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中华帝国》：明清与朝鲜在东北亚的政治博弈

【按】“答辩”是一个围绕历史类新书展开对话的系列，每期邀请青年学人为中英文学界新出的历史研究著作撰写评论，并由原作者进行回应，旨在推动历史研究成果的交流与传播。

本期邀请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元崇与三位年轻学者一同讨论其新著《再造中华帝国：1616-1911的满鲜关系》（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 1616-1911）。本文为第二篇评论。

1619年5月，未来的清太祖努尔哈赤派遣一名朝鲜俘官去给光海君李珲递送文书，这是一个自1600年以来的正常沟通流程，但这次情况却意外地发生了变化。一来是朝鲜自己的宗主国明帝国在三个月前和努尔哈赤代表的后金政权在萨尔浒展开了激烈的大战，而朝鲜也自然而然派出了一万三千人协助作战，但结果以明帝国大败而归收场；二来这次努尔哈赤并非单纯的外交沟通，而是带来《国书》和一年前向明帝国宣战的根据——《七大恨》的抄本，并力邀朝鲜国君一同抗明。应当被视作“蛮书”的后金公文给朝鲜带来了一个不小的麻烦，因为已经叛离明的努尔哈赤在信中自称为“后金天命皇帝”，而在朝鲜的世界观中只有明皇帝才是唯一的皇帝，作为边牧蛮夷的努尔哈赤应当被称作“可汗”，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违背的。所以朝鲜一直将努尔哈赤以“酋长”（chieftain）相称。

朝鲜国君用了一个有趣的办法回避这个问题，他假装看不懂这个称谓，命令平安道知府朴咏蒲以第二人称回信给“建州卫马法”努尔哈赤，并使用知府自己的公章印，在回信中劝诫努尔哈赤趁早收手。信中提到朝鲜和后金两百多年来一直都是天朝子民，回归皇明也会让朝鲜和后金之间的关系缓和。然而这一回复却让努尔哈赤大为光火，他立即回信要求朝鲜跟其用女真的杀马宰马仪式誓约，焚香结盟，并在信中以“孤”自称，也将朝鲜说的天朝以女真的习惯称为“南朝”。这些称谓的变化实质上折射出十七世纪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变化：新生的后金政权正在通过挑战明帝国的话语权以谋求自身的去蛮夷化，而作为明帝国外藩的“小中华”朝鲜，也随着战事的升级开始被迫审视自己的宗主国，和以往被视作蛮夷的后金，同时明帝国用于证明自己中原宗主身份的宗藩制度也成了让后金身份翻转的关键。三方角力让宗藩制度成为未来三百年东北亚政治博弈的焦点，隐藏的变化内因也随着当下学者的研究得以展示。

《万国来朝图》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早期东北亚研究中“宗藩”所代表的文明/蛮夷身份二分并不是一个被重点关注的文化结构，主要原因是早期学者相信可以通过更具体化的朝贡来明晰东北亚政治动态。例如费正清和邓嗣禹（1941）作为最早研究朝贡制度的学者，将朝贡视作中国处理国际关系和对外事务的主要方式，指出从青铜时代开始发展的文明观念让中原自命为文化中心，而四夷则需要通过贸易和纳贡接受来自中国的政治和道德安排，这种具有经济交流和鲜明路线交流的外交关系成了考察从帝国晚期开始的国际交往的有力范式。

众多学者围绕该制度挖掘出了许多相当精彩的内容（Laura Hostetler,2001; Paul Jakov Smith & Richard von Glahn,2003; Brantly Womack,2006），以至于柯娇燕（1997）戏谑称其虽然饱受争议，但几乎在学界“永生”（immortalized）。但随着米华健（1993）、吴劳丽（2005）、岩井茂树（2007）等学者对于边疆跟东北亚交往更加细致的研究考察，让学者们开始意识到朝贡制度存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边疆互动的盲区以及过于简化明清时期的政治运作和继承性的问题，尤其是朝贡作为建立在中原（文明）/四夷（野蛮）基础之上的经济贸易体系，但这种观念是如何产生并划分的，对于文明的划分又是如何在国家交往之间运作，这都是朝贡制度难以介入讨论的。例如张启雄在论文“外蒙主权归属交涉：1911-1916”中虽未对朝贡制度研究本身作出批驳，但其认为近代西欧从威斯特伐利亚和会衍生的国际法观念跟中国传统世界观无法兼容，以及对于中国与藩属关系之考察都指向了一条能够更清晰进行中国领土谱系及观念研究（territorial genealogy and idea research）的路径；川岛真（2012）则进一步将朝贡放置在以宗藩为主的华夷区分观念中考察，来追溯这种观念如何形成，并分析民国外交政策对于这种理念的继承；也有像Yuan-kang Wang（2010）指出以朝贡为中心的华夏中心主义只是假定，并不足以完全说明史料；或者如Chung Tan（1978）指出这只是中国的交往礼仪和习俗，并不足以称之为外交政策。虽然批评内容各不相同，但都认为朝贡过于片面，无法解释交往背后的复杂策略和内在动因，张锋（2015）就批评过对于东亚政治研究缺少双方互动，更多是从单一中国视角切入。

