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ra Kottmann and Cornelia Reiher eds., Studying Japan: Handbook of Research Designs, Fieldwork and Methods, Baden-Baden: Nomos, 2020
Theodore C. Bestor, Patricia G. Steinhoff, and Victoria Lyon Bestor eds., Doing Fieldwork in Jap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标题中的这个问题至少可以分拆成两半。其一，在日本研究的方法、路径、技巧等方面，有没有相应的指南、手册和规范？其二，如果有，这些“宝典”又是否管用，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照方抓药、按图索骥？
近年来，国内关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著作陆续问世，李连江的《不发表 就出局》、项飙的《把自己作为方法》、黄宗智的《实践社会科学研究指南》、刘军强的《写作是门手艺》都是其中的代表。类似的方法论译著更是为数众多。在美国研究等区域和国别研究中，也不乏相关的方法论编著和译著。那么，在日本研究中，是否存在类似的作品可供指点迷津？
在《美国的日本研究史：基础资料与文献汇编》一文中，我们曾对相关文献做了初步的梳理，主要涉及研究综述、调查报告、图书名录等资料性成果。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日本研究主要大学图书馆编著的不少文献指南中，也往往包含对基础研究方法的简介。这些指南大多问世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甚至更早。令人唏嘘或庆幸的是，仅仅二十多年之后，书中提到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在今天读来已有恍若隔世之感。在互联网时代，随着电脑技术日新月异，原先作为研究基本功的图书馆卡片查找、输入法切换等技巧现在已基本不再适用。当然，这些资料查找的工具性书籍也在更新换代，不乏最新的作品。此外，在不少欧美大学的日本研究基础课程中，研究规范也往往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此向年轻学子介绍日本研究，特别是赴日开展研究的一些方法和技巧。
目力所及，欧美学界关于日本研究方法论的著作中，有两本最具知名度和影响力：一是西奥多·贝斯特（Theodore C. Bester）等三位学者主编的《在日本做田野》（Doing Fieldwork in Japan），二是诺拉·科特曼（Nora Kottmann）和科妮莉亚·瑞尔（Cornelia Reiher）主编的《研究日本：研究设计、田野调查和方法手册》（Studying Japan: Handbook of Research Designs, Fieldwork and Methods）。以下分别评述，重点引介最新出版的后者。
《在日本做田野》
自2003年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来，《在日本做田野》已成为国际日本研究的一部经典，甚至是必读书目。利用Google Ngram Viewer可以发现，近二十年来引征率一直居高不下。可惜的是，该书在国内却鲜为人知。全书共二十一位作者，在出版当时，大多为国际日本研究界的中坚力量，时至今日仍有相当部分是活跃的现役学者。
数据来源：Google Ngram Viewer
全书共四百一十四页。除了三位编者合写的导论以及正文后附的“关于数字资源和田野的附录”、术语表、参考文献等内容之外，主体部分共二十章，分属四个部分：“动身起步”（starting out）、“穿越官僚主义的迷航”（navigating bureaucratic mazes）、“提问：问卷、访谈和获取”（asking: surveys, interviews, access）、“圈内人网络中的圈外人”（outsiders in insiders’ networks）。与这些标题类似，各章的标题也颇具文学化和个性化色彩。全书作者的田野调查遍布日本四岛和冲绳，见闻有殊、经历各异，编者期待从中提炼出在日本开展研究的若干“技巧、困惑、问题与出路”（第5页）。如封面所示，书中还有穿插着二十余张各位作者在田野调查期间拍摄的照片，可谓“一图胜千言”。
对于日本研究学者，特别是其中的中国学者而言，本书的意义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更宽泛意义上重新认识“田野调查”在日本研究中的作用和价值。一提及“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不少人不由自主地将其与人类学划上等号，在脑海中立马浮现马林诺夫斯基笔下的特罗布里恩群岛，或是当今世界的发展中地区。但事实上，“田野调查”的方法并不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禁脔，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都有广泛应用，在国际日本研究的不少经典作品中更是表现出显著的存在感。根据书后提供的个人简介，二十一位作者中共有九位人类学者、四位政治学者、四位社会学者、两位宗教学者，历史学者和图书资源管理者各一位。“田野调查”的普遍意义，从这些作者的学科分布就可见一斑。例如，历史学研究通常被认为主要与故纸档案打交道，但作为一名著名的日本历史学家，安德鲁·戈登（Andrew Gordon）希望通过自身的经历告诉大家，在做日本社会史的过程中，通过人际网络获取信息来源和口述材料同样十分重要。
