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辉煌与现代希腊的重构

2021年6月10日，中信出版集团邀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晓群和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主任陈莹雪，围绕新书《希腊三百年》进行了分享。《希腊三百年》一书的作者罗德里克·比顿是伦敦国王学院现代希腊及拜占庭历史、语音和文学荣休教授，他在书中回顾了希腊的起点，从而反思了欧洲文明乃至西方文明的起源，并且对现代希腊的困境与挣扎进行了深入剖析。吴晓群的演讲围绕古代希腊和现代希腊的关系展开，指出当代西方文明中的平等、自由、民主等概念在古希腊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陈莹雪的演讲则从东西方对希腊的影响出发，探讨了现代希腊人的身份认同问题以及从历史出发的对现代希腊未来的展望。

吴晓群：古代希腊和现代希腊可能互为他者

罗德里克·比顿在《希腊三百年》中把希腊文明看成是一个有机体，从出生到学步到青少年时期的成长，一直到现在出现中年危机，以写传记的方式来讨论这样一个对象，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把文明作为一个有机体的比喻并不是比顿发明的，但以传记形式把这样一个比喻做实，这本书是非常成功的。他不是像通常的历史写作那样将历史分成几个部分，比如说政治、经济、社会、战争、思想、文化等等，而把三百年的希腊近代史看成一个整体，同时又不忘将整体与部分相互观照。他还注重将对事件的分析放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展开，在事件的基础上聚焦其背后的活动和思想，以及这些活动对于当时乃至之后所产生的影响，并且注意到了希腊三百年历史发展的时间线索，在时间的脉络之中对一些重要的内容做专题式的讲解和具体的分析，这是很新颖的。

《希腊三百年》， [英]罗德里克·比顿 著，姜智芹/王佳存 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3月。

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来说，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兴起，是史学家比较感兴趣的主题，这方面的著作也很多。但是，学界在处理欧洲国家兴起这个主题的时候，主要是聚焦在欧洲的一些重要国家，比如说法国、英国、意大利等等，对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关注比较少。比顿的这本书关注的是处于欧洲边缘的希腊，这可能并不是很多学者着力想要去研究的地方。另一方面，在关注民族国家兴起的这个话题时，很多学者主要集中在民族起源以及在国家兴起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主要挑战等等，这些内容比顿都关注到了，在书写民族史的基础之上，他还涉及到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甚至将其研究的线索拉到了当下，其中带出来的问题不仅仅只是在现代史学、古代史学，或者在某一个特定时间段的历史研究之中才会关注的，而是人类社会始终会关注的问题，比如文明与他者、过去与当下等等。

说到“文明”这一概念，如果我们要追溯过往，我认为整个西方的历史，从古代的历史书写开始，其实都离不开一个主题，那就是文明与野蛮。关于文明与野蛮，在古典史家的著述之中是始终存在的。当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还可以用另外一对词语来对应，那就是所谓的自我与他者。这也是比顿在书中涉及到的，也是人类文明史始终要去处理的一个话题。

从西方历史书写来说，在自我认同建构过程当中始终存在一个差异化的、又是低于自己的他者。在古代希腊罗马，这个他者一直是以蛮族的形象出现的。近现代以后，关于文明话语的构建，也不是简单基于工业革命以后的科技领先，而是还有更加深层次的、更为久远的人文历史的基础。西方人正是通过长期以来对“野蛮人”或者说是“蛮族”的历史书写，有意识地确立并完成了其自身区别于“野蛮”的群体身份认同，即西方“文明”这一观念。换言之，古代的西方史学，就是通过对蛮族的建构和诠释，来为近现代以及当下的西方文明话语体系奠定基础、开辟道路的。十八世纪时，为了确立起欧洲与其他国家及地区之间的界限，文明史的书写更加明确，非欧洲的国家或地区是作为“他者”存在的。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以来的文明史书写则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概念有关。这些问题在比顿的笔下都有所呈现。

比顿在书中提到要追溯希腊的远古祖先是谁，因而从家谱这样一个叙述角度来展开他的讨论。虽然他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书中所讨论的内容与我们所理解的古希腊没有多大的关系。但从文化溯源的角度来看，西方始终认为古希腊是他们的源头。所以，我们会看到雪莱充满激情地说“我们都是希腊人”，也会看到黑格尔说，“提到希腊的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其实这是一种主动的文化认亲。

