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权运动50年后，人们还应等待被一个“弥赛亚”拯救吗？

在黑权运动高潮退去的50年后，人们还应该等待被一个弥赛亚拯救吗？也许“黑命攸关”（BLM）中的活动家给了我们一个阶段性的答案：“我们并非没有领导的，而是充满领导的。”（we are not leaderless，we are leaderful.）这也是对弗雷德·汉普顿革命演讲的最新诠释。在那段演讲中，他说：“你可以谋杀一个革命者，但是你不能谋杀革命。你可以谋杀一个自由战士，但是你不能谋杀自由。”

《犹大与黑弥赛亚》是一部罕见的电影。它真实地呈现了1960年代芝加哥黑豹党被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和芝加哥警察局间谍渗透的历史，并对颇具革命性的当地黑豹党主席弗雷德·汉普顿（Fred Hampton）被叛徒威廉·奥尼尔（William O'Neal）出卖的故事进行了戏剧化。这是对当下“黑命攸关”（BLM）运动进行精神溯源的一次尝试，也是对黑人激进运动历史的一种致敬。想一想一百年前的《社会中坚》我们就会知道，也只有在运动浪潮的冲击下，这类革命题材的制作才可能在崇尚建制的好莱坞出现并获得赞美。但与此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与影评人在特殊时期出于政治正确而发出的溢美之词相比，《犹大与黑弥赛亚》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在内容呈现的侧重和历史细节的改编上，我们仍然可以提出很多质疑。这些问题又一次将当下的“黑命攸关”运动与它的历史先驱——黑豹党并置在一起，不得不引发人们的讨论。但毫无疑问的是，制作团队只能站在当下的现实里去书写那个以革命和反革命为主题的历史，这主导了他们在让观众看见什么与不看见什么上的选择。而我们有必要把这个潜藏于荧幕后的现实语境说出来。 

《犹大与黑弥赛亚》海报

电影真正的主角是谁？

让两位颇具名声的黑人联合主演——丹尼尔·卡卢亚（Daniel Kaluuya）和莱克思·斯坦菲尔德（Lakeith Stanfield）同时参选奥斯卡最佳配角演员奖，这本身就是一种根基于现实的尴尬冷幽默。问题在于，如果两位主演都被认为是配角，那么这部电影的主角究竟是谁？

这种提名结果的一部分原因无疑是电影制作团队的精打细算。他们很明白好莱坞仍然没有激进到会把最佳主角的奖项颁给一个扮演黑权革命领袖的黑人演员。毕竟就在2006年，芝加哥市议会还拒绝支持人们将一条街道重命名为“弗雷德·汉普顿”。但获得奥斯卡奖项对于这样一个电影项目来说又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关系到影片本身的总票房以及后期的类似项目是否能够顺利立项。因而，在提名名单上出现了这样啼笑皆非的一幕。现实的保守氛围总是让激进的制作必须作出一些让步和妥协。

但是，这种尴尬并不止于奥斯卡提名。如果将这个项目的制作初衷与最后成片进行比较，我们就很容易发现，它已经完全不是一部以弗雷德·汉普顿为主角的传记片。主要情节是在为革命而牺牲的领袖与出卖领袖的叛徒之间展开的。因而，影片的重心，如果不是完全转移了的话，至少也是被分散了——从革命工作的展开，分散到国家暴力机器对革命组织的破坏上来。更具体来说，这里采取的好莱坞谍战片模式，使主要矛盾转移到革命领袖与革命叛徒两个个体之间上来。仿佛如果没有“犹大”的出卖，“黑弥赛亚”就能顺利地拯救众人。这种潜在的剧情设定显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

