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董少新教授近期在南开大学所做的主题演讲——“历史文献与研究视野：西文明清史文献漫谈”的内容。
今天借此机会，我主要谈一谈历史文献与研究视野的关系，尝试从研究视野的角度，谈谈西方文献对中国历史研究的价值。这些还都是我一些粗浅的想法，有不合适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还请各位老师和同学们批评指正。
史料和视野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它们是历史学研究中关系密切的两个方面。傅斯年说史学就是史料学。没有史料的历史学是不存在，没有一种历史学可以不用史料。另一方面，我们在史学研究中一直强调要“以小见大”，那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没有大的视野，历史学研究容易碎片化，缺乏问题意识，而成为饾饤之学。没有史料，史学就变成了海市蜃楼；没有视野，史料就变成了一盘散沙。
不同史料的引入会让我们有机会用不同的视野看待同样一个历史事物，并看出不同的面貌和问题，从而加深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史料的拓展不仅能使另一种观察角度成为可能，甚至有可能引起研究范式和潮流的转变。这个在我们历史学当中有很多案例，比如说敦煌经卷的发现、甲骨文的发现等，都引领了新的研究潮流。我希望西文文献的系统发掘和使用，也能引领一次史学潮流的变化。
西文明清文献概览
什么是西文明清史文献？就是指明清时期以欧洲文字书写的有关中国的文献。这是我给的定义，也未必准确。
那么它们是怎么样形成的？主要是在16世纪以降西方人来华、西力东渐这样一个背景下形成的。大航海时代，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启了绕过好望角向东方、横跨大西洋向西方航行的扩张步伐。中国是葡萄牙和西班牙海外航行的最终目标，他们无论是向东航行也好，还是向西航行也好，都有一个梦想，就是到达中国。1513年，葡萄牙人已经出现在中国广东沿海；1517年葡萄牙人派遣了一个官方使节团来到中国；1552年，耶稣会士沙勿略在中国广东沿海的上川岛上去世；1557年葡萄牙人入居澳门；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创立，在1624年，他们就占领了台湾岛的南部。此后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来到中国，来到东亚这个区域，与中国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这些来到东方的人书写了大量的书信、报告、官方文书，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西文文献形成的大致背景。从16世纪开始，越往后到东方的欧洲人也越多，中国与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关系也越密切，因此西文明清史文献也就越来越多。
这些文献都是在哪儿书写而成的？最主要当然是在中国写的。还有一个产地是欧洲。产于欧洲的西文明清文献有两个类型，一是来华后返回欧洲的西人，回到欧洲后，他们写下其来华经历或把他们带回的资料整理成书，如卫匡国的《中国新图志》；二是未曾来华的欧洲人根据从中国寄到欧洲去的各类与中国有关的信息，编辑或撰写的与中国有关的书籍或报告，我们视其为与中国有关的二手文献，比如门多萨《大中华帝国志》、杜赫徳《中华帝国全志》，以及欧洲启蒙思想家有关中国的作品。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产地是亚洲。西方人来到东方以后，在亚洲海域占据了很多港口型城市，包括果阿、马六甲、马尼拉、长崎、巴达维亚等。一方面，这些地方均与中国有贸易往来，另一方面这些地方往往聚集了很多华人，与欧洲人有着复杂的关系，所以在当地的殖民文献当中，就会有很多涉及到中国或中国人的资料。还有一个地方是美洲，主要是因为西班牙人越过大西洋到达美洲，再从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前往到马尼拉，再从马尼拉来到台湾或者福建地区，所以中国的消息也有很多是寄到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然后在那里有人就会编辑、书写与中国有关的文献，例如帕莱福《鞑靼征服中国史》。
帕莱福《鞑靼征服中国史》，1670年巴黎刊本
还有一种“产地”是在船上，当时乘船往来东西方是一个漫长的旅程，动辄就是一年或者一年以上的时间。在船上很无聊，那么就根据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些材料撰写一些书籍。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卫匡国《鞑靼战纪》，以及金尼阁在返欧途中翻译的利玛窦《基督教远征中国史》，这本拉丁文著作一经出版，便在欧洲引起了很大的兴趣，成为继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之后又一本风靡欧洲的有关中国的书。
