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的国共货币斗争

一

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共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货币发行经验。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武装进入敌后，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为巩固根据地并支援前线战争，各地都致力于“银行的建设和发行抗日根据地货币，组织好对日伪货币和国民党货币的货币斗争”。1938年3月20日，为缓解前线财政压力，中共在晋察冀根据地成立晋察冀银行并发行“边区法币”（晋察冀边币）。及至1940年底，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已通过发行边币、发放贷款与投资生产等方式，全面开展金融工作。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这一时期中共在货币发行方面比较注意避免挑战法币地位，各根据地的法定流通货币仍然是法币。

相比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在国共货币斗争之初表现得更为克制。这里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原因。作为全国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陕甘宁边区政情、军情相对稳定，因此只是适量发行辅币即小面额的“光华商店代价券”（光华券），用以调节根据地的货币流通与商品贸易。由于一举一动都在国民党视野之中，陕甘宁边区不主动发行本位币，应有不愿刺激国民党的考虑。

光华券

陕甘宁边区的正常运作，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国民党政府拨发的军饷。据国民党统计，红军完成改编后，国民党政府每月拨发给八路军的军饷包括“经常费”30万元、“战务费”20万元、“辅助费”5万元、“医药补助费”1万元，另外还有“米津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每月经费总计法币63万元。自1939年8月起，每月加发“兵站临时补助费”2.5万元。自1940年1月起，每月增发“米津”4.5万元。也就是说，在停发经费前，国民党政府拨发给八路军的各种费用为每月70万元法币。

这一数字在陕甘宁边区的统计中亦有体现。据边区财政厅报告，1940年度，边区共收到拨款约1053.9万元，占该年度边区总收入的73.5%。在此前的1939年度，拨款占边区岁入的比重更是高达89.7%。解放战争时期，西北财经办事处也针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情况提供过类似数据：

按：“‘外援’占财政收入比例”一项中的三个数字系笔者根据前两项计算得出，与史料所列数据不尽一致。

上述几组数字虽然略有出入，但仍集中反映出以军饷为核心的“外援”在陕甘宁边区的岁入中占据着核心地位，直到1940年仍然如此。针对边区过分依赖“外援”的情况，在1940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任弼时建议边区发行货币300万元至500万元。与会者一致认为，各根据地的中心问题是经济，整个经济工作要实行“全部自给原则”。但是，相关提议并未马上付诸实施。这或许是因为中共中央对于国民党是否有意激化两党矛盾，以及激化矛盾所带来的后果，尚未作出特别清晰的判断。

11月19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军需署人员面告第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副处长李华，奉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命令，“从本日起，停发给十八集团军经费，即十月份欠发的二十万元也一律停发”。国民党为打压中共，擅自停发八路军军饷，这对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影响很大，必须尽速加以应对。增加财政收入并缩减不必要的财政支出，是解决财政问题的主要办法。但对于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来说，开源与节流之路似乎都不畅通。

财政收入方面，根据1938年11月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所作的调查，除军饷外，边区收入主要来源于盐税。据国民党估计，边区每月盐税在3万元左右。陕甘宁边区的统计数据与国民党的调查基本吻合。在1941年以前，盐税占边区工商税收六成以上，其中1937年度占100%。此外，边区为扶植区域内商业发展，只对牲畜、烟酒和迷信品等少量物资征收货物税，并未征收营业税等其他税种。

对于“外援”的依赖使得陕甘宁边区在建立初期对税收工作重视不够。直到1940年，边区仍未建立独立的税务总局；各种税则、税制没有统一标准，各地税务局都能自立章程；税率也很低，如货物出境税只有5%，过境税更是低至2%。因此，税收占边区总收入的比重与“外援”相差甚远。1939年，税收只占边区总岁入的7.42%，1940年也只提高到13.7%。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延安逐渐成为中国人民心中的“圣地”。大量爱国青年涌入延安学习，形成一大批脱产人员，需要中共安排衣食住行。因此，不光开源，陕甘宁边区的经费节流同样不易完成。据国民党调查，陕甘宁边区需支付各级政府的“行政费”“临时费”“建设费”，以及“教育费”、后方留守部队的军饷等。其中以向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及鲁迅艺术学院拨发的“教育费”占比最高。

