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取士为中国锢弊文明之一大根源”？
雍正间李洛说：
制科之业，始自前朝，三百年中，风气屡变，大抵文本于六经。先儒者纯粹典雅，如商彝周鼎，其精釆不可磨灭。从子史百家出者，傲岸豪迈，如龙跃虎啸，其奇变不可端倪。隆万以前，文恪、荆川诸先正，融贯经史，元气浑沦，煌煌盛世典型，称为有明宗匠，信不诬也。嘉靖末季，归太仆为文字中兴，能于先儒之理畅然言之、精寔醇朴，不事纤巧，真文之雄者。嗣后穿插埋伏之法生，尖巧峭拔，刻削已甚，虽开后无限法门，而浑厚之气渐且衰薄矣。启、祯诸公，才气横肆，率多怪异弘敞！不循町畛。（《制艺说》）
也正因此，八股文被视为明代的代表性文体，就如诗、词、曲分别被视为唐、宋、元三代的代表性文体一样。
但光绪间梁启超却说：
八股取士锢塞人才之弊，……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弊皆于此。（《戊戌政变记》）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看看李洛对明代八股文的热情洋溢的赞美，再看看梁启超对八股文的愤怒声讨，我们不禁要问李洛和梁启超：你们看到的真的是同一种文体吗？
是的，他们看到的都是八股文；但又不是，李洛看到的是雍正之前的八股文，梁启超看到的是雍正以后（尤其是光绪年间）的八股文。
维新派对八股文的攻击，目的并不是要进行文体改革，他们只是把“废八股”当成砍向“旧制”的第一刀。戊戌维新派对八股之弊的声讨远不止这些，他们同时要废除的还有试帖诗、小楷，康有为的奏折标题就叫《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把八股文、试帖诗、小楷放一在起，是因为这三种东西都是没有实用价值的。这种“无用”不是针对于讲信修睦、化成天下的德治实践而言，而是针对近代中国所面对的洋枪洋炮而言的。
戊戌变法是一场除旧布新的运动，废弃中国旧制度，接受西方科技文明。而除旧布新的核心问题是“人才”问题。科举是隋代以来主要的人才选拔方式，八股文则是明清科举考试中最重要的文体。八股文身上，聚焦着明清社会的人才观。在戊戌维新派看来，这种人才观已经不能适应近代社会历史变革，八股试士形式所选拔出来的“人才”已经不足以应对西方科技文明的挑战了。于是，他们就把八股文当成是诀别旧制度的第一份祭品。
在戊戌诸君子对八股之害的指摘中，“禁用后世书、事”是最为严重的弊端。其中，康有为的表述最为特别，他说：
惟垂为科举，立法过严。以为代圣立言，体裁宜正，不能旁称诸子而杂其说，不能述引后世而谬其时，故非三代之书不得读，非诸经之说不得览，于是汉后群书，禁不得用，乃至先秦诸子，戒不得观。（《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
“以为代圣立言，体裁宜正，不能旁称诸子而杂其说”，这是明清官方功令的真正意思，但康有为在后面加上几句话：“故非三代之书不得读，非诸经之说不得览，于是汉后群书，禁不得用，乃至先秦诸子，戒不得观。”其传达出来的意思是：科举立法过严，不准士子读三代以后之书，不准士子读四书五经之外的其他书；其结果是诸生荒弃群经、谢绝学问。康有为甚至对光绪帝说：“台湾之割，二万万之赔款，琉球、安南、缅甸、朝鲜之弃，轮船、铁路、矿务、商务之输与人，国之弱，民之贫，皆由八股害之。”（《上清帝第二书》）由此逻辑地推出“亡国者，八股也”的结论。在这一步步逻辑推衍之后，康有为问光绪帝：“皇上知其无用，皆废之乎？”此时的光绪帝已被说得热血沸腾，便断然回答：“可！”