不难看出这些产地是具有全球性的，这说明当时对中国的关注也是具有全球性的，中国与世界各地也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从这种角度上讲，我们就不能仅从一个视角去探讨中国和中外部的世界的关系，而是要从整体上去探讨。
文献学很重视文献的作者。有关中国的西文明清史文献，作者非常复杂。第一类是东来的欧洲商人、水手、旅行家、殖民官员、士兵等。这些人在中国主要活动的范围就是港口，最著名的就是广州口岸。他们往往在中国逗留的时间比较短，做完贸易就回去了。所以他们对中国的观察，主要重心放在商业上，比如记录商品的价格、数量、货币的汇率等与商业有关的一些信息；对口岸的情况，比如说对广州、澳门、珠江三角洲有一些观察，也会记录下来。所以这些人留下的这些材料的一个特征就是商业性和口岸性。
另一个大的群体是传教士。在近代早期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主要是天主教传教士，以耶稣会士为主，也包括方济各会士、多明我会士、奥斯定会士、巴黎外方传教士、遣使会士等。这些传教士来华前大都受过高等教育和系统培训，多为高级知识分子，甚至是科学家，有很高的知识水准。他们在华长期传教、生活，很多人死在中国。很多传教士学习了中国语言文字，能够读中国书，与各阶层的中国人有长期的接触。所以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是全面且深入的。他们文献产量也很大，书信、报告、著作等，数量庞大。有些传教士还担任着中国跟欧洲之间的使节身份。比如意大利耶稣会士闵明我被康熙皇帝派到欧洲去处理中俄关系，他是中国的使节，但是是欧洲人。还有传教士被康熙派到欧洲处理礼仪问题或是派到尼布楚参与中俄谈判。一些传教士还有一个身份就是科学家，尤其是17世纪后期来到中国的法国耶稣会士，他们被称为“国王的数学家”，他们擅长的科学知识远远不只是数学，各种各样的学问，水准都很高。其中一些传教士在中国从事大量的科学考察，形成很多科学报告，汇报到欧洲去，包括法国的法兰西科学院。有些传教士兼任法兰西科学院、英国皇家科学院、彼得堡科学院的通讯院士。因此，传教士文献的特点是数量大、涉及面广、记载深入，且有相当数量的中外交涉、科学考察报告。
还有一个群体是来访中国的欧洲使节团，比较重要的有顺治年间来到中国的荷兰使节团和葡萄牙使节团，康熙年间来到中国的两次教廷使节团，以及乾隆年间来到中国的葡萄牙使节团和英国使节团。他们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有限，且所能看到的主要是从广东到北京水路沿线两岸的情况，结交的中国人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他们看到的中国跟实际的中国有些差距，起码跟传教士对中国的观察记录相比，内容上、丰富性上要差很多。但是因为来一趟中国不容易，对欧洲来讲中国始终是一个神话般的存在，所以回去很多使节团成员都会发表其来华日志和报告。使节团里面还有一些身份比较特殊的人，比如画师，就像随军记者一样，来到中国以后，随使节团进入北京的过程中，画了很多绘画。他们回去以后发表的这些文献和图像，在欧洲引起巨大反响。我们都知道马戛尔尼使团回去以后，其成员出版多种访华纪实，对欧洲中国观的转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马戛尔尼面见乾隆
还有一类作者，数量不多，就是中国教徒。这期间有那么几位中国教徒被传教士带到欧洲去，比如胡若望、沈福宗、黄嘉略，后来学者都对他们进行了一些研究，比如史景迁写了一本书很好看书《胡若望的疑问》（Who is Hu），已经有中译本。部分中国教徒留下了一些旅欧的见闻，但是量不大。
到了19世纪以后，来到中国的欧洲人身份越来越多元化，包括驻华外交官、科学家、汉学家，甚至是女性。他们留下的有关中国的西文文献也更为丰富多样了。
佚名《中华帝国及其天主教情势纪略》，1650年，墨西哥刊本
涉及中国的西文文献非常多，我们可以把它们分成几类来稍微梳理介绍一下。一是从商业文献角度来看，最早也是整个16世纪最主要的文献都是葡萄牙文的，因为他们是最早与中国建立商业往来关系的唯一的欧洲国家。一直到16世纪后期才有少许西班牙文献。到了17世纪，除了葡萄牙文和西班牙文献之外，数量上大幅增加的就是荷兰文献，特别是东印度公司的文件。荷兰人有一个特点，他特别喜欢记东西，你看他们的日志，就会发现什么都记，把每一天吃喝拉撒全部都记下来，所以其文献数量特别庞大。还有英国东印度公司，后来还有丹麦的东印度公司、瑞典东印度公司、法国东印度公司等，从而形成了一批丹麦文、瑞典文、法文等各种文字的商业文献。