最终，这部电影成为对好莱坞老派黑人导演斯派克·李（Spike Lee）的某种回应。在斯派克·李前年的作品《黑色党徒》中，他塑造了一个与黑豹党革命成员并肩作战抗击3K党等白人极右势力的黑人警察的形象，仿佛这位警察也应该被视为一个黑人权力运动的英雄来对待。但是这引起了另一位黑人年轻导演布茨·赖利（Boots Riley）的强烈不满和公开批评。后者实在无法接受，在有大量黑人警察实际上充当白人体制的情报人员从事破坏革命活动的历史现实之下，这位极具影响力的老导演会拍出这样具有误导性的作品。布茨·赖利所列举的例子之一，正是我们在《犹大与黑弥赛亚》中看到的这个：威廉·奥尼尔导致了弗雷德·汉普顿的死亡。

这种舆论战无疑是必要的。但由于内容侧重上的调整，影片对芝加哥在1960年代的政治环境缺乏刻画，从而使得芝加哥黑豹党的种种政治工作脱离了具体语境。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于，影片对1960年代以戴利市长为首的芝加哥民主党执政机器没有任何交代。而专制的戴利执政机器（The Daley‘s Administration Machine）恰恰是芝加哥种族歧视政策巅峰造极以及警察暴力泛滥的主要原因——这使得它成为当时芝加哥黑豹党在政治上主要的反对目标。也正是在戴利市长的授权之下，芝加哥警察局对1968年在芝加哥反对民主党大会的新左派们进行了暴力镇压。影片的这种忽略的确颇令人费解。

另外，尽管影片有较多情节涉及黑豹党对彩虹联盟（The Rainbow Coalition）的提倡和组织，但彩虹联盟的具体工作仍然被极大的简化了。确实，以反对警察残暴和种族歧视为共同目标，跨越不同少数族群的彩虹联盟才得以建立。但是，影片错过了那些黑豹党成员支援波多黎各、南部山区白人族裔以及本地白人工人阶级在自己的社区建立自治的历史，错过了彩虹联盟不同组织共同抵抗强制搬迁、反对社区士绅化以及举行房租罢工的历史，也错过了彩虹联盟号召不同种族的工人形成共同利益的历史。影片同样没有将彩虹联盟的形成与始于1968年的芝加哥八君子审判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在今年的另一部好莱坞影片《芝加哥八君子审判》中看到列于被告席的黑豹党领导人鲍勃·希尔（Bobby Seale）以及在他身后提供参谋的弗雷德·汉普顿。但我们不知道实际上是在这种与共同敌人的对抗中，芝加哥黑豹党与白人左派分子走到了一起。 

《犹大与黑弥赛亚》剧照

真的存在一个黑弥赛亚吗？

但本文并不是试图呼吁一部真正以殉道者为主角的传记片。影片通过大量对威廉·奥尼尔叛徒行为的刻画，的确可以为牺牲的激进革命者争取到更多观众的同情。但整个弥赛亚叙事恰恰合理化了黑豹党以男性领袖为中心的等级制组织结构以及并不平等的性别关系。这里的问题可能非常尖锐：为什么要接受FBI情报人员的认定，仍然将被谋杀的黑豹党主席视为一个弥赛亚呢？

当影片在作出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价值取向时，它对黑豹党一向的革命口号形成了一种反讽。“一切权力归于人民”（Power to the people），但我们并没有看到太多拥有权力的人民。显然，当黑豹党在强调这一口号时，它意指灾难并不会由一个犹大带来，而是白人主导的资本主义秩序和权力结构。也正如影片中弗雷德·汉普顿所说：“你可以谋杀一个革命者，但是你不能谋杀革命。你可以谋杀一个自由战士，但是你不能谋杀自由。”（You can murder a revolutionary, but you can't murder a revolution! You can murder a free fighter, but you can't murder freedom.）但在对革命领袖的这种单向性的追思之中，革命仿佛真的是随着领袖的逝去而逝去了——这难道不正是国家机器希望看到的结果吗？

正是以这种价值取向为基础，我们看到了影片最不成熟的处理：较为失败的群像刻画。且不论影片情节主要集中于芝加哥黑豹党的主要领导之间，绝大多数成员仍然难逃一种工具性的存在。实际上，我们自始至终无法得知影片中其他露面的黑豹党成员担任什么样的职务，从事什么样的日常工作，而只是看到他们与两位主角互动，在两条主线的交织中沦为被遗忘的角色。这确实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谍战双雄的叙事模式在这里完全取代了对黑豹党集体的描写。对于必须熟悉相关史料的编剧来说，这只能归结于价值导向的问题。