事实上，古代希腊和现代希腊有非常大的差别，如果引用他者的视角来看待的话，我有时候甚至会觉得古代希腊和现代希腊可能是互为他者的。对此，我想讲两点，也就是我觉得古代希腊和现代希腊不一样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大家经常会提及所谓的“希腊精神”。这个“希腊精神”是应该加引号的，它保留了一部分古代希腊的精神元素，但其中更多的恐怕是后世的欧洲人在不同的境遇之中，对于古代希腊的想象、附会甚至是误解。这不是消极的说法，而是想说明所谓的“希腊精神”，其实不仅仅是古代希腊人所创造的，也是西方文明经过千百年、数十代文人、学者、思想家所共同“创作”出来的，最后成为了一种典范。

关于这一点，我在《希腊思想与文化》（中信出版社即将出版）一书中也反复提到。一种文化一个文明，对于它自身的塑造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理解它的一个出发点。但是，同时也要清醒地认为到，它与原本的形象，或者说我们以为的事实之间可能存在差别。比如说，一谈到西方，人们就会提及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等概念。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一书中认为这直接来自于古代希腊，而且是来自于古希腊处于氏族部落时期就有的传统，但事实上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主观臆断。

以雅典为代表的古代希腊式的民主，并不完全具有现代意义上这个词的人文含义，也就是说我们在使用同样一个词，但是这个词在古代和现代，其内涵和外延都是不一样的。简单来说，首先，古代希腊各个城邦之间并不弘扬平等，他们并不认为需要平等，这是我们今天经常提到的一个话题，但是古希腊人并不认为这是必须的。当时的古代希腊是奴隶制社会。城邦公民是不可能与奴隶平等的，除了奴隶以外，当时希腊所有的妇女也是被排除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之外的。法律明确规定，妇女不适合自己行动，必须有男子作为监护人。她们年幼的时候由父兄监管，成年后由丈夫监护，丈夫死了，还要由儿子来监护。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妇女不可能具有平权的概念。

而希腊的自由也是另外意义上的自由，不是现在以为的自由，是建立在城邦制度上的自由。如果再具体地说，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群体的自由，是超越个人主义的。这种自由也是相对于外邦人和奴隶而言的自由，也就是说，它是不受外国奴役的自由，是遵守城邦法律和道德秩序的自由，是一种参与和付出的自由。这与其说是一种权利，还不如说是一种强制性的义务。而自由主义作为西方近现代乃至当代非常重要的政治思潮，它强调的是什么呢？它强调的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法国思想家贡斯当曾经说过：“古代人的目标是在有共同祖国的公民中间分享社会权利：这是他们称为的自由。而现代人的目标则是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乐，他们把这些私人快乐的制度保障称作自由。”前者的自由是政治自由，而后者的自由则是个人自由。对于这两种自由，也有学者进一步将古人的自由称之为“积极自由”，而将现代人的自由称之为“消极自由”。

最后是关于民主的概念。古代的民主与现代的民主也并非完全是一回事情。雅典的民主是人人参与城邦政治生活的直接民主。直接民主是什么？打一个比方，不是特别恰当，但是很形象，那就是在广场上敲钟，全国人民都可以听得见。在小国寡民的地理范围、社会空间之内，人与人之间很熟悉，所以他知道选出什么样的人最能够代表他的利益。而这种直接民主的前提，是公民团体内部的人人平等，而且每个人都是能够完全投入到政治生活之中去的全职公民。他们参与政治生活的目的是一致的，就是为了追求他们共同的利益。因此，对于公民团体之外的人而言，这种民主其实带有非常强烈的不宽容性，换言之，它只是一个小团体内部的民主。所以我们会看到，雅典曾经发生过很多次流放或者监禁那些不符合城邦共同利益之个人的事件。这与近代西方建立在代议制基础上的间接民主不同，现代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它的前提是个人权利，这种民主承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有自己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追求。由此它不会要求人民服从同样的普遍的模式，而是给人们在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提供对话、妥协的程序性机制。如果说直接民主关心的是谁来统治，那么间接民主关心的则是如何统治。后者对统治秩序的关注，必然会涉及对国家权力的限制，而在直接民主里面没有这个，由此才会导致托克维尔所说的“多数人的暴政”。事实上，我们看到雅典民主的后期也正是如此。总之，我们在用一些概念时，好像是在说同一样的东西，但是其实它们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

我还想谈谈今天我们对古代希腊文明的理解。在现代人的眼中，古希腊最辉煌的是它在哲学和艺术方面的成就，那似乎代表着一种清明的理性精神。但是，那些成就可能只是古希腊文化的一个方面而已，要全面解读古代希腊，不应该忘记还有另外一个层面，那就是它的宗教层面。古代希腊既有世俗的层面，同时还有一个神圣的层面。古代希腊人是和神生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在古希腊人的生活世界里，人并不是孤独的存在，还有很多的神灵与他们如影随形地生活在一起。古希腊的宗教是典型的多神教，“泛神”的世界观使希腊人觉得神性存在于整个宇宙之中，并充满宇宙。所以，如果不能理解神在希腊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就很难理解古代的希腊文明。

