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研究的动物转向
经典人类学的研究之中，动物一直被视作人类社会的象征，或以动物为参照思考人类社会的分类和关系。从大约二十年前开始，人类学对于动物的研究开始有了新的转向，这一转向的关键在于是否将动物视作研究的主体，即动物本身是否具有内在性（意向性）。法国学者克里斯泰勒·格拉马利亚（Christelle Gramaglia），师从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通过在实验室中检测亚洲蛤蜊的重金属含量，从而推断水流中的污染情况， 她的研究中将亚洲蛤蜊称之为哨兵/警戒（法语“sentinelle”具有此两种译法）。弗雷德里克·凯克（Frédéric Keck） 继续拓展了这一概念，在他的研究之中，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去理解哨兵的含义。即：地理上的边境地带，例如我们可以在香港对广东养殖的鸡进行检测，防止禽流感病毒扩散到世界上其他的地区；而动物本身亦可作为哨兵，健康并且未注射疫苗的鸡被当作“哨兵鸡”放置入养殖场，以此检测其他鸡群是否携带病毒；最后，人类本身也可以作为“哨兵”，香港和台湾地区分别借鉴英国和日本体系成立了观鸟组织，其成员可以通过对鸟类的观察而发现环境改变和预见潜在的环境威胁。（凯克的作品《病毒博物馆》中采取了“哨兵”的译法，故本文之中涉及其作品我们以此书译法为准。）
最近关于大象出走的报道中，亦有关于警戒象的描述：警戒象一般与象群拉开距离，一旦有情况，会通过嘶鸣和踩踏地面的方式向其伙伴发出警告。其实，在自然界，扮演这样警戒角色的动物还有不少，我所观察和研究的鸬鹚，即是其中一例。人类学者不能像动物学家或者生物学家那样去探寻动物本身到底是否具有以及如何表现其意向性，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于自然现象的观察去思考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关系。
鸬鹚的迁徙：一场两岸生态竞赛
我的田野点在距离厦门九公里之外的金门岛，关于其特殊的历史和政治地位，在此毋需赘述。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得金门得以保留许多珍稀物种，如已经在台湾本岛灭绝的欧亚水獭和在已经很难在厦门见到的厦门老鼠簕。而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金门岛也成为了许多候鸟迁徙的中转站，如夏候鸟栗喉蜂虎和冬候鸟鸬鹚。2017年我第一次去往金门进行田野调查，就发现当地有以观鸟为主题的民宿和导游，当然也有作为“环境哨兵”的观鸟组织。我的报道人告诉我：每年十月，鸬鹚从西伯利亚飞来福建沿海，次年四月会集体飞回西伯利亚。而在此逗留的六个月期间，每天还会进行一趟短途旅行——每天早上七八点钟飞向厦门，因为厦门拥有更绵长的海岸线，因此也拥有更多的食物来源；而因为厦门的光污染严重，鸬鹚不得不在天黑前启程回到金门过夜。如此反复，只是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条件。上万只鸬鹚一起起飞降落的情景引得观鸟者、摄影师、观光客慕名而来。
许小西 摄。
鸬鹚在金门栖地主要是位于西半岛的慈湖附近。在1969年，为了战略考量而兴建了慈堤，隔在堤外的是海域，堤防以内就成了如今的慈湖。曾经在台北偶遇吴念真导演，谈及我的金门研究，他告诉我自己曾经中过“金马奖”（因“金马奖”来源于金门与马祖地名首字，故而台湾地区成年男子若抽中此二岛服役，则被戏称为中“金马奖”）。导演谈及他在金门服兵役期间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挖慈湖。慈湖周围还被广泛种植了木麻黄，因为这种树木本身能够产生固氮菌，所以土地适应能力强，加上其防风功能，所以被选择在整座岛屿广泛种植。据传当年是由蒋宋美玲亲自搭乘军机运送木麻黄的树苗到达金门。如今慈湖附近的木麻黄已呈郁郁葱葱之势，为鸬鹚提供了极佳的栖地。经年累月，慈湖附近的木麻黄从远处看去却呈现出灰白色，而非树木固有的绿色。原来是鸬鹚长期在此栖息，排泄物覆盖了树木的表面，所以呈现出另一种色彩。每逢四五月梅雨季节，鸬鹚的排泄物经过雨水冲刷而流入慈湖之中，又滋养了湖中的蛤蜊，于是成了福建和台湾著名小吃“海蛎煎”的原材料。