其实康有为这里有一个陈仓暗渡。八股文入圣贤口气，故不能旁称诸子，述引后世。这的确是乾隆之后的官方功令。但禁读三代之后书，这却不是官方功令。谁见过哪朝哪代的朝廷会禁止读三代以后书？（秦始皇是个例外）但康有为为了耸听而不惜危言，把个别父兄师长的“禁读后世书”说成是“科举立法”，那么八股之弊就不仅是文体之弊，而是制度之弊，因而“废旧制”也就势在必行。这种“盛世危言”成功地说服了光绪帝，掀开了变法维新运动的序幕，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
但“科举立法（或叫官方功令）禁止士子读后世书”，这并不是历史真实。这种说法在八股文身上蒙上了妖魔化的面纱，让今人看不清八股文的真面目。我们必须明白康、梁游说的策略性，康有为把“官方功令禁用后世书”演绎成“官方功令禁读后世书”，又以自身的科举经历把八股文命题方式的极端形态（截搭题）当成八股文命题常态，这两大策略性表述都曾被今天的一些学者当成真实的历史。康、梁当年有理由如此表述，我们今天却没理由如此接受。因此，我们有必要还原历史真相，真正认识八股文的性质、特点及其必然消亡的历史原因。
乾隆帝为八股文戴上致命的重枷
在乾隆朝之前，八股文是士子学人的全部儒学领悟与知识积累的集中呈现。学贯百科、识通古今者，其临文之际，思接千载，千头万绪齐聚笔端。如黄淳耀的《人而无信 章》题文，其中间两股分别暗用燕君疑苏秦和马援戒兄子的典故。有人认为，此文以春秋战国后事杂于圣人口气中，乃崇祯间习气。康熙间著名理学家陆陇其则认为：“圣人之言，后世变态，原都包得尽。只论切不切，偏不偏，暗用自不妨。”陆陇其指出，入后世事于圣人口中，“此法从来有之，非始崇祯”。（《一隅集》）乾隆朝之前，“入后事于圣人口中”的写法虽招致微词，但并未成为禁忌。
而且这种写法并非出于消极无奈，而是更好地理解圣人。明末顾伟南评陈子龙《象日以杀舜章》文云“作孔孟题不得以后世事比埒者”。但道咸间的钱振伦则认为：“若此等题不以后世事比拟，想象而出，则圣人情法之厚何由而白？余遇用史之作，辄欣赏，以其可以佐经之穷，而非以史夺经之谓也。”（《制义卮言》）这是钱振伦表达对时禁的不满，它更象是明代人对待“入后世事”的态度。
钱振伦《制义卮言》
禁止在八股文中述引后世，这是基于对“入口气”的这样一种理解：“代圣人言，不得用汉后书汉后事，以为孔、孟周人也，安得知汉后事？”（徐勤《中国除害议》）更加具体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如果是入成汤语气，则不能引《周易·爻彖》《尚书·泰誓》等书；如果入孔子及其弟子之口气，则不能入战国以及战国以后的书与事；如果是入孟子及其弟子的口气，则不能入周以后的书或事。“入口气”者，“第一人称叙述”之谓也。既然是第一人称，当然不可能知道后世的一切，这有似于戏剧中的代言体。