当我们说神的时候，就会涉及到所谓“宗教”。我们对宗教的概念，其实是近代以后对于高级宗教的理解，但这并不能完全涵盖古代希腊人对于神圣者及神圣事物的理解。刚才说了古代希腊是一个多神的世界，在这样一个多神的世界里，希腊人认为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每一个行业都有一个神在那里主宰；每一项和人民日常生活相关的事情都有一个神在保佑，所以他就不可能择其一而敬之，他在做不同的事情时会向不同的神灵祈求庇佑，并从神那里获得力量。在这样一种对于自然、对于宇宙、对于自身的理解中，如果人们忽略了某一个神，其实就意味着是对当时人们某种经验的否定。由此，我才会说，希腊人是和神生活在一起的。

我简单举一个例子，在希罗多德的《历史》里面记载了一件关于雅典历史上的一个僭主庇西特拉图的事情。为了建立僭主专制，他前后进行了三次政变。第一次和第三次都是大家熟悉的方式，武力夺取政权。而第二次在后世人们看来则有些儿戏，仿佛是一场闹剧，总之是一种非常不可思议的方式。简单来说，他在雅典的乡间找了一个身材高大俊美的女子，让女子站在战车上，他亲自驾着战车冲进雅典城，一边冲一边喊“雅典娜女神来了”。于是，雅典人在第一时间让出政权。你们想一想，这种事情可能发生在现在吗？比如说在上海，如果有人开着劳斯莱斯在南京路上一边跑一边喊“玉皇大帝来了”，谁会去管他？只有警察。警察会马上把他逮到疯人院去。那么，当时为什么会有发生那种情况？那是一场政变啊！任何政变都是会危及自身安全，甚至威胁到其家人性命的。没有人会真的用滑稽的，甚至是弱智的荒唐闹剧来实施自己的计划。其实我们不用做太过复杂的推断，就应该知道这种关乎性命的事情，政变者一定要有自以为是的胜算，否则是不敢轻举妄动的。那么庇西特拉图的那个自以为是的胜算是什么？就是古代希腊人对于神虔诚的信仰。也就是说，在一个人神共存的世界里，看见一个人与神在一起，他们就相信，再没有一个比蒙神恩、得神助的人更适合管理人民了，哪怕人民可能对他有所不满，也应该服从神的安排。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民众心理，庇西特拉图才可能以这种方式实施政变。当然，这个政变要具体分析起来会更加复杂，但至少我们从这样一个貌似搞笑的事件之中，可以看到古代希腊人的世界和现代希腊人的世界是非常不一样的。

陈莹雪：现代希腊的东西二元性

今天的分享我想先从一本游记说起，这就是《康有为列国游记》。康有为在本书最后一章提到希腊，应该算是近代中国西学东渐以来第一位对希腊有直接经验的学者。他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流亡海外十几年，在这期间游历了海外各国，其中也包括希腊。他来到希腊的时间是1908年夏天，这篇游记所记录的旅游行程，我想和现在大多数中国的游客去希腊所做的事情不会有太大差别，就是游览名胜古迹、参观博物馆。他在希腊游览了三个地方：雅典、柯林斯、科夫岛，所做的主要的事就是游览古迹，对于现代希腊所提甚少，仅有两处，也是非常负面的评价，总的来讲认为现代希腊与西、北欧诸国相比，比较野蛮，与伟大的古希腊人也没有什么关系。

今天有读者提问：大家为什么关注古希腊，而不是现代希腊。其实这个现象近代以来一直都有。康有为在游记结尾时认为古今希腊没有什么关系，这个论断在他那个时代来讲，不是什么新鲜事，很多西方人都持这种观点。但这句话其实对当时希腊人的伤害是很大的。十九世纪希腊的历史学家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论证他们是古希腊人的后裔。

对现代希腊人和古希腊人关系的质疑，这其实是对希腊人身份认同的一种质疑。比顿在他的书中想要解答的也正是希腊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实际上我认为他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就现在希腊历史发展来讲，对于希腊人到底是什么、谁是希腊人这些问题还存在持续的争议。