随着朝贡体制不断被发现问题，学者也开始寻求其他的研究可能性，而同时期开始崛起的“新清史”对中亚边疆的关注给了东北亚研究学者巨大的启发，诸如濮德培、罗友枝等人对中国身份多元性和边疆视角的观察，让其他方向学者意识到中国身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概念，这让正在追求新突破的东北亚研究开始细化。诸如濮德培（2003）研究东亚交往的时段延续，认为交往体系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的华夏观念；也有强调朝鲜和日本会主动利用中原的儒家观念来实现政权稳定和自保，并非单纯的接受（徐耿胤&石之瑜，2012）；还有考虑东亚更普遍的藩属关系，发现建立在实力之上的等级制是儒家排序原则的延伸（孟维瞻，2016）。

诸多的尝试体现学者们并不满足朝贡体系带来的僵硬解读，在寻求更灵活的观念变化动因。2018年特拉华大学的王元崇（Yuanchong Wang）教授出版了著作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1616–1911正是该研究背景语境下的重要成果。著作落力于“宗藩制度带来的文明/野蛮划分”和“中国身份的多重面貌”之上，从标题“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可以看出，王教授将明清时期中国与朝鲜及宗藩制度内的国家交往不单视作早期双边政治沟通，更找到了理解关乎整个东亚政治自17世纪以来是怎样维持和重塑的切入点。在一个跨越三百年的时段中，“中国”这个意象和“中国人”这个身份是如何流变和维持的，这不仅意味着有着内部的政治动态影响，更重要的是东亚各国形成密切交往的背景下，研究需要一个可以从外部切入的必要视角，该著作也正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

《航海朝天图》

而对于东亚视角中的中朝关系相处，战后学界较早关注的是语言交流和交往结构。例如姜信沆在1965年的文章中以李朝时期的司译院和承文院作为译学的主要切入点，而随着《燕行录》被不断发掘，学界也开始从单纯翻译制度转变到翻译本身涉及的知识学和译官如何培训并且如何工作，这方面白玉敬（2000）、马一虹（2005）、松浦章（2009）、梁伍镇（2010）、罗乐然（2014）等学者已经有相当不错的成果。作为日韩地区关于东亚史的主要研究方向，学者们最早是希望能够通过官员交往来补充东北亚朝贡关系的政治术语研究，但随着朝贡关系在领土谱系研究内的落实，让从译官开始的考察走出了制度史的角度。学者们意识到这种交往不仅代表双方制度的博弈，更代表在不同知识型中如何影响彼此或妥协。而这背后也应当有更深层次的身份话语问题，以乾隆时期千叟宴作为观察宗藩关系的叶泉宏（2002）和清朝在1627和1636年两次入侵下“明—朝鲜”关系转变的凡门德（2002）就是较前时段中的主要研究学者。而学者们也有关注到朝鲜在归降后对清朝的复杂态度，并非是绝对百依百顺。这样纠结的对清意识和“小中华”的身份使东北亚局势变得盘根错节。中西方学界不少著作也都对这种因为触及身份认同导致的敏感态度进行系统的阐释（Seonmin Kim,2007；孙卫国,2007；李花子,2012；金文植,2016）。  

全书概括

因为早期新清史学者被批评忽视清朝和东亚的近现代变化，所以当下的新清史学者更注重中国在不同时段中可以是何种中国，这不仅包括了对于之前新清史争议的响应，也意外和东北亚研究的转变有一定重合，王教授的著作也正是在这种语境中诞生，突破了既往国际关系史中单纯关注制度交往所带来的桎梏，更多以边疆和宗法观念来观察中国和中国身份的变化和产生。因此根据全书结构，我们可以通过两次转变来观察两次不同方式运作下的身份重塑。王教授的著作正是可以通过这个重塑的开始进行视角考察的二分，一方面是东亚内部宗藩体制是如何被利用来塑造新的身份和国家形象，又是如何反作用于自身帮助保持身份独立性；另一方面在西方概念进入东亚语境后，双方是如何理解对方的制度，并最大限度利用彼此的观念完成对于形象的新改造和交往准则的再生产。所以这并非是在讲述国家交往的政治史著作，而是在说东亚各国如何在一个类似家庭关系的传统观念下完成现代化转型的著作。那么在主体的双重结构下全书一共分为六个章节，第一部分就是清和朝鲜如何理解对方，而第二部分则是在国际法语境出现后，在面临欧洲挑战的背景下重新理解对方及其出现的新概念。

