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题诗咏玉钩——张大千画笺里的故事

民国时期很多文人画家都会自己绘制笺纸，并到南纸店定制画笺。文人画笺在此时达到了一个艺术的高峰，并风靡一时。画家张大千也参与画笺的制作，流传于世的笺纸以花鸟、人物、山水为主。他不仅有为南纸店定制的笺纸，还有自用画笺的绘制，并且也会登广告宣传自己的笺纸。他在民国时期给北京的清秘阁、宝晋斋，上海的大吉祥等南纸店都绘制过笺纸。而经常合作的主要是北京的荣宝斋和成都的诗婢家这两家。 

一、张大千与荣宝斋 

荣宝斋位于北京琉璃厂的西街，历来是书画界人士汇集、交流之所。荣宝斋与张大千的关系，在其1924年第一次入京就有交集。他在北京作画时，都是由荣宝斋装裱。荣宝斋还为其研制朱砂、石青、石绿等传统国画颜料。据曾工作于荣宝斋的老员工郑茂达回忆：“画家一般都不愿意为南纸店作笺纸画稿，因为那被认为是‘雕虫小技’，不屑一顾，更何况张大千这样的大画家。然而，荣宝斋需要时，他却毫不推辞。他曾先后三次‘屈尊’为荣宝斋作笺纸画稿三套，每套八张，既有山水，又有花卉，分别刊于1935年、1951年和1957年各版本的《荣宝斋诗笺谱》。” 

在1933年和1934年这两年时间内，荣宝斋曾为鲁迅和郑振铎刻印《北平笺谱》，复刻《十竹斋笺谱》。这些成功的印制经验，使荣宝斋有信心印制一部自己的笺谱。1935年荣宝斋自己编辑出版了《北平荣宝斋诗笺谱》一函二册，收入笺纸200种。其中部分保留了《北平笺谱》中荣宝斋刻印的笺纸，其余都是经过荣宝斋自己精心挑选的画笺。这其中就有张大千画笺的收录。 

1935年《北平荣宝斋诗笺谱》也有不同版本，分别为藏书家杨钟羲、画家萧、金石学家罗振玉题签的三个版本。不过也有混搭的情况出现，比如函套的题签与封面的题签不完全对应的情况，里面收录的内容也不完全一样。以北京画院所藏的两部《北平荣宝斋诗笺谱》为例。萧题签的《北平荣宝斋诗笺谱》上集收录有张大千花卉笺十八种、张大千与溥心合作山水八种，下集录山水笺八种。而罗振玉题函套、杨钟义题签的《北平荣宝斋诗笺谱》只有上集收录了六种张大千的花卉笺，花卉图案和萧题签版一致。 

1936年荣宝斋还印制了《佳话剡藤》，未装订成笺谱，但其中也收录了张大千花卉笺数种。何为“剡藤”?剡藤是一种产于剡县(今嵊州市新昌县)的纸，以薄、轻、韧、细、白，莹润光泽，质地精良著称。西晋张华《博物志》载：“剡溪古藤甚多，可造纸，故即名纸为剡藤。”据传王羲之作书，谢灵运录诗必用此纸，故而成一时风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荣宝斋完成公私合营，更名为“荣宝斋新记”。1951年3月，荣宝斋新记正式推出一函两册的《北京荣宝斋新记诗笺谱》。上集收录张大千花卉笺十八种、虫鱼笺四种，以及张大千、溥心合作山水笺八种。1953年版《北京荣宝斋新记诗笺谱》一函两册改为120幅画笺，其中下册收录张大千山水笺八种，张大千、溥心合作山水笺三种。而到了1955年版《北京荣宝斋新记诗笺谱》，可能因为出版需要，仅收录画笺80幅。张大千画笺则未有收录。1957年《北京荣宝斋新记诗笺谱》扩大体例，收录笺画160幅，分四卷印行。其中卷三收入张大千和溥心合作山水笺六种、张大千山水笺八种、花卉笺八种、杂稿笺八种。除了杂稿笺中新加入蜜蜂笺和螃蟹笺，其余各笺都和1935年《北平荣宝斋诗笺谱》的内容一致。1957年，德国柏林将《北京荣宝斋新记诗笺谱》中21幅作品编成德文版笺谱，书名为《发光的宝藏》。其中收录张大千画笺三种，包括双鱼笺、山厨清供笺、山水笺。双鱼笺是第一次出现在荣宝斋笺谱中。 

