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人的历史知识是从通俗文艺开始的，通俗文艺的传统形式包括小说、戏曲、评书、相声等，其现代形式则包括电影、电视和网剧等。通俗文艺的核心目标是讲故事，以情动人，它要吸引、打动的人是当下的读者、听众与观众。因此，通俗文艺编故事的基本逻辑和常识背景是立足于当下社会的，历史只是一个幌子，通俗文艺不追求历史知识的真实可靠，只要不闹出关公战秦琼的笑话来就没问题。正因如此，历史学者通常不会计较同时代通俗文艺作品中历史知识的真实性——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以考据严谨、结论谨慎为特征的职业训练，会让历史学者显得拙嘴笨舌，唯恐说错，遇到一点儿疑问就要回到史料“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找依据。但未知的范围取决于已知的边界，这是历史学者从多年专业训练中得到的最大教益，所以，对同时代通俗文艺作品中的历史知识，历史学者通常该看戏看戏，图个热闹，不去较真儿。但是，历史时期的通俗文艺却是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资料，因为它构成了族群历史记忆的一部分，其中所传递的具体内容可能不真实，比如主人公和具体情节可以是虚构出来的，然而故事发生的常识背景、主人公面临的挑战与困境，却是真实存在过的，这是作者（不一定是故事主人公）生活的时代普遍性的真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搞清楚作品产生的年代之后，历史学者可以放心使用通俗文艺作品作为还原历史真实的对象。
我很喜欢讲的一个故事，是唐代白行简的《李娃传》。白行简是白居易的弟弟。《李娃传》和白居易的好友元稹的《莺莺传》内容性质接近，都是科举路上士人与女性之间的爱恨情仇。只不过《莺莺传》中，张生对莺莺始乱终弃，莺莺的形象始终是被动的；而在《李娃传》中，妓女李娃的形象则是主动而大气的——她与郑生之间的关系，始于虚伪的钱色交易；床头金尽之后，李娃伙同鸨母用欺诈手段无情地抛弃了郑生；然而，就在郑生贫病交加流落街头的时候，李娃良心发现，生出真怜悯收留了郑生，并为他出钱买书，供他准备科考。当郑生高中，重归上流社会的时候，李娃又主动提出离开；而郑生却在父亲的支持之下，将李娃明媒正娶，二人共同分享了荣誉、地位和前程。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故事，人性的善良战胜了良贱壁垒和门第观念。到了宋朝，随着中国进入科举时代，这种科举路上的姻缘故事变得更为流行，由此以至明清，一代代讲下去，不断有属于时代的新内容加入；但是后来的类似故事，却很少有如此圆满磊落的结局。每个人都激发出善良，善良成就善良，这样的故事，后来已鲜有人讲了。
我之所以喜欢《李娃传》，并非因为它善良圆满的结局，而是它所记述的唐后期长安城里形形色色的职业生计。郑生初到长安，住在布政坊的邸店中，迷上李娃之后，就搬到了平康坊李家，起初以租住名义入住，后来就合为一家。他因被李娃算计，从宣阳坊李娃“姨母”家仓皇回到平康坊，发现李家大门已经上锁，锁上还加了封泥。此时天色已晚，坊门紧闭，郑生无奈，只得脱下衣服来“质馔而食，赁榻而寝”。次日，郑生转去宣阳坊再寻“姨母”，已是人去宅空——原来那豪华的大宅子是骗子租来设局用的，租期甚至短到了只有一天。由此可见，在实行坊市制的长安城，房屋租赁和邸店服务业仍然是各坊都有的，而且租期相当灵活，长租、短租皆可。
这还不是最有意思的行当，《李娃传》中最有趣的行当是丧葬服务业——凶肆。走投无路之下，气得发疯的郑生回到了布政坊的邸店，这是他刚到京城的住处。住下之后，郑生怨恨难平，心病引发身病。邸店主人担心他一病不起，就把他搬到了凶肆之中。凶肆虽经营丧葬服务业，却也收留垂死之人，不知是何道理。不管怎么说，在凶肆从业者的安慰、照顾之下，郑生身体渐好，并且开始在凶肆打工。起初就是打打幡，赚点生活费。在这个过程中，郑生的一项特殊才能——唱哀歌得到了充分挖掘。起初，他是一边打幡一边听别人唱，因为胸中有块垒，直听得“呜咽流涕，不能自止”，回去之后就学着自己唱。要知道这郑生是何等聪明，又有文化，理解力强，久而久之他便“曲尽其妙，虽长安无有伦比”，高门大姓出身的落魄书生成了长安凶肆的头号哀歌手。
长安城实行的是坊市制，主要的商业经营活动都在东西两市举行，凶肆也有两支队伍，东肆和西肆。东西两凶肆之间的商业竞争非常激烈，竞争主要在两个领域发生：一个是送葬器具，比如车舆；另一个就是哀悼演出，特别是唱哀歌。东西两肆决定在天门街举行公开比赛，赌注高悬，一较高下，于是《李娃传》中最具戏剧色彩的一幕出现了。
