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书馆的战争

当来自新经典的编辑老师发来约稿邮件时，我担任图书馆馆长的时间已经接近十年了。

熟悉我译作出版的朋友基本上都很清楚，近年来，由于专注于德文经典名著的译介，我已经很少接受当代英文作品的翻译请求。少数接受的作品包括约翰·勒卡雷的新作《鸽子隧道》与《间谍的遗产》，阿莉·史密斯的意识流小说等——前者是世所公认的英语间谍文学大师，后者则是出版作品不多却已被誉为“剑桥著名小说家”的英国文坛新秀。英语在他们身上已经不能算是一门普遍使用的语言，而是作为验证方法论的工具，以一种“独凿金矿”方式跳着人们难以轻易模仿的舞步。可是，本书作者苏珊·奥尔琳作为一名长期为《纽约客》杂志撰稿的记者，笔下所用的完全是另一种英语：是那种供普罗大众每日阅读的报刊式英语。国内读者对苏珊·奥尔琳的了解可能仅限于一部名为《改编剧本》的电影，这部影片以元电影的形式完成了针对苏珊那本畅销书《兰花贼》的影视改编幻想，但这一切也已经是快二十年前的往事了。

《亲爱的图书馆》

所以为什么要选择这本书呢？除了我在第一次阅读时就已强烈感受到的电影感之外，最重要的原因还是选题本身：《亲爱的图书馆》是以1986年4月29日洛杉矶中央图书馆纵火案为叙事线索，将人类文明聚焦到洛杉矶图书馆建馆史上之后，再娓娓道来的一本杂谈小书，内容涉及到图书馆运营的方方面面。作为图书馆人，其中许多看似细微末节、外人难于理解的地方，我却能马上与自己的图书馆联系起来——这种超越一般常识之外的“理解”，令我产生了微妙的亲切之情。国内的图书馆人自然不少，英文译者数量或许还要更多，但能够译图书馆故事的图书馆馆长，恐怕没有几位。因此，在得到约稿邀请之后，我很快就同意了：如今本书早已译完，对于当初的决定，也并没有什么感到后悔的地方。可以说我是幸运的，但另一方面却又十分惭愧，因为在完成译稿的过程中遭遇了包括新冠病毒疫情在内的诸多意外，原本约定的交稿时间延后了许多。也得亏编辑老师的体谅与鼓励，让我在作为图书馆人的至暗时刻咬牙挺住，坚持了译者这重身份，才令本书最终得以顺利出版。

1986年4月29日洛杉矶中央图书馆失火现场

然而，在这篇以“图书馆战争”为题的导读中，最先要讲的却并非图书馆人面对“图书馆书”时所产生的持续而强烈的共鸣，反而需要先来谈一谈“电影感”。《亲爱的图书馆》本身是一部非常具有画面感的、小说化的纪实文学，作者很可能早在创作之初就有了要将全书改编为电影的设想。这一方面是由于“哈利·皮克与图书馆纵火”这桩至今仍未有定论的公案，本身就具备好莱坞电影应有的悬疑感；另一方面则因为案件本身就发生在洛杉矶，创建于此且历史悠久的公共机构，难免会与此地辉煌的电影产业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以洛杉矶为背景拍摄的电影数不胜数，限定在好莱坞视角上的同样不少，远如上世纪五十年代由大导演比利·怀尔德拍摄的《日落大道》，近如2017年时斩获多项学院奖的《爱乐之城》，又或是昆汀·瓦伦蒂洛致敬好莱坞黄金年代的迷影作品《好莱坞往事》——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影片都在有意无意地透露一项事实，一项在洛杉矶这座城市里或许人所共知的事实：辉煌一切的源头，首先是蛮荒西部。哈利·皮克的故事亦是如此，无论是关联上《华氏451》这种反乌托邦小说，还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历史传说，这则故事都带有不可抹除的美国西部特征。凭借着敏锐的记者嗅觉，苏珊·奥尔琳也意识到了这点，因此，在对洛杉矶图书馆史上的另一位传奇人物查尔斯·卢米斯进行描绘时，她特地强调了1884年时、卢米斯从中东部的俄亥俄州徒步前往加州履职的“西部朝圣之旅”：卢米斯戴帽檐特别宽的斯特森宽边帽，穿莫卡辛软皮鞋，而且是一辈子都这样穿——这正是西部牛仔的其中一种标准配饰。

