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与浪漫主义的三种形式

【编者按】

卢梭既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又是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他以一个启蒙理性主义者的姿态登上欧洲思想界的舞台，最终却以朴实无华的天然情感反对矫揉造作的理性，开了浪漫感性主义之先河，并在之后的一个世纪中衍生出夏多布里昂式的野性、华兹华斯式的暗流涌动、拜伦式的狂放不羁，以及歌德式的狂飙突进等等。《浪漫之魂:让-雅克·卢梭》一书重现了卢梭坎坷多情的一生，解读了卢梭的浪漫主义思想。本文摘编自该书。

在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各国浪漫主义者心中，卢梭的影响如同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如果说《熙德》成为古典主义悲剧的圭臬，那么《新爱洛伊丝》则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典范。在《新爱洛伊丝》中，卢梭第一次把个人情感凌驾于荣誉和义务之上，把炽烈的、未经修饰的纯洁爱情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本书中所发出的那种崇尚真实情感、贬抑虚伪理性的呼声，成为浪漫主义这个新世纪的天才呱呱落地的第一声啼哭。从《新爱洛伊丝》的子宫中，育化出夏多布里昂的忧郁多情的勒内、歌德的殉情而死的少年维特、华兹华斯的恬静幽美的抒情歌谣，以及拜伦的桀骜不驯的地中海海盗。

除了《新爱洛伊丝》，卢梭还以他在《忏悔录》和《漫步遐想录》等著作中所展示出来的忧郁情感、孤独心态、优美的自然景色和那种韵调悠扬、略带伤感的散文风格，深深打动了他那个时代以及后来时代中一切具有浪漫气质的心灵。那汹涌激越的情感巨澜、焕发着神魔般魅力的伤感忧思、恬美幽静的自然情结以及愤世嫉俗的“高傲的孤独”，在夏多布里昂、歌德、华兹华斯、拜伦等人身上以极端的形式再现出来。这些惊天地泣鬼神的文学巨匠在思想、志趣和性格方面是如此地大相径庭，然而他们的胚形在卢梭那里却已经奇妙地混合在一起。此外，在这位沉静腼腆而又偏激狂暴的“日内瓦公民”（卢梭常常这样自称）身上，既孕育着忧郁多情的雪莱和乔治·桑夫人，也孕育着神秘阴郁的施莱格尔兄弟和霍夫曼，甚至还孕育着暴风骤雨一般猛烈的维克多·雨果。威尔·杜兰特在其皇皇巨著《世界文明史》中称卢梭为“浪漫运动之母”，他对19 世纪风靡整个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的特点概括如下：

但浪漫运动是何意？乃感觉对理性之反叛；本能对理智之反叛；情感对判断之反叛；主体对客体之反叛；主观主义对客观性之反叛；想象对真实之反叛；传奇对历史之反叛；宗教对科学之反叛；神秘主义对仪式之反叛；诗与诗的散文对散文与散文的诗之反叛；新哥特对新古典艺术之反叛；女性对男性之反叛；浪漫的爱情对实利的婚姻之反叛；“自然”与“自然物”对文明与技巧之反叛；情绪表达对习俗限制之反叛；个人自由对社会秩序之反叛；青年对权威之反叛；民主政治对贵族政治之反叛——简言之，19世纪对18世纪之反叛，或更精确地说，乃是1760年至1859年对1648年至1760年之反叛。以上浪漫运动趋势的高潮阶段，于卢梭和达尔文期间横扫欧洲。几乎所有这些要素皆从卢梭找到根据。

概言之，浪漫主义的基本特点就是用自由和美来代替荣誉和功利，用情感的权威来代替理性的权威。浪漫主义者大多是一些蔑视现实伦理规范和价值准则的思想叛逆者和行为反叛者，诚如罗素所言：“他们喜欢奇异的东西：幽灵鬼怪、凋零的古堡、昔日盛大的家族最末一批哀愁的后裔、催眠术士和异术法师、没落的暴君和东地中海的海盗。”在这一切奇异诡怪的东西的背后，燃烧着在古典主义桎梏下备受蹂躏的炽烈情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浪漫主义是久经压抑的个人情感对趾高气扬的理性权威的一种酷烈报复，这种报复虽然往往带有病态和疯狂的色彩，然而它却是最真挚的生命情感的充分宣泄。