漫步在慈湖附近，会很容易地发现，当地的路灯高度不同于岛上其他地区，根据裸眼观察，路灯的高度只略高于成年人的身高，而其他地方的路灯都至少有两层楼的高度。据当地市政部门工作人员介绍，为了给鸬鹚提供更好的栖息环境，岛上曾在夏季进行路灯改造计划，即移除非必要区域的路灯；在必要区域将路灯的高度降低，间距增加。
然而，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在金门过夜的鸬鹚数量骤减。根据金门国家公园的统计数据，2021年1月在岛上过夜的鸬鹚数量只有800只左右。这个现象引起了当地环境部门和野鸟协会的担忧以及网友们的讨论。根据两岸观鸟协会的调查数据，在2015年之前厦门并没有鸬鹚在厦门过夜的记录，但2016年开始有所变化。厦门观鸟会的成员告诉我：“过去这些年，厦门在致力提高绿地和湿地面积的同时，也有意减少夜间照明工程，这些举措都吸引了鸬鹚留在城市里过夜。以前大部分的夜间照明工程都会持续至深夜，而现在鸬鹚的几个栖地的附近的灯光都会在21点关闭。”这一信息也与我自己的田野调查笔记相吻合：2017年春天，我的田野初访巧遇五缘湾湿地公园绿地提升计划施工；而更早前的2015年厦门市政府曾计划在杏林湾打造40公顷湿地公园，该项目也在2017年竣工，成为鸬鹚的另一个重要栖地。
金门当地的媒体用“两岸生态竞赛”来报道来金鸬鹚数量减少的现象。那么金门居民如何看待这一现象？一位西半岛的居民对此评价为：“良禽择木而栖”，而另一个环保积极人士则引用一句古语来回答：“楚人失之，楚人得之。”显然，这两句回答不仅涉及动物，还影射了人群的身份认同问题，但我无意在此展开关于政治的讨论，只是希望通过这两个回答来重新审视人类自身的处境以及动物保护背后的逻辑。
候鸟迁徙与自然遗产保护
鸬鹚，一直作为主要创作主题，出现在金门籍画家李如青的笔下，他用鸬鹚与过去在金门服兵役的阿兵哥做对比。对他而言，鸬鹚的飞翔是自由的，不需要大陆通行证，也不需要入台证。然而，人的流动确实严格受限的，虽然2000年开始的“小三通”政策实现两岸人员在一定条件下的互访，而刚刚发生的新冠疫情却再次限制了两岸船舶的自由通行。
1992版的小学语文教材曾写到：“天气凉了，树叶黄了。一片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天空那么蓝，那么高。一群大雁往南飞……” 我们曾经模糊的知道候鸟向南北迁徙，却不知道它们到底属于哪个国度。有人认为，候鸟可以跨越边境和大洲，作为世界主义的象征；亦有人认为，候鸟是自我中心主义的代表，它们的迁徙之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环境而并不考虑自身对环境的影响和贡献。在人类学家魏乐博（Robert Weller）的书中曾写过台湾地区环境保护制度化始于20世纪80年代。而在此之前，国民党认为台湾只是临时的落脚点，所以不惜一切代价发展经济，因此造成巨大的环境破坏。而经历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岛内的一系列的冲突之后，国民党和精英阶层才终于意识到必须认同脚下的土地，并开始环境保护和遗产保存的相关举措。
这一从破坏到保护的转变历程，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提及的案例极为类似：“苏州人家后门常通一条河，听来是最美丽也没有了，文人笔墨里是中国的威尼思，可是我想天下没有比苏州城里的水道更脏的了……”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即河是公家的，不是私人的，我便只讲权利而不讲义务。两个不同地区的案例反映出同一逻辑，即：我只保护属于我的。而这样的逻辑却并不适用于“边境”地区，因为边境地区总是处于中央理性之外，而更多的依存于相邻的区域，而变化和危机也更早的在边境地区被发现；也不适用于全球化高度发达的今天，在一个全球交流和互动无比密切的时代，地区与地区、国与国之间的相互需求和相互依赖也达到了从未有过的程度，这是导致本次新冠疫情的传播能够如此迅速的原因。在金门岛的生态观察，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预防世界的变化。