完成全书译稿之后，依照多年以来的习惯，我将初稿打印了一份出来，这样不仅方便校订，也让稍后添加注释时的定位工作变得异常简单：只需要马克笔和便签条就能处理得很好。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在处理这份译稿及其他一些繁琐事务的同时，我刚好需要在自家图书馆的书库内完成很长一段时间的值守任务——与其说是任务，不如认为是不得不去履行的义务。总而言之，值守期间，我将译稿给好几位朋友翻阅过，并且询问他们对此书的意见。得到的回复，基本都认为这本书非常具有电影画面感，仿佛场景和对话近在眼前似的。其中一位朋友花费好几天时间读完了全稿，我们随后开始讨论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电影化之后由谁来扮演哈利·皮克最合适？”

洛杉矶中央图书馆中的受损书籍

如果您是在读完了全书之后再来阅读这篇导读，那么您多半会发现，脑海中浮现出这个问题几乎是必然的结果，因为哈利·皮克实在太特别了，特别到连至今还没有以他为主角的电影都成了一件颇为稀罕的事情。我们讨论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洛杉矶特有的气氛，认为丹麦导演雷弗恩的《霓虹恶魔》整体上很有哈利·皮克所处世界的调调，那是一种小镇青年到大城市寻梦的生猛与迷茫。具有哈利·皮克气质的当然也不是范宁饰演的杰西，而是那位可能是二流或者三流、但绝非一流的时尚摄影师——那位由卡尔·格洛斯曼饰演的、连名字都很难让人忆起的角色。格洛斯曼的瞳距、眉眼、三角区，他微笑时嘴唇上翘的角度，尤其是那对不怎么有神的眼睛和天生的卷发，只要染成金色，几乎马上会令人怀疑他就是哈利·皮克本人。在《夜行动物》中，格洛斯曼扮演的小角色被抓进警察局、在审讯室里靠着墙与杰克·吉伦哈尔对质时，简直就像是本书中哈利·皮克受拘留场景在大荧幕上的重现。况且，格洛斯曼自在《爱恋》中担任主角起，他的表演所表现出的那种略带阴柔的暧昧感，也正如同哈利·皮克公开的同性恋身份一般。

在一系列对好莱坞实际选角毫无推进作用的讨论当中，难免会诱导出另一个难以回避的争议性问题：“真的是哈利·皮克放的火吗？”

作者在书中提供了一套对应推理，译者在脑海中也存在着一套对应推理，但这些在文章中却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说出口的，因为问题本身即为全书所存的最大悬疑：折损读者兴致的事情，无论作者还是译者都不会去做，这是自然。不过话说回来，如果哈利·皮克烧了我家开的图书馆，那我肯定会感到非常难过——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毋庸置疑。

我的图书馆开业于2011年11月11日，最多的时候共设有三间配有独立阅览室和书库、可供对外借阅的图书馆机构，另有两处完全不对外的书库，以较为紧凑的方式存放整个图书馆系统内归置保存的大量图书以及其他各类收藏品。2018年年中，因故永久关闭了一间对外开放的分馆。2020年疫情期间，其余两间分馆同样保持着关闭状态，但书库的维护还是照常。此时此刻，我正坐在江汉路总馆的主阅览室内撰写这篇文章，图书馆依旧没有恢复以往彻底对外的标准，仅对迫切需要借阅的少数预约客人开放。我所开设的这套图书馆系统总共有七万册藏书，以动辄百万册藏书的城市公共图书馆标准来看，至少在藏书数量上可以说是没有丝毫可比性的。但是，这里却是中国华中地区收藏德文原版书籍最多的机构，原版艺术书籍的数量与丰富度也远远超过一般的高校图书馆。因此，身居武汉的外籍人士与高校教师，德语研究者和艺术爱好者们，在需要查阅较为冷门或稀缺的资料时，这座位于汉口繁华市中心的私人书馆便成为了他们的备选项之一。