从传教士文献来看，最主要是葡萄牙文的，是因为来到中国最主要的修会是耶稣会，耶稣会是受到葡萄牙保教权保护的，他们来中国之前要到葡萄牙去学习葡萄牙语的。葡萄牙语成为耶稣会在东方的传教语言。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西文传教文献都是用葡萄牙语写成的。而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这两个修会，以及后面的其他修会情况不太一样。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还有奥斯定会，他们来到中国形成的传教文献，主要是西班牙文的，因为他们受西班牙资助，受西班牙的保教权保护。到了17世纪后期，除了葡萄牙和西班牙文献之外，又有一种重要的文献语种出现了。因为法国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不受葡萄牙保教权的控制，所以就形成了越来越多的法文传教文献，又由于这些法国耶稣会士的科学水平很高，所以这些法文的文献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内容。除了法国的耶稣会士外，还有巴黎外方传教会，大都是法国人，所以他们的文献也大多数是法文的。还有一些传教的官方文件是拉丁文的。有些传教士来到中国以后，会用他的本民族语言写一些书信，特别是家书和一些日记、报告，有意大利文的、德文的甚至波兰文的、捷克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非主流的语言，很有意思。
还有一种文献是比较有意思的，它们是中西合璧的，包括词典、儒家经典的西译及有关礼仪之争的文献。我们会看到一边是中文，一边是西文。有一些文献，比如说中国皇帝给葡萄牙国王的国书，是中文、满文、葡萄牙文多种文字合璧的。有的是多种欧语文字合璧的，比如何大化《中国分期史》是用葡萄牙和西班牙文写的。
何大化《中国分期史》手稿首页
这里我引申一个话题：现在的学界，包括中国学界，也包括欧洲学界，在研究中国跟欧洲关系史的过程中，多以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来研究中国跟欧洲的交流。凡是研究意大利传教士的，多都是意大利学者；比利时的学者最关心的就是来到中国的几位比利时传教士的情况。贸易方面的情况也一样，比如荷兰学者更加注重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情况。这其实是有蛮大的局限性的，我认为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首先现代欧洲民族国家很多在16、17世纪还不存在；第二，耶稣会本身就具有跨国属性，它本身就是一个全球性的传教组织，其会士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第三，在文化交流中，传到中国的欧洲文化的国别属性并不是很明显，它是一种基督教的文化，或者是欧洲商业文化、物质文化。而中国文化被介绍到欧洲去，在欧洲各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反响和被接纳的程度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不具有显著的国别性。因此用现在的国别观念去研究那个时期的中国和欧洲关系的历史，就会有一种割裂感。
接下来讲一下这些文献的形态。这些文献有书籍、书信、报告、账单、名录、地图，有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的文献，你如果仔细去爬梳它们，经常会有一些让你意外的发现。大部分的文献都是手稿。已经出版了的文献是占少数的。手稿部分又分为原件和抄本，抄本部分又分为不同时期的抄本，有的文献既有手稿又有印本。总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印本、抄本体系。我们除了要掌握欧洲各国的语言，还要掌握那个时期的语言，毕竟近代早期的欧洲语言跟现在不一样；还要掌握手稿的识别，能够识读不同手写体。
在使用的过程中，我们作为历史学家、文献学家经常会对不同版本、抄本之间的差异感兴趣，会去问一句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这一个抄本里面这些内容在另外一个抄本里面不存在？我读到的一个文本，就看到有一段被划掉，而且旁边写着“本段不准抄写”。这一段话内容是关于一个中国教徒自杀的，这是负面新闻，所以不准抄写。要知道不光中国有文字审查制度，欧洲的审查制度也是非常的严格的，宗教裁判所的审查力度不比文字狱轻。
至于明清时期西文文献的内容，传教士书写的主要的就是传教事务，可用于研究传教史；商人们记录下来的是贸易事务，可用来研究中外贸易史；外交使节团留下的文献，可用于研究中国跟欧洲的外交关系史；这都是很显然的。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文献是超越这些内容和领域的，会涉及到中国当时的社会情况，我们把其称为民族志的内容，包括历史、语言、风俗、地理、物产、经济、宗教、不同人群（比如儿童、妇女、士绅、道士、和尚、藩王、太监）等。这样的文献很多，应该甚至必须被纳入到中国史的研究视野中。它们的作者是欧洲人，带着欧洲的文化眼镜，是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他们还会记载中国的时事，这种消息传到欧洲后是被当成新闻的，这类文献也应成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手资料。所以西文明清史文献，不只是涉及中国跟西方交往的那一部分的内容，还包含纯粹的中国史内容。