“禁止引用后世事暨书名”由一种代言体理念发展到成为官方功令，在明清时期是经历过一个漫长的过程的，明初至乾隆之前的八股文，虽然有“尊朱注”“入口气”以及字数、格式、避讳方面的规定，但毕竟还是一种限制较少的标准化考试的文体。也正因此，明代的巨儒硕彦、道学性灵都可以在八股文中各展风骚，成一代文章之美。顺治、康熙两帝并未过于着意于八股文风，只是强调遵朱注、戒剿袭。至雍正帝开始重视八股文风与士习，他三令五申提倡清真雅正文风，但仍未留意于八股文的具体作法。而且他对写作戒律似不以为然，他说：“至于古人临文，原无避讳，诚以言取足志。若存避讳之心，则必辗转嗫嚅，辞不达意，嗣后一切章疏，以及考试诗文，务期各展心思，独抒杼轴，从前避忌之习，一概扫除。”（《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间石印本。下简称《事例》）
乾隆帝的登基，宣告八股之厄的降临。乾隆帝是真真正正的“稽古右文”，他对文学情有独钟，他不仅是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史上最为高产的诗人，也是明清两代最懂八股文的皇帝。
人们往往反感于“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但事实上，有时候“内行领导内行”更可怕。
乾隆元年，即令方苞编《四书文》。他说：“国家以经义取士，将使士子沉潜于四子五经之书，含英咀华，发摅文采，因以觇学力之浅深，与器识之淳薄。而风会所趋，即有关于气运，诚以人心士习之端倪，呈露者甚微，而征应者甚钜也。”（《事例》）首先为时文作一番“尊体”的铺垫。然后历数明代制义王、唐、归、胡、金、陈、章、黄诸大家，指出清初刘子壮、熊伯龙根柢经史，为后学津梁。于是开坊选之禁，让士子得睹先正名家之风范。
乾隆二十四年，乾隆帝又于顺天乡试中式第四名边响禧文内找出“饮君心于江海”之语，认为这是“芜鄙杂凑”之语。“若他卷寻常舛谬，正不可悉数。盖由典试事者不能别裁伪体，而所好或涉新奇，士子揣摩效尤，不知堕入恶道。此病自有科目以来，皆所不免。”（《事例》）乾隆帝自认为比考官更有别裁伪体之本事。
乾隆朝有大量谕旨专谈制义文体，表明他对制义流派的熟知，他说：“有明决科之文，流派不皆纯正，但如归有光、黄淳耀数人，皆能以古文为时文，至今俱可师法。国朝人文蔚兴，前如熊伯龙，后如李光地辈，并根据理要，而体裁自见闳整。至若张照等之步趋李光地，亦知仿佛先民矩矱，虽所诣不深，要尚不失于正。”（《事例》）明确提到“以古文为时文”的写作宗旨，俨然制艺中人了。
乾隆四十四年，大学士于敏中带他孙子于德裕去见乾隆帝，问起闱中诗文，其首艺有“朝廷自有养贤之典，何臣子偏为过激之辞？小臣意为弃取，而大君驭富无权。”对此，乾隆帝批驳道：“语意俱与朱注不合。朱注云：‘孔子为鲁司寇时，以思为宰。’是思乃孔子家臣。九百之粟，即夫子所与，非受禄于鲁国，更非颁禄于周室也。‘朝廷’之语，鲁国尚不足以当之，而况夫子之家乎？”于德裕卷中还有“夫子行芳志洁”之语，乾隆帝批驳说：“‘夫子行芳志洁’，非六经所有，而以拟夫子，更觉不伦。此实认题不真，及遣词不当之故。”（《钦定科场条例》咸丰二年增订本，下简称咸丰本）乾隆帝俨然一位熟谙此道的八股评家。
这是一位了解时文流变历史和风格流派、熟知时文功用、作法和境界的皇帝，也是一位以此自鸣得意的“乾纲独揽”（《钦定科场条例》光绪十三年增订本，下简称光绪本）、执意掌控科场动向的皇帝。