我们可以把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夏多布里昂和施莱格尔兄弟式的疯狂，它要在粗犷蛮荒的原始丛林和“中世纪月光朦胧的魔夜”中去体验那种神秘而恐怖的快感，抒发延绵无尽的忧思和浓郁的恋旧思乡情怀。夏多布里昂的浪漫主义是美化了的中世纪基督教梦幻与未开化民族的原始野性相杂交而产生出来的一个怪胎，是流亡文学和失落心态的一个产儿，滋养它的羊水是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的刻骨仇恨。这种浪漫主义由于染上了旖旎的异国情调和魔幻般的宗教色彩，所以显得既幽深恐怖又魅力无穷。正如同夏多布里昂在《阿达拉》中所描写的密西西比河畔的原始丛林，那瑰玮奇丽的莽苍景象既令人战栗，又引人入胜。在这远离文明社会的原始丛林中，在雷鸣电闪和狼嗥豹啸的可怕氛围中，那汹涌澎湃的野性的爱情显得格外动人。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卢梭式的激情在一种更为典型化的环境中表现出来，那狂怒的大自然衬托着炽烈的情感，更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这恐怖气氛中的热恋，这焕发着野性魅力的爱情，不由分说地撕开了文明人虚伪的面纱，激起了人们多少浪漫的遐想，以至于在1801年的巴黎街头，追逐时髦的法国人纷纷穿上了野人的服装，头上插着公鸡毛，高声叫喊着：“阿！达！拉！”

夏多布里昂的这种交织着野性和乡愁的浪漫主义，很快就在虔诚而朴实的德国人那里转化为一种更加神秘阴郁的中世纪梦幻，并且染上了德国文化所特有的鬼影幢幢的阴森气氛和古堡幽灵的陈腐气息。海涅曾经把德国浪漫主义称为“一朵从基督的鲜血里萌生出来的苦难之花”。这是一朵稀奇古怪、色彩刺目的花儿，花萼上印着把基督钉上十字架的刑具，它那鬼气森森的外貌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引起了一阵恐怖的快感。除了这种阴森恐怖的快感，德国浪漫主义文学还打上了德国人素有的深刻晦涩的玄学烙印，德国浪漫主义诗歌不仅把人们拖下中世纪神秘的疯狂深渊，而且也把人们缠入天启哲学的烦琐蛛网。就此而言，德国浪漫主义是整个浪漫主义阵营中的一个畸形儿，它表现了一切怪诞神奇的东西，却唯独没有表现出浪漫主义的真正精髓——个人情感。在赫尔德、歌德和席勒等狂飙突进巨匠播下龙种的德国文坛中，却孵化出了施莱格尔兄弟之流的神秘诡异的浪漫主义跳蚤。

浪漫主义的第二种形式是华兹华斯式的疯狂，这种疯狂表面上如同波澜不兴的湖面，呈现出一片娇羞的沉静，然而在平静的湖水下面却涌动着湍急的暗流。华兹华斯和湖畔诗人们（柯尔律治等）开创了英国式的温文尔雅的浪漫主义，他们沉溺于大自然的优美风光中，表现出一种与浑浊的社会现实彻底决裂而远遁于宁静的湖光山色和幽深的内心感受的倾向。在他们的诗歌中，再现了卢梭式的孤独的沉静、甜蜜的忧伤、对大自然的热爱以及超逸洒脱的遁世风格，展示出一派幽婉清纯的田园牧歌般的迷人景象。

这安谧宁静的田园风光，正是令卢梭激动不已的灵魂栖息所。在后来的雪莱的诗歌和乔治·桑的小说中，我们又不止一次地看到这令人心醉的自然美景，以及通过这优美的自然景象而散发出来的那种淡淡的忧思。所有这一切美好的体验和情感，我们都已经在卢梭的《漫步遐想录》中领略到了。

