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之所以存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表达女性的心声，探寻女性的自我解放之路。当代俄罗斯女性小说的发展，恰恰呼应了这一艰难曲折的求索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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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俄罗斯女性小说的确立
在俄罗斯历史上，正如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曾备受忽视一样，女性文学的存在也长期受到质疑。早在19世纪之初，俄罗斯的智性生活中就已展开关于女性在文化艺术领域中的作用问题的讨论。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女性文学”、“女性创作”、“女性史”等概念不断涌现却一再被否定。一些观点认为文学只有“好”和“差”之分，不能依性别而论；一些观点则对女性创作予以嘲讽和贬低，批评家斯·博诺玛列夫的“自然赋予女性天才的火花，但从来也不贡献天才”一说拥有相当多的支持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女性的社会地位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产生了一些非官方的机构、团体、俱乐部（如莫斯科的“独立女性论坛”、“复兴”和“姐妹”俱乐部、彼得堡的女权研究中心等），旨在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提高妇女地位，尝试女性自我表达的多种可能性，维护妇女权益。很多高校和科研院所（如俄罗斯科学院在莫斯科成立的女权研究中心），也开始系统研究女性在俄罗斯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作用以及女权运动在国内外的经验。
与此相应，女性文学的出版活动日益活跃，《女人的逻辑》（1989）、《不记仇的女人》（1990）、《更干净的生活》（1990）、《新亚马逊女人》（1991）、《女人想要什么》（1993）等女性作品集相继问世。在《不记仇的女人》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女性小说的存在是因为有不同于男人世界的女人世界。我们根本不是要摆脱自己的性别，更不会怪罪自己的‘弱小’。……而是应当保存自己的价值。”它既是俄罗斯女性小说向世界发出的宣言，也道出了它以展现女性自我存在价值为宗旨的不变追求。从那时至今，俄罗斯女性小说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创作群体不断壮大，人才辈出。从苏联解体前就已成名的柳德米拉·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塔季雅娜·托尔斯塔娅、尼娜·戈尔兰诺娃，到解体后迅速成为文坛热点人物的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21世纪初女性文学的中坚力量奥尔加·斯拉夫尼科娃，再到近几年崭露头角的伊琳娜·博加特廖娃，以及2015年凭借首部长篇小说即获各种殊荣的古泽尔·雅辛娜，几代女作家为探索女性命运、寻求女性真我风采的绽放做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也为当代俄罗斯美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远望深渊”：女性精神与生命姿态
1992年，乌利茨卡娅以中篇小说《索涅契卡》一举成名，从此佳作连篇，成为俄罗斯乃至世界文坛上的知名作家。她获得过莫斯科—彭内奖、法国的美第契奖和意大利的文学奖项，2001年以长篇小说《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荣获俄语布克小说奖，2015年以长篇小说《雅科夫之梯》获得俄罗斯民族文学奖。
乌利茨卡娅深受俄罗斯古典文学传统的影响，一方面关注小人物的生存和命运，描写普通人的悲欢离合与家庭关系；另一方面，她在作品中常常表达对内心自由的感受。她的小说大都以女性为主人公，以重大历史事件作为社会背景，以家庭为人物的活动舞台。女作家深受犹太文化传统的影响，认为家庭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她笔下的家庭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具体的某个小家庭甚至是大家族，二是指世界这个大家庭。一个家庭的命运既受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又反过来折射出社会历史的发展状况。乌利茨卡娅赋予家庭中的女主人平凡而又崇高的品格，使她成为家庭的主要支柱。她认为：“俄罗斯人，尤其是俄罗斯女性，拥有一种奇妙而美好的品质——那种温顺地接纳一切的能力。”她真诚地欣赏这样的人生态度。乌利茨卡娅笔下的女性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那就是从她们身上生发出的给人安抚令人镇静的力量。《索涅契卡》和《美狄娅和她的孩子们》中的女主人公就是对这一理想女性的诠释，作家借由她们告诉女性，应当正视现实，“应当学会如此光明地、勇敢地去远望深渊”。
长篇小说《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从对女人存在的探索拓展到对人的存在的探索。小说通过库科茨基医生一家几口人的命运来探讨人的存在意义——这个亘古永恒的话题。这里的存在包括物质的存在和精神的存在。库科茨基的一生致力于挽救人的生命，但他却无法拯救人的精神世界。妻子为他所伤，从此对他关闭了心灵的大门；女儿面对理想和现实的矛盾，痛苦地向他寻求答案时，他却把“这就是职业”这样冷冰冰的话抛给了女儿，致使女儿义无返顾地走上了完全背离科学的道路。尽管小说最终仍然像几个世纪以来那样，对“存在的意义”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但重要的是，作者努力使读者相信——直接提出这个地球上最主要的问题，不仅是权利，而且是每个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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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文学”：来自“地狱的音乐”