文泽尔书馆的部分藏书（图片来自文泽尔）

上文已经提到过，在译介《亲爱的图书馆》的过程中，我多次感受到了远隔千里之外的洛杉矶中央图书馆同我自己所开的小图书馆之间存在着的种种具体而微的联系。行文至此，或许需要对这句话稍加修正：世间所有的图书馆之间都是彼此联系的。纸寿千年，图书馆的寿命则近乎永久。即便是被战火焚毁的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也藉由不灭的故事传说与历史文本，在人类文明中得以长存。

人类历史上有据可查的最早图书馆是建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尼尼微图书馆，那已经是两千六百多年前的事情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公共图书馆则是张之洞等人主持开办的湖北省图书馆，开馆于1904年，比江南图书馆还要早三年。2016年4月时，作为华中地区尚属罕见的私人图书馆运营者，我曾经受到湖北省文化厅的邀请，以“读书·藏书·写作”为题，在这座全国最先开办的公共图书馆内举办过一场大型演讲。当时接待我的图书馆人饶学锋老师，在演讲开始前也同我讨论过与本地图书馆历史相关的一些问题。“其实每座城市都有许多类似您这样的民间图书馆机构，武汉市也有不少，有些还开办了很多年。”——我记得他当时说过的其中一句原话是这样的。从已知的经验来看，这句话是确凿的。我在欧洲生活了许多年，从大学时代算起，直至今日，已经见过数不清的私人图书馆，它们遍布欧亚大陆乃至非洲的大小城镇和乡村，是将基于爱好的收藏品俱乐部化的其中一种方式。这些图书馆的运营者们通常都会以定期读书会的方式来维系固定读者群体，在诸如田宫二战模型、梁铭越古琴、有川浩轻小说《图书馆战争》等等细得不能再细的领域展开一系列讨论。比如，在像布拉格这样的传统大城市，导演史云梅耶家开的小店旁边不远处就有一间以定格动画为主题的私人图书馆；在我曾经居住多年的南德小城维恩斯塔特，就有以贵腐葡萄为主题的定期读书会，会馆的相关主题书籍收藏也早已达到了专门图书馆的规模。欧洲的这类图书馆经常会印刷单色传单和海报，持之以恒地吸引那些拥有相同兴趣爱好的“单打独斗者”们，保持圈内人群的更新流动，能够发展壮大当然就更好了。

小型图书馆的发端，多半是创始人的私人藏书。积累到了一定数量，同好们三番五次地怂恿，有场地的借出或者租出场地，有收藏的借出或者捐出藏品，有空闲的来帮忙维持运作，天时地利人和齐聚，冲动之下就开起了第一间图书馆。不止国外，许多国内的私人图书馆也是如此开办起来的。五年前，我曾经以书店负责人这一重身份前往北京，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多位同行聚会，探讨国内书店行业未来的发展可能性。所有这些书店从业者当中，两位来自江苏甪直古镇的老人同我最谈得来，因为他们所开的也是私人图书馆。不过，这间名为“作文博物馆”的、古色古香书馆的主打收藏领域，却与专注于原版书籍的“文泽尔书馆”大不相同：或许与江浙一带藏书楼的历史有些渊源，这里收藏的是各种学堂读本，其中包括直隶学校司鉴定、天津官报局排印的《蒙学课本》，以及京师大学堂的一些刻本教材。只是因为藏品总数不多，不好定名为图书馆，才取了博物馆这一称呼。但它本身却也兼售普通出版物，同时还向游客开放作为客栈来使用，这倒与本书中的洛杉矶中央图书馆开辟众多社区功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文泽尔书馆一角（图片来自文泽尔）