唐帝国丧葬界最高水平的比赛如期举行，数万群众围观。比赛从早晨开始，首先是丧葬器具的展演，东肆一直力压西肆。到了中午，哀歌比赛正式开场。首先出场的是西肆，他们在舞台的南面搭建了数层高台，一位长须飘飘的歌者在众人的簇拥下“奋髯扬眉，扼腕顿颡而登，乃歌《白马》之词”。哀歌本来是西肆的专长。长髯歌者唱罢，顾盼左右，旁若无人，以为必胜。过了一会儿，东肆长亲自在舞台的北面铺设了长榻。一位清瘦少年，头裹黑巾，在五六个手举羽翣的同伴护卫下，缓缓登台，整顿衣裳，唱起了古老的挽歌《薤露》，声音清越，响振林木，一曲未终，听者皆已是唏嘘掩泣。高下已见，西肆长为众人嘲笑，羞愧难当，把赌金偷偷放下就溜走了。故事展现了长安城里丧葬业的存在与竞争，古人重视葬礼，也重视婚礼，既然有凶肆，想必也应当有喜肆。
这清瘦少年便是郑生。郑生在凶肆的哀歌比赛上出尽了风头，也暴露了他的行藏。到长安来述职的父亲由此发现了音信全无、生死未卜的儿子。被传统门第观念支配的父亲，完全没有幼子失而复得的喜悦，而是感到了莫大的羞耻。一流高门荥阳郑氏的子弟竟然沦为卑贱的凶肆歌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父亲把郑生带到僻静之处，处以私刑，鞭打至将死，弃之而去。郑生的命运自此跌落至谷底，直到被李娃收留，才重获新生。
一年以后，在李娃的精心照顾下，郑生恢复了健康，李娃又套上香车，郑生骑马随从，一起来到了“旗亭南偏门鬻坟典之肆，令生拣而市之，计费百金，尽载以归”。“旗亭，市楼也”，指市场中的望楼。“鬻坟典之肆”是卖书的地方，唐代后期，雕版印刷还没有用于印制儒家经典，这些书摊上贩卖的，还都是抄本，因此弥足珍贵。郑生买一次书，竟然要花费百金，可见价格之昂贵。
由上述可知，在《李娃传》中，我们看到了唐代长安的房屋租赁业、邸店业、丧葬业和抄本书籍售卖业的基本业态，当然，还有李娃最初所从事的行当——情色娱乐业。这些为城市生活而生的服务业，在宋代以后，随着城市的发展变得越来越丰富和繁荣。
比如，园艺在宋朝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能赚钱的行当。宋人有赏花、簪花习俗，在开封、洛阳、扬州、杭州等大城市，花卉的种植、观赏和销售已经成为产业，“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扬之人与西洛不异，无贵贱皆喜戴花，故开明桥之间，方春之月，拂旦有花市焉。”花开时节，私家花园也对游人开放。“花开时，士庶竞为游遨，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井，张幄帟，笙歌之声相闻……至花落乃罢。”司马光在洛阳的独乐园虽小，也常有游人，守园人“积游赏者所得”，盖了一间公共厕所。洛阳与开封之间，甚至有鲜花快递，一名衙役乘着驿马，“一日一夕至京师，所进不过姚黄、魏花三数朵，以菜叶实竹笼子藉覆之，使马上不动揺；以蜡封花蒂，乃数日不落”。当然，这样的鲜花快递仅限于知州巴结皇帝，跟普通人的美好生活关系不大，当时真正优秀的官员也是不屑于此类行为的。蔡京知扬州，模仿洛阳作“万花会”，热闹非凡；苏轼到任，正遇花时，看档案发现花会“用花十余万枝，吏缘为奸”，宣布取消，“人皆鼓舞欣悦”。花要好，必须经过嫁接。所以，那些拥有超高嫁接手艺的接花人就成了达官贵人们争相延聘的对象，接一头花五千钱，秋天签合同嫁接，到春天花开付账。
北宋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局部） 在孙羊正店门口，可以看到一副卖花的挑担，里面摆放着一束一束的鲜花
再比如，就饮食业而言，北宋东京不仅店铺林立，而且层次齐全，可以满足不同经济状况的食客的需要。大的酒店、酒楼又称“正店”，正店七十二家，是开封饮食业的龙头。它们自酿美酒，自行零售兼批发，又卖下酒茶饭，酒器精美，美食、美酒、美器三美合一，更有妓女歌笑助兴，是“侍从文馆士大夫”燕集、游息的上佳去处。正店之下又有食店，供应饭菜，疗饥解饿，食店分为三大流派——分茶店、川饭店和南食店。食店之下，是专营某一种食品的小吃店，比如馄饨店；又有饼店，制作、出售各种蒸、烤面食。开封饮食业的最底层是摆摊、提篮售卖的各种小吃。诸宅舍宫院之前，“则有就门卖羊肉、头、肚、腰子、白肠、鹑、兔、鱼、虾、退毛鸡鸭、蛤蜊、螃蟹、杂燠、香药果子”的。
除了餐饮业，宋朝还出现了“宴会假赁”这个新行当。执业者又细分为“四司六局”，四司指帐设司、茶酒司、厨司、台盘司（白席人），帐设司管“椅桌陈设、器皿合盘、酒担动使之类”，茶酒司负责饮料供应，厨司管“吃食下酒”，白席人管“托盘，下请书，安排坐次。尊前执事，歌说劝酒”，“亦各有地分，承揽排备，自有则例，亦不敢过越取钱”，有着相当严格的行业规范。开封人享其便利，“欲就园馆亭榭、寺院游赏、命客之类，举意便办”，“主人只出钱而已，不用费力”。
有如此发达的服务业，宋代的城市已经俨然是现代模样。
（本文摘自赵冬梅著《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见识城邦·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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