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艺术世界是多种美学体系相互作用的复杂综合体，其中现实与幻想自然融合，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并存，自然主义与感伤主义交织，同时因其作品内容的阴郁与沉重，她又被称为“黑色文学”的创始者或者“肮脏现实主义”的领军人物。
她较少正面描写社会政治生活，而致力于表现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阴暗角落，尤其是底层女性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卑微努力以及心灵的挣扎与扭曲。这是一片文学较少涉足的领域，是被社会所厌弃的那部分人鄙俗、肮脏、琐碎、丑陋的生活画面。可以说，她笔下的世界里没有精神力量，只有人作为动物的本能需求；没有爱，只有爱的苦闷、爱的要求和爱的毁灭；没有光明，只有无尽的黑暗和绝望。在浪漫主义者寻找理想的地方，在宗教作家寻找信仰的地方，彼氏就如屠格涅夫《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一样解剖着青蛙，把现实中最残酷无情、最晦暗无光、最不可告人的一面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疾病、死亡、自杀、错乱、孤独、疏离、不顺遂、被抛弃、被诅咒、被唾骂、被冷落，她通过这些不幸的女性命运给读者呈现了一幅幅人间地狱的画面。这是一个反诗性的世界，正如她给自己的一部小说所起的名字那样，是来自“地狱的音乐”，而女作家也被称为“日常地狱的写家”。
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塑造的都是受尽生活折磨、被命运欺骗的人，有无辜而又无助、无知而又无耻的社会牺牲品——流氓、醉鬼、杀人犯、妓女，也有所谓的中产阶级——科学博士或副博士、副部长们的妻子、音乐家、工程师等等。后者虽然过着表面光鲜的生活，却同样是不幸的畸形人。在她的小说中，没有也不可能有幸福的人。她笔下的人物世界由众多自认为不幸的女人组成，她们不仅在物质生活上极端贫困，为可怜的一点生活资料费尽心机，而且精神生活也极端匮乏，人与人之间冷漠隔阂、充满仇恨，无论在社会环境中还是在家庭内部都得不到爱。彼特鲁舍夫斯卡娅似乎在这些女人刚刚出生时就要提前为她们的命运哭泣。
与那些被称为“残酷现实主义”作家不同的是，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对所描述的事物拒绝评价，拒绝宣传与教育，拒绝道德教化——这种对现实的非正统观点，颠覆了以往的文学创作理念，作家也不再与读者进行传统意义上的对话，而是在描写完现实之后就消失，把善恶美丑留给读者自己去评判。其实这并不意味着作者道德观点的缺失，而是一种特殊的艺术方法，一种超然于世界之上的俯瞰态度。
《夜晚时分》（1992）是苏联解体后彼特鲁舍夫斯卡娅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是作家一整套创作体系的鲜明体现。它真实再现了苏联解体前后一家四代人面临的痛苦的人生境况：病弱无助、被亲戚安排在“慢性病患者之家”里的老太婆谢拉菲玛，穷困潦倒的女诗人安娜·安德里昂诺夫娜等等。小说以不动声色的见证人的身份展开，让每个人物都出来自己进行独白，令我们看到在孤独这一点上他们并不孤独。这种对话性的共鸣就像一根丝线将互相隔绝的人们联系起来，恰恰成了人们战胜孤独的一线希望。
“睁开了眼睛”：女性灵魂的觉醒
2015年，青年女作家古泽尔·雅辛娜宛如一匹黑马空降文坛。这位此前籍籍无名的业余作者以其第一部长篇小说《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令世人震动。小说毫无争议地获得了该年度的“年度之书”文学奖、“雅斯纳娅·波良纳”文学奖、“大书奖”等几个重要文学奖项，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被译成16种语言。评论界好评如潮，很多知名作家、评论家都纷纷表示了对这部作品的惊讶、赞叹之情，同时承认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小说。
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苏联推行集体化政策为背景，讲述了鞑靼族底层妇女祖列依哈苦难曲折的命运及其灵魂觉醒的过程。祖列依哈本是鞑靼斯坦一个偏远乡村里的普通农妇，在婆家过着被践踏被蹂躏的麻木生活，唯有用永不停歇的劳动忘却伤痛。后来，她和其他各种身份的人一道，被押上闷罐车送往西伯利亚。途中发生事故，这些人流落到了荒凉的安加拉河畔，组成了一个几乎被国家遗忘、与世隔绝的移民村。在颠沛流离、艰苦卓绝的生存考验中，祖列依哈为了哺育孩子顽强地活了下来，同时也完成了由一个深受宗法制思想桎梏的女性走向新时代女性的心灵蜕变。表面上看，祖列依哈失去了原来的生活，远离了故土，实际上迎接她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小说展示的是一名女性意识到个人尊严与价值，主动争取个人幸福的全新生活与生命姿态。“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不仅是小说的题目，而且在文中出现四次，既提示了女主人公现实人生的重大转折时刻，也点明了她灵魂升华的步步梯次，更凸显了小说情节的戏剧性和叙述的史诗性，可谓神来之笔。（文/侯玮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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