一个最为大胆的改编证明了这一点。从影片中，我们似乎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弗雷德·汉普顿的个人魅力和巧舌如簧，使得跨越种族、号召阶级团结的彩虹联盟得以成为可能。但历史上最早实现种族联合的芝加哥黑豹党成员却是鲍勃·李（Bob Lee）。利用他杰出的草根组织经验和能力以及在芝加哥北部的社区网络，他与其他黑豹党基层成员一起实现了与芝加哥青年爱国者组织（the Young Patroits Organization）的联合——而此时汉普顿和其他伊利诺伊州黑豹党领导层还完全不了解这个组织。也正是在与白人族裔的这个联合尝试成功以后，汉普顿才将种族联合的想法推广到公众层面。在影片中，黑豹党与YPO的第一次接触似乎来源于汉普顿带领成员闯入YPO的会议，但这个场景其实是虚构的。鲍勃·李最早接触了YPO的领导人比尔·法斯珀曼（Bill Fesperman），并以罗伯特·李三世的名字自称。据说，比尔被眼前这个来自南方却以邦联将军的名字冠名的黑人给弄糊涂了，但这是让他最早相信双方的确有共同之处的因素之一。总之，彩虹联盟的形成和组织是绝不能归于汉普顿一个人的。汉普顿主席的确是彩虹联盟的门面，他负责演讲和接受采访。但是这个组织真正的推动者是像鲍勃·李这样的许多社区活动家。

另外一些关键性的剪裁发生在影片中的“犹大”身上，以使得犹大更像犹大一些。尽管影片结尾截取了一段来自威廉·奥尼尔的真实电视采访录像，并且交代了他于1990年自杀的结局，但影片仍然使他看上去不如现实中那么面目可憎。一个使得他的形象更加人性化的剪裁来自于汉普顿主席被谋杀的前夜。FBI情报人员要求奥尼尔向汉普顿下药，以使他在被谋杀时无力还击。但影片中的奥尼尔显得非常迟疑，以至于最终我们都不知道他是否向汉普顿下药。但根据日后汉普顿家人诉芝加哥警方一案的起诉律师杰弗瑞·哈斯（Jeffrey Haas）出版的回忆录，最初的法医的确在汉普顿的遗体中检出了高剂量的巴比妥类药物。而律师主张这正是警方袭击汉普顿家公寓时汉普顿处于昏睡的原因。由于汉普顿本人并不吸毒，只能解释为他在前一天晚上被人下了药。尽管奥尼尔本人当庭否认了由他下毒这一点，但他表示对汉普顿的死并不感到触动。另外一个剪裁则来自于奥尼尔对黑豹党成员的犯罪怂恿。影片中的确如实呈现了奥尼尔鼓励黑豹党去安置炸药以报复警方的桥段，但一个更为恐怖的事实没有出现在电影中：面对执法部门的渗透，奥尼尔还曾经制作了一张电椅，要求对黑豹党内部的间谍进行肃清时可以采取一切恐怖手段。所幸这些建议都被谴责了。实际上，奥尼尔从未认同过黑豹党的革命理念，相反他站在暴力机关一边。而影片使他在支持黑权运动与为国家机器服务之间摇摆，这种尝试实在是不成功的。

如果说“犹大”的确在破坏黑豹党组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这样的“犹大”也远不止一个。根据乔·赖斯（Jon Rice）在《伊利诺伊斯州黑豹党的世界》（The World of the Illinois Panthers）一书中的说法，到1969年底，大约有10%的黑豹党成员是本地和联邦层面的执法机构派出的间谍分子。恐慌和诉讼促使许多黑豹党成员离开了组织。鲍勃·希尔估计，在1970年以前，大概有30-40%的成员由于受到猖獗的渗透活动干扰而离开了黑豹党。我们难道可以说黑豹党的衰落仅仅是由于某一个弥赛亚被消灭了吗？