1955年秋，张大千与溥心相逢于东京 留影于涩古金村旅舍外

文人墨客合作画历史上并不少见，但是合作画笺却不常见。荣宝斋笺谱中就收录了张大千与溥心合作山水画笺。早在1927年春张大千便与溥心相识于北京老字号“春华楼”。从此二人经常笔墨唱和，成为艺术上的知音好友。二人在1934年交往频繁，那时张大千重游北平。张大千曾租住在北京颐和园的听鹂馆，其间他与溥心为邻居，二人经常在一起合作诗文绘画,并举办画展。吉林省博物院收藏有二人这一时期共同创作的两幅佳作《童子放鸢图》和《秋林高士图》。可以看到两幅合作画都是张大千画人物，溥心补景。一个是王孙贵族的遗民画家，一个是南来京城闯荡的画家，在艺术上的追求高度一致,二人这一时期在京城日益声名鹊起。因二人的画坛地位，琉璃厂集萃山房经理周殿侯首提“南张北溥”之说。此后1934年9月15日在《北晨画刊》上于非正式撰文谈及“南张北溥”：“自有才艺的人，他的个性特别强，所以表现他这特强的个性，除去他那特有的学问艺术之外，他的面貌......乃至于他的装束，都可以表现他那特强的个性。张八爷(张大千行八)是写状野逸的，溥二爷(溥心行二)是图绘华贵的。论入手，二爷高于八爷；论风流，八爷未必不如二爷。‘南张北溥’在晚近的画坛上，似乎比‘南陈北崔’‘南汤北戴’还要高一点儿。不知二爷、八爷以为如何?” 

而荣宝斋诗笺谱中收录的张、溥二人合作笺也正印证了这一段过往。合作笺上或题“甲戌春”，或写“寒玉堂弟与大千合作”，还有“甲戌二月大千来访默然作此册，八月重钩敷色”。“甲戌年”为1934年。合作笺原本为八开小册页，多为溥心绘景，张大千画人。经过时间的洗礼，这套册页也不知身在何方。但是合作画笺，却作为实物，不光体现了“南张北溥”高超的书画水平，也证实了两人的频繁交往和深厚友谊。 

张大千 诗笺谱册 纸本设色 纵27.3厘米 横21厘米 

二、张大千与诗婢家 

张大千原是蜀地人。1938年以前，他主要在日本和中国上海、浙江、江苏、北京等地进行艺术活动。1938年10月张大千回到重庆，同年年底前往成都，自此开始了以蜀中为根据地的艺术活动。直到1949年10月到台湾，整整11个年头都是在四川。在蜀居的这段时间里，张大千就参与过四川“诗婢笺”的绘制。“诗婢笺”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特殊产物。抗战大后方的四川，文人墨客一直追求文雅的生活，才会竞相流传“诗婢笺”。 

“诗婢笺”的出现和四川制纸业的发达息息相关。唐代造纸种类增多，制纸工艺首推四川。蜀地的一位传奇女诗人薛涛用芙蓉花汁制成带着花香的红色诗笺，并与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写诗笺唱和。“薛涛笺”也成为最早的私人定制。元代费著所撰《蜀笺谱》里面提到：“广都纸有四色：一曰假山南，二曰假荣，三曰冉村，四曰竹纸。皆以楮皮为之，其视浣花笺纸最精洁。凡公私簿契书卷、图籍、文牒，皆取给于是。”1933年，鲁迅先生倾巨资重新刻印《北平笺谱》时，就依古制使用四川“夹贡纸”代替宣纸。 

“诗婢家”最早在1920年由郑次清先生创办。其名源于《世说新语》卷四：“郑玄家婢女皆读书通经”之说。也有一说“诗婢”指的是薛涛。她因贫入乐籍为伎，却以制笺、写诗著称。张大千还曾在1947年画《薛涛制笺图》(现藏吉林省博物馆)。画中薛涛手执花笺而立，俯首凝视，若有所思。人物造型和赋色受敦煌壁画的影响，体态丰盈有唐人风范。画上张大千题曰：“长眉曲袖颦蛾碧，桂发容华飘蜀国。翠筵芳酒酡朱颜，滞醉不知将钿合。浣花笺纸桃花色，帘外东风吹象笔。十离诗就泪痕干，早晚同心胜绾结。” 