第一章重点描述了东北亚对抗是如何随着双方实力的发展变得不再均衡，满洲在十六世纪中早期的蛮族形象很大程度上通过跟朝鲜关系的改善得以消除，并且能够在中原地区建立新多国等级制度。这是一个被作者称之为“对他者的野蛮化”（the barbarianization of others）的过程。在1627年皇太极第一次向朝鲜发动战争，不到两周时间就横扫北部疆土并攻入都城，他以朝鲜断绝跟明的关系转而向金臣服为要求进行谈判，但遭到了士人阶层的强烈抵触。国君向士人阶层解释谈判乃是缓兵之计，因此在信中对皇太极采用较为尊敬的“金国可汗”，而称呼自己时也使用较为平级的“我国”，同时继续使用明的年号。这让局势一度僵持，但最终在巨大的实力落差面前朝鲜以选择与金兄弟相称来换取和平，这不仅标志着金被承认为拥有一个统治国家的最高主权，同时代表其蛮夷身份开始发生转变，且正借用明的宗藩制度为自己打造一个以金为中心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在1631年的军事胜利后更加明显。1632年皇太极通过制度改革成为金国唯一主权者，这让他有足够权力效仿明代制度，建立一套类似的内部政治体制，并下令满族官员翻译汉文典籍为满文争夺话语权。而在史书记载中，面对跟朝鲜的交流，也多记载为金国“赐”给朝鲜物品，在这之前满人的政治观念多半来自蒙古，但随着跟中原和朝鲜的交流加深，汉族观念必不可少地成为要打造的跨民族帝国之基石，国家意识也在跟朝鲜和明朝的文书交流中逐渐规范化。这种新的政治话语一定程度上为当时处于宗藩体系边缘的族群勾勒出了一个新的天下观念，中国也不再是敌人，而是成为政治文化认同的概念。这不同于以往辽金元的汉化过程，较为边缘的族群通过对体系的吸纳，在坚持自己的传统文化特性的同时利用宗藩制度将正在逐渐成型的后金政权视作天下中心，而朝鲜则是重要的外部助力。后金通过把朝鲜从一个家族关系中的弟弟变为文明话语中的蛮夷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正是对于宗藩体制的运用才可以达到的。

第二章描述了金在1644年之后如何建构制度来打造一个新皇朝，在这一章中王教授首次提出了一个关键概念——“朝鲜模式”（Choson model），这将对了解清朝如何克服明朝政治话语内的蛮族形象非常重要。朝鲜作为“小中华”，自然是清的主要目标，因为清需要将明的外藩转化为自己的外藩，再以朝鲜作为宗藩制度的范式去挪用至其他边疆地区。从1637年作为清外藩身份到1644年之后成为清处理内亚、东南亚甚至欧洲关系的典例，清成功利用朝鲜打造出了一套通过另一政治实体派遣朝贡使者形成宗藩交流的礼制仪式和政治话语秩序。朝鲜也从最开始的实际贡税到1644年之后的政治表演，朝贡变成了一个宗藩观念下表示服从的政治象征。1647年清朝攻克南方三省后对待日本和琉球等国也正是采用这种朝鲜模式，清的君主也在逐步适应中原儒家思想的天子形象。第二章展示了清朝如何利用外藩完成自身观念的转变，这得益于朝鲜作为“小中华”的身份，也正因如此清和朝鲜的交往频率远高于旁边任何一个国家。同时对于“小中华”意识的考察也同样精彩，王教授指出了中华概念对于中原政权周边国家来说，是一个对于中央王朝的认可，这也是自身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所以这也是为何清朝需要得到中原王朝认可的儒家国家——朝鲜作为利益伦理的首要建构对象，原因是“小中华”意识是取得双方政权合法性的双重关键。

《燕行图》中的山海关东罗城

第三章是笔者认为最有趣的一章，因为对于宗藩的关注常常以中国对外的视角进行观察（何伟亚，1995；宋慧娟，2007；陈维新，2012），或者从朝鲜的使官动态跟视角来观察中国形象（徐东日，2010；沈玉慧，2011；赵与元，2012；王元周，2013）。但王教授在这一章以宗藩制度对朝鲜的影响切入，揭示了朝鲜是如何利用宗藩制度重塑自己身份的。这种视角变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更加细致观察宗藩制度如何在不同位置国家运作的途径，同时这一章也涉及欧洲在跟东亚的交流中朝鲜模式能发挥多大作用。它为读者展示了不同于费正清的视角——费正清将清朝跟欧洲交往失败归咎于士大夫的顽固，而是以中国中心世界观揭示了背后更深层次的政治意图。第一章中诠释了朝鲜坚持自己作为“小中华”的意识对于清的意义和重要性，然而也正是“小中华”意识让朝鲜在1644年之后将自己视作明代表的儒家文化的正统继承者，事实上清朝除了在塑造天下观的时候将朝鲜视作蛮夷，日常交往的时候大量文化政治精英还是认可朝鲜的儒家文化继承性和其表现出来的中原文化意义。但这也造成了朝鲜士人阶层从最开始的反清情绪转向民族主义话语的崛起，在早期诸如宋时烈这样提倡反清复明的士人领袖虽未得到实质支持，但确实得到了来自高层的认可。朝鲜国王也利用对于反清情绪的默许加强对于国内知识阶层的意识形态统治，同时承认宗藩关系也能满足自己的对外身份，这种局面也随着17世纪清朝平定三藩之乱达到了顶峰。明显的例子就是肃宗在乾隆四十三年（1704年）祭拜崇祯吊死六十年，并设立大报坛祭祀曾在壬辰战争中援助过朝鲜的万历，使用的年号是崇祯七十七年。当时前去清朝纳贡的使者也多怀着悼念明朝的心态，面对清朝的学者，朝鲜使者也多通过衣冠的对比来强化自己的小中华意识。但随着两国了解的加深，朝鲜学者意识到这个被国内认为是蛮夷的国家有着远超自己的技术和繁华，这种复杂心态让朝鲜跟清朝的关系逐渐正常化，士人阶层中也出现了对于其经济和技术的认可，但否定文明性的声音，也在这种此消彼长的心态拉锯之中来到了17世纪末。英国使团的到来彻底改变整个中国乃至东亚的政治面貌，在1793年之前清帝并没有对英国在南亚和西藏的活动有足够的认知，而是如同看待朝鲜或者安南一样，将英国视作外夷之一，嘱咐招待要适中。而见面结果也众所周知，使者马嘎尔尼跟清帝在叩拜礼上发生了严重争执，最后双方不欢而散，清朝万万想不到，这次会面预示着未来的剧烈社会变革。

