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但古籍“续命”也迫在眉睫。我国现存古籍和民国线装书5000多万册件，有约三分之一亟待抢救性修复。而古籍修复这项国家级非遗，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然受困于技术难度、人才和资金缺乏。古籍数字化速度同样堪忧，虽然经过多年努力，全国累计发布古籍影像资源超过7.4万部（件），但与近300多万部（件）的中华古籍庞大存藏量相比，古籍数字化的工作还任重道远。
6月17日，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与国家图书馆合作签约暨字节跳动古籍保护专项基金启动仪式在国家图书馆举办。
6月17日，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与国家图书馆合作签约暨字节跳动古籍保护专项基金启动仪式在国家图书馆举办。字节跳动初期捐赠资金人民币1000万元，定向资助中华珍贵古籍修复和专业人才培养、古籍活化与数字化等项目，在未来的1-2年内，这笔钱将被用于开展100册件珍贵古籍修复，其中优先修复《永乐大典》“湖”字册等国家珍贵典籍，以及培养100位古籍修复的专职人才。
走访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中心：我在国图修古籍
当天，澎湃新闻也走访了国图的古籍修复中心。
国图的古籍修复室位于国家图书馆南区的一间安静的房间里，一台台寻常的办公桌上，陈列的是不寻常的古籍文物。
国图古籍修复室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介绍：“全国我们普查了2800多家单位，大概收藏的写印于1912年前的这些文化典籍现在还有三千万册，加上民国的线装书，大概是五千万册，我们把前面三千万册叫古籍，后面的两千万册民国线装书叫传统书籍。”
关于什么样的古籍是亟待修复的，张志清说：“因为现在资金不足，人才也不是特别充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需要修复具有传承性的、有重要意义的古籍。这批古籍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文物性很强，年代比较早，在证明我们的文明在某个阶段具有代表性的这种文化遗产；第二就是资料性，它具有研究价值，还有艺术特点极其突出，是非常好的艺术品，这个国家图书馆以前做了很多了，比如敦煌的卷子有将近一万米，我们修复了60%-70%；还有破损比较严重、不修复就完了，一定要把它抢救性修复好。我们评了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有一万多种书进入了《名录》，都是国宝级的要往下传的书籍。这部分如果有破损的，我们要优先修复。当然这些书里面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因为历代都很重视，实际上已经修复的不错了。”
澎湃新闻也在古籍修复室见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籍修复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在国家图书馆从事古籍修复工作已40多年的杜伟生。
杜伟生谈道，古籍修复中心主要修复古书、古旧书画、拓片，偶尔也修国外精装书。
修复师在修复一件拓片
澎湃新闻看到现场多位老师围在一张古画旁边，用镊子一点点揭开古画背面的附着纸张。杜伟生谈道，这幅画装裱的比较差，之所以这么多人围坐过来一起工作，是因为在夏天古画好不容易闷湿了特别容易干，一旦干了将没办法继续工作，所以要趁着画是湿的时候抓紧工作，加班也是在所难免的。
“纸寿千年”：所言不虚
关于“什么样的古籍是亟待修复”的，杜伟生谈道：“其实‘纸寿千年’这话一点都不虚，敦煌遗书到现在1600年了，那个纸现在非常结实。近代工业刚引进时生产的纸是最差的，最早西方的工业化造纸也还好。1900年以后，大量酸性纸张出现，到现在100多年，那些酸性的纸一碰就粘在手上，就化掉了。纸张酸化、老化到一定程度，就相当于得了癌症，我们只能延缓它的死亡。但中国手工纸，哪怕它粘成一个饼坨，现在用人工揭可能困难，但只要这个纸还在，以后有新的技术出现，我还是能把它揭开。这个纸再放五十年，没有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难度，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技术有，但不一定能用在书上。特别是现代的科技手段，我们要考虑纸、墨对它的承受能力。比如纸上面有块霉，洗掉了，但纸被损坏了。技术有，但不敢用，我们要对纸负责。现在最难的还包括材料问题，现在国内有很多，古法造纸，你从颜色、从厚度看，都是差不多的，但补在书上就觉得它薄，密度不够。我们现在定的纸，只能凑合用，原来的造纸技术失传了。”杜伟生谈道。
2015年5月，国图入藏了一批珍贵的西夏文古文献，包括纸本文献18包，另有37个“擦擦”以及装饰物6件。这是近年来发现的数量最大、内容最丰富、版本与装帧类型最多的西夏文古文献。但该批文献历经数百年沧桑，进馆时状态极差，初步估计85%左右的文献可认定为一、二级破损，亟待修复。现场的一位老师，就在艰难地将粘在一起的西夏文献一点点揭开。
修复古籍所需要的工具
除了这些最基础的工具，国图文献修复室也配置有古籍修复专用照明系统、中央空调加湿系统、温湿度监测系统、古籍修复专用工作台、红漆裱画案、大型纸墙、电动切纸机、烫金机、激光切割机等专业设备。不仅可高标准开展古籍保护修复工作，更为科研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关于古籍的“三种保护”
张志清副馆长也谈道，关于古籍的保护分为三方面：“一个是原生性的保护，就是保护它的物，作为文物的物，这是原生性保护。还有一个是再生性保护，主要指的是古籍影印，数字化、缩微等等这样的，就是把它的影转换出来；最后是传承性保护，就是通过教育，让古籍的知识进入人的大脑，或者我们用高科技的方式，5G、大数据、云处理等等的手段，让它变成新的知识，这个我们叫传承性的保护。”
“我们在原生性的保护这方面要做修复、要做环境的改善。环境改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比修复还要关键。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恒温恒湿的环境，虫子非常多，今天咬一个字明天咬一个字，那肯定逐渐就完了，破损了，所以第一步先做预防性保护。我们现在已经保护了全国两千多万册书，就是通过做库房的标准化建设来保护。”张志清介绍。
“关于再生性的保护，现在古籍影印每一年都有很多，但是它的发展我认为不如数字化的要长，关键还是要把它数字化。数字化需要大量资金，一方面做了影像的数字化，把它扫描出来；另外一方面把其中的文字转换成可以识别的、可以检索的文字，然后对于这些文字进行知识挖掘，建立知识图谱，在这个基础上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等技术来处理，把它变成可以研究的、可以检索的、可以进行知识重组的知识借鉴的东西，最后让它进入千家万户，变成新文化的一部分。”张志清说。
据介绍，国图在30年前就开始做缩微，把书籍拍照、做成胶片，缩微复制，一卷大概在一定状况下可以保存500年，这是保护古籍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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