乾隆帝对八股文的几次宣谕都是在亲自“抽阅试卷”的基础上进行的。他要向臣下及天下士子显示他的目光如炬。乾隆十九年上谕：“而浮浅之士，竞尚新奇。即如今科放榜前，传首题文有用‘九回肠’之语，其出自《汉书》‘肠一日而九回’，大率己莫能知，不过剿袭纤巧，谓合时尚。岂所谓非法不道选言而出者乎？不惟文体卑靡，将使心术佻薄，所关于士习者甚大。”（《事例》。钱锺书先生《管锥编》增订本在谈及“时代错乱”现象时曾提及此一事件。）乾隆帝关于“九回肠”的批评，实为道光以后“禁止引用后世事暨书名”之立法提供定性、基调与案例。可以说，乾隆十九年，八股文被乾隆帝推上了不归路。
皇帝提供案例，规定性质，磨勘官自是不敢怠慢。于是在乾隆四十年，我们看到了第一例“入后世事”被处罚者。此年，程景伊等奏磨勘试卷，“今许士煌卷内首题，既入成汤语气，复引用《周易·爻彖》及《泰誓》书词，其援引错谬，非寻常累句可比。若仅照文内疵谬罚停殿试一科之例，不足示惩，应将许士煌罚停殿试三科。”（咸丰本）关于“引用后世事暨书名”的禁令终于在道光朝写进了《科场条例》，成为正式的法律条文：“文内……引用后世事暨书名，……罚停一科。”（咸丰本）同治十三年采纳鸿胪寺少卿梁僧宝的提议，将罚停一科改为罚停二科，加重了对“引用后世事暨书名”的处罚。自此直至光绪十一年，可以在《科场条例》中不时看到这一类处罚。
道光朝又把“引用后世事暨书名”的禁令从首场的八股文扩大到第三场的策对。“策内不得泛论本朝臣子人品学问，违者照不谙禁例罚停三科。如仅引用人名，并未妄加褒贬者，照‘文内引用后世事’例罚停二科。如仅引用书，并未指为何人所著者，罚停一科。”（光绪本）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因给事中禇成博所奏，礼部对此条有所修正。
以上被处罚的案例还仅仅是磨勘官所发现的，至于考官在判卷过程中对违禁者的黜落，应是一个更大的数字。
光绪元年，给事中郭从矩提出，“禁用后世语”恐怕会导致士子从此不读史书。对此，梁僧宝反驳说：“独不思制艺代古人立言，自有一定之体。在博通群籍者，必能弃糟粕而挹精华，词意之间具觇根柢，何须摭入后世事迹、书名以资笑柄？……且后来典籍尽可施之策对，而中卷内策对空疏者十九，何中卷患才少，落卷独患才多？”（光绪本）礼部采纳了梁僧宝的意见，厉禁照例推行。
“犯下”之禁
除了“引用后世事暨书名”的厉禁之外，“犯下”也于乾隆朝成为厉禁。
侵上（或叫“连上”）与犯下，本是由截搭题的命题方式衍生出来的八股文修辞禁忌，主要是针对破题而言。梁素冶说：“凡作破题，最要扼题之旨，肖题之神，期于浑括清醒，精确不移。其法不可侵上，不可犯下，不可漏题，不可骂题。语涉上文谓之侵上，语犯下文谓之犯下。”（唐彪《读书作文谱》）在明代以至清乾隆之前，避免“侵犯”，只是一种修辞上的追求。道光间路德的《明文明》一书专门对明代八股名家名文进行改写，认为这些名文存在着种种瑕疵，而“侵犯”便是其中较为严重的瑕疵。反过来说，明人并不以“侵犯”为厉禁，只是能避则避，不避则也无关宏旨。
在明代及清初，“侵上”与“犯下”是并提的，但从乾隆朝开始，“犯下”比“侵上”被视为严重的犯戒，因为“犯下”与“入口气”的文体规定关系密切。乾隆初，汪鲤翔说：“宋儒之书，专主说理，其时不为帖括取用，故每以后意明讲在前，如‘举直错枉’二句，注之‘仁’字，‘养吾浩然之气’句，注之‘配道义’字，‘生亦吾所欲’三节，注之‘良心’字等类，今作文以口气为主，则上节断不预透下节，前问断不得即侵后问，界在故也。”（《四书题镜》）《论语》“举直错诸枉”的下文有“不仁者远矣”，宋儒朱熹通读四书，故可以用“使枉者直，则仁矣”来注释“举直错枉”。如果以《举直错诸枉》为题，入孔子之口气，则下文的“不仁者远矣”尚未出现，作八股文时便不能犯下文的“仁”字。此与“入口气”的“第一人称叙事”属同一理念。