这些文献最主要的馆藏地都在欧洲，基本上所有西欧国家的档案馆、图书馆，都可以找到与中国有关的西文文献。例如大英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意大利国家图书馆，甚至是维也纳大学图书馆，都能找到有关中国的文献，分布非常广泛。这些文献无论产生于何处，目标读者群都是欧洲人，绝大部分都要寄回欧洲。当然在亚洲不少地方也有保存，比如果阿，长期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葡萄牙人走了以后，一部分葡文档案还留了下来。马尼拉圣托马斯大学藏有不少西班牙文文献，其中也有蛮多与中国有关的内容。美洲多处也有收藏，我在美国访学期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就找到了很重要的西班牙文材料，还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图书馆找到了何大化《远方亚洲》的一个抄本。墨西哥也有档案馆藏有与中国有关的西文档案。使用前人整理的目录是一个查找这类文献的捷径，比如来华传教士的文献，钟鸣旦主编的《中国基督教研究手册》里就有很详细的目录。我个人“安身立命”的两套文献，一是里斯本阿儒达图书馆藏《耶稣会士在亚洲》，大概有6万页左右；二是耶稣会罗马档案馆《和汉文献》中的西文部分。
那么这些外国人记载准确吗？可靠吗？傅斯年就讲过一段话，“本国的记载之对外国的记载，也是互有长短的，也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大致说起，外国或外国人的记载总是靠不住的多。传闻既易失真，而外国人之了解性又每每差些，所以我们现在看西洋人作的论中国书，每每是隔靴搔痒，简直好笑。然而外国的记载也有他的好处，他更无所用其讳。……一个人的自记是断不能客观的，一个民族的自记又何尝不然？本国人虽然能见其精细，然而外国人每每能见其纲领。显微镜固要紧，望远镜也要紧。”（《史学方法导论》）他说本国的记载之对外国的记载互有长短，我是同意的；但说外国或外国人的记载总是靠不住的多，我不太同意。他接下来说我们自己的文献未必客观，这个我是同意的，然而“本国人虽然能见其精细，外国人每每能见其纲领”，这个我又不同意，因为恐怕外国人的记载也能见其精细，中国人的记载也可以见其纲领。所以他说考察文献既需要显微镜，也需要望远镜。无论是显微镜还是望远镜，都与我们今天谈的视野是很有关系的。
你去查英语词典，耶稣会士Jesuit，有“阴谋诡计、骗子”这样一层意思。那么他们的记录会不会有很多谎言和编造、杜撰的内容呢？很多学者对耶稣会的文献持谨慎的态度。但是从我个人的阅读和使用经验来看，我认为耶稣会士留下的文献，记载的内容具有极大的选择性，他们选择记什么，选择不记什么；但是他们记录下来的部分大体上是真实的。我还找不出几个耶稣会士编造谎言的例子。很多耶稣会士的记载，与中文文献一对照，常若合符节。商业文件就更不用说，因为他们要做生意，他们的账单、统计数据，你没有办法去质疑他。
西文文献对本土史料的补充意义
在谈到西文文献的史料价值时，我们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可以补中文史料之不足，理由是中文史料对于一些司空见惯的事物常常失载，而这些常见的事物对来华的欧洲人而言，可能就不常见，因此也就可能被他们记录下来。这一说法虽有道理，但其实只是一种逻辑推测。至于西文文献到底可以补充哪些中国史料的不足，以及应该怎么补，如果没有大量研读西文文献，就没有办法回答这样的问题。以下我就根据自己研究的几个案例，还有前人学者研究一些案例，简单谈一下。
第一，中文文献跟西文文献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我曾经研究过徐光启，写过一篇文章。徐光启我们都知道是晚明的科学家，这是我们愿意承认并极力塑造的一个形象。但他另一个身份，就是他后三十年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我们去看有关他的西文文献就会发现，大量的记载是关于他信仰如何虔诚、他对教会的支持以及他的信仰实践，比如他生病的时候躺在床上，旁边放一个苦行的鞭子，还要抽自己，这个是我们很难想象的，也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不相符合的。如果后三十年他没有信仰天主，他也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科学成就，其主持编纂的《崇祯历书》《农政全书》，有大量西方知识。但中文文献在谈徐光启的时候，甚少谈他的信仰方面，而西文文献则较少谈他的官员、科学家的一面。中西文文献的侧重点不同，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徐光启的历史形象才能比较完整。
第二是中西文献立场不一样。我曾研究过明末奉教太监庞天寿这个人。中文文献因为他是太监，就把他与大明江山的丢失、明朝的灭亡关联上，认为阉人误国，所以他是反面的形象，是被批判的对象。但西文文献则记载他多么虔诚和忠诚，他为四朝皇帝效力，勤勤恳恳、忠诚有加。庞天寿效力永历皇帝的时候，内心也曾动摇，他就问他的老师德国耶稣会士瞿纱微，说我有点坚持不下去，太难了，要不要继续为永历皇帝效力？瞿纱微跟他讲，一定要为永历皇帝的效力，这是应该做的，也是天主教的要求；只有这样，即使你死了，你也会为我们教会带来好的声望，我们会记得你是一个忠君的、虔诚的信仰者。庞天寿听后痛哭流涕。西文文献描述得非常生动，他抱着瞿纱微痛哭，说一定牢记老师的话，一定会坚持下去。传教士文献突出这个人物的光辉形象，中国文献记载则是批判的立场。两方面的记载都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对这个人物的评价都有一些有失偏颇之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两方面的文献结合起来，或许可以求得对庞天寿这样一个动荡时期的人物更加公正的历史评价。