关于身份认同的最近两次争议，一次是2000年出现的去除身份证上的宗教信仰标识，因为长久以来在希腊人身份认同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他们的语言——希腊语；另外一个是东正教的信仰。去掉这个宗教标识，在当时引来很大的争议。另外一个是移民带来的问题。2016年有很大量来自于穆斯林地区的移民，带来的问题是要不要在雅典建一个清真寺给这些人。在希腊建清真寺这件事情当时也引起很大的争议，不止是清真寺，当时希腊的很多大学也在讨论要不要设一个伊斯兰教的研究方向？在这之前，希腊公立大学是没有这个方向的。

其实，这些问题都是关乎到希腊人该如何定义自己？希腊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比顿在他的《希腊三百年》这本书当中给了一个关键线索，这个线索是希腊既属于东方，也属于西方，它是兼具东西二元性的民族。

从我过去一段时间对希腊历史的研究来讲，我是比较认同比顿这种定义的。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一下，所谓现代希腊这种东西二元的要素，东是指什么？西是指什么？

来自东方的要素实际上主要是两个部分，也是现代希腊的两个历史遗产：一个是拜占庭遗产，这部分的历史遗产，最重要的体现就是东正教的信仰，东正教的信仰在某种程度上是活的拜占庭的遗产；另一个历史遗产就是奥斯曼统治的遗产。虽然说奥斯曼统治的遗产，在希腊国家建立之后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否定与遗忘，但官方的否定与遗忘还是不能完全抹掉这部分遗产。

所谓西方的元素，其实就是欧洲的元素，就是希腊成为欧洲国家的那些元素。希腊成为欧洲国家，也是一个特别近代的时间。因为在1454年以后，希腊经历四百多年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从地缘政治讲，希腊属于东方。它成为欧洲国家，肇始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今年庆祝希腊独立战争爆发两百周年，我们也可以大致推断一下希腊成为欧洲国家的时间，也就是两百年。

希腊成为欧洲国家的关键因素，在我看来就是对于古希腊文明的再认识。比如说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希腊的一些知识分子，就是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数人在西方有过求学经历。他们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发现了西方人书写的古希腊的历史，就像吴老师所说的近代传统的古希腊历史，他们再把这段历史引进来。引入进来以后，把古希腊人奉为自己的先祖。从这个时候开始，生活在东地中海的说希腊语的这群人才有可能，或者说有资格去说自己是欧洲人，自己的国家是欧洲国家，这是西方的一面。

实际上东西二元并不是完全融合的，它们的融合也经历了很漫长的过程。在很长段时间里，东和西是相互撕裂的。举个例子，比顿书中也提到过，我们现在看到雅典城是符合西方人想象中的古典式的城市，有古迹（卫城建筑群），也有新古典主义的建筑（大学、图书馆、科学院等建设群），这些其实都是雅典在希腊王国成立之后，经历一个翻新改造而成的。翻新改造的过程，实际上把拜占庭遗产和奥斯曼的遗产尽量抹去了。尤其是奥斯曼遗产，雅典城内几乎没有任何清真寺了。并且把每个街道重新命名，而使得这些街道更符合人们对古希腊人的想象。但这种倾向于古典的改造，也有时段和地域局限。

雅典城虽然经历了这样的改造，如果我们现在看后来并入到希腊国土的地区（希腊国家的拓展分几个步骤。最初革命之后，国土范围局限在伯罗奔尼撒岛及周边，还有爱琴海的若干岛屿。接下来以和平外交手段收复了七岛和塞萨利。第三步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战之前，就是巴尔干战争这段时间。巴尔干战争收复北部大片国土，即马其顿、色雷斯些地区），尤其是马其顿和色雷斯这些地区，其实看不到这种系统的古典化改造。在萨洛尼卡保留了很多奥斯曼时期的遗迹，当然拜占庭的建筑就更多了。也就是说，这种改造在某些地方，尤其是后并入希腊的地方并不是特别彻底。

我认为现今希腊认同中的西方要素是希腊社会的主流，也是希腊社会精英文化的一部分。比如说在公共教育当中会系统加强这个部分。我们如果看现代希腊文明课程设置，就会发现古希腊的部分，在希腊的公共教育体系中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是比重特别大的一块。

我说的东方要素，尤其是奥斯曼的遗产，其实在希腊社会的底层文化和日常生活中有很多遗留。比如说现代希腊语当中有很多土耳其语的遗留，尤其是在口语中。还有就是希腊的饮食。底层文化中，比顿的书中所提到的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希腊民间的一种音乐“雷贝蒂卡”，大家可能听说过在一战以后，希腊和土耳其进行过一场战争，希腊战败之后，希腊和土耳其之间进行了人口交换。原来居住在土耳其的大量希腊人被迫离开土耳其到达希腊，“雷贝蒂卡”这个音乐就是难民带来的，有很深土耳其的痕迹。这个音乐也算是现在希腊的一个文化名片，2004年雅典奥运会开幕式上也有“雷贝蒂卡”的节目。