相较而言，田野调查、集中访谈等“在地”方法是中国的日本研究学者所不擅长的，或条件比较欠缺的。因此，西方学者在运用这些方法的前提下获得的日本研究成果，无疑对中国自身的日本研究具有特殊的启发意义。2009年以来，由高丙中主编的“走进世界·海外民族志大系”陆续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些作者发出了“到海外去！”的呼吁，也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海外民族志”的某种后发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此外，麻国庆主编的“跨界与文化田野”书系中也出现了中国学者在日本所做的民族志研究（李晶：《稻作传统与社会延续：日本宫城县仙台秋保町马场村的民族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这些尝试和努力无疑与本书的主旨是高度吻合的。
第二，从方法论的角度“还原”名著，以“反向工程”的方式，做深入的案例解析。方法论的手册和指南常常被比喻为“菜谱”，诸如“盐适量、糖少许”的建议往往被批评难以实操，如非反复实践、自我摸索，光读“菜谱”永远都是纸上谈兵。这恐怕也是事实。但动态的“菜谱”，就像大量美食节目一样，既要明确告知煎炒蒸煮的诸多技术性要素，也每每需要生动呈现一道道佳肴的制作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类似本书的方法论指南好比导演见面会，又或是叫座大片的制作记录和幕后花絮，使读者仿佛置身片场或舞台的后台（君不见豆瓣、IMDB上不少制作纪录片的评分甚至高于原片）。
对于本书中的不少作者而言，其成名作或代表作极大地得益于书中提到的那些田野经历，而随着学术世界的大浪淘沙，这些作品大多已成为国际日本研究中的经典著作。其中，贝斯特的《邻里东京》（国云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年）、安德鲁·戈登的《日本劳资关系的演变》（张锐、刘俊池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等也已有了中文译本。因此，读者可以从本书中一窥佳作的来龙去脉、前身今世。通过作者对自身研究经历的娓娓道来，拆解和揭示其中的机关和要害，让读者在对原著击节叫好的同时，更知道“好在何处，好从何来”。正如编者所言，尽管本书并不是一本手把手传授的“操作步骤说明书”（a step-by-step how-to manual），但确实为如何在日本做研究提供了诸多洞见和建议（第1页）。可以说，这种基于具体作品的言传身教，往往比纯粹介绍方法论的手册更为具象和形象，也更具启发的实效。
值得一提的是，其实中国国内也有类似的著作。例如高柏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日本研究：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高级培训班讲习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中就对本人的两部力作《日本经济的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根源》（刘耳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和《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安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的研究经验作了很好的阐释。两者结合阅读，也有类似的功效。
第三，作为“学术史”和“日本社会研究”的意义。书中不乏大量趣闻逸事、笑谈掌故乃至内幕密辛，颇具可读性。这些作者现身说法，将其研究过程中的心路历程与喜怒哀乐和盘托出。这其中既有机缘巧合、无心插柳（serendipity）的意外之喜，也不乏无奈、沮丧、痛苦甚至危险。作为一部相当个人化的合集，书中并不回避作者的抱怨和吐槽。例如，现任哈佛大学赖肖尔日本研究中心主任的玛丽·布林顿（Mary C. Brinton）就批评日本“事实宏富，数据欠奉”（Fact-Rich, Data-Poor），既是社会学家的“地狱”也是“天堂”。
无论是其“心得”“诀窍”，还是走过的“弯路”，这些学者的经验都给后来的研究者以教益。各章的描述，既有对原著的高度浓缩和提炼，也透露出不少原著中不便言说或语焉不详的点滴。这些经历片段可视为作者本人学术历程的“口述史”，而不同案例的重叠和累积又进而形成了某种国际日本研究的“学术史”或“学科史”。同时，由于不少作者深入日本社会的肌理，展现了诸多不为众人所知的侧面，无论是官僚机构、外籍劳工团体、非政府组织、媒体，还是更为隐秘的赤军、新兴宗教、监狱、黑帮等，都是如此。对这些“非常规”的研究主题而言，仅仅依靠档案、数据等既有文献，或纯粹的理论推导和概念辨析往往难以完成。这突出了田野调查的优势和独到之处，也使本书超越了纯粹“方法论”的意义，兼具日本社会历史研究的性质。