第三，我们考证史实过程中，西文文献可以补充一些证据。我举两个例子，也都是我写过的文章。我在读葡萄牙文献时发现一个人在崇祯朝历局里工作，后来回到他的家乡武昌，把天主教带到武昌，建立了传教驻地，而且一家人都领洗入教了。西文文献记载这个人洗名叫Jacob，而且还写出了他的姓，就是一个U；还说崇祯十年（1637），他弟弟中了进士，所以他才会觉得北京有人了，就不用他了，所以才选择回武昌协助建立教会。西文文献就有这么多线索，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我们就要去中国文献里面找这个人。我翻查明代进士题名录，在崇祯十年考上进士的300多个人中找籍贯是武昌的，发现一个叫邬明昌的人。我又到《崇祯历书》里找姓邬的，果然找到一个叫邬明著的，也来自武昌！这样中西文献一下子就对应上了，邬明著和邬明昌肯定是两兄弟。邬明著在历局里面工作，邬明昌后来考中进士，然后邬明著回到了他的老家武昌去，并邀请传教士前往开教。西文文献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否则我们也不知道邬明著是一个教徒，且对天主教的传播还发挥了作用。
另一个例子是金声，陈垣、方豪和黄一农先生对金声都有研究，大家都推测他是一个教徒，但都没有确凿的证据，因此都只能说金声很有可能是教徒，因为要谨慎一点。我读西文文献时，发现一个名叫Agostinho Kim的教徒，而且其所有经历跟金声一样。既然找到了洗名，则金声入教即可确证。西文文献有时能提供意想不到的证据，难以解决的问题可能因此迎刃而解。
这三个例子都要求我们中西文献互证，这是东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文献互证，很多学者都曾强调过，陈寅恪先生“三重证据法”，其中一个就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那就是中西文献互证。傅斯年说，假如有人问整理史料的方法，我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就是涉及你研究对象的各种各样的史料你都要比较一下。西文文献作为一类文献，就是要用来与其他的文献记载互证。
第四个例子是数年前复旦大学周振鹤先生的博士生刘耿做的。他葡文很好，他的研究使用了很多葡萄牙文献。他写了一篇论文叫《从王国到帝国：十七世纪传教士中国国体观的演变》，这篇文章是针对欧立德的观点写的。欧立德是哈佛大学教授，著名的新清史领军人物。他在中国好几个地方都发表一个演讲，叫做《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后来他的演讲内容发表在2014年的《读书》杂志上。他认为，中国从王国跃升为帝国，与满清入关后建立多民族联合政体的大清国有关。换句话说，明朝以前都是王国，清由于是多民族国家，所以是帝国。如果这个观点成立的话，那么新清史一个重要的观点——清国不是中国，就多了一个证据。刘耿系统梳理了17世纪耶稣会中国年信中对明清时期中国的各种称谓，用大量证据证明了“欧洲人指称中国确实存在一个从王国转变为帝国的过程，但是，该转变并非与明亡清兴同步，转变的原因也不是因为清帝国的建立，而是与传教士对一脉相承的中国认知的深化有关”。这便否定了欧立德的结论。可见，西文文献的引入，加深了我们对某些问题的认识，纠正了一些带有预设性质的看法。
第五个例子关于清代中国官方对外国人的态度。我们都知道，一般的论著都说，中国官老爷对外国人都是很歧视、很傲慢，甚至很粗暴的。美国学者范岱克先生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叫做《黄埔与广州贸易》（Whampoa and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Death in a Chinese Port, 1700-1842）。该书使用了大量的西文原始档案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本书各章中讲述的一个个故事、一个个案例都表明，中国官方对他们的外国客人展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和包容。”我一看到tolerance这个词，一方面非常感动，另一方面完全是颠覆了我们以前的认识。19世纪西方人武力攻打中国，一个原因是“你们歧视我们，一直是中央帝国高高在上的样子，对我们不包容”，但是范先生用大量的文献看到在黄埔口岸、在广州，很多外国人，中国官方对他们都非常包容，非常客气。偶尔会发脾气，但是实际行动上对他们都很友好。这与我们以往的认知完全不同。
Whampoa and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Death in a Chinese Port, 1700-1842
这两个例子说明通过大量西文原始文献的分析，我们有可能推翻流行的观点，获得新的认知。但是西文文献的价值仅限于此吗？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海量的西文文献，是否有可能为我们带来研究视野的拓展和研究范式的更新？我就是不满足于西文文献仅扮演查缺补漏这样的一个角色，尝试谈谈其在研究视野和研究范式方面的价值。
