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我们不甘也好，屈辱也罢，曾长久为中国学生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的成功，励精图治，终于在甲午战争中一举打败大清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并咸鱼翻身变鲜鱼，成为曾经的老师的老师。
斯时，正值清朝末期，有识之士借甲午海战中国惨败一事，展开了忧国忧民的大思考、大辩论。“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不再是危言耸听，先驱如梁启超等已率先发起向西方学习的倡议，但由于西方路远费巨，于是，忍下屈辱，向成功拷贝了西方先进经验的日本学习就成为当时的首选。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晚清政府开始了教育改革，在全国各地纷纷办起了新式学堂。而随着新式学堂的设立，缺少现代教师就成了当务之急。作为教育改革的措施之一，晚清政府在向日本派出公费留学生的同时，也延聘了一些西方和日本教师来华办学，教授中国学生各种新知识和技能等。不过派出公费留学生不久，晚清政府就发现这些留学生在接触了新思想、开阔了视野回来后，有点不服天朝管了，结团组社，宣传日化了的西方思想，寻求变革，这让本就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晚清政府如临大敌，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大事儿。正值此时，受经费所限，重视教育的洋务派代表张之洞以请日本教师比西方教师便宜为由，向朝廷提出奏请，请求以朝廷名义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延聘日本教师来华任教。
此事正合圣意，而日本国内也正因受“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影响，重新考虑与西方争夺中国资源过程中的对华政策，“清国保全论”就是这时提出来的。所谓“清国保全论”，实质上就是以“帮助中国”为借口，排斥其他西方列强谋求独占中国的策略。日本“清国保全论”倡导者们认为，从长远来看，文化植入无疑是最佳手段。恰巧清国提出聘请日本教习赴华执教的请求，让从中不仅看到商机更看到政机的日本政府大喜过望，“必须”欣然应允。
一时间，大江南北黄河上下或政府或各地方势力的学堂纷纷延聘日本教师来任教，迅即刮起了一股“日本教习风”（当时，来华执教的日本教师被统称为“日本教习”）。据统计，最盛时，共有五、六百日本人同时在华任教，以当时国人对日本之态度以及中国社会的复杂现状，这可谓是相当不容易的盛事了。
中国延聘日本教习，目的无外有二，一是希望日本教习教授中国学生日本学到的西方先进经验、技术，二是希望针对现状，给贫穷、落后的大清开出一剂良方，学习怎样才能不挨打，怎样才能富国强兵。但遗憾的是，这些来华的日本教习，虽然有些人确实是为了给中国培养人才而尽心尽力教书育人，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还是冲着那比在日本工作高出三、四倍的“给料”（工资）而来的，是单纯的为了“谋衣食”。水平低者，只能教教日语，日语也教不好的，则沦为街头浪人。水平高者如二叶亭四迷（京师警务学堂教习），服部宇之吉（京师大学堂师范总教头），藤田丰八（东文学社教授，后台北帝大教授）等，却又不屑于只是教授中国人日语等，他们除了“谋衣食”外，还有游历中华、考察中国，以及不足为外人道的向中国年轻人灌输日本文化等多重目的。田冈岭云就是此时被罗振玉聘为上海“东文学社”日语教师的，也是这批日本教习中的佼佼者之一。
中为田冈岭云
田冈岭云生于明治三年（1870年），卒于大正元年（1912年），曾入职或主笔如投书杂志《青年文》以及《万朝报》和《中国民报》等知名杂志报刊。著述有《岭云摇曳》、《壶中观》、《明治叛臣传》、《数奇传》、《霹雳鞭》等，此外，他还是著名的《支那文学大纲》和《侠文章》的合著者之一。田冈经常在自己经营的杂志《天鼓》上撰文批判资本主义、鼓吹妇女解放。是日本近代著名的作家、文艺评论家、思想家。但因其文字针砭时弊，且言辞犀利，主张非战论，力挺自由民权，多描述下层贫民生活等，因此不受当局待见，致使其著述屡屡被禁。
田冈逝世四十年以后，即1952年，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家永三郎、西田胜等开始研究他的思想。这时，他才逐渐引起日本学界的关注。家永三郎曾评价说：“他的代表作接连受到禁止出版的处分，这正好说明其笔力是何等的犀利。”藉此，田冈岭云的著作也被重新整理出版。可以说，田冈身后比生前更有名。