从乾隆朝开始，便出现对“犯下”的罚科处置，至光绪十三年修订的《钦定科场条例》，增加了“犯下”的明文处罚条例：“文内有字句犯下者，罚停一科。其长章题偶犯下文一字者，免议。”（光绪本）而“侵上”之禁忌则不出现于《科场条例》中，可见“犯下”之成为厉禁是由“引用后世事暨书名”推衍出来的，是考官、磨勘官揣摩乾隆之圣衷而作出的决定。因为以代言体理念推之，圣贤说话时，自是不可能预知下文。故于时文中涉及题目的下文，性质上等同于“引用后世事暨书名”。
经过乾隆朝的厉禁，再加上嘉、道以后科场禁忌越来越细、越来越多，诸如文字错讹、格式错误（如抬头格式不当）、越幅、文字旁注、挖改（这些禁忌不仅仅用于考核八股文，也用于考核所有科举文体），一不小心，即会被处以停科的处罚，重者则是当科黜落。道光二十四年会试，魏源即因第三场“草稿模糊，辨认不清”而被罚停止殿试一科。（光绪本）甚至“生僻”“费解”这类颇赖考官、磨勘官主观判断的现象，也可以成为黜落、罚科的依据。在这些黜落、罚科的执行过程中，曾出现过“捐免罚科”的现象，即以罚款代替罚科。同治五年御史王师曾奏请“停止捐免罚科”得到了同治帝的采纳，同治帝郑重申明：“近日章程，准以银两捐免，磨勘几同虚设，殊于政体有碍。嗣后乡会试磨勘，罚令停科停殿试者，概不准援案捐免，以肃功令。”（光绪本）面对厉禁之不可动摇，道光以后，士子对待八股文，往往抱着“但求无过”的心理。虽然仍有一些有志于圣学者致力于戴着这副沉重的镣铐写出“以古文为时文”的杰作，但从总体上看，八股文体已经没有给思想、学识和灵性留下多少空间了。
乾隆十九年关于“九回肠”的批示，在乾隆皇帝来说，既是表达其代言体理念，也显示他的博学。这一批示被窥透圣衷的磨勘官于乾隆四十年开始付诸实践，又由此衍生出“犯下”的厉禁。至道光朝正式为“禁止引用后世事暨书名”立法。道光朝成为八股文走向衰败的起点。夏曾佑说：“兹业道光以前尚有足观，咸同以来，便同粪壤，阻绝教化，贻笑外人。”（《论八股存亡之关系》）戊戌维新派所看到的，正是道光以后的八股文。
考官但求无过与父兄师长的规避做法
对于“犯下”之戒条，士子只要在写作修辞上小心从事，即可避免。其他诸如文字错讹、不遵格式、添注挖改等失误，更是如此。而“引用后世事暨书名”则涉及到写作修辞的纯粹性与经学领悟的深刻性、知识积累的丰富性之间的矛盾。入圣人口气而不直接引述后世事，这是“入口气”在修辞纯粹性上的要求，而要在八股文中表达自己对四书五经的深刻而独到的领悟，则需要作者融贯百家而通古今之变。在入圣贤口气的过程中，如何把深刻领悟与丰富学识如盐入水般表现出来，这是每一位八股文作者所应该致力的。道光间郑献甫说：“荆公创经义体以救时敝，使之明义理、考典章、帖语气。学者非考究唐之注疏，研寻宋之语录，则必不能解圣贤之言。非浏览唐之律赋，诵习宋之古文，则亦不能代圣贤之言。何则？言之精者为文，注疏之琐碎，必济以律赋之整齐。语录之腐俗，必行以古文之渊雅，而后义理明，典章确，语气肖。其品似在策论诗赋下，其学实在策论诗赋上。”（《制艺杂话》）强调了学、识对八股文写作的重要性。