边区的统计与国民党的情报是吻合的。1940年11月《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显示，占据边区财政支出最主要的部分是“军事费”“行政费”“教育费”，然后是“民政费”。“粮食费”亦是一个占比较高的财政支出项目，而且是“按脱离生产的人员多少而分配的”。

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陕甘宁边区承担着供养投奔延安的进步青年和大量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职责。边区脱产人员1938年为1.6万人，1940年末增加到6.5万人。进步青年即便完成学业、分配工作，基本也都是进入党政军机关，仍需财政供养。负责财政工作的李富春曾表示，陕甘宁财政工作的出发点是“保障6万人需要”，“如离开此中心是不可的”。而当时陕甘宁边区的人口只有约134.2万人，也就是说，每22个人就要供养1名脱产人员。可见，大量脱产人员需要供给，是陕甘宁边区遭遇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方面是经费主要来源或被掐断或不敷支出，另一方面是大量脱产人员造成的财政包袱，陕甘宁边区必须走上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道路。停发军饷仅四天后，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出《对财政经济政策的指示》，提出把开展经济建设上升为边区的中心工作之一。不过，大生产运动需要有充分的计划与准备，远水难解近渴，急迫的财政缺口不可能即刻从大生产中得到填补。面对如此难题，最直接的应对方案就是增发货币。

如前所述，不同于其他边区，陕甘宁边区一向在边币发行上有所保留，始终将法币作为流通货币，只是从1938年6月开始发行了小面额的光华券，“作为法币的辅币而流通”，初期发行量并不大。时至1940年末，巨大的财政压力使中共中央不得不调整光华券发行政策。于是，光华商店开始并逐步加快发行“七角五分”大面额光华券，希望它能行使主币职能。光华券在1940年11月的发行量超过当年前10个月发行量的总和，12月的发行量又远超11月的发行量。如此快速增加的发行量，从侧面反映了当时陕甘宁边区所面临的财政困难。

二

皖南事变爆发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三个月来的让步态度……给了蒋以向我进攻的机会，这种态度应立即结束，转到尖锐对立与坚决斗争的立场。”“只有不怕决裂，才能打退国民党的进攻。”中共中央在金融战线上的第一个决策，就是停止法币在陕甘宁边区的流通。1941年1月30日，边区政府发布《关于停止法币行使的布告》，明确宣布：“凡藏有法币的，须经边区银行总分行或光华商店总分店兑换边区票币行使。”2月15日，边区政府又发布通知，重申停用法币的目的是实行经济自给，使人民免受法币狂跌的损失，同时避免法币外流，使日方套取外汇。边区政府将停用法币作为政治上抵制国民党顽固派之手段，着力凸显这一政策的重要性与严肃性。

为进一步打破国民党的封锁，中共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纷纷由“保护法币”转为“禁用法币”。例如，晋冀鲁豫根据地于1941年7月5日修订公布《保护法币暂行条例》和《保护与兑换法币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冀南钞”为该根据地本位币，同时要求携带法币10元以上的出境者，根据法币数量的多少，到相应的指定机关办理“证明文件”。

在禁用法币的同时，新的流通货币也在积极酝酿中。陕甘宁边区政府在重新改组边区银行的基础上，于1941年2月18日宣布，“政府为巩固边区金融，便利资金流通，保障法币不外流资敌，兹决定发行边区银行一元、五元、十元钞票三种，自本布告之日起流通行使”，陕甘宁边币正式发行。

2月22日，边区政府又发出特别训令，要求用边币逐步回笼光华券，使前者成为边区唯一的通货单位，并宣告：“边钞发行是有限制的，它以盐税、货物税作保证，一俟边区经济回转，边钞就得从法币影响下解放出来，回到能兑换现金的地位。”

陕甘宁边币到底需要多大的发行量，又怎样调节发行速度，这是中共中央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1年3月5日召开会议，讨论陕甘宁边币发行问题。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王稼祥、王明、任弼时、博古、康生、陈云、朱德、凯丰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叶剑英、林伯渠、谢觉哉、高岗、陆定一等出席。