第四章讲述了在欧洲跟中国发生摩擦后产生的认知断层。欧洲人在跟中朝的交往中发现中国和朝鲜都宣布朝鲜是/属于附属国，而在经过了法国教士在朝鲜被杀和美国船员被杀事件后，西方人逐渐将朝鲜视作一个独立于中国之外的主权国家而非中国的附属。日本也正藉助欧洲规范体系和话语让朝鲜成为一个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在《江华岛条约》中承认朝鲜为同等地位的国家，并寄希望于这种条款认可可以成功切断中朝之间的关系。

第五章讲述了中国对朝鲜的宗法制关系与其如何在“宗藩制—条约”代表的“外部双重网络”（the outer dual network）和“朝廷—朝廷”代表的“内部网络”（the inner network）下修改政策。晚清政治精英企图通过国际法语境来维护宗藩制的努力，也为第六章清朝利用条约延续宗法制的方式埋下了伏笔。1882年《中朝条例》的签订却意外引发了一场中国的礼制风波，满族官员崇绮指出《条例》第二条规定官员交往时必须完全平等，但朝鲜在1637年成为清的外藩后，官员也就成了中国官员的官员，因此地位是不可能平等的。而条例中要求的平等意味着朝鲜国王将和清帝处于同一位置，因此平等一词必须删掉。李鸿章则试图寻求均势，他解释道朝鲜国王是跟总督和巡抚这样的内臣平等的外臣，但都属于天子，而朝鲜官员则跟总督和巡抚以下的中国官员是平等的，这种在祖制和西式礼仪中均衡的方式也获得了朝鲜朝廷的认可，总理衙门为两国官员交往顺利建立了新的框架。

第六章也为这个持续三百年的制度划上了句号。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中国一直为朝鲜的地位进行重新定义，但随着外部局势的紧迫，在八十年代诸多外藩被日本和英法吞并为殖民地后，俄国也在蚕食中亚的地域，这迫使中国将新疆行省化，与外藩的界限问题也就成为九十年代末最需要考虑的。那么是否需要将朝鲜也行省化就摆上了谈判桌，但最终还是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式，派遣御史协助朝鲜运作外交和商业事务。但殊不知这在驻扎于东亚的西方外交官看来是殖民主义的政策在破坏朝鲜主权。这让矛盾进一步激化，也证明了中国将朝鲜视作属国从而行使的宗藩保护政策跟西方的现代国际法视角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使其愈演愈烈的朝鲜民族主义也影响着两国的关系，最终在战争中宗藩关系也走向了尽头，各国也走向了不同的现代发展路线。但王教授指出这种派遣御史甚至划分租界的方式并非传统的帝国主义，正如第五章所言，清—朝交往具有的关系多重性使清朝只是利用国际话语来延续自十六世纪开始的宗法制结构，直到1911年甲午战争，宗藩代表的宗法制结构才彻底崩溃。

《日清战斗画报》

作为一本英语学界中少有的关注中朝话语中宗藩制度的著作，王元崇教授很好地为我们探查了东北亚视角下清和朝鲜的时段关系。但正如我在开篇所言，当下明清史学者开始通过更细致的研究边疆动态来响应对于之前新清史研究的争议，诸如P?r Cassel（2012）的研究跟本着作第二部分国际法跟宗藩制度的冲突和理解有一定相似之处，两位学者都意识到1840年后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在国际法刺激下产生出了各具特色的治理机制，而清朝的治外法权也是一种延续传统的治理政策；Kirk W. Larsen（2011）的研究结构跟本着作一样意识到朝鲜的特殊地位和在全球视角中清王朝对朝鲜难以用朝贡概括的交往关系，将清朝在十九世纪晚期的转型解释为运用灵活运用了新规则完成转型，而朝鲜进入国际体系也跟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岩井茂树（2020）的新著则发展了2007年的文章“清代の互市と「沉默外交」”，将互市制度视作中国主力推动的政策，意在减少朝贡贸易的压力同时减少边疆的摩擦，从而可以保护双方的经济利益，将清朝视作一个东亚中的国际都市看待，同样追溯到了宋元明时期的海洋政策和东亚交往，而在十九世纪末海洋格局的变化也迫使清改变政策。这些相关方向的著作都将东北亚关系追溯了宋元明时期，不再把近代交往政策视作孤立产生，而是具有延续性的活性制度。而将朝鲜作为理解宗藩关系的切入口也是王教授切入现有研究语境的上策，作为“小中华”的政治身份，清朝十分需要靠这点完成新的观念塑造，而在塑造完成之后则将朝鲜视作宗藩关系范式以推向其他边疆国家，这让该著作突破了传统双边国家研究，也是最大的贡献，即系统地为我们描述了另一种看待并书写东亚交流的方式。