张江是康、雍间的制义名家，所作八股文逾三千，但道光间鲁缤（字宾之）则认为张江“不深于古”，其八股文未能真正体现传统学问。他举出他心目中的正面典范：“熟于宋五子书而得其精，自然出之，若无意于文而文自至，此归太仆、唐吏部之文也；熟于荀、韩、老、庄之书，取其奥窔以自镕其精义，不屑屑于宋五子之书，而与其书未尝不合，此章大力、陈大士之文也。”而张江八股文的缺点则是“取资于五子之书而句栉字比，惟恐其不合，卒不免于安排之迹，此晓楼之所以不如古人也。”（钱振伦《制义卮言》）意即归有光、唐顺之、章世纯、陈际泰等善于“化用”，而张江却露出用古的人工痕迹。事实上，不管是明代名家，还是清代的张江，这些人都是因饱读古今之书方使其八股文丰标特立。
然而，面对乾隆朝以来的厉禁，能够做到化用者，其实为数不多，而且也是更高的要求，这对于科目取士这一具有“标准化考试”性质的制度来说，显然要求太高了。厉禁一旦形成，势必产生蝴蝶效应。首先是考官方面，有的持“宁可错杀，决不轻放”的苛严态度进行处罚（如梁僧宝），有的考官则是宁取庸滥以规避责罚，这一点乾隆帝也意识到了，并提出严重警告：“为考官者，倘意在求免吏议，因而吹求摈弃，转谓平庸肤浅之文，似是而非，无可指摘，遂至燕石冒玉，鱼目混珠，则所云救弊，实以滋弊，殊非慎重磨勘本意。……嗣后乡会典试诸臣，务择清真雅正，文义兼优之作，为多士准绳。不得为磨勘周详，反以庸才塞责；更不得因有此旨，遂藉口瑕瑜不掩，以致怠忽从事，负朕崇实黜浮至意。”（咸丰本）
把禁止“引用后世事暨书名”解读为“禁读后世书”、把规避试场戒律转化为蒙昧主义的，不是朝廷功令，而是父兄师长。诚如梁僧宝所说，“博通群籍者，必能弃糟粕而挹精华，词意之间具觇根柢，何须摭入后世事迹、书名以资笑柄？……且后来典籍尽可施之策对。”（光绪本）没有博通群籍，如何能顺利通过二、三场？
明清的八股文写作指南书大都在“作法”之前有“看书”一则，其读书范围都不局限于四书五经。如明代汤宾尹《一见能文》提出“读书而不读经，则说理不精……读书而不读史，则论事不透。”（《一见能文》）光绪间著名的八股文理论家谢若潮，其《帖括枕中秘》专列“求实学”一条，为应试士子开列了一份阅读书单，内容包括五经及相关权威解读著作、四书相关权威解读著作、二十四史、经济之书、词章之书、考据之书，先秦诸子、先秦至唐宋的三教九流之书、先秦至清代各名家文集等等。（《帖括枕中秘》）
谢若潮《帖括枕中秘》
可以说，整个清代，从官方功令、官学课程到八股文的选家、论家，都在强调学贯古今的读书方法。由此可见，禁止“引用后世事及书名”并不直接形成“禁止读后世书”的制度。
结语
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并最终以中国的赔款割地而告终。同时，它也让国人逐渐意识到传统人才观的不适时用。
对于传统中国来说，通经博学之士就是治理天下的人才，它所要达致的社会是一个讲信修睦的大同世界。在明清时期三场取士制度中，首场以八股文试士，其目的在于考核士子的儒学水平，以八股科目为主体的三场取士制度体现了明清时期的人才观。当历史的车轮走进道光二十年，当英人的炮火轰开中国的国门的时候，“以德服人”“化成天下”的思想便成为阿Q式的滑稽，儒学已无法对抗洋枪洋炮，以儒学为核心的人才观已不能适应近代西方科技文明。时代亟需形成新的人才观，培养出迥异于传统的近代人才，从而创建近代中国的科技文明，于是就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运动。而在人才培养、选拔制度方面，八股文也就迎来了它的末日，它已被釜底抽薪了。