会上，讨论十分热烈。毛泽东指出，应该转变之前紧缩发行的政策，“立即实行新的政策”；“要决心立即投资生产事业”；边币要增发，“因为现在特别需要，不得不发”。可见，毛泽东虽然认为发行边币是必由之路，但其目的并不是简单地满足财政需要，而是要投入到边区生产建设当中。对于陕甘宁边币的发行量，毛泽东认为以600万元为宜。他还给出了边币的使用途径：“以二百万投资盐的生产，二百万买粮食，一百万支付中央与边区的经费，一百万由银行周转。”

朱德清醒地认识到，当下的财政状况，“必须靠发纸币解决问题”；“现在有些地方缺纸币，生产方面更要增加资本”，“增发二百万元是不多的”。同时，他明确强调，解决边区财政问题，“总的方针要从经济方面，从发展生产中来解决困难”。

任弼时认为，把解决边区财政经济的基本方针只放在节省和拖欠党政军经费上，“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要从积极方面去着手。任弼时提出，边区要在1941年度“为实现三百万元税收而奋斗”，同时应再增发500万元边币，其中300万元投资发展生产。

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过去银行拖欠经费、营利赚钱是不对的，需要以行动支援财政工作。至于具体的财政措施，他表示边区应立即发行500万元边币。关于发展生产，他认为政府要花钱促进个人的生产积极性，“现在亏本是为了将来赚钱”。对张闻天的表态，毛泽东表示赞成。他指出，方针是发展，手段是票子。

有资料显示，中共中央最终确定的陕甘宁边币发行量是1000万元，并指定了具体的使用方向：财政借款250万元，买粮款300万元，盐业投资款300万元，银行活动资金100万元，其他支出50万元。事实上，仅1941年2月至6月，陕甘宁边区就发行边币1105万元，其中3月发行了309.5万元。

大量边币迅速发行，不可避免地使金融市场产生波动。1941年5月、6月，陕甘宁边区物价快速上涨，边币在贬值的同时，“由各边境流向延安”，甚至“大宗买卖非用法币不可”。针对日益严峻的金融形势，8月6日、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决定“增发屯盐资金一百万元，财政透支一百万元”。与此同时，毛泽东关于用发展经济和平衡出入口贸易的方式解决财政问题的意见，得到与会人员赞同。此后半年中，边币发行速度趋向平缓，每月平均的递增率在10%左右。新增发的边币大部分被投入到运盐贸易当中，这使得边区的金融形势逐步缓和。

三

金融战线是国共在抗战期间角力的重要领域之一。陕甘宁边币发行后，国民党更加密切关注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中共抗日根据地的金融发展状况，为制定相应遏制政策作准备。

蒋介石最先收到的是陕甘宁边区停止法币流通的情报。1941年2月，陕西省主席蒋鼎文与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联名致电蒋介石，告知陕甘宁边区已发出禁用法币的布告，电文内容与边区政府1月30日发布的《关于停止法币行使的布告》基本一致。2月底，蒋鼎文再次发电称，边区居民“凡有法币满五百元以上者，即日起向当地政府登记；向外汇兑满五十元者，须领许可证；出边区者，随身准带五十元，多则没收”。这份情报反映了边区政府管控法币外流的情况，但在数字上略有夸大。

对于陕甘宁边区通过增发光华券和新发边币来吸收法币一事，蒋介石亦很快有所耳闻。2月27日，军委会西安办公厅代理主任熊斌致电蒋介石，称中共“企图在以边区银行及光华商店票圈吸收法币，换取区外收入”，借此停止法币流通、抵制仇货，并使农民免受法币跌价所带来的损失。这与边区政府2月15日发出的重申禁用法币的通知内容大致吻合。3月13日，熊斌继续致电蒋介石，密报其安插在延安的“通讯员”所报告的陕甘宁边区金融状况，称“由边区银行大批印发十（元）、五（元）、一（元）等三种钞票，谓之‘边币’”。

国民党政府随即着手制定针对中共边币的遏制政策。2月19日，军委会向行政院发来《打击中共发行伪钞意见》，希望通过秘密组织的活动和公开报刊的宣传，鼓励根据地民众收藏法币，动摇其对以“冀南钞”为代表的中共边币的信任，进而“运用经济力量将其纸币彻底打倒”，达到动摇各根据地民主政权的目的。为进一步遏制边币发展，军委会要求行政院“即加强前订之各战区经济游击队办法，另订打击中共伪钞办法”。