《犹大与黑弥赛亚》剧照

如何看待黑豹党内部的性别问题？

造成黑豹党在1970年代逐渐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没有把内部的性别问题解决得足够好。尽管性别平等是黑豹党的一个关键意识形态，而这在当时的黑人组织中显得非常进步，但具体在实践上仍然困难重重。尽管黑豹党吸纳了大量女性从事各类工作，但她们中的大部分被局限在一些性别刻板印象的分工里，例如打字、清洁、烹饪等等。女性相比男性也较少拥有机会担任领导人的职位。在一些地方，基层女性成员还可能受到男性成员的性骚扰。

芝加哥黑豹党被认为是美国黑豹党各地方分支中最为重视性别平等的地方组织之一。弗雷德比其他地方的领导人更能公开地申明性别平等的重要性。在一则流传的故事当中，来自西海岸的黑豹党成员要求芝加哥黑豹党将一些“豹姐妹”送去他们下榻的旅馆。但20岁的弗雷德在电话里简短而迅速地回应道：“芝加哥的黑豹党女性正在研究黑豹计划，她们不是领导人的妓女。”根据一些黑豹党女性的回忆，弗雷德也经常帮助女性成员练习她们的演讲技巧，使她们可以为黑豹党公开演讲。在汉普顿任内，女性成员的确比其它地方分支的女性更容易担任领导职务。

影片并非没有对性别问题的检视。我们能够看到当奥尼尔在政治学习中对一位黑豹党女性进行语言骚扰时，弗雷德口头申明了纪律，并要求奥尼尔在女性成员的监督下完成纪律规定的体力惩罚。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当黛博拉·约翰逊（Deborah Johnson）怀孕时，她与奥尼尔之间形成的某种张力。她声言奥尼尔只需要在外进行革命演讲，并像他所说的那样把自己的身体奉献给革命，因为他的身体里并没有另外一个生命。但是像她这样的女性黑豹党员却需要在革命者身份与母职之间进行选择。汉普顿对女友的质疑显然是缺乏理解的。他认为黛博拉之所以产生自我怀疑，仅仅是由于她对与一个牺牲自我的革命者一同生育这件事本身感到后悔。这里的暗示无疑是，一个革命男性更具有比革命女性成为弥赛亚的可能。

黛博拉与汉普顿之间的冲突在二者对革命的肯定之中得到和解，但这正是影片的问题所在。现实比影片的叙述要残酷的多。儿童养育问题成为芝加哥黑豹党女性成员在1970年代选择大量退出的关键原因。也许，芝加哥黑豹党像奥克兰总部那样建立起社区儿童抚养所，本可以让这个情况得到改善。但儿童抚养所的问题在于，由于革命母亲需要接受男性领导的调遣，她们往往与自己的孩子分离。这里还有更多问题没有来得及讨论——革命应当止步于家门口吗？为什么我们往往认为社会革命就要比家庭/性别革命更重要？革命进程中家庭内部的家务分工问题就不重要吗？一种基于性别不平等的等级制如何影响了革命组织乃至革命路线，它本身如何可能被革命呢？血缘继承制是否也成为了革命组织中等级制延续的一种机制？极具男性气质的克里斯马型领袖本身是否也是性别等级制的一种产物？我们不应该期望一部影片带给我们答案。但这或许都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在黑权运动高潮退去的50年后，人们还应该等待被一个弥赛亚拯救吗？也许“黑命攸关”（BLM）中的活动家给了我们一个阶段性的答案：“我们并非没有领导的，而是充满领导的。”（we are not leaderless，we are leaderful.）这也是对弗雷德·汉普顿革命演讲的最新诠释。在那段演讲中，他说：“你可以谋杀一个革命者，但是你不能谋杀革命。你可以谋杀一个自由战士，但是你不能谋杀自由。”让我们将这句话铭记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