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鲁亚克(左)、艾伦·金斯伯格(中)和加里·斯奈德(右),这几个始于“垮掉”、后来纷纷修禅的美国文人的作品都广获接受。
这一代杰出的头脑迷于修行 ——20世纪50-70年代美国文人的“禅热”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一直驻足旁观的美国被拖进了大战现场。在美国本土,可想而知的,黄面孔黄皮肤受到了另眼相待。罗斯福总统签署了9066号执行令,授权美国官员和警察可以逮捕日本人和日裔美国人,将其送进拘留营。一直到战争结束前,计有逾10万名在美日裔被限制了人身自由。
不过放在佛教自日传美的宏景里看,这只能算是一个插曲。这一拨传教已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美国结出了果实,那时,临济宗名僧释宗演带出来的三个徒弟,在洛杉矶、旧金山和纽约建立了各自的根据地。虽说那时美国政府持续限制日本移民,很多日裔和华裔在美建的寺庙禅堂被迫关闭,禁佛之风一直到“二战”结束前达到极盛,但借助书籍出版,以及像伊兹拉·庞德、T.S.艾略特等美国一线大诗人的力推,“禅”一词进入了美国人心里,形成了自己的亚文化人群。
《达摩流浪者》
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 著 陈姝 编 梁永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年7月
文人明星在战后显示了他们推动观念变革的力量。上世纪50年代,艰辛度日的日裔,在美国本土实现了一次迂回的文化渗透:禅的观念吸引了无数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先锋作曲家约翰·凯奇受禅文化的影响,创作了著名的“4分33秒休止”——在一首乐曲中设置了长达4分33秒的空白。“垮掉的一代”是这一浪潮的主力推手,杰克·凯鲁亚克的小说《达摩流浪者》,为此后二十年间禅的兴盛奠基。
尽管另一位禅的重要推动者、倡导禅愈疗法的阿兰·沃茨宣称“垮掉派”的禅是“伪禅”,但凯鲁亚克、艾伦·金斯伯格和加里·斯奈德,这几个始于“垮掉”、后来纷纷修禅的美国文人的作品都广获接受。1930年出生的加里·斯奈德,是如今仅存的垮掉派主将,他在日本京都学过禅,在他的诗篇和散文里,禅意味着寂静和自然(这个“自然”有互相关联的两义,一是大自然,二是“自然发生”,都指向“人为”的反面),以及在此情境下得到的自由。总之,来自东方的禅,与纠结、躁动、充满了二元对立的西方价值体系处处相反。
《达摩流浪者》里以化名“贾菲”写到加里·斯奈德:背着登山包,下巴上蓄着一把小山羊胡,眼睛是绿色的,眼角上斜,很有东方人的味道;他的左耳上打了一个绿松石耳钉,那是他15岁起跋山涉水、游猎野营时给自己安上的标志,至今未摘。
“他是‘达摩流浪者’的第一名,而且事实上,‘达摩流浪者’这个词儿就是他始创的。贾菲来自俄勒冈,自小与父母和姐姐住在东部森林的一间小木屋。他当过伐木工和农夫,热爱动物和印第安人的传说??后来,他又学了中文和日文,成了一名东方学家,并认识了‘达摩流浪者’中的佼佼者——中国和日本的禅师,与此同时??他对世界产业工人联盟那种老式的无政府主义,又有很深的认同。”
2007年,加里·斯奈德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
在上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眼里,身为登山健将的斯奈德就像一个部落首领,浑身野性,精熟于北美土著的社会结构,可以树立一个具体的、关于共同生活的梦想,这种生活不仅可行,还十分快乐。他最有名的一本诗文集《龟岛》,名字也来自印第安人的语言:“龟岛”是印第安人给北美的一个称谓。斯奈德讲,这个名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我们在这片大洲上的位置和样子。
斯奈德始终在强调在地之幸和失地之殇——印第安人失地,被剥夺了立足的根脉,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里的人则遭受了另一种失地,他们毁坏了土地的本来面貌。因此,斯奈德的名声在嬉皮士退场、20世纪70年代环保主义运动兴起后继续上扬。他一直在为土地、水源、荒野发言,且比一般的发言人思想更深,学识更博,语言更美。
把斯奈德和金斯伯格的照片放在一起,能看出他们的气质多么相近:都有长长的、绵延到嘴角的鱼尾纹,也各有一部犹如用石膏制作的络腮胡子。1955年洛杉矶“六画廊”里的朗诵会上,斯奈德朗诵了诗歌《一场浆果之宴》,金斯伯格则第一次朗诵了他最有名的诗《嚎叫》,开头的一句,像《达摩流浪者》一样为一群人定了位。他们优秀,他们自我放逐:
“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挨着饿歇斯底里浑身赤裸,
拖着自己走过黎明时分的黑人街巷寻找狠命的一剂,
天使般圣洁的西卜斯特渴望与黑夜机械中那星光闪烁的发电机沟通古朴的美妙关系,
他们贫穷衣衫破旧双眼深陷昏昏然在冷水公寓那超越自然的黑暗中吸着烟漂浮在城市上空冥思爵士乐章彻夜不眠??”