视角剖析

近年随着《燕行录》的电子化，朝鲜士人的崇周思明心态成为研究重点，关于具体心态案例，Jae-hoon Jung（2010）、葛兆光（2014）、曹悦（2017）等学者已有足够的阐释。但这种心态在明清史乃至东亚史研究中是否有更深的政治意味，诸如廖敏淑（2012）、吴政纬（2015）、孙卫国（2018）、徐毅（2019）等学者已经意识到以使臣、译官和文告构成的交流具有更大意义上的文化建构。这不单纯是朝鲜对于宗主国和蛮夷的心态，更涉及到新生政权如何通过这种心态来挑战中原政权的华夷观念。而这种观念也并非机械的追悼，在后金转向清的过程中也在跟着不断改变。王教授通过挖掘文书中的隐形书写重构了当时“宗藩观念—政治等级”是如何影响正统性这个概念，从而为清的崛起提供合法性，笔者认为这也应当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之一。

宗藩在东亚语境中是一个标志着文明/野蛮二分的政治框架，源自于商周时期对于“天下”观念的神圣化。中国也成为拥有天命的文明共同体，随着春秋的到来孔子提倡恢复正道的政治理想和战国的战事激烈化，进而变成了捍卫文明话语权的意识形态。汉朝将儒学思想通过法令转化为正式制度后，宗藩也就顺利被吸纳进国家话语中，并扩展为中国外交政策和疆土管理的重要理论基础。在北夷崛起后，宗藩被北宋政治精英当作维持正统性的政治手段使用，像石介和欧阳修这些学者利用宗藩将宋视作唯一的文明中心，而边境则是野蛮的象征。例如司马光通过编纂《资治通鉴》这部描写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的史书完成宋的历史叙事，将宋置入中原（文明）位置之中，于是作为中央文明帝国的华夏和对应的野蛮概念也就成为在1911年之前中国对外的主要政治观。

来自作为藩属国琉球的进贡船

王教授在书中讲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展示宗藩制度在明清时期如何变化：从十六世纪开始皇太极会跟朝鲜国君交流，而1627年丁卯战争中朝鲜的失败让朝鲜跟清朝必须兄弟相称，朝鲜的使臣也会在奉天向皇太极行明代的宗藩仪式，春秋两季清会派出满人使臣去汉城觐见国王。虽然朝鲜不想将满人使臣给予汉人使臣一样的待遇，但还是将其安置在了迎恩门旁边的慕华馆，仪式也与明相同。但有意思的是，按照明朝政治书写标准，在官方文书中明帝国皇帝的字行抬头必须另起新行，同时要高于朝鲜和其他字行，这是为了表达皇帝是最高统治者。皇太极当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给明将袁崇焕写信时将自己置于仅次于皇帝但高于官员的位置上，而他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则将国王视作同等地位（见图一）。

图一：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p.36 FIGURE 1.3

但到了1636年12月28日清军进攻朝鲜，并包围了南汉山城后，朝鲜国王选择了投降并接受皇太极的一切要求，还在1637年2月24日向皇太极叩首三下以表臣服，并交出明朝印章。同时清朝的文书格式也发生了变化，皇太极不再将朝鲜国王视作同等地位，而是将自己视作同明朝一样的天子，完全取代明的话语称谓，成功将朝鲜从明的政治话语中过渡进了清的政治话语（见图二）。

