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笔记对“域外诡案”的两种记录

清末民初，随着封闭的国门不断打开，很多“开眼看世界”的国人在勇于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学习的同时，也在通过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重新定位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坐标，甄别其中的精华与糟粕。如果说涉及礼教和制度等方面比较容易区分优劣、得出结论的话，那么对于边缘文化，尤其是那些与鬼神相关的玄学，则存在认识上的偏差，一种是捍卫其有，一种是力证其无，百年后读来这两种相悖的观点，格外有趣——这篇叙诡笔记，笔者就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清末笔记中对“域外诡案”的记录，为读者对此做一呈现。

一、郭则沄：黑蝶绕顶破奇案

“远西人颇持无鬼之论，而怪异亦复有之。”清末学者郭则沄在《洞灵小志》一书中，记述过两起发生在国外的“诡案”。

一则摘自路透社电讯。维也纳有位施洛夫人，有一天和她十八岁的女儿同时“暴卒”，警察在勘查现场时，发现一只黑色的蝴蝶“绕女尸而飞”。本来大家以为只是个偶然现象，谁知尸体即将下葬时，“蝶复见”，继续绕着两具棺材飞来飞去。这时有位客人来参加葬礼，“蝶飞绕其顶，挥之不去，而旋绕愈急”。那客人顿时显得惶恐不安，撒腿而逃，不久便到警察局自首，“自承谋杀母女二命不诲”。此案在维也纳引起很大震动。郭则沄在文末感慨：“今之辟鬼者，必叙述欧化，宁知欧洲亦有此等异事耶。”意思是那些动辄拿西方科学来质疑世上有鬼的人，且看这条新闻，难道欧洲不是照样有“冤魂认凶”这样的事情吗？

另一则案件发生在墨西哥，“有侨商关某者，粤人也，颇饶于资”。他的一个同族兄弟的儿子某甲来墨西哥投奔他，此人学无所长，一时间找不到工作，关某就送给他一辆摩托车，让他学习驾驶，待他熟练后让他帮忙运送货物，怕他初来乍到，对当地路况不熟，又找了个帮佣跟他一起出行。有一天那帮佣生病，某甲独自驾车外出送货，“竟不返”。关某怀疑是帮佣绑架了某甲，赶紧向当地警察局报告，最后警方在一座桥下发现了某甲的尸体，“脑受重伤，已死而目不瞑”。对帮佣的审讯证明，他确实毫不知情。案子悬而未决，关某只能抚尸痛哭说：“你若泉下有知，不要放过杀害你的人！”不久，检察官到犯罪现场验尸，“忽遇一摩托车绕行衢陌，三匝未已”，车上坐着三个年轻人，神色慌张。大家看着这辆在犯罪现场绕来绕去怎么都无法离开的摩托车，都觉得奇怪，而跟同前来的帮佣认出，那辆摩托车正是某甲生前所驾驶的，马上向检察官报告，随即将他们捉拿。三个人望见某甲的尸体，脸色变得惨白，“即当众自述夺车害命事，历历不讳”。这三个凶手伏法后，关某给某甲下殓时，一边抚其目一边说：“尔仇报，目可瞑矣。”某甲的双眼“应手即闭”。围观的外国人都很惊讶，“谓是鬼有灵，若死而不死者”。有位华人在旁边开玩笑说，你们总是欺负我们中国人文弱，却不知道中国人活着的时候以守雌的态度温和处世，死后个个都是鬼雄也！

《洞灵小志》

二、汪康年：鬼魂竟能接子弹

郭则沄的《洞灵小志》，堪称清末最厚的一本“谈玄说鬼”的志怪类笔记，而笔者近来读他自订的《郭则沄年谱》，笔下亦多有灵异，可见他对鬼神之说笃信不疑。前面所引两则笔记虽然有几分怄气之意，却也能看出当时西方科学在破除迷信方面，给国人以很大冲击，毕竟曾经深信不疑的神鬼幽灵，被渐次证明无非是心理作用或声光电能够解释的物理现象，确实令人有当头棒喝之感。棒喝之下，有人更昧，也有人猛醒，当再次耳闻目睹此类事件时，更倾向于用理性加以阐释，而不再归结于超自然力的作用，比如与郭则沄同时代的汪康年，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开拓者，汪康年对时政和西学广有了解，他很注重将发达国家发生的奇闻轶事刊载报章，以开拓国人眼界，有些就收录在了《汪穰卿笔记》一书中。

“西人不讲风水之道，往往亦有凶宅，雕梁画栋，废而不居，以其不利于人故也。”俄罗斯彼得堡都城外二十英里，“旷野之间有厦屋甚广，建造尤其精雅”。相传这座别墅是俄国一位伯爵的旧第，“落成后，居人于夜深恒见有白衣二童侍与教士数人歌唱而行”，导致居住者惊恐不安，干脆搬离，遂废弃之。1884年，沙皇在彼得堡郊外阅兵，“随行将士甚众，逆旅（旅店）难觅”，有个参加阅兵的奥地利军官看上了这栋荒废已久的别墅，“爱是屋清幽，借居之”。附近的人们将此屋有鬼魂出入的传说告诉了他，他却不信，在楼上一间空屋子里支了张床便住下了。傍晚时分，有几个同僚来看望他，谈笑甚欢，期间说起别墅闹鬼之事，那军官拔出手枪来说：我今晚就把手枪放在床头，看哪个鬼敢来找死！大家接过手枪来辗转递玩，发现里面已经上了六枚子弹，见天色已晚，便将枪放在他的床头，一起离开。