Turtle Island
Gary Snyder 著
New Directions
1974年1月
金斯伯格曾与凯鲁亚克同宿一宅,两人是好友。不过,《达摩流浪者》里的金斯伯格(化名“艾瓦·古德博克”)认为“佛教那一套都是狗屎”,对贾菲等人嗤之以鼻,无非“泡泡妞、做做学问、享受人生”,佛教是他们打的文化幌子。但是,艾瓦无疑是个有慧根的人,他在同修佛的朋友们的交往中,不断地被他们口中说出的有意思的话所吸引:他会说,贾菲写的某个句子“韵律清纯得像麦尔维尔”;听贾菲说到18世纪日本僧人白隐的打坐观,艾瓦说,“很有意思,其中似乎真的是饶有深意。”
金斯伯格后来也入了修禅之门。凯鲁亚克在书中将他描绘成一个友好的同路人,他的“嚎叫”人格,他对于及时行乐的迷恋,他的标准的“垮掉派”颓废嘴脸,不会拒绝任何佛教研究会组织的串联活动。做过世俗的疯子,不妨也做个禅疯子,反正大体的形式不外乎一群人扎堆狂欢一场。书中,在一场由佛教协会组织的派对上,艾瓦和贾菲都脱衣裸奔,在被问到“什么是佛教”时直说:“佛教意味着认识更多的人。”
斯奈德确有泡妞癖,如今年近九旬,已娶过四任太太。在他们几个人的价值观里,社交是在美国修禅习佛的一部分,无碍于这种实践本身的纯正,反过来,如果彻底放弃了人生苦短的意识,修禅似乎就太“不接地气”了。看上去,金斯伯格身上残留的愤世嫉俗更多一些,对于舶自东方的那一套东西在美国的传播,他更愿意冷眼旁观。不过对友情,他始终是忠诚的。
1965年,林登·约翰逊时代的美国国会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废除自1924年以来限制亚裔移民的政策。大门既开,众多亚洲佛教徒——很多都是无家可归者或浪迹天涯之人——抢滩登陆,在各大城市兴建寺庙和学校,招揽那些改信佛教的前基督徒以及对佛教感兴趣的美国人,盛况不亚于今天遍地开花的瑜伽和冥想进修班。这段时间史称“第二次精神觉醒”,对应着基督教会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颓势。
罗伯特·波西格正是在这股浪潮里走上前台的。时间上也很巧合:1969年凯鲁亚克逝世的时候,比他小六岁的波西格刚刚完成一个个人版本的“在路上”——骑一辆摩托车,带着自己18岁的儿子,从明尼苏达出发,几乎穿越半个美国,驰往旧金山。这当然也是一场内心之旅。1974年,他根据这段经历创作的哲理小说《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付梓。这本书太畅销,乃至随后出现了一批仿作:《禅与换尿布艺术》《禅与赌博艺术》《禅与仿冒禅的艺术》??
