公民”，而怀特重视学科之间的平衡。学生不分背景，最终拿的都是学士学位，没有区别。此外，康奈尔从成立之初就提供多学科教育，面向所有宗派招生。
康奈尔大学
康奈尔在制度设计上克服了sorting带来的弊端，再加上资金雄厚，成功实现了创新。需要注意的是，怀特的改革并没有触及保守派的底线：研究生教育。约翰斯·霍普金斯的情况与之截然相反。
这所马里兰州名校的诞生源于实业家老霍普金斯的一片赤忱。他一生未娶，膝下无子，立遗嘱把七百万财产留给“自己的两个‘孩子’”——一所大学和一座医院。他去世后，霍普金斯基金会找到了在伯克利大学郁郁不得志的丹尼尔·吉尔曼（Daniel Gilman），任命他为首任校长。吉尔曼确立的第一条办校方针就是开展真正意义上的研究生教育。这一决定在当时颇具争议，哈佛校长艾略特就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精英，提升人的精神品味，让学生成为更完美的人，而不是教授一些狭窄的专业知识。“如果美国需要化学家、工程师、艺术家、建筑师……那造一些专门性的机构不就得了。”
他的看法，代表了当时诸多校长和教育家的观点。但是吉尔曼等人力排众议，决定把研究生院打造成为霍普金斯大学立足的根本。难能可贵的是，他自己虽非搞研究出身，但理解其价值。“我不会数学，不懂阿贝尔函数，但所有人都知道，数学的进步会带来知识的进步。”不仅数学，他对于科研一视同仁，所有自然科学领域在他治下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吉尔曼尝言：“未来的用处和眼下的好处具有同等价值。”
吉尔曼除了积极物色科研人才外，还热衷于“挖角”哈佛等名校，以至于他曾为此亲自写信向艾略特道歉。到了1884年，霍普金斯已经拥有超过五十位教授，大部分都在德国留过学，习惯于德国学界那套把论文提交给同行和研究生评议、以求获得反馈的做法，这就是后来“同行评议”机制（peer review）的雏形。有人因此戏称霍普金斯是“巴尔的摩的哥廷根大学”。上述举措效果显著，其毕业的博士生一度比哈佛和耶鲁加起来还多。霍普金斯还吸纳了诸如医院和医学院等机构，这为后世许多大学从“学院”（college）转型为“综合型大学”（university）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模板。
霍普金斯大学
厄奎奥拉在分析时指出，吉尔曼和怀特都意识到，美国的教育产品是时候做出改变了。十九世纪早期，只要能满足人们“同派同宗”的诉求，学校就会有好的出路。但到了十九世纪末，专业化和前沿教育成为社会的主流。康奈尔和霍普金斯的成功，倒逼哈佛、耶鲁等老牌大学认真思考是否也要加入教改的行列。而两所大学的反应最为迅速，一是哈佛，二是哥伦比亚大学。
艾略特的强硬和哥大的“幸运”
哈佛的教改要归功于老校长艾略特，他刚上任的时候，面对的是和吉尔曼以及怀特完全不同的问题。哈佛是美国历史最悠久也最富有的学校，加上艾略特对研究生教育嗤之以鼻，所以没有动力去推行霍普金斯式的改革。他的目标有两个，一个是增强医学院，另一个是扩大招生范围，突破只在东北地区招生的地域限制。在这点上，哈佛远不如普林斯顿和耶鲁做得好。据统计，1840年，美国七十五所大学里，三十六位校长是耶鲁毕业生，还有二十二位是普林斯顿毕业生。这两所大学因此得名“美国大学之母”。而耶鲁更是因为其无远弗届的号召力，被誉为真正的“全国性大学”。艾略特改革的一大特色，就是允许学生自由选课，而不只上必修课。这是因为他自己就是“自由放任主义”的信徒，希望给予学生选择的自由。但这样一来，势必会触怒一些崇尚英美人文教育传统的人士。
果不其然，艾略特的改革甫一启动，就遭遇巨大阻力，不光来自校董、校友和教职员工，还来自四面八方。八所新英格兰地区的大学校长都写信给哈佛的校董会，要求保留希腊语作为必修课。要想把改革进行下去，改革者的胆识和魄力就很关键。可以说，艾略特只要走错一步，就会被解雇。当有人要求他解释改革为何如此激进时，他十分霸气地答道：“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因为来了个新校长。”
哪怕是和艾略特关系密切的同僚，对他的做法也有不满。普林斯顿的校长詹姆斯·麦考什（James McCosh）就质问，哈佛这所代表美国传统和古典人文精神的学校，怎么可以把自己的传统抛弃得如此决绝，“不强制要求学希腊文，数学不是必修，而且作为昔日美国清教徒重镇的哈佛，居然可以不要求学生上一节神学课！说出来谁信呢，说给柏林人听，说给巴黎人，说给英国的清教徒听，谁会信呢！”
除了推广选修课之外，艾略特还改革教学方式，要求从过去的“照本宣科”改为讲座式以及课堂讨论，他明确了老师的职责是教学。不过，在席卷各地的“研究生热”浪潮之下，艾略特也未能“免俗”。哈佛在二十世纪前夕建立了研究生院，到了1908年时又新设商学院，并巩固了医学院。改革的成效显著：1880年代，哈佛的招生人数上涨百分之六十六，到了1890年代，更是达到百分之八十九的增速，仅次于康奈尔和普林斯顿。在艾略特任校长的四十年里，哈佛教师数量从六十人升至六百人。
哈佛大学