图二：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p.40 FIGURE 1.5

这个例子很好地体现了清朝是如何用明的礼制仪式将本来是“明—朝鲜”的宗藩制度置换为了“清—朝鲜”，所以“礼制仪式”也就成为清如何在东亚政治语境中重塑身份的重要问题。但礼仪制度是一个明清史研究中并不陌生的观点，诸如张勉治（2019）就利用乾隆南巡来展示清朝作为一个家产—官僚制帝国是如何利用礼仪制度完成对内身份塑造的追求；也不乏Norman A. Kutcher（1999）和Macabe Keliher（2019）这样对礼仪作出深刻解释的，前者揭示了清朝礼仪中的满洲因素，后者进一步将礼深入政治史领域，通过挖掘祭祀和朝服指出礼仪关乎君权/国家建构。但王教授的突破之处在于，这是从外部介入礼仪的变动，所以让礼仪不再是清朝内部的政治斗争，而是外交战略中必不可少的互动需求。从宗藩双方视角来说，对于礼仪的理解不再满足于维持交流，更可以利用礼仪达到关乎身份和王权的政治目的。这种对于互动的理念考察也是本书最大的亮点。清朝必须通过儒学国家的承认来挑战甚至取代中原政权的华夷观念，皇太极的天子形象也并非来自于入关后对于士族的武力征服，而是在入关前就通过朝鲜将自己塑造为一个满足明帝国天子称谓的新“汉”形象。这应当是东亚政治语境中的自然策略，边缘政权崛起后通过中心政权的附属国认可来逐步取代中心政权，利用宗藩来挑战宗藩，完成政治性话语的改造，也正是如此，叩拜礼仪成为了最重要的认可环节。王教授在著作中通过礼仪的变化及其如何影响宗藩观念进一步揭示了政权运行规则，也为后章更大的国际视野打下了研究基础。

随着清朝新身份的确立和朝鲜过渡进这一政权，王教授用英祖和清朝商讨继位者的案例刻画了满人如何看待周边政权的关系，在英祖四十四年（1768年）孝章世子和庄献世子相继去世后，英祖向清帝乾隆表达了希望立世孙李祘为王位继承人的想法，但清廷因为没有先例就只好从诸子典籍和前朝历史中寻找，最终以中原统治的案例为朝鲜王权找到了支撑点。这正说明了宗藩制度下，满人将朝鲜视作中原王朝的延展，清帝是天朝的宗主，而朝鲜则是宗主的外藩/天朝的小邦，只不过这种礼仪和思想上的边界以政治——文化体现，而非殖民主义式的领土实控，也就是“隐性的边疆”。

但这也正是欧洲人难以理解宗藩的原因，按照现实所见朝鲜应当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看待，毕竟清和朝鲜之间有完全不同的民族、疆土、文化、语言。但清帝国确实在理论上有将朝鲜完全纳入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可双方似乎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这一点，而是继续进行着名为宗藩的议程，但是宗藩这个概念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是完全不存在。那么在十九世纪后，国际法和全球视野的出现让清朝和朝鲜意识到自己需要重新思考彼此的关系，这也可以看作是第二次重塑。在第一次重塑中清帝国利用作为“领土帝国”的扩张完成了塑造“政治—文化帝国”的形象，而在第二次塑造中，则是“政治—文化帝国”的特性反作用于“领土帝国”本身，让统治者需要重新思考直接控制的边疆界限所在。

1839年描述虎门销烟的画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第一次面对来自西方的坚船重炮，旧的概念也随之被改写。英法将领在谈判时希望按照欧洲标准将外交官员常驻于北京进行谈判，但遭到了包括怡亲王戴垣在内诸多清朝高官的反对，他们希望英国效仿俄国派遣学生而非官员，派来的学生需要穿中国衣冠，遵守中国法律，不问政事，而国家之前要谈贸易可以在通商口岸跟中国的巡抚总督谈，要访问北京必须走陆路进京，每三五年访问一次足矣。王教授指出清朝提出的其实正是宗藩制度的流程，也就是说清朝从1761年到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期间，一直对英国的理解都没有改变和松动，反而一直都希望将英国拉入宗藩制度内。在《天津条约》签订后王教授提到了一个十分奇妙的场面，条约第五条规定了外国以外藩身份进入中国政治话语，虽然允许美国使团有足足二十个人进入，但这被清视作是上国对蛮夷的一种恩惠和认可。也就是说在《天津条约》签订后清将外国视作纳贡的外藩贡国，而外国恐怕是把自己视作现代国际法体系中的主权国家，两边怀着各自的理解签署并运行着条约，最后矛盾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随着使团的入驻，清朝的知识分子对于国家之外的政治开始感兴趣，也逐渐意识到原世界主义式的儒家观念并不足以应付更加现实的政治局面，中国也不再成为上国，而是世界国家中的一个，中原中心论的观念也随之瓦解。而宗藩制度也成为必须摆上台面进行讨论的重要话题。这需要提到教授的另外一个有趣发现，即清朝在完成国家政权稳定之后做了什么，需要先从一幅图说起（见图三）。