3月4日，蒋介石以行政院院长身份要求财政部“加强前订之各战区经济游击队办法”，并与经济部、交通部和军委会军政部会商后具体呈复。3月15日，财政部钱币司初步制定了遏制中共边币的实施办法，即《取缔非法发行钞票办法草案》。该草案共七条，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地表示，“凡非法发行之钞票，无论在任何地方，一律禁止收受行使”，且所谓“非法发行之钞票”，就是指中共建立的金融机构发行的各种边币。对于边币的取缔，草案主要依赖“各地驻军及各地方政府”的权力。除严惩外，该草案还要求对积极配合遏制中共边币的民众给予奖励。

然而，财政部对于这一草案并不满意，指示钱币司“再加修正再核”。为在具体遏制办法出台前作好准备，财政部还致函行政院，建议“饬所属一体严密查禁该项伪券之流通，并注意其以伪券吸收法币、金银、粮食及其他物资，一经察觉，务将人犯缉获，从严惩办”；此外，请行政院要求地方军政当局及时向财政部汇报情况。

3月28日，钱币司按财政部要求呈交修改后的新草案，即《取缔中共非法发行钞票办法草案》。新草案以前案为基础，新增了三条，分别涉及加强宣传、在前线发行省钞，以及利用军事手段打击边币等具体举措，比此前的政策更为全面。

慎重起见，财政部参事厅特意召集部内专家对新草案逐条会商审查。参事厅对新草案的标题“取缔中共非法发行钞票办法草案”提出质疑，认为“非法发行之钞票，在国家立场，均应一律取缔”，所以“非法发行钞票”“原不仅限于中共，而中共所发行之钞票，根本均非适法，亦似不必特用非法二字”。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标题中的“中共”略显局限，而“非法”则为冗余，应予修改。此外，参事厅还对新草案的具体内容提出了若干修改意见。

就在财政部酝酿遏制策略时，各地有关中共边币发展的情报纷至沓来。2月21日，山西省政府转发该省第十二专区专员刘召棠的电报，称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已经禁用法币，发行“上党银号票”。3月3日，财政部收到第一战区经济委员会报告，称中共于1月在豫皖苏边区筹建银号，并向商民以法币五元每股的价格募集股资。3月24日，蒋鼎文与陕西省民政厅厅长彭昭贤致电蒋介石，报告中共在晋西北根据地停用法币、流通“西北农民票”一事。4月10日，山东省主席于学忠致电蒋介石，不但报告了中共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停用法币、推广北海银行与莱芜合作社发行的纸币等情况，还提供了中共准备在江苏盐城益林镇设立江淮银行并发行纸币供商民使用的情报。

同时，前线的国民党军事机关纷纷将收缴的边币送回重庆。4月26日，军委会向财政部转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电报。卫立煌在介绍中共边区银行情报后，随电附上冀南银行等金融机构所发纸币和兑换券12种，共计21张。5月2日，军委会又向财政部转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发来的电报，并附第二战区收集的冀南银行与上党银号纸币八张，以及冀南区通用粮票五张。

得知各地呈报了大量边币样钞，蒋介石极为愤怒。他不顾财政部的具体方案尚未完成，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致电各战区，提出五条处理办法，明确要求“以军事力量协同地方政府”对边币加以“严厉制止”，“违者依法惩处之”。除重申对中共各边区银行进行制裁、派特务人员深入边区煽动民众抵制边币外，该办法还强调，要将国统区内“秘密组织或收藏和推销伪钞者”交由所在地军政机关依法惩处，并首次提出用“设法逐渐缩小其行使范围”的方式遏制边币发展。

感受到压力的财政部，开始加快政策制定步伐。5月30日，该部向行政院呈交经过修订的遏制中共边币办法草案，共七条。与此前两版不同的是，这一版直接去掉了标题。第三版草案在第一条中明确规定：“凡非法发行之钞票，无论在任何地方，一律禁止收受行使。”也就是说，凡是未经国民党政府允许发行的钞票，都在取缔范围之内。6月，经行政院核定后，国民党政府以《打击中共伪钞补充办法》的名，将文件发出，并要求各地“遵照办理”。至此，国民党遏制中共边币的政策基本成型。