西文文献与中外关系史研究框架的突破
中外关系史在我国的学科体系当中，属于中国史一级学科下的专门史二级学科中的中外关系史方向，就是这样一个地位。而且传统的中外关系史往往表现为双边关系，也就是中国与某一国家关系的历史。比如说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英关系、中印关系等。开学术会议的时候，中日关系史的研讨会我们看不到研究中英关系的学者；中美关系史研讨会我们也看不到研究中印关系史的学者。这样的双边关系史的研究框架，当然是很重要。开会相互之间都是泾渭分明的，这样的现象也是很正常。但是历史的真实情况往往比这种泾渭分明的划分要复杂得多。例如当下的中美关系，不仅与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世界关系密切的，而且与韩国、日本、东南亚乃至印度、西亚、俄罗斯都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你研究现在的中美关系，你要考察很多复杂的关系，比如说伊朗问题、朝鲜问题，都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内容。历史上的情况大概也是这样，只不过程度上未必是如此的紧密，但是大概性质上是一样的。我接下来就举几个例子，目的是从中外关系视野的角度来谈谈引入西文文献的必要性，并且进一步说明突破双边关系史的框架，在区域史的框架下研究中外关系史的意义。
第一个例子是16世纪中日关系中的葡萄牙。16世纪的中日关系，先后由于争贡之役、倭寇问题，特别是壬辰倭乱而跌入谷底，乃至彻底中断。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在16世纪，中国实施税制改革，大大增加了对白银的需求，而日本则在16世纪发现了银见山银矿，并开始大量开采，这些日本白银很大一部分流入了中国。那么这些日本的白银是怎样流入到中国的？这是因为中日之间出现了中间商，这个中间商便是从欧洲大西洋东岸来的葡萄牙人。有的日本学者认为葡萄牙人的东来时机不好，因为正赶上东亚区域时局动荡。我在一篇小论文中反驳了这一观点，认为葡萄牙人的出现正逢其时。1557年葡萄牙人入居澳门，1571年他们又入居长崎，这正是得益于中日关系的紧张同时又相互需要。葡萄牙人经营的中日间贸易，从澳门到长崎，其利润是当时葡萄牙人所经营的所有贸易线路中最高的，澳门和长崎在16世纪最后25年进入黄金时代，迅速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港口城市。一些葡萄牙人已经“梦里不知身是客”“直把他乡作故乡”了，在澳门、长崎娶妻生子，建立房屋，不想返回葡萄牙了。而随着葡萄牙人经营中日间贸易，倭寇问题也随之基本消失了。所以研究16世纪至17世纪前期的中日关系，特别是中日贸易关系，需要使用大量葡萄牙文资料，这并不是一个奇怪的提法，而是历史事实的要求。事实上有关16世纪中日关系的葡萄牙文文献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最近有学者在大英图书馆发现一份葡萄牙文报告，是关于壬辰战争的。我感觉这份报告很重要，但很遗憾由于疫情关系，我还没有机会寓目。
第二个例子是17世纪中荷关系中的日本。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后，迅速走上海外扩张道路，其所宣扬的“自由海洋论”，主要针对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上垄断。在东亚海域，荷兰人到来后对葡萄牙势力发动一系列攻击，而这些海上战争可以被视为荷兰与西班牙战争在亚洲海域的延续。从1601年至1622年，荷兰人多次袭击澳门，均未成功，随后他们占据了台湾。1633-1639年，日本德川幕府发布了一系列所谓的“锁国令”，针对的也是葡萄牙人，从而使荷兰人取代葡萄牙人，占据长崎的出岛，开展长崎-台湾-福建之间的贸易，而这一贸易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李旦、郑芝龙等海上势力。1619年荷兰人占据巴达维亚，1641年占据马六甲，导致葡萄牙人在东亚海域的势力进一步萎缩。
荷兰东印度公司
而对葡萄牙人进一步的打击是明清易代期间几近断绝的中外贸易。荷兰虽然向顺治朝廷派遣了使节，但也只得到了八年一贡的答复。在无法从中国购买瓷器、丝绸等商品的情况下，荷兰人在日本寻找替代品，这直接推动了日本有田瓷器生产的迅速发展，伊万里瓷器也在17世纪中后期一度取代中国瓷器，热销欧洲市场。直到清朝在1684年重新开海后，中国瓷器在国际市场上才逐渐重新占据优势。有趣的是，为了适应欧洲市场的品味，中国在开海后曾有一段时间仿制伊万里瓷器。更有趣的是，伊万里瓷器是长庆之役日本抓获的朝鲜陶工李参平在有田创烧的，而且采用了中国的赤绘技法。伊万里瓷器从产生到畅销欧洲再到中国仿制，这样涉及整个东亚海域乃至跨越亚欧大陆贸易的历史，在任何双边关系的框架下都难以展现，而记录这一历史的文献，除了日文、韩文、中文之外，我推测最丰富的应该是荷兰文。我为什么这里加一个“推测”，因为我很遗憾不会荷兰文，为什么很遗憾呢？我曾经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学习，莱顿大学包乐史教授曾跟我说小董你过来，我提供奖学金给你来学习两年荷兰文。那个时候我刚刚从台湾做博士后回到文史研究院，葛兆光院长还真帮我到学校去讲了这个事情，但按照学校规定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的荷语梦断，没有学成。这是个题外话。