“入夜，寂无他异。”大约十一点左右，军官睡得正香，“睡中闻楼下歌吹声甚亮”，他大惊之下，一坐而起，听到楼梯上传来很多人的脚步声，赶紧把放在床头的手枪抓在手中以待之。“既而房门自开，数童子执巨烛而入，后有教士数人执铃铎高唱，面色粉白，形容怪异”，向着那军官喃喃然仿佛是念诵可怕的咒语一般，并一步步向他的床榻逼近。军官惊恐万状，急忙朝着为首的教士开了一枪，谁知轰然巨响之后，那教士竟接住子弹抛掷在地上，而念诵如故。军官“又弹之，又为接掷，六子开尽，教士等无所损伤”，军官骇极，惨叫一声倒在地上，那些“鬼魂”凑到近前一看，他已经被活活吓死了……

原来，那些教士就是傍晚来看望军官的几位同僚装扮的，而手执巨烛的童子也是他们花钱雇的，“徒手接子弹”的奥秘，就在于这几位同僚轮流把玩手枪时，趁着军官不注意来了个偷梁换柱，用没有弹头的子弹更换，那军官毫不知情，所以“发枪能响而不能伤人”，而教士“接住”的子弹才是原本装在手枪里的真子弹，他们本来是想跟军官搞个恶作剧，谁知竟闹出人命来！

《汪穰卿笔记》

三、狄葆贤：千万赏金证鬼难

在《汪穰卿笔记》中记载的另外一起“纸灯奇案”也相当吊诡。

汪康年曾经赴日考察，在东京的日本桥目睹了一次佛教活动，见无数用纸折叠成的圆形灯“千百结为塔，远望如繁星，颇为佳妙”，后来他才知道，此物名为西瓜灯，“价廉不耐于用，供儿戏耳，然聚之多以点缀夜景，亦有别致”。后来汪康年在查阅巴黎税册时，发现法国对此物进口量奇多，仅仅巴黎一座城市，三个月竟买了五十万法郎的货品，觉得很是不解，“因思西人有煤灯、电灯、火油灯，到处皆遍，何需于此”？后来他才知道，原来法国人购买西瓜灯是用于茶会或点缀园林，由于此物易烧易毁，才购买量巨大。后来，法国人看出其中商机，便进行仿制，也很精美，甚至馈赠给外国使节。有一次将一箱西瓜灯赠给俄国公使，俄国公使带回国后，将其转赠给皇后，谁知拆箱之际，竟在纸灯之下仰卧着一具一丝不挂的女尸！

此事顿时引起俄国皇室的震惊，很多恐怖诡异的传闻迅速散布开来。俄国警方询问公使是怎么回事，公使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争辩说这个箱子在送来时我亲自点过数，里面共有两千盏折叠好的纸灯笼，根本就没看见过什么女尸。法医经过检验，发现女尸系毒死，死亡时间大约在七八天之前，于是又问公使，七八天以前，这个箱子是否拆开过。公使说我回国匆忙，未曾拆开。警方又问路上可曾安置在什么地方？公使说在柏林勾留过一周，“寓在某客栈，余因行李太多，不能尽安房内，凡无关紧要诸物皆置于房外弄中，此箱亦在其列”。警方又问箱子都是怎么排列的？答曰“灯箱叠在诸箱之上”。警探随即前往柏林，找到公使寓居过的那家旅店仔细探访，得知在公使居住的那一周，有荷兰夫妇也住在旅馆中，所居房间离放置灯箱的地方很近。荷兰夫妇感情不好，经常听见他们在吵嘴，一天那妻子突然不见了踪影，丈夫只说她负气先回荷兰了，第二天自己也离开了。警探拿出女尸的照片请侍者辨认，侍者连连点头说，正是那位失踪的妻子，分明是被其丈夫毒杀，终于侦破了这一奇案。

《平等阁笔记》

由此不难看出，在当时，面对国外一些真实发生的且带有诡异色彩的案件，中国的有识之士在介绍时，不再像过去那样渲染其恐怖氛围，或者用超自然力表现其发生或侦破的经过，而是强调科学的勘验方式和详细的调查走访对破案所取得的决定性作用……清末学者狄葆贤在《平等阁笔记》中，记著名教育家马相伯所述一事：美国有一巨富，迷信鬼神之说，曾经刊登广告，“愿以家资数百万为赏格，存于银行，如有人能使鬼之形状，确实有据，发现于人前，使人鬼之界无阻者，即以此资相赠”。这之后，无数美国研究者致力于“鬼神真实存在”的考证工作，然而四十年过去，这笔赏金在银行中利滚利已经价值千万，却没有任何人能证明鬼的存在——其实，在这则笔记中，最微言大义的还不是“找不到鬼存在的证据”，而是“想证明鬼存在就必须拿出证据”的科学精神，这才是历史的巨大进步，甚至暗含着对中国现代刑事侦查工作——甚至对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的启蒙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