浪漫主义的第三种形式是拜伦式的疯狂，这种疯狂始终被一种破坏性的激情煽动。浪漫主义在拜伦那里达到了狂暴的顶峰，同时也显露出一种极其优美的高贵气质。狂暴与高贵，这两种成分在古典主义那里是格格不入的，然而在拜伦这个浪漫主义的巨魔身上却完美和谐地融为一体。这个面目俊秀、气宇轩昂的天才青年，以他狂放不羁的行为和灵感四溢的诗歌震撼着时代的心灵。在他那高贵孤傲的眉宇之间，始终翻滚着躁动不安的情感；在他那温柔多情的眼睛里，充满了令人战栗的威严和所向无敌的气概。他那张略带忧郁神情的淡月色的面容曾令英国上流社会的贵妇们痴迷若狂，但是在他的血管中却流淌着地中海海盗的疯狂的热血。拜伦的父系家族和母系家族都具有极为高贵的血统，同时也带有一种渴望冒险和狂暴不驯的遗传因子。这位在诞生时由于偶然事故而被弄残废了一只脚的拜伦勋爵，具有一副宁折不屈的刚强性格和才华横溢的天才诗情，他以自己传奇性的一生表现了一个“高傲而孤独”的魔鬼形象。他桀骜不驯地站在文明社会的对立面上，对一切现存的价值规范进行了无情的攻击。他像卢梭一样愤世嫉俗，但是拜伦却比卢梭更加狂暴、更加刻薄和更加漫不经心。在他的那种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激情里，无疑有着卢梭的深刻影响。激烈狂暴的拜伦与温柔腼腆的雪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然而这截然对立的两个极端恰恰就是卢梭的表里，如果说在雪莱（以及华兹华斯等人）身上我们看到了卢梭性情中沉静柔美的一面，那么在拜伦身上，我们则看到了卢梭性情中疯狂暴怒的一面。

拜伦也赞美神奇壮丽的大自然，但是他所赞赏的景象却与华兹华斯等湖畔诗人所讴歌的对象迥然而异（他甚至与柯尔律治等人势同水火）。在这个“瘸脚魔鬼”（他常常这样刻薄地自嘲）的心中，美丽的自然景象并不是宁静的湖畔和幽深的丛林，而是那“美丽得可怕”的气势磅礴、波涛怒啸的狂暴大海。“在拜伦看来，咏海，就是咏唱狂风恶浪、覆舟沉船；写天空，就要写暴风骤雨、雷电交作。他与之交往的自然，他引为荣耀的自然，是灭绝生命的自然。”

在拜伦的天才杰作《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和《唐璜》中，与这种喧腾狂暴的自然景象相呼应的，是闪电般耀眼的激情和霹雳般猛烈的批判。“绝对不要安闲！静默对于一颗激动着的心来说无疑是一座地狱。”这就是他时时勉励自己的警言。他那不安的灵魂就如同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不屈不挠地呼唤着卢梭式的自由理想。

拜伦的这种狂暴的激情和对自由的热爱，与其说是英格兰式的，不如说是法兰西式的。这源自卢梭的浪漫激情和自由理想，在欧洲绕了一大圈后，最终又回到了它的起源地法兰西，在维克多·雨果那里达到了它辉煌的终点。雨果在《欧那尼》、《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笑面人》和《九三年》等一系列不朽之作中，以汹涌澎湃的激情彻底冲垮了古典主义的坚固堤防，并且以一种惊心动魄的方式将滑稽丑怪与崇高典雅紧紧地糅合在一起。雨果是高奏浪漫主义凯旋曲的号角手，他那充满浪漫激情的诗歌和小说成为给古典主义这具庞大的僵尸收棺入殓的最后丧钟。他的作品如同一道耀眼的闪电，终于划破了笼罩在法兰西文坛这个坚固的古典主义堡垒之上的万斛黑暗。

浪漫主义无疑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但是它在摧毁一切令人窒息的现实规范的同时，也涤荡了人们的心灵，陶冶了人们的情操。文明社会需要规范，人类心灵却需要自由，历史正是在文明规范与心灵自由的相互激荡中发展的。作为对古典主义囚笼的一种挑战，整个19世纪的西方文化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浪漫主义激情的感染，而且这种浪漫激情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从波德莱尔的偏激狂暴的《恶之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态阴郁的《死屋手记》，一直到方兴未艾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无一不打上了卢梭情结和浪漫主义的深深烙印。

《浪漫之魂:让-雅克·卢梭》，赵林著，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