第三个例子我想讲一下作为整体的东亚耶稣会史。日本天主教史和中国天主教史基本上是泾渭分明的两群学者在研究。但历史的事实是，在1618年之前，在耶稣会的传教区划分中，中国教区属于耶稣会日本教省，直到1622年才正式从日本教省分离出来，成立了耶稣会中国副省。但是即使在此之后，两广、海南则一直属于日本教省的范围，即使到了日本彻底禁教后仍是如此。因此，如果完全用国别史的框架来研究天主教在中国或在日本的传播史，就会造成一些割裂的现象。耶稣会和东印度公司是最早的全球化组织，一个全球传教，一个全球贸易。研究这样的全球性组织，即使不用更为宏观的全球视野，区域性的视野也是有必要的。以下举几个小例子，来说明用东亚区域视角研究天主教传播史的必要性。
一是从文献的样貌上来讲，我刚才提到的里斯本阿儒达图书馆藏《耶稣会士在亚洲》系列文献，共计61卷，大体上分为中国、日本和安南三个部分，但由于耶稣会在远东传教的组织架构，有关中国广东、海南传教的资料，需要在日本的部分中查找，而且很多文献其实是混在一起的。例如我这半年上葡文手稿识读课，主要研究一份明清易代的葡萄牙文报告，但这份几十页的报告的附录部分，就是一份澳门葡萄牙人派遣赴日本使节的报告，一个中国文献里面，附了一个重要的日本文献。
二是日本教省和中国副省之间有着较为频繁的人员往来，比如利玛窦晚年陪伴于其身边的游文辉修士，就是在日本耶稣会艺术学校接受绘画培训的；又如曾参与葡兵来华和登州保卫战的葡萄牙耶稣会士陆若汉，在此前曾长期在日本活动。更重要的是，耶稣会专门设立了日本—中国巡按使一职，负责巡视日本和中国传教区的教务、制定传教策略，这个巡按使就像钦差大臣一样，其位阶高于日本教省会长和中国副省会长。担任这一职位的最著名的耶稣会士就是对远东传教产生重大影响的意大利人范礼安。
三是在华耶稣会士有时候会参与到中日贸易当中去。那时候大帆船很多仓位，商人会给耶稣会士留几个仓位，耶稣会士去投钱，买一些丝绸、茶叶、瓷器之类的货物，塞满这些仓位，然后卖到日本去，赚了钱用于发展教务。有的时候他们是跟中国教徒借贷。
四是利玛窦最著名的一本书《天主实义》，这一本书出版后，传播到朝鲜、日本和越南。所以这个文本本身就是一个东亚的区域文本。他的《坤舆万国全图》也传到朝鲜和日本，也是一个东亚文本。因此我们最好还是用区域史视野来研究这样的历史。
以上例子说明，从16世纪开始，东亚海域由于西方人的到来而发生剧变，一方面局面变得更为复杂，另一方面东亚海域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了，而且这一区域已成为世界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用东亚海域这样的区域史视野来研究明清时期的中国史，而在这样的视野和框架之下，中国史研究的史料范围中必须纳入西文史料。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
近年来，随着全球史的盛行，把中国历史放在全球史脉络中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其实很不容易。大家也都是喊一喊口号，我们很少看到这样一部比较成熟的作品出来。那么西文文献是否有助于我们在全球史的视野中研究中国史呢？这是我今天想尝试探讨的第四个方面。
以全球史的视野研究中国史，不应是一个单纯的口号，而是历史事实的要求，因为从16世纪以后，中国与整个世界便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而且这种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中国史不仅仅是中国疆域内的历史，也不仅包括中国本土和边疆，而应涵盖一切与中国人或中国文化有关的内容，不论这些内容发生在中国境内，还是发生在中国境外。西方对中国商品的消费，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与讨论，这些较少见于中文资料记载的内容，不应被排除在中国史研究之外。
同时代的欧洲，也同样开始了与世界联成一体的过程。以往我们强调欧洲在世界走向一体化过程中的主动性，以及中国如何被动地进入世界，但我们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是被需求的对象，中国的物质与文化成为西方进入世界的动因之一，是我们吸引了他们进入世界。中国是世界网络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和评价16世纪以来中国在世界史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这就需要关注“他者”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西文文献的目标读者是欧洲人而非中国人，但完整地呈现了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和观念，以及这些看法和观念的演变，为我们研究他者眼中的中国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英国学者雷蒙·道森（Raymond Dawson）已在这方面做了尝试，可参见其《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常绍民、明毅译，中华书局，2005年）。