这种滑稽的模仿,只能说明波西格原作是不可复制的,就像艺术作品里,杜尚那个开先河的小便池也不可复制一样。
禅到底是什么?《达摩流浪者》中,贾菲和库格林频频引用禅师高僧的话:“有人问大梅禅师佛教的精义何在,他回答说是风中的落花,是摇曳的杨柳,是竹针,是亚麻线。换言之就是忘形狂喜,心的忘形狂喜。世界的一切,不外就是心。但心又是什么呢?不外就是世界。所以马祖禅师才会既说‘心就是佛’,又说‘无心是佛。’你们知道,谈到他的大弟子大梅禅师时,他是怎么说的吗?他说:‘梅子已经熟了。’”
世界是心,心也是世界——“不外”二字赋予这种论证以超然的色彩。然而,波西格用一次实打实的旅程来参透这些,然后写书说服读者,他是怎么参透的,怎么经过认真而不乏意外的实践才抵达了结论。这种领悟似乎是无心所得。他最初考虑的是“亲子”,因为知道自己和儿子的情绪都不稳,所以想到用这么一次旅行来给爷俩的情感找到依托。
《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
罗伯特?M.波西格 (Robert M.Pirsig) 著 张国辰 译
重庆出版社
2011年9月
这本书可爱而有深度,波西格的语言平静简洁,令人愉悦,就像读者能亲身参与到他的旅途中一样。波西格不想让儿子继承自己身上的精神缺陷,于是一直在教儿子如何修车,如何在地图上规划线路,如何扎帐篷野营,希望这些能让儿子拥有现实感,知道什么是世上的“真实”。这是他本人自青少年时代一直在探寻的。他用一个人人都懂的词——“Quality”——来指代这一孕育一切的“真实”。他并没有给出“Quality”的定义,但是读过此书的人会体会到,它直接关联着“世界—心”互画等号这一颇具禅意的观念;它是对西方价值体系里众多无法解决的二元对立的消解。
“人们都是‘形式犯’,”他写道,“用伪造的浪漫之物覆在丑陋的技术上,以制造出美和利益,他们并不知道去探寻从哪里开始,因为没有人曾告诉他们,世界上有一个名叫Quality的东西,它是真实,并不是形式。”书中主角“斐德罗”(用这个取自古希腊诡辩哲学家来做自己的化名,波西格寄托了一种偏离苏格拉底-柏拉图正统的意涵)说。
虽然挂了一个禅的名字,从本质上说,《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仍是一本落在西方价值体系里的哲理书,作者借用了齐克果、尼采、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思想来校正柏拉图主义。存在主义者们悬置了“现实之存在性空无”,而波西格给这个问题找来了答案:很简单,就是修车。在嬉皮之风余温未散的20世纪70年代,波西格将日常工作提升到“艺术”的境地,进而融合世界与自我、外与内、客观与主观,来解答他自己对“真实何处觅”的困惑,是十分聪明也颇具“正能量”的举措。美国人可以接受这些,从波西格的书中,他们发现自己不需要改变什么,甚至不需要放弃手头用于谋生的活计,就能抵达某种境界。“禅”,只是波西格给予这个境界的代号。
斯奈德的禅指向荒野,所以他写纯自由的后现代诗歌,一派世外高人的气概;波西格的禅却在城市里,停留在纯正工业文明的细枝末节中。斯奈德逸出,而波西格镶嵌在社会、职业、婚姻和亲子关系里,他传播的福音是:如果连修摩托车这样的事都是艺术,还有什么不是艺术?如果连修摩托车都能悟禅,还有什么事不能悟禅?
然而,命运给了孜孜探寻“真实”的波西格以沉重一击。在《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出版五年后,他的爱子在旧金山惨遭谋杀。当初,波西格操心儿子的心智,却从未担忧过他的生命安全。除了1991年出版的又一部哲理小说《利拉》,直到2017年4月24日去世,波西格后来几乎没有写出新的作品。丧子的痛苦像一团阴云,无法撤离他的内心世界。
凯鲁亚克、金斯堡、斯奈德等人后来一一成了文化偶像,波西格却没有。读过他的书,再看其人,更觉得他的朴实——就像在美国的每一条公路上都能找到的修车工人。《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结束于一段极其朴实的对话,没有任何的升华或者点睛。儿子问爸爸:“我要是岁数足够大了,能不能有一辆摩托车?”
爸爸说:“只要你能照管好它。”
“你得做点什么呢?”
“很多很多事,你一直看我在做的那些事。”
“你能把所有要做的都演示给我吗?”
“当然了。”
“很难吗?”
“只要你态度正确就不难。难的是态度正确。”
波西格说,维护一辆摩托车的工作,其艺术的一面要比科学的一面更为根本。关键在于拥有正确的态度——一个尽人皆知的道理,甚至跟那句鸡汤话“不忘初心”暗通款曲。然而,就像那些讲述远途冒险过后才发现真理就在自己家中的寓言故事一样,只有在读过了前面二十万字后,这个结尾才会显露出不一样的意义。
刊于《财新周刊》2017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