田冈岭云虽年仅42岁即离开人世，却先后三次来到中国。第一次是从1899年5月到1900年6月，受聘于上海的日本语学校东文学社。初次来华任教，让田冈眼界大开。同很多日本人一样，田冈完全沉浸在战胜“支那”的喜悦中，骨子里看不起中国。上海执教一年，让他头脑清醒起来：“……上海是支那第一开港城市，是个浓缩于方圆几公里的小世界……但我不仅从上海看到了支那，也隐约看到了世界。”感于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这次旅华经历让他产生了一种复杂的对华感情。
对田冈来说，第二次来华意义最大，影响也最大。这次和另两次性质不同，他是作为随军记者被派到中国来的。作为《九州日报》的特派员，田冈于1900年6月底跟随日本派遣军来到天津，日军是为了镇压义和团运动而出兵中国。当时日本主流媒体把义和团称作“乌合之众”，认为“义和团运动会很快平息”。田冈是抱着好玩、看热闹的心态前往天津的。“进入炮火之中实乃一大趣事”，就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由此也可看出，对于出兵中国的侵略行为，田冈岭云是乐见其成的，换言之，当时的他尚无反战意识。
然而，抵津后，田冈尚未体验到真正的枪林弹雨，就从塘沽到天津的途中目睹了一个个凄惨的情景，这让他意识到战争绝非“趣事”。
且看他在随军纪行文《战袍余尘》是如何描述中国一个小村庄的战后余劫景象的：“最先映入我眼中的，是在村头人家的门前，一个被烧焦的人趴在地上，但这样的并非只有他一人，还有倒在沿途路上的，有被烈火烧死的，全都让人可怜。”此外他还看到了其他记者的记述：“这十几日来的交战中，顺流漂到河边的清人尸体不计其数，有的四肢腐烂，有的没有头颅，有的缺手缺脚，有的还露着头盖骨……”
这一切，对于抱着轻松心情随军来津等着看日本与西方列强一起瓜分中国利益的田冈来说，不啻是兜头一桶冷水。这盆冷水让田冈对战争的认识产生了质的变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文明之战不会伤及无辜（日本政府一直忽悠国民在中国进行的是文明之战），而这与战争实为悖论。只要有战争，只要是充满杀气的地方，不可避免会伤及无辜。
在驶往天津的轮船上，田冈岭云开始将目光转向同船士兵。在《战袍余尘》中，他是这样描述在异国作战的同胞：“想想这三千士兵，出征到千里外的天涯，枕大刀而眠，梦中亦难得安宁，心中挂念着东方无依无靠的父母，怀念着独守空房的妻子，哪怕是因过度疲惫勉强入睡了，梦中的魂魄也必会飞向故乡。而一旦和敌兵交锋，就不知明日是否还有性命可存……可怜的这些兵士们，他们有可能在异国他乡的刀剑中丢掉性命，甚至尸骨也会干枯在异国的土地上，而献出的热血不过成为染红将官胸前徽章的颜料……”
设身处地感受日本士兵的心境，下船后又耳闻目睹了真实的战争、暴行后的惨状，这一切使田冈受到了深深的震撼，也彻底改变了他的战争观。田冈一举蜕变为人道主义者，用后世日本学术界评价他的话：“中国之行，让他从天皇信仰中解放出来。”从以前只考虑日本利益到从大局来看世界和平，似乎可以说，田冈岭云已经成为一名反战人士。回国后，田冈不遗余力地揭露战争的真面目，为此差点入狱丧生，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理念。
田冈岭云第三次是从1905年9月来华任教的，直到1907年7月回国为止，这一阶段他担任江苏师范学堂的日本教习。第三次来华时，可以说田冈的对华观已经彻底转变了，他在《吴王之旧都》中这样描述自己的见闻：“一看到，其山之容，河之姿，其野色，其树影，其村落，其人家，其塔其桥，其舟其帆，曾经读过的诗句，就仿佛是画轴在面前展开般……”从这些留世的文字足可看出他对中华风物之喜爱。到了中国，“领悟到自己不过是个‘井底之蛙’，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
田冈岭云之墓
三次旅华经历使田冈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折，狭隘的民族主义得到了颇为完美的升华。田冈本来是个“东洋恢复论”者。“东洋恢复论”出自杉田定一的《经世新论》，认为日本作为“东亚的先觉者”，首要任务是挽回整个亚洲衰弱的态势，携手受西洋威胁的亚洲国家一起与欧美各国抗衡。说穿了，就是鼓吹日本应率亚细亚全土民众与欧美诸国争雌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先后三次在中国见闻和感受，让田冈本已走向歧路的“东洋恢复论”被冲刷得干干净净。他坦诚地对外直言，日俄战争期间自己鼓吹的开战论是“以短见为耻”。由此也可以看出，田冈确是一位肯勇于承认错误的思想家。（文/万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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