再看哥大。应当说，哥大曾经是美国最成功的大学，1774年时拥有全美最大规模的捐赠基金，但它崇尚精英式教育，因此同时期学生人数只有哈佛和耶鲁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而且哥大一直在“开倒车”。1797年，它有八位老师，到了1800年代，下降到四个，到了1809年，有人警告说哥大要变成文法学校了（grammar school）。哥大衰落的过程，恰好是纽约市不断发展的过程。城市大了，移民大量涌入，但哥大的招生数量一直上不去，学生平均年龄只有十五岁。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是哥大素来只录取纽约市的圣公会精英，而联合学院和纽约大学等新成立的本地学校对之构成了强有力的竞争，蚕食了哥大的市场份额。
改革刻不容缓。哥大之所以能扭转乾坤，得益于校长弗兰克·巴纳德（Frank Barnard）的领导有方和一连串戏剧性的因素。首先是靠土地发了一笔“横财”。原先，纽约州议会划拨给哥大的Hosack地块偏僻贫瘠，被斥为只能“种药草和烂树的花园”。但后来哥大把这一当年看不上的地块出租后，拿到了一大笔钱，一举把原先几个“入不敷出”的学院变成了全美国最富庶的学术机构。1870年代，哪怕哈佛赤字运营，哥大也一直保持着健康的财政。到了1899年，哥大拥有全美所有学校当中最大的捐赠基金，夺回了1774年时失去的地位。
校长巴纳德拿着这笔钱，继而建立了矿学院，一时在老牌学府中引领风气之先。而在他的继任者塞斯·洛（Seth Low）的带领下，哥大进一步吸收了医学院，从而能够与哈佛以及约翰斯·霍普金斯分庭抗礼。作为哥大传统优势领域的法学院和文理学院也得到了强化。而后来，来自道奇、哈夫迈耶、普利策和范德比尔特等大亨的慷慨捐赠更是充实了哥大的财力。到了1889年后的第一个十年，哥大的教职员工人数涨了五倍。
哥大一开始没钱、没资源，但在巴纳德手下，用了二十五年的时间成为美国排名前三的世界级大学。反观艾略特，他接手的时候，哈佛就是拥有法学院、神学院、医学院和理学院等院系完备的大学，是美国最大、最富有、最有公信力的大学。四十一年后，他留给继任者的哈佛，和当初接手时差不多。有人便认为，巴纳德的成就比艾略特要大。但厄奎奥拉指出，这种说法并不公允，因为艾略特面对的阻力比巴纳德大得多。毕竟，“哥伦比亚不是变成一所大学，而是重生为一所大学。”
伯乐机制
除了钱和校长们的远见卓识外，办大学还需要有人才。那么如何吸引人才？新型教育依托一种独特的、专业化的教授，但在艾略特看来，1860年前的美国，这一群体是很少见的。如何解决这对矛盾？之前提到的同行论文发表，可以发现和评估研究能力。另一种类似的机制是研讨会。总之，到了1900年代早期，借助这些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美国的顶级大学可以很方便地评估和招揽人才。有科研能力的学者摇身一变，成了“香饽饽”，大学之间互相挖角成为常态。
最擅长此道的当属芝加哥大学首任校长威廉·哈珀（William Harper）。依靠洛克菲勒捐赠的钱和土地，他的建校速度堪比哥大的巴纳德。哈珀不光挖不如芝大有钱的学校，还不惮于把手伸向更高层次的学府。比如他从耶鲁挖走了五个人，从卫斯理女子学院挖走了美国著名的女教育家阿丽斯·弗里曼·帕尔默（Alice Freeman Palmer）。因此，芝加哥在正式“开张”的时候，就已坐拥一百二十个名教授。后来，哈珀将眼光进一步投向人文学科，从密歇根大学挖来了哲学家约翰·杜威。
芝加哥大学
其他没什么钱的学校，只好依靠策略来“巧取”。比如伯克利的校长本杰明·惠勒（Benjamin Wheeler），虽然拿到了州政府的资助，建起了学校，但还是认为自己难以和富裕的私立学校“抢人”。他的继任者威廉·坎贝尔（William Campbell）提出了另一种差异化的竞争策略，核心就是在有才干的青年学者尚未露头的时候就将其招致麾下。比如1928年，坎贝尔就招募了欧内斯特·劳伦斯（Ernest Lawrence），后者当时在耶鲁只是助理教授。1939年，Lawrence成为了加州大学系统里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
教授，大学真正的主人
伯克利不断壮大的过程中，拒绝“近亲繁殖”——即录用本校毕业生。伯克利选择学术上最出色的研究人员，不问其背景和派系，从而促进了大学教职人员构成的多元化。这一变化当然会招致保守的校董和重视“圈层同质化”的家长们的反对，但是摈弃“任人唯亲”标志着美国大学在对人才的吸引上，上了一个新台阶。
伯克利校园
后果之一就是教授们的议价权提高了。不光是工资上涨，还得到了更多闲暇时间。到了1920年，最激进的学校（伯克利和芝大）只要求教师每周上六到八小时的课。芝大校长哈珀又是敢为天下先，“明里暗里”告诉教授们不用教本科生。这之后，各大学也开始提供学术年假，任教满七年，即可享受一整年的假期。
除了待遇更好之外，教授们的地位和权力也水涨船高，拥有对人事任命的决定权，甚至可以否决学校的重大决策。我们如今耳熟能详的终身制（tenure），也是美国大学为了吸引和留住顶尖人才的制度发明。就这样，内战前曾经拿着微薄薪水、一个人身兼几门课主讲、还时刻担心会被炒鱿鱼的教授们，真正成为了大学的财富和灵魂，成为了大学的主人。
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在一次访问哥大时曾把哥大教授们称为“大学职员”。他的话音刚落，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伊西多·拉比回应：“抱歉，总统先生，我们不是大学员工，我们就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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