1936年，郑次清先生之子郑伯英，开始经营诗婢家。除装裱工艺之外，他又增加了木刻水印、书画简册、文房四宝、彩色名笺等经营项目。诗婢家与当时的社会名流、蜀中文人关系密切，如与人称“五老七贤”的曾奂如、方鹤斋、赵熙、尹仲锡、林山腴、刘豫波等多有来往。蜀地文化名人常在诗婢家小聚，品古鉴今、诗画唱和，使诗婢家成为当时文人雅集之地。到了抗战时期，张大千、齐白石、徐悲鸿、黄宾虹、黄君璧、丰子恺、谢无量等名家也纷纷入蜀，诗婢家精致的装裱和精良的笔墨备受青睐，大师们皆倚重诗婢家，成为诗婢家的常客。战时交通阻断，宣纸紧缺，张大千还与郑伯英一起赴夹江研究造纸技艺，开发出“大千书画纸”，纸质上乘，享誉海内外。 

张大千 清秘阁制笺 1934年

张大千 清秘阁制笺  1934年 

20世纪30年代中期，身为“蜀艺社”社长的罗文谟，曾到北平购得荣宝斋《北平笺谱》，又到南京购得康熙年间出的《十竹斋笺谱》，他视若拱璧。回蜀地后他便让郑伯英按照这两部笺谱的样子，试制一批供自己使用的笺纸。据罗文谟的儿子回忆：“父亲请张大千画了一幅山茶小品、一幅人物小品作为印制自己的‘双清馆(画室名)笺’信纸及‘静盦(别号)缄’信封的图纸。山茶小品四色，分刻四版；人物小品三色，分刻三版。郑伯英都亲自参与设计、描图、装版、套印，严格把关，一举试印成功。”此后郑伯英决定多方收集蜀地画家小品画作，印成套笺谱。终于在1943年郑伯英创制了一批“诗婢笺”，并选集精镌为《郑笺诗谱》(又名《成都诗婢家诗笺谱》)。此笺谱一函两册，套色印刷。笺封由巴蜀名士赵熙题“郑笺诗谱”。书法家于右任作引首，书法家谢无量作序。第一册为古人名作，第二册为时贤名作。初版500部都带有编号。后因填补市场空白，反响热烈，1945年再版500部也带有编号。而再版笺封则改由书法家沈尹默题写。序言中谢无量盛赞此套笺谱：“今藏书家，竟推蜀本为最古，不知蜀中笺纸之制，雕缋精绝，唐以来，诗家以锦江笺托之吟咏，而薛涛作笺亦有名，实远在雕版之前，宜视蜀本书为尤重，岂非流传较少，故往往尊书而遗笺耶。郑君伯英，雅好艺术，收藏极富，近选名画百家，精镌笺谱，深得古意为缟纻酬答所必需，大雅君子，当有取焉。”郑伯英撰写的后序中记述了诗婢笺的原委和新制笺的产生经过：“古者削方连札，取用铅刀，重滞难行。乃有缣帛及蔡侯造纸，所便实多。然质文递嬗，由朴而华，敷采成彰，制笺以起。论其源流，实肇西蜀。素而为绚，文以及远，鸾笺十样，文史足征。其最著者有薛涛笺，传南北播之声诗，庵粉彩霞，由来尚已。李唐而还，辽金迭弃，中更衰乱，蜀由多故，制笺之事，莫得而闻。其后虽有博雅好古之士，运其巧思，自为款度，付之良工。然吾蜀僻在西陲，文物后于中原，重以道路险，山川间阻，笔研之资，多藉江南、河北负贩而至。以余所闻，如荣宝斋、涵芬楼诸作，其雕缋精绝，实堪爱赏，而先蜀故物则没焉无存矣!自顷艺苑名宿，来游者众，橐笔负笈，揽胜岷峨，时彦乡贤，共相辉映，风起云涌，蔚然大观。余以畸人，颇从杖履，观楮墨之纷披，发幽情于往古。窃惠拾诸家绘事之余，制为笺谱，远求坠绪，近集时珍，嗣续前作，踵事增华，庶几藉词翰之流传，不胫而走，遍于海内，爰自搜罗。越时数稔，广收并蓄，灿然美备，计今古名作，共得百纸，物聚所好，未敢自珍。谨作芹子之献，以供艺林之赏。当望贤达，幸不嗤为好事云。”此笺谱的制版者为大邑余海如、华阳陈泽川，印刷者为成都张丕荣、张汝卿。笺画的作者，有因抗战而入川的陈树人、梁中铭、梁又铭、郑曼陀、关山月、黄君璧、赵望云、庞薰、杨乡生、蔡佩珠、线云平、吴雅之等，有川籍的赵尧生、张大千、刘豫波、余兴公、张采芹、伍瘦梅，还有少数画笺从《北平笺谱》翻刻而来，如赵之谦、吴昌硕、姚华、齐白石、陈师曾、陈半丁等。木版水印的水平，大体与抗战前北京、上海相当。其中收录张大千画笺六幅：花卉笺四种(包括杏花笺、玫瑰笺、兰花笺、三鱼笺)，人物笺两种(包括平安报时笺、千里一纸书笺)。此笺皆为饾版套色印制而成，色彩雅致，细节生动。花卉笺四种在《北平荣宝斋诗笺谱》中都有出现，只是印章上加了“郑氏制”以示区别。 