其实，图书馆无论大小，除了单纯的借阅之外，多少都是会提供其他一些服务的。我所开的私人图书馆同样提供过一段时间的夜宿项目，举办过定期电影放映会，与长期合作的出版机构开过几场诗歌朗诵会——提前报名的参与者们在来自高校的主讲人带领下，轮流朗读废名、叶芝或者惠特曼的作品。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之前，我们刚刚给书馆新增了黑胶收藏类目，我个人贡献出自己所收藏的数百张德意志留声机公司“红头大禾花”老唱片，打算在开春后陆续举办几场古典乐试听会，想看看能不能通过同城活动将汉口热爱古典乐的黑胶迷们聚集起来，结果因为疫情只好作罢。除此之外，原本计划好要举办的几场个人收藏品展览，也因为疫情后公众场所聚集政策上的改变而取消了——这些收藏品包括我在欧洲四处搜集来的十八、十九世纪德文及英文古书，日本、中国台湾与香港三地出版的多种手冢治虫漫画，以Polybag形式封存的乐高主题人仔，还有大久保博人原创的大量搪胶制潮流玩具。当我们在网络上查阅某间图书馆的对外介绍时，总是能够在醒目位置找到它引以为傲的藏品宣传：大家都知道要发挥自己的优势领域，总是如此。扬州的“边城书店”主打古籍珍本和明清家具，所以他们也向读者提供古籍修复的服务。我个人在原版书籍、黑胶唱片、蓝光影碟和玩具方面有所积累，当然会尽力对外推广这些内容。《亲爱的图书馆》中列举出了洛杉矶中央图书馆的几项重要收藏，其中最具故事性的当数地图和名人签名。前者等于说是将一间无人继承的“私人地图博物馆”整体吸收到了自身的馆藏当中，后者则纯粹是那位极富个人魅力的馆长施展小伎俩建立起来的收藏。不得不说，在将私人收藏“占为己有”这件事情上，公共图书馆具有道义上的天然优势，但这也正是私人收藏在部分领域能够达到公共图书馆难以企及高度的绝佳证明。私人创立的藏书机构，纵使以公司的模式来运作，两三代人经营，大半个世纪时间，已经算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了。清朝陆心源藏书多达十五万卷，修建名为皕宋楼的藏书阁，也只传到儿子辈，就统统卖给了日本人。洛杉矶图书馆1873年正式对外开放，仿佛轻而易举地就拥有了一百五十年历史，却已经算是公共图书馆中的后辈——哈佛大学图书馆甚至都快四百岁了。许多私人图书馆、藏书楼都毁于战火，要么就是因为家业衰败而被迫变卖，甚至直接被抛弃，夷为平地，公共图书馆却能够得到政府和民众的支持与厚爱，即便遭到焚毁，也可以很快恢复元气。那么这是不是表示，以个人收藏为基础来建立私人图书馆、私人博物馆，其实是件毫无意义的事情呢？实话实说，以整个人类文明为尺度来看，恐怕确实如此，近乎“以有涯随无涯”了，但对于收藏者本人，却是“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事实岂不就是如此？举目国内外，开设私人图书馆的人不多，藏书之人却不少。寻常也就是在几家一二手书店、网店进出买卖罢了，藏书重复率极高。稍微花些时间与金钱，大多数人的私藏都可以复现。至于爱好签名本、限量本、绝版书的，不过再多找些地方、多找些人而已。可如果因此说现代的“私人藏书”不过如此，却又十分狭隘，因为哪怕藏书不读，个人所建立的这份书目、所选择的版本，也是个体经历的诚实映射。它是一种创造而非重复，一旦脱离藏书者，这份书目也难以为继。譬如我的七万册藏书，假使我意外身故，它的总量便很难再有增长，至多在一些丛书系列上可以查漏补缺，却无法预知系列中哪些单本是我个人因为阅读偏好而拒收的。现代大型公共图书馆的“坏处”就在这里——因为要满足所有人的阅读需求，它几乎要无条件地接纳所有书，这就让它无可避免地走向同质化、走向大而无当。照此看来，整体吸纳私人藏书，反而是公共图书馆取得自我个性的一种有效方式了。作为私人图书馆运营者，作为一名藏书家，我总是尽力避免与任何公共图书馆的馆藏产生交集，若这交集非存在不可，那也要尽力避免它的扩大。无论哪个细分领域，收藏讲究的总归是“人无我有”这四个字，即便拿的都是相同的版本，那还有品相、签名、钤印、故事可言——我相信这是所有收藏家皆患有的一种通病。