李如青 绘
因为人类不断扩张的自我发展的需求，导致了动物栖地的减少和破坏，导致人与动物生存环境的高度重叠，则是造成之前多次禽流感爆发和传播的罪魁祸首。早在新冠疫情之前，凯克在他对香港禽流感的研究中，以及我对金门非洲猪瘟的防疫工作的追踪，都显示出一个共同的结论：边境地区能够提前揭示一些文化/政治/生态问题。边境地区的物种通过自身的选择警示我们：生态环境和物种的保护，必须去除“自我”和“他者”的二元对立，并放弃以“领土”和“边界”为标准的保护范畴。因为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带来的影响永远不会因为“边界”而止步。如果一只鸬鹚感染了禽流感，它的病毒将不止在厦门和金门传播，甚至还会带到遥远的西伯利亚。而厦门的海漂垃圾也会随着洋流漂到金门。如果厦门的环境提升，金门也会自然受益。
法国人类学家菲利普·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在近期一次公开讲座中重新定义了“领土”的概念：首先，同一个物理空间可以被不同的人类和非人类群体用作领土。因此，在世界许多地区，“领土”很少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出现以来人们对它的理解相对应，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一个国家行使主权并得到邻国承认的稳定边界。第二，集体占有土地不一定是领土主权的最佳诠释，因为这种占有概念是西方特有的法律和哲学体系的产物，与17世纪和18世纪发展起来的现代政治理论密切相关，尤其是在英国。最后，土地的使用不仅仅属于人类的控制；它也属于于一群非人类，它们似乎表现出一种自主行动的力量——神、灵、精、祖先、鬼魂、植物、动物、昙花一现的人或事物——人类必须与之合作或依赖于它们。楚人失弓的典故，依然没能超越“国族”的局限，而动物作为警戒所发出的信号则告诉我们：环境破坏带来的灾难并不仅仅意味着某一固定区域内的栖地的破坏或物种的灭绝，还关系的更广泛的地区和族群，这当然包括人类本身。所以，对自然的保护，我们则必须超越地区和物种的边界，因为环境改善的受益者将是所有的人类和非人类。
结语
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曾经在其著作《遥远的目光》中批判过“从古代和文艺复兴继承下的西方人文主义，把人与其余天地万物分开，过于严格地定义了二者的界限，使人失去了保护他的缓冲地带……” 因此，德斯科拉提出“关系生态”(écologie des relations）这一概念，目的同样在于对西方社会的自然和文化的二元之分提出反思并主张摒弃“人类中心主义”。这与王铭铭笔下的“广义人文关系的概念”相呼应，即将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纳入整体的田野考察之中。我并不想在此过多探讨人类学的理论极其概念发展，而是通过对于动物迁徙的人类学式的观察和思考，提醒我们必须重新定义人与动物的关系。亦如列维-施特劳斯在《结构主义与生态》中一文所言：“我们应当理解，不管多么微不足道，植物和动物不仅为人类提供了他所需的衣食，而且从一开始就是人类最强烈的审美情感的源泉，是人类智力和道德方面最初的，但已经很深刻的思辨的源泉，从而学会更好地热爱和尊重自然及其中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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