作为对读者疑问的一个回应，我也想谈一下对现代希腊的展望。其实历史学家可能很少会去对未来进行展望。如果非要做这个展望的话，它也有一些历史依据。其实希腊民族认同，东西二元性在很大程度与地缘政治有关，现代希腊是欧洲边缘的一个国家，是巴尔干半岛最南端的一个国家。在比顿的叙述当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在东西方世界交汇处的希腊，这个南欧的小国，它每一步的成长过程当中，都有大国的参与，处于大国的影响之下。比如说希腊的1821年独立战争，如果没有西方列强的参与，它很可能就是一场奥斯曼帝国内部的判乱，很快就会被奥斯曼统治者镇压下去，如果不是那瓦里诺海战中英法俄击败奥斯曼海军，希腊的独立很难实现或至少会被延迟。

另外在现代希腊历史上有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1832年在大国的干预下希腊建立了王国，但他们的国王都是外国人，没有希腊人。首先来到希腊的是巴伐利亚王室，是德国人。巴伐利亚王室走了以后，又迎来了丹麦人。外国人当他们的国王，其实也是大国博弈的结果，就是各方势力在这里不能相互妥协，他们便会找一个第三方去做他的王室来统治。

而希腊历史上每一次开疆扩土，比如说爱尔尼亚七个岛的收复，对塞撒利的收复，这是和平手段得到的，没有动一兵一枪的。这实际上一定程度上算是西方列强对希腊一种惠赠。希腊真正通过暴力手段、战争手段得到的领土就是马其顿、色雷斯这些地区。两次巴尔干战争之后，西方大国依旧参与决定了巴尔干各国的命运。实际上每次希腊命运的关键点多由大国参与决定，这也是在比顿书当中多次强调的问题。包括二战以后，希腊成为冷战前沿国家，便处于美国的强干预之下。在二战以后，希腊也通过马歇尔计划逐渐恢复了经济。最近的一次是欧债危机，作为欧元区国家，经济主权受限，希腊的财政紧缩政策都是趋从于欧洲央行、欧盟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安排，它是没有多少发言权的。希腊所处的这样一个地缘政治的位置，导致它整个发展过程当中都有来自大国的挥之不去的影响。

但另一方面，我们有时候也不能够太小看南欧的这个小国。比顿在书中反复提到的希腊人对现代世界的一个创举。可能我们不会意识到这原来是希腊人开创的一个传统，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从发生时间上来说，情况的确是这样的。很多欧洲国家比如德意志的统一，意大利的统一，都是十九世纪后半叶才出现的，还有其他巴尔干其他国家，建立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也晚于希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希腊是一个潮流的引领者。

最后说一下比顿这本书写作的特点，刚才吴老师也提到，相比起一般的国别史，传记形式的确比较有吸引力。他的写作形式的确显露了他自己的学术训练背景。因为比顿最初接受的不是完全史学的训练，而是文学的训练，最早让他出名的书应该是《现代希腊文学史》。我们读他这本书的时候，也会发现他引用了很多文学作品，我们耳熟能详的现代希腊作家都有引用。其实这种写作在历史研究中并不常见，我们做历史研究的时候，对将文学作品作为依据来引用是需要特别慎重的。但是比顿的作品当中，他用文学作品作为依据，我自己觉得是没有什么违和感的，至少对那个时代整体的把握来讲，这些文学作品其实是能让写作更生动一些的，这就是他用传记写作的优势。比顿对希腊很多事情如数家珍，因为很多英国做希腊史的学者常年生活在希腊，或者曾经有一段时间对希腊有一手的了解。这种切身的体会也会使他的写作更有自己独到的角度，就是有一些自己的情感在里面。

他对现代希腊历史从一个长时段去把握，对于有些问题，长时段写作会给读者带来很多启发。比如说希腊历史上有经常会出现的军队时不时干预国家政治。军队时不时干预国家政治，发展到巅峰时期，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军政府的建立，实际上军队干预国家政治，在希腊也是屡见不鲜。在希腊政治生活当中，这种现象会时不时复制自己。另一个例子是经济危机。最近几年希腊进入频繁大家视野就是因为经济危机。比顿书中也说过，希腊在1843年、1893年、1932年都出现过经济危机，也有破产的先例。实际上频繁出现经济危机，本身也说明希腊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的确存在一些先天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