长期以来，中国国家图书馆都在致力于联结全国各地的图书馆系统，无论公共还是私人的，概不例外。通过持续不断的联络沟通，国图逐渐建立起了一套可以覆盖到全国所有重要图书馆的庞大网络，除了能够让图书馆人们经常进行交流、了解业内动态之外，或许在未来还能实现所有藏品的数字化共享。作为一家民间图书馆，我们曾经多次收到国家图书馆的来函，其中一些是调查性质的纸质问卷，对图书馆的藏书数量、藏书种类、来访人数、工作人员情况等诸多方面进行非常详细的问询，并且收录到国家图书馆对外公开的一份数据年报当中。国家图书馆也曾将专门印制好的年报发给我们过目：数据显示，类似我们这样的私人藏书机构，具有一定规模的，全国共有七十多家，但那已经是好几年前的数据了。似乎是自2017年开始，国家图书馆推行年报无纸化，后来的版本转为电子文档，我就没再关注了，也就无从知晓数据的变化。和许多国家一样，中国有专门针对图书馆人发行的报纸，名为《图书馆报》，亦有专门针对藏书者的报纸，名为《藏书报》。后者的总编王雪霞女士是位十分和气、得体的读书人，也有要将古籍收藏界发扬光大的无限热情，无奈当代年轻人多爱用微信抖音，连实体书都嫌占位置，更别提古籍了。藏书圈玩来玩去，哪怕买书如山倒，终究也不过少数人的游戏，式微态势很可能已经难以避免。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过去之后，各种形式的电子书籍确实成为了许多人阅读时的主流选择，私家藏书既已如此，图书馆岂不愈发孑然。同样一座书馆，不到三个月之前，我们还在为防汛抗洪做准备：当时的汉口水位离1998年洪灾的最高水位只差一个小孩的身高，江汉路总馆距离江滩仅有数百米距离，又是位于旧英租界的百年老宅内，内涝严重，不得不将大批珍品书籍转移。

新冠之后又来洪水，这就像是洛杉矶中央图书馆内的藏书才逢大火又遭水灾一般。但我们毕竟是私人机构，请不起费用动辄数十万美元的专业烘干团队，于是只好动员全部可以动员的力量来救书。书馆收藏的原版艺术书籍基本都是用奇重无比的厚实铜版纸全彩印刷的，全精装。依照本书中专业人士的说法，这类书无论是遇火还是遇水，都是救不回来的蠢物，足可以完美论证“水火无情”这一常理。大批的Steidl、Hatje Cantz和Taschen，大批的美国文库、Routledge和Springer，少量的德文古书和“岛屿丛书”，少量的精装和平装网格本……对于藏书家而言，没有什么收藏是值得舍去的，诚如没有哪本书的搬运是容易的。守护图书馆的执著已经不再是一个能够以金钱和时间来考量的问题，而是纯粹、持久的热爱。所以，当这些最终统统得以保全，我也终于能够在此安心地为这篇导读敲出最后的几个字时，各位读者们的图书馆战争，恐怕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