四

纵观国民党制定的各版本遏制中共边币政策，有一条明确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即通过制造磨擦的方式，以军事手段打击边币。1942年6月8日，时任山东省主席的牟中珩致电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报告驻扎在广饶县的成建基旅一部袭击广北抗日根据地北海银行清河分行印刷厂一事。据牟中珩报告，成建基部不但俘虏该厂主任及全部工人，还焚烧部分厂房，将“机器、底板、材料及印钞券约数十万元悉予销毁”。

北海银行的史料显示，此次事件发生在1942年1月，该行清河分行印刷厂因守备力量不足，被成建基部于夜间偷袭，不但人员、机器和票版都有损失，还导致“敌人借我们的工人及票版印发的假票很多”，给根据地民众造成较大经济损失。

事实上，对于身处根据地的各边区银行来说，遭遇军事破坏并非罕见状况。据时任北海银行冀鲁边分行行长的张耀曾回忆，由于冀鲁边是游击区，因此印刷厂也处于“游击状态”。工作人员晚上干活、白天休息，对村民保密。遇到敌人“扫荡”时，便把印刷机就地埋藏，人员去打游击。即使如此，印刷厂在初建的一年内还是遭遇了两次损失。

此后，北海银行从惨痛的损失中吸取教训。山东抗日根据地特别指示清河行署组织专门的警卫队，负责保卫银行和印刷厂。1943年10月，该厂与冀鲁边印刷厂合并时，已雇用技术人员40余人，拥有各种印刷机十台。各根据地的边币大多如同“北海币”一样，在艰苦的环境与军事斗争的压力中不断总结教训、发展壮大。

在日军“扫荡”和国民党反共磨擦的双重压力下，中共对法币的政策愈加收紧，由“禁用法币”变为“挤走法币”。1942年2月，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发布《关于法币贬值各根据地应采取的对策的指示》，在判断法币必然因国统区财政经济困难而日益贬值后，指示各根据地“建立独立的与统一的金融制度”，并要求各根据地严格管理对外贸易，按照自给自足的道路发展。中共中央还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实施不同策略：对金融制度建设相对完善的华北各根据地，要求将法币“挤出去”；对金融制度尚未建立的华中各根据地，要求“急速成立银行、发行边币”，“以边币或地方辅币吸收境内法币以扩大边币或地方辅币流通范围”，同时将回笼的法币“随时随地”购买根据地外的货物，从而“减轻法币跌价所给予的损失”。

金融制度相对完备的根据地首先行动起来。最早发行边币的晋察冀边区早在1941年12月就发布公告禁用法币，并声明晋察冀边币为边区“惟一本位币”。1942年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联名指示边区内各级政府、驻军严格落实禁用法币政策。9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发出通知，要求“本区一切交易，往来收支公款均以冀南银行钞票（简称冀钞）为本位”，法币持有者须到冀南银行分行或指定机关兑换“冀南钞”，然后“始得行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进一步以战养战、打击国统区经济，与汪伪政权联手发行伪“中储券”，并将收拢的法币投向大后方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购买货物。日、伪、顽的压力更坚定了各根据地禁用法币的决心。例如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财委会先是在1942年4月5日的指示中称，将“适当的贬值法币价格和提高北票的信用”；仅仅过了几天，即4月12日，又进一步要求各地方“逐渐做到巩固区禁止法币流通，扩大我北海票之流通范围，同时提高其信用”。一个半月后，山东分局财委会更是严令“各地税收机关及财政上一切收入，党政军民之公营事业，均应只收我北钞”，且决定于7月1日起“以北海银行票为我山东各地之本位币”，所有公私来往账目与借约契据均以“北海币”计算。

尽管早有防范，大量法币仍然流入根据地，给金融市场带来冲击。1942年上半年，陕甘宁边区出现了“边区的物产源源不断的外流，外面必需品的输入几乎断绝”的现象。边区政府判断，这既是因为国民党采取了倾销法币、抢购物资的策略，又是各机关未能彻底贯彻金融法令所带来的必然后果，必将导致法币侵占陕甘宁边币市场，致使边币贬值。为此，高岗、林伯渠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于7月25日联名发布密电，要求各机关重申禁止法币流通的法令，积极动员民众到银行或货币交换所将所有法币兑换成边币，同时提高边币对法币的比价，吸引商人运货进入根据地贩卖。在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机关通力合作下，“各地法币牌价，急转直下，边币对外价格扶摇直上”。法币价格由7月兑换边币3.17元，降至10月兑换边币2.12元。此后，“货币斗争之主动权由敌、友转入我手”。