16—18世纪间，有关中国的西文文献数量，虽然与中文文献的数量无法比，但若将这一时期有关欧洲的中文文献与有关中国的西文文献进行对比，便不难发现，在数量上后者远超前者，在内容和类别上后者更为全面、丰富。这也表明，欧洲人认识中国的兴趣比中国人认识欧洲的兴趣更为浓厚，且更加全面和深入，传入欧洲的中国信息要比传入中国的欧洲信息多得多。
作为信息流动中心的欧洲，同时被世界各地文化、信息影响。美国学者拉赫的九卷本《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系统梳理了记载亚洲信息的欧语文献，但还没有全面分析这些文献在欧洲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本来是他研究的重要目标，但他年龄太大了，前面铺得太开，没时间写。这是学界应该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欧洲近代化进程有横向因素，不能仅从欧洲自身的历史渊源寻找欧洲崛起的原因。以往我们都纵向分析，将欧洲近代崛起的原因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这恐怕只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臆想。事实上，两千年前的事情跟近代真的有这么大的关系么？殖民主义扩张恐怕是最重要的原因，彭慕兰《大分流》认为，欧洲通过殖民将美洲塑造成欧洲的新边陲，这是欧洲崛起的重要原因。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讲亚洲固有的且是世界中枢的体系，欧洲人东来是加入这个已存在的体系，并且将其以武力破坏，建立起受欧洲控制的体系。亚洲固有的体系本来是和平的，中国和印度人、穆斯林之间甚少发生战争，欧洲人来后一言不合就开炮。《白银资本》《大分流》都突出了中国乃至亚洲在近代早期世界中的地位，但如果他们能够使用更丰富的西文原始文献（他们其实使用很少，更多的是使用中文文献对中国经济体进行量化），其论述将更为令人信服。
《白银资本》
《大分流》
19世纪欧洲中心论盛行，影响深远，认为中国是闭关锁国的，是停滞的，是循环而没有历史的，生产方式是亚细亚式的。如果我们仔细看16—18世纪有关中国的西文文献，会发现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论调。我举一个例子，比如康熙说，我如果派100个喇嘛或道士到罗马、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传播佛教、道教，会怎么样？我们想想，当时的欧洲情况，这些喇嘛、道士去了欧洲会是什么结局？基督教作为一神教，其排他性是非常强的。另一方面中国闭关锁国吗？欧洲开放吗？奉行自由贸易吗？当葡萄牙在澳门设立一个商业据点的时候，如果嘉靖皇帝随后派一支舰队到里斯本要求租一块地贸易会怎么样？他们的海洋自由是有前提的，就是我垄断下的海洋自由，你垄断就是不自由。
研究明清时期的中国历史，一个重要的课题是研究中国在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中的作用。这样的课题，仅用中文史料或包括满文资料在内的本土资料来研究是肯定不够的，必须以全球史的视野，全面梳理中西文献，作综合研究。所以我们现在把西文史料全部引入进来，好好观察这样一段历史。用西文文献来批评欧洲中心论，这个才更加有效。
最后，谈谈我个人对学术界的期盼，也包括对同学们的期盼。
首先，要努力去构建西文中国史料学，纳西文史料入中国史的史料体系当中，不能再忽视它。其实也可以纳西文史料入日本史、印度史、朝鲜史，都是一样的道理。尽可能掌握欧洲语言，还要能读他们的手稿。同学们，现在大家是大学生，有时间赶紧去学英语之外的第二、第三门外语，然后他高高在上、趾高气扬地欧洲中心论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西文史料来批他，跟他说你觉得事实上不是这样。
其次，除了语言工具之外，还要掌握一批文献，所谓的掌握就是你很熟，就像我有两套安身立命的文献，你要掌握这样的一批文献，使其成为你的根据地，你的堡垒，你的看家本领，你的学术根基，你的学术特色。我学葡萄牙语的那个时候，懂得葡萄牙语、能够用葡萄牙文献做历史研究的中国学者很少，这也是我能够顺利在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找到工作的原因，我想主要是拜这个所赐。一些老先生或大教授说，小董我知道，他会点葡萄牙语，都是这样的一个印象，我才有了进入了大学谋得一个差事的机会。所以你们也是，现在还有时间，赶紧去学，学一门独门绝技，你会别人不会，或者很少人会，你就有特色，你被替代的可能性就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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