康有为、梁启超以摧枯拉朽之势炮轰八股试士之弊，拉开了告别“旧制”的序幕。然而，在他们劝说光绪帝废八股的过程中，他们采用了策略性的表达方式，即以夸大事实、危言耸听的方式把禁止“引用后世事暨书名”表达为“禁止读后世书”，用截搭题这种常见于小试的极端形式去指代八股文的命题常态，把“八股试士之弊”表达为“八股取士之制”。当戊戌维新派把士子不读秦汉以后书（即等于愚民）归罪于八股文试士形式的时候，八股文便成为愚民的罪魁祸首，当然是非废不可了。这是一种煽动性极强的论证策略。对于这类策略性表述，人们不难于从逻辑与事实上予以反驳。就在废八股的一个月后，维新运动风头正劲，有人在《申报》上为八股辩护，以事实说话，可谓掷地有声：
今之訾议八股者，以中国无可用之人材故也，人材何以知其不可用？以中东之役战败故也。姑弗论近世科第进身人员，非加捐保，多半束之高阁，朝廷并非专用八股人材，官吏非以八股治地方，将士非以八股筹守御，试问平壤等处之败，粮械垂诸草野，是八股之咎乎？旅顺之失险要，让诸敌兵，是八股之咎乎？刘公岛之降，举数十年经营，数百万赀财之海军，举诸邻国，是八股之咎乎？他若机器总办之潜遁，电报学生之漏师，皆与八股人材无涉。惟厥后主持和议之大臣，则系八股出身，然其人是非功罪，自有公论，初非以八股为轻重，况中土受困于外国，自昔有然，唐则西京屡失，不闻归咎于诗赋，宋则二帝蒙尘，不闻归咎于经义；何犹以今此之败，集矢于八股？
《八股辨》 申报
是不是也言之成理？
缺乏经史子集的修养，一定不能对四书有深刻透彻的理解，自然也就写不出有深度、有个性的八股文。而对于三场考试制度来说，第二场的论、表、判，第三场的策对，更是对考生的经、史、子、集（乃至法律条文）的综合知识的全面考核。
明清科举史上从未出现“八股取士之制”，要把“八股取士之弊”说成是一种制度，其前提是明清科举取士只看首场，不看第二、三场。晚明以来一直有“三场只看首场”的说法，这种现象也是客观存在的，但问题是它的普遍性如何。事实上，一直到光绪末年，《科场条例》中“磨勘”部分，有大量对第二、三场的处罚，其数量大大超过对首场违规的处罚。这说明考官是三场并阅，而不是只阅首场的。
截搭题是明清科举考试中的一种特殊命题方式，虽偶有出现于乡会试中（陈维昭《小题究竟何时始入乡会试》），但毕竟不是主流。至于康有为所举的《大草》，这样的极端形式从未出现于乡会试上，直至光绪间依然如此。从儒学之完整性、严肃性的角度看，这类题型历来备受批评；但从提高士子应对特殊命题的能力、提高士子的八股文修辞能力的角度看，这类题型训练显然是十分有效的，是一种效果极佳的强化训练方式。用这种题型的“离谱”来证明八股文体的“离谱”，显然是不合适的。
时过境迁，今天面对维新派的策略性表述，我们应该有历史的观点，应该认识到八股文作为明清时期一种取士科目，其文体规定经历过前后变化，康、梁所面对的是已经走入死胡同的八股文。其次，由乾隆朝开始的八股文厉禁，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并非出于愚民的蒙昧主义，也非旨在令天下人不读书，只是它的客观效应导致了规避心理的普遍形成，从而进一步导致“不学”风气的蔓延。在历史的纵横时空中考察八股文，我们方能从制度和文化的不同层面对八股文作出合乎实际的判断。
近代中国的“废八股”之历史必然性，与其说是在于八股文体汩没性灵，不如说，是儒学（它是八股文之根基）及其人才观已不能适应近代西方科技文明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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