图三：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插图，第83页 

这是一幅乾隆时期的朝鲜官员画像，1751年6月乾隆下令效仿唐太宗庆祝万国来朝，所以广泛收集各国人物，四方属臣的画像以体现作为天朝上国的威严。十年后出版的《皇清职贡图》一共收录了六百幅画，开卷第一张就是这位身着明式官袍的朝鲜官员，叫做“朝鲜国夷官”，收录的其他国家画像也大差不差。曾经的小中华变成了如今的夷官，而属于前朝甚至自汉唐遗留下来的周边关系被乾隆使用传承自唐的政治话语改造为了蛮夷。诸如英、俄、安南、缅甸、日本在内的欧洲、东欧和东南亚国家也通过这种改造被纳入了中国的宗藩制度内，作为“小中华”的朝鲜则是最典型的示范，这被王元崇教授称作“官文制度化”（documentary institutionalization）。1761年画册的出版则标志着这种状态的完成，清朝利用前朝儒家思想的普世主义将自己塑造为一个多民族共存的世界帝国，宗藩制度则为清朝提供成为世界中心的理论基础。也正式从1761年开始宗藩制度成为确立清朝对内外统治地位的政治依据和基础合法性，而英国作为一个从1761年就被吸纳进宗藩话语中的“蛮夷”，也在当年年底被乾隆以“地大物博”的理由反驳了其要求通商的意图。那么三十多年后马嘎尔尼访华，因为礼仪造成的冲突也就不难以理解，这并非皇帝的愚昧，而是正常的清朝政治运行，马嘎尔尼被视作跟朝鲜同样的外藩蛮夷，从英国人以蛮夷形象进入画册再到要求行叩拜礼，这都是跟上文所展示的朝鲜使臣一样的仪式，这也正是宗主对待外藩所需要的仪式，而这种仪式也恰恰是清朝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所以清朝自1761年到1858年的“封闭”其实是一个符合国家运行理性的必要策略，也是自下而上的权力运行根基。

宗藩制度在十九世纪后期被不能理解运作的西方人视作利用话术掩盖其殖民主义本质，而晚清政治高层也在考虑是否需要将朝鲜像新疆一样行省化，这必须要提一个有趣的现象。在1644年之后清朝将宗藩制度同样运用于东南亚等地区，这被视作解决历史疆域问题和边界冲突的必要手段。但在1662年到1669年期间，清朝在招降盘踞台湾的郑经时，郑经也希望以“清—朝鲜”的宗藩制度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但被康熙拒绝，认为朝鲜始终是外国，而台湾则从属于中原的宗主，这意味着清朝十分清楚“领土帝国”和“政治—文化帝国”应当如何划分并共存，皇帝对于台湾的拒绝态度也侧面证明了对于朝鲜，清是在有意识塑造一个“领土帝国”之外的“政治—文化帝国”。这一点也在晚清交往中被发现，美国外交官福久于1884年在朝鲜三田渡旅行的时候看到了于1639年建立的一块石碑，这是上文提到1637年朝鲜向清臣服的战争中留下的象征之一，碑文上一共有三种语言，汉文由朝鲜官员李景奭撰写，满文和蒙古文根据汉文部分转写，赞扬清使朝鲜重获新生的恩情。福久通过这块碑发现了朝鲜和中国宗藩制度并非如同缅甸和中国的纳贡仪式那么简单，而是具有清朝政权利用小中华作为“政治—文化帝国”的范式典型的深层政治意义，这让他意识到朝鲜和日本跟美国签订的条约并未实质性触动过去四个世纪以来它们跟中国的宗藩制度本质。这个结论也使西方外交官意识到并不能将朝鲜视作一个完全的独立国家看待。

而对于清朝来说，西方的主权概念也随着跟日本外交官森有礼的谈判开始明晰，森有礼在关于朝鲜的谈判中运用奥斯曼和匈牙利等国的关系展开辩论，但因为文化视角差异过大，导致完全无法沟通。这也迫使日本派出战舰威胁朝鲜签订《江华岛条约》，这一举动也让条约给了清廷启发，从1884年开始中国也利用条约取得了朝鲜的三个租界，这正是上文提到的“外部双重网络”，即“隐形的宗藩理念——实质的条约观念”，故王教授认为这并非清朝帝国主义，而是基于宗藩理念之上的观念延续。直到1911年清朝灭亡，朝鲜也正式解除了宗藩关系，“政治—文化帝国”也收缩为“领土帝国”，现代国际法意义中的主权国家也随之产生。