《研究日本：研究设计、田野调查和方法手册》
《研究日本：研究设计、田野调查和方法手册》一书问世尚不足半年，2020年12月刚刚由德国知名的Nomos出版社编辑出版。两位主编中，诺拉·科特曼是位于东京的“德国日本研究所”（DIJ）的资深研究员，科妮莉亚·瑞尔则是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日本研究教授。
该书出版后被广泛宣传为“在对日本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第一部关于定性方法、研究设计和田野调查的综合指南”。“德国日本研究所”也自信满满地将其称为“日本研究方法论的第一部综合基础指南”。
全书共五百零一页，分为十七个章节。每个章节，首先由平均近十页的“主章”作深入的主题讲解，后附三篇具体的案例介绍和补充阐释，每篇篇幅不长，大致在三至五页。因此，全书事实上共有六十八篇各自独立的文章，又彼此引用提示、前后呼应。每一章之后还附有详细的延伸阅读和参考文献目录。与《在日本做田野》所有章节均是单一作者单独完成不同，本书的相当一部分篇章有两位以上的作者合写，部分作者贡献了不止一个篇章，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本书所力图彰显的“跨国学术合作”和“国际学术共同体”的意义。
全书内容极为丰富，虽篇幅宏大，但丝毫不显得凌乱和臃肿。不揣冒昧，试将各章的标题移译如下，其核心内容也可一目了然：
第1章如何开始研究：日本研究的多样性（Roger Goodman）
第2章如何提问：研究问题（Gabriele Vogt）
第3章如何组织研究：研究设计（Kaori Okano）
第4章如何确认相关的学术争论：文献综述（Urs Matthias Zachmann）
第5章如何收集数据：定性社会科学简介（Akiko Yoshida）
第6章如何做田野调查：在日本内外研究日本（Levi McLaughlin）
第7章如何对人访谈：定性访谈（Nora Kottmann and Cornelia Reiher）
第8章如何观察他人和环境：参与式观察（Christian Tagsold and Katrin Ullmann）
第9章如何获取书面和虚拟资料：档案馆、图书馆与数据库（Theresia Berenike Peucker, Katja Schmidtpott and Cosima Wagner）
第10章如何整合不同方法：混合方法设计（Carola Hommerich and Nora Kottmann）
第11章如何分析数据：对定性社会科学研究中数据分析方法的简介（David Chiavacci）
第12章如何了解数据的意义：编码与理论化（Caitlin Meagher）
第13章如何使文本系统化：定性的内容分析与框架分析（Celeste L. Arrington）
第14章如何理解话语：定性话语分析（Andreas Eder-Ramsauer and Cornelia Reiher）
第15章如何收尾：在压力重重的世界中写作（Chris McMorran）
第16章如何开展可靠和公正的研究：好的研究实践（Cornelia Reiher and Cosima Wagner）
第17章如何呈现结果：发言与出版（James Farrer and Gracia Liu-Farrer）
从目录可以看出，全书的重点在于定性社会科学方法，主要的目标读者则是日本研究的博士生和年轻学者。在前言中，该书的项目组织方坦言，无意将其变成一部“日本研究的圣经”，但希望能够成为日本研究的“烹饪指南”（第13页）。从我个人的阅读体验来看，可以说这一目标已完美实现。
除了结构完整、议题全面、阐释清晰、资料翔实等特色之外，该书具有以下三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开放和多元的学术视角。全书共七十四位作者，蔚为壮观。这其中既有谢尔顿·加龙（Sheldon Garon）、罗杰·古德曼（Roger Goodman）、乔伊·亨德瑞（Joy Hendry）、罗伯特·帕克南（Robert J. Pekkanen）、萨蒂娅·帕克南（Saadia M. Pekkanen）、南希·罗森伯格（Nancy Rosenberger）、理查德·萨缪尔斯（Richard J. Samuels）等资深学者，也不乏后起之秀，甚至包括数位在读博士、博士后研究人员。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年轻学者刚刚步入学术生涯的正轨，出版了本人的首部著作或完成了第一个重大项目，因此其建言尤为恳切，经验也更具时效。由于不同世代的并列，书中推介的各种研究方法呈现颇为多样化的特点。例如，同样是分享记笔记的经验之谈，年轻学者多力荐EndNote、Citavi、Zotero等软件以及云端等存储方式，而资深学者则强调“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传统的笔记本和便笺簿仍是得心应手的不二法宝。