华中各根据地也积极落实中共中央财经部的指示。华中局提出，在政权巩固的区域，要通过贸易管理的方式阻止法币内流和物资外流；在政权尚未巩固的区域，则要减少法币内流。华中局还要求各根据地建立金融机关，“发行票面三元、十元、五十元和一百元、一千元的本票”，在提高比价的同时，通过边币吸纳法币，然后立即投向根据地外购买物资。

此后，抗日根据地的金融机构呈现遍地开花的局面。1941年3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对中共设立的边区银行及其发行的边币进行调查汇总，发现有九家银行发行纸币，此外还有五种代价券流通。据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总处估算，总发行量达9000万元。据国民党1943年估算，各边区银行货币发行总量“已不下三万万四千九百七十一万元”。

与此同时，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国民党政府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在法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压力下，国民党遏制中共边币的政策愈发力不从心。1942年4月，财政部为回应四联总处发来的中共最新货币政策，致电各战区司令长官部和省政府，要求以《打击中共伪钞补充办法》为基础，继续加强对各根据地的金融和经济封锁，严禁边币从边区流出，并将相关情况随时向财政部报告。这与此前的政策并无不同，而且并未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制定灵活对策，没有体现出政策的针对性。

9月2日，蒋介石在获知陕北法币兑换陕甘宁边币比值大幅下跌后致电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提醒其日后“当有猛跌之势”，希望财政部“注意为要”。财政部在回复蒋介石的电文中，除重申此前对策外，几乎毫无作为，只是特别强调与陕甘宁边区直接接壤的陕西省政府应“督饬所属，切实办理”，并随时向财政部汇报办理情况。

就在蒋介石关注陕甘宁边币与法币比价波动的同时，各省有关中共边币的情报纷至沓来。9月3日，军委会战地党政委员会致电财政部，转告鲁苏豫皖边区分会主任委员汤恩伯所了解的中共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发行流通券30万元的情报。9月7日，行政院将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报告江淮银行、盐阜银行及淮海专署五角流通券等发行转至财政部。9月16日，韩德勤再次致电蒋介石，报告淮南银行发行“淮南流通券”及苏北行政公署筹建淮海银行并发行边币等情况。

面对各省及战区汇总而来的情报，财政部只能分别致电行政院与军委会，在重申此前对策后表示，“各有关军政机关能严厉督饬所属，切实办理，自可能抵制之”，未能及时应对，而是不断老调重弹。自此，国民党政府制定并推行的一系列遏制中共边币的政策彻底宣告破产。

结语

国共两党货币斗争的表象，是法币与边币的斗争。时任中共中央党务研究室财经组组长的黄松龄认为：“边币发行唯一是建立在法币跌价——通货膨胀的基础之上，钻法币的空子，如法币稳定，边币即无发行可能。”边币抓住法币贬值的机遇，在国共货币斗争中站稳了脚跟。

国共两党货币斗争的背后，是两党执政能力的较量。相比于国民党在政策制定上的单一和应变上的迟缓，中共根据各根据地的政权与金融机构建设情况，制定了具有针对性的金融政策。各根据地依据自身特点，因地制宜地制定具体政策，从而在国共货币斗争的落地执行中处处抢占先机，成功纾解了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军饷带来的财政困难。

国共两党货币斗争的关键，在于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中共金融工作战线的领导者发现，边币和边区物价的稳定与边区商品流通量直接相关；要稳定边币的本币地位，就要增加边区商品的流通量。为达到这一目的，“根本的政策则是执行毛主席有名的指示，即是发展边区的农业生产和私人经济”。

自1941年春天起，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总方针的大生产运动，农业和工商业产值迅速增长。大生产运动不但大大活跃了边区内的商品流通，更缓解了边区的进出口不平衡，从而巩固了边币的地位。可以说，边币的稳定、中共在货币斗争中的胜利，正是自力更生思想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本文首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2期，原题《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的国共货币斗争》，作者张燚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