1883年描述中法战争前谈判的漫画

一点看法

在阅读该著作的过程中让我想到了另外两本书。一本是Loretta E. Kim的Ethnic Chrysalis：China’s Orochen People and the Legacy of Qing Borderland Administration（2019），在该作中，作者通过考察中俄边疆冲突对于鄂伦春族形成的影响，指出清朝通过鄂伦春族来制造行政区域，从而达到对于黑龙江边疆的实控，使用征兵和采伐对身份内部进行分类来吸纳人群，这体现清朝如何在冲突中利用身份话语完成政治需求和帝国领土的维持。另一本是Ronald C. Po的The Blue Frontier：Maritime Vision and Power in the Qing Empire，这本书打破了以往清朝忽视海洋的闭关锁国形象，指出清朝在十八世纪有意识地利用巡逻海军和海关制度融入海洋世界，指出存在一个跟马汉海权不同的东方海洋观念。海洋市场的扩大化和海军巡逻队的增加让清朝成为一个隐形的海洋帝国，这得益于海疆管理机构的高效运作，对于岛屿的控制和巡逻范围的扩大都投射清朝的国家权力，而贸易体系则成为帝国统治范围的指标。前者通过清朝如何控制帝国领土探索清朝皇权运行机制，后者通过研究海洋意识追问清朝的海洋观念和对于领土的理解。虽然这两本书都跟王教授的著作视角相差不小，但都揭示了当下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当我们在考察既往学术脉络中被视作内亚的国家时，应该意识到这个定位可以有更多的解释空间，内亚国家的性质不一定是一成不变的，那么可否通过一个更广泛的视角来观察国家在全球史视域中承担的角色？可以看到Max Oidtmann（2013）、Benjamin Levey（2013）等学者已经有了不错的成果。清在面对不同文化区域时，采用了或吸纳或暴力的方式面对挑战，这种各不相同的政策透露出清朝营造自己帝国身份的努力，也表示了面对多民族统治的挑战，清朝在十分灵活地采取应对策略。这使得考察清朝形象可以有更多层次的观察角度，也让清跟边疆的互动研究不再只有单一视角来剖析政治运作，而是可以通过将更抽象的理念，诸如对于民族概念或者对于身份认同的认可，放置在一个长时段中考察变化。王教授著作展示了中国这个概念本身是如何随着领国关系的变化而变化，而政治婚姻，宗教，贸易，宗藩和战争都应当属于可以塑造中国概念的交往方式。也正因如此，王教授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即后金在向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拥有中国概念，因为由负责处理东北亚事务的礼部和蒙古衙门而来的理藩院本身就具有完整的宗藩体制。所谓传统内亚国家从一开始的转型中就具有成为中原宗主的宗藩资质，那么来自儒家化的“小中华”朝鲜的认可就成为实现进入中原宗藩话语的门票，但其本身已经去蛮夷化了。

Ronald C. Po的The Blue Frontier：Maritime Vision and Power in the Qing Empire

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视角去反思过去的观念，同时王教授运用丰富的多语言史料提供了宗藩制度在全球史视角中是如何被运用又如何被理解的。Kwangmin Kim（2016）论述清朝在中亚如何通过贸易跟当地民族合作成为欧亚经济帝国，马世嘉（2019）论述清朝在南亚跟印度的冲突跟与地学发展有何关系，作为海疆和陆疆双重关系的大帝国是如何在内部知识精英影响下让印度从外藩转化为外国，对清的政治中枢如何处理多语种文书以及外来文化如何影响内陆。如果将王教授的作品与这些作品进行比较，那么或许可以实现一个清帝国在全球视角中的考察，这也正是这部著作的意义所在：既祛魅既往对于清朝的偏见认知，又丰富了学界对清在东北亚实现自己国家性质转型的内在动因和全球视角中作为基础理论的宗藩运作机制的认识，还讲述了身份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在历史中可以处于怎样复杂的位置，并提醒我们在意识形态之外的中国身份或许可以有更多视角进行观察，清朝也可以有更多身份/形象出现，展示一幅更加全面的历史图景。这也十分有助于未来学者进行更细致的海洋史研究。

王教授以宗藩区分了关于领土的价值观，这使得清朝本身的性质成为重要问题。而处理明清制度史的学者也可以随着边疆和对外研究的加深，更好地观察内部制度是如何产生的，作为多民族国家中看似无关的内部政策或情绪是否可以对边疆甚至外交问题进行响应。这也是笔者认为第三章最有趣的原因，因为王教授清晰描述了作为宗藩关系中的外藩一方会如何利用并响应，这提供了如何将结构性关系之中的他者视角挪用至区域内部的书写范式。例如Steven B. Miles（2017）、Ulrich Theobald（2018）等学者的研究，虽然都涉及清朝边疆移民问题，但是否可以放在对外关系的全球史语境中，考察关系对内部城市或者特定人群的影响？例如涉及后期西南地区的研究，某一程度的移民激增或者产品经济转向，是否在除了环境史和内部政策的原因外，还有来自宗藩关系中外藩的影响？而同样，第二章中涉及金在入关前的宗藩关系和中国化也是绝佳的研究成果，是否可以将该研究成果用于观察金在入关前跟蒙古诸部的关系？已有的研究如杜家骥（2003）、楠木贤道（2009），虽然同样精彩无比，但并未考虑在入关前蒙古已经成为金的外藩，而借用王教授对于金通过中国化转型为清帝国的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拓展对于满蒙关系的认知。

而其他边疆方向的研究已经出现了足够多的成果，例如小沼孝博（2014）阐释十八世纪征服了准噶尔后，清朝在欧亚大陆内的身份转变和如何在中亚发展政策；David A. Bello（2016）揭示了另一种帝国统治方式，即以生态学和种族关系来将边疆治理吸纳进政治话语之中。这些方向的结果或多或少都可以反作用于内陆研究之中，因为其揭示的清朝身份多样性本身就足以提供全新的思考视角。随着东北亚史新研究范式的出现和对于现代化身份转变的细化研究（Nianshen Song,2018），东北亚研究会成为明清史中极其重要的关注点，宗藩关系对于清朝的多元身份也将有基础性的意义。我们也看到已经有学者开始讨论宗藩关系下的日朝关系，和中国如何观察两国对立的历史（罗丽馨，2020）。这些多元的研究视角都有助于我们对历史有一个更加立体的认知，也足够驱散来自意识形态幽灵的遮蔽，明晰一个更加鲜活的中国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