有趣的是，张大千还在1948年4月的《万象·十日画刊》杂志上，刊登了“平安报时笺”作为《笺画选》的广告宣传。《万象·十日画刊》由张西洛、汪子美在1948年4月15日创办于成都。汪子美担任主编，木刻家胥叔平和徒弟戴亚夫负责制版印制。画刊作为一本以漫画为武器，抨击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刊物，曾刊登过叶浅予、廖冰兄、丁聪、张乐平、谢趣生、张文元、高龙生、汪子美等人的多幅作品。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张善子的《正气歌》也都有刊载。但刊物仅出版了六期，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在当年6月30日后停刊。 

此后诗婢家还为张大千单独印制过画笺。如1946年印制的《大千居士近作十二帧》。此套画笺未装订成谱，依然是谢无量题字。收录花卉作品12幅(包括莲蓬菱角笺、牡丹笺、玉簪笺、茄笺、竹笺、石榴笺、兰笺、菊笺、萱花笺、山茶花笺、荷花笺、枇杷笺)。只是此套画笺设色过于浓艳，雅趣不足，失去了作为信纸的本来初衷，更遵循原画面的色彩，和《荣宝斋新记诗笺谱》的风格比较相似。后来到了20世纪50年代，四川木刻家胥叔平还依此套画笺重新刻版再印，可见蜀地艺术家对大千画笺的喜爱程度一直持续不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诗婢家归为国有，也有张大千画笺的印制。20世纪60年代刻印过一套12张画笺，包含仕女、士子、风景、走兽、花卉等。但此套笺纸不再是套色木版水印，而是单线刻绘而成，比较接近刻铜墨盒所影响画笺绘制技术的风格。如鲁迅在《北平笺谱》谈道：“初为镌铜者作墨合，镇纸画稿，俾其雕镂；既成拓墨，雅趣盎然。不久复廓其技于笺纸，才华蓬勃，笔简意饶，且又顾及刻工省其奏刀之困，而诗笺乃开一新境。”到了20世纪80年代此套画笺又有复刻，但不可同日而语。 

三、张大千的定制笺 

除了为南纸店绘制笺纸，张大千也为自己和朋友定制画笺。如为自己定制的“我心如写”笺，上面写着“大千居士制笺”，以及画梅花笺，自注“大千居士用元人法”。 

市面上也多见张大千为朋友定制的各种私家笺。如为“现代章草第一人”罗复堪绘制的石榴笺。上题：“羡他开口处，笑落尽珠玑。为复庵写生写。大千。”所题诗句出自恽寿平的《石榴册》。罗复堪一生不善结交权贵，朋友多是艺术界的人士，如张大千、齐白石、徐悲鸿、梅兰芳、程砚秋等，都与他交情甚笃。还有张大千为其四哥张文修特意绘制由荣宝斋精制的套色处方笺二种。一种为杏花笺，上题“活人植杏，易杏施人”；一种为“向明见心”笺。张文修为四川四大名医之一，上海沦陷后曾到北平和张大千同住。当时流离失所的难民，很多得到他的免费医治。日本当局派人请他去东京讲授医学，他毅然辞决。张大千为此特别钦佩四哥，亲自设计笺纸，以示对医师的敬仰。 