本书的两位主编、前期准备团队、主要资金来源和出版方均来自德国，因此书中体现的传统“欧洲大陆”的日本研究风格自不待言。但从作者群的出身来看，既有欧美学者，也不乏相泽真一、今井顺、木下江美、中野幸江、冈野かおり、清水薫、竹山明子、渡边大辅、山口富子等日籍或日裔学者，以及刘双（Gracia Liu-Farrer）等华人学者。这些学者所在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不仅包括美国、德国、英国等传统日本研究的“西方大国”，还包括澳大利亚、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因此，尽管美国学界的影响力仍毋庸讳言，但这本合集绝不是一本“美国的日本研究手册”，而在相当意义上体现出“国际日本研究手册”的特色。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作者中，包括两位主编在内，女性学者逾四十人，远超一半。这既与国际日本研究中女性学者比例较高的现状相符，也进一步凸显了不同性别的学者在日本研究中的差异化视角和体验。因此，尽管本书并无意强化女性主义的理论取向，但在书中能充分感受到女性学者对日本研究的重大贡献和特殊思考。
第二，偏重定性研究，强调混合方法多管齐下。作为区域和国别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否认的是，日本研究即便在美国也未必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强调定量研究。但在日本研究中，相比其他国家的学者，美国学者更为重视定量研究方法或许也是不争的事实。部分由于上述第一点的特点，本书从始至终都以定性研究为重点，在此基础上强调“三角互证”等混合方法和“多方法研究”（MMR）路径，并简要涉及若干定量研究的方法和技巧。
具体而言，全书的主线或曰共性的问题意识在于以下四点：其一，对日研究（research on Japan）和在日研究（research in Japan）分别具有怎样的特殊性？其二，跨国牵连（transnational entanglements）如何改变了日本研究？其三，技术创新如何促进了日本研究，又带来了哪些挑战？其四，日本研究中的伦理影响何在？（第19页）。从这些问题意识出发，各章中提示最多的研究方法包括田野调查、定性访谈、观察式研究和文献研究，这些方法也构成了本书的焦点（第132页）。考虑到中国日本研究的传统和优势，本书的这一取径或许更符合中国学者的研究风格，既能在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提供一定的新鲜感或差异性，又不至于形成鸡同鸭讲、难以对话的窘境。
第三，在突出学科研究“普遍性”的同时，不忘日本研究的“特殊性”。无论是各章正文的阐释，还是延伸阅读和参考文献书目的挑选，本书都注重首先在社会科学和区域研究的整体背景下展开介绍，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日本研究所蕴含的特殊之处。
书中的绝大部分学者都在欧美接受日本研究的学术训练，但同时又熟悉日本社会，不少作者还是在日本的研究机构和大学工作的外籍学者。因此，与在整体上介绍区域研究或各个具体学科的研究手册不同，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从国际日本研究的视角出发，对日本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性做了恰如其分的评估。书中的不少建议、提醒乃至警告，相信会使具有类似经验的学者感同身受、会心一笑，也对新一代的日本研究学者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例如，如何在日本或日文的语境下处理严肃学术写作与通俗流行写作的关系；如何应对日本人对外国人田野调查和访谈的特殊期待和反应；如何充分重视并积极营造在日的人际关系网络；如何更加高效地利用日本特有的社会学科调查和民调数据等等，都颇具价值。
编者曾一度担心，本书作者中研究食物、家庭、性别的学者或许过多，使相关主题变为略为“小众”，使其经验之谈的“普遍意义”打一些折扣。但从阅读效果来看，这些通常未必居于日本研究“主流”的议题和学者，恰恰通过对其“利基”研究的阐释另辟蹊径、以小见大，体现了触类旁通、殊途同归的意义，也为日本研究的多样性乃至趣味性增添了不少风味。略为遗憾的是，本书的作者大部分隶属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来自历史学、经济学、法学、国际关系等学科的学者较少，学科的全面性和综合性或许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在日本学界，近年来也出版了若干关于日本研究的方法论简介（如野本京子、坂本惠、東京外国語大学国際日本研究センター 編集『日本をたどりなおす29の方法：国際日本研究入門』、東京：東京外国語大学出版会、2016年；ガイタニディス?ヤニス、小林聡子、吉野文編集『クリティカル日本学――協働学習を通して「日本」のステレオタイプを学びほぐす』、東京：明石書店、2020年），但限于篇幅和深度，大多只对日本研究中的主要学科或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日本问题”做了初步的罗列，基本仍停留在“教养教材”和“基础入门”的层次。
与之相比，本文介绍的这两部英文合著，无论是学术价值和国际影响力都远超其上，也让人读起来兴致盎然。且两书不无互补，如果说前者相对演绎和感性，聚焦“在日本做研究”，则后者更趋归纳和理性，俯瞰“做日本的研究”。如能有幸全文移译在国内出版，相信会对中国的日本研究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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