四、张大千画笺的使用 

张大千也曾使用自己的画笺给友人写信。如他写给姚云江的信札就用了张大千、溥心畬合作的山水笺。书信写道：“云江学长足下：连日为画债所迫，手僵腕脱，犹不得息，遂未能趋候，罪甚！罪甚！萧尺木卷，昨守先来过，欣悉吾兄见留，感慰无似，此款乞付陈德馨兄带下。弟七日南行，行当再谋一聚谈也。此颂晨安。”张大千与姚云江同为上海“衡阳书画学社”成员，又都是曾熙和李瑞清的弟子，从信中也可看出二人交情不一般。此外还有他写给海上画坛名家王师子的信，使用了荣宝斋制的杏花笺和荷花笺。信上写道：“师子道长兄左右：前上一书，想邀青及矣。人物山水先写呈八帧，如能令裱家托好交去更好，因弟后面俱衬粉故也。仕女约一星期后可绘就。闻稚柳上海方面需用六百元，甚急，问曼士兄当知之。如尚未筹得，可先于弟润资中即为偿之。但不令稚柳知之可也。”信中可见张大千与谢稚柳的至交情深，钱财无私帮助不留姓名。张大千写给篆刻家简琴斋的书信则用了“平安报时笺”。简约画风的画笺和张大千所写的行草书相得益彰。 

邢端致吴湖帆手札 荣宝斋制笺 上海图书馆藏

除张大千自用自画笺外，民国时期文人也有用张大千画笺的实例。如上海图书馆藏民国时期邢端写给吴湖帆的信，使用了张大千山水笺。邢端历任农商部矿政司司长、工商司司长、普通文官惩戒会委员、善后会议代表、井陉矿务局总办，于1928年后赋闲在家。此应为其赋闲后与吴湖帆探讨艺术的一封信。另有上海图书馆藏民国收藏家李宣龚写给好友吴湖帆的信，用了张大千荷花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很多文人墨客一直使用张大千画笺。如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的1978年明清史专家谢国桢写给作家唐弢的《呈唐弢七言诗稿》就用了张大千的兰花笺。信中二人探讨读黄景仁《两当轩诗》的感发。 

李宣龚致吴湖帆手札 荣宝斋制笺 上海图书馆藏 

五、张大千画笺的特点 

总体看张大千的画笺都是受其绘画风格的影响。内容多为高士、山水、梅兰竹菊等。风格为清新淡雅、简约脱俗的文人画笺，和齐白石妙趣横生，来自生活的民俗风格画笺不大相同。比如张大千的花卉笺，泼墨荷叶略加勾勒叶脉即见精神。不论白荷还是红荷，下笔摇曳生姿；梅花、兰花、玫瑰等都是简单几笔将花的神态描述无遗。张大千的花卉，广取古代众家之长，如青藤白阳的写意、八大山人的冷峻、石涛的笔墨、金农的意趣，都在他的仿效之列，他曾经特别提及石涛绘浅绛花卉：“清湘花卉蔬果尤隽永有致，不落白阳、青藤窠臼，巍然独立......先施水墨，后笼浅绛，盖亦山水法也。南田一出，此法遂绝。”张大千画的花卉大多是运用石涛先用水墨，再罩花青、赭石的方法；此外他还掺入恽寿平没骨花卉的清新秀丽，技法上勾勒罩染与没骨相杂糅，秀雅妍丽而骨法清劲，是他临古、仿古、变古画风的典范。为了更容易分版刻版和彩色套印，他在绘画笺画时也是注重此种画法。 

画笺因尺幅有限，艺术效果不光在于画稿，还体现在雕版和套色印刷上。因而在创作画稿上要化繁为简，通过寥寥数笔表现物象的结构，营造诗意之境，传达文雅之气。曾见原藏于荣宝斋，后流失于市场的《北平荣宝斋笺谱》中张大千八张花卉笺的原画稿。分绘荷花、水仙、桃花、秋海棠、芙蓉、枇杷、竹子、兰花八种不同的花卉蔬果，设色清丽淡雅，布局疏密有度。可以看到画家在创作时已经想到木版水印的技术难度，只用四五种颜色以没骨法在咫尺之间表现了花卉的仰偃生姿。画笺完全忠实于原稿画意的呈现，只是为了画面统一，在印制时把墨色的题跋改为浅蓝、浅褐色。这样在写信时，颜色也不会抢了书写笔画诗翰的风头，非常人性化。张大千的山水画笺，多为仿古之作，题材画意皆取古意，气韵的经营多于笔墨，带有独特的文人修养及内涵，体现了一种自然天成的优雅风貌。 

张大千画笺多配合画面题有古诗或自题诗，文意轻浅，并不华丽，也反映了张大千古诗词的素养。这和齐白石画笺多为警示意味、托物言志的题跋不尽相同。如1935年《北平荣宝斋诗笺谱》中海棠笺题为“落叶零星响廊，西风吹老雁边霜。石阑夜半无人倚，留得残萤照海棠。”荷花笺题清代蒲华的诗句：“高士有洁癖，美人无冶容。”水仙花笺题：“玉佩笑人江上去，金钗怜汝客中来。”桃花笺题：“嫩寒店酒旗风，几处寻春系玉骢？记得少年游冶事，一枝折粉墙东。”黄蜀葵笺题：“独怜清露添憔悴，一片秋鹅上额深。”枇杷笺题：“古无琵琶二字，通作枇杷。则石田琵琶结果之诗，为不解小学矣!一笑。”兰花笺题：“秋风秋雨暗江皋，满月闲愁付浊醪。掬取当年汨罗水，醉磨黄墨画离骚。”杏花笺题：“南朝自此夸宫体，第一还应属杏花。”1943年《成都诗婢家笺谱》人物笺题南宋陆游诗句：“千里一纸书，殷问亡恙。”1946年《成都诗婢家笺谱》里玉兰笺题曰：“云希希，烟微微，仙人新着五铢衣，一笑嫣然喜玉扉。”《北平荣宝斋诗笺谱》中的山厨清供笺、毛栗笺、春桃笺，不光题有张大千的诗文，还配合寿石工的题诗。如毛栗笺中张大千题道：“客来为说晨兴晚，三咽徐收白玉浆。”寿石工配合的题曰：“白玉浆如此，凌晨且点心，酒德共愔愔，南中茅栗子，许循寻。客簃缀句。乙亥八月。”春桃笺中张大千写道：“武陵春腻雨，玉洞晓明霞。”寿石工则接一句：“玉洞明霞晓，仙源腻雨春，冯问武陵人，双桃根叶在，一低呻。”“山厨清供”笺寿石工还题曰：“两两凫茈小，瓜茄付大烹，相点椒明。田家风味好，酌兕觥。句。”二人一唱一和，完美地配合了画中意境。经笔者查阅，发现这三张画笺原稿出现于1992年4月香港苏富比的拍卖会中。原画册为八开，于每开题识，行隶相配，钤印皆无重复，足见画时的细意用心。后于1935年请旧京艺友寿石工题五绝诗以配之。原画册为横版，画笺为竖版，可见不是张大千专为荣宝斋画笺绘制。而根据画笺的画面要求，改横为纵，构图改变，画面内容也略有取舍，但不影响整体的风格。 

张大千《菜单 — 白豆腐干》

在当年版权观念还没有太成熟的时期，张大千画笺在荣宝斋、清秘阁、诗婢家都有印制的情况出现。如仿八大山人画法的三鱼笺、牡丹笺、杏花笺，就是用同一幅原稿，但是印制水平放在一起还是可以看出高下之别。1934年由清秘阁印制的画笺，在细节处更加注重，如叶脉走势的笔触，小鱼勾线的衔接，颜色的清雅以及水墨的层次，更胜一筹。 

一枚小小的画笺，可谓集诗、书、画、印为一体。虽未书写，本身就是一幅作品。因而文人墨客才喜欢选用不同的画笺，来书写和记录当下的心境。画笺、写笺、制笺、藏笺，也成就了一桩桩风雅的往事，等待着后来人去发掘。 

（本文作者为北京画院理论研究部副研究员，原文标题为《好好题诗咏玉钩——张大千画笺里的故事》，全文原刊于北京画院《大匠之门》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