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杨宜治日记》：晚清士大夫的阴阳两面

《杨宜治日记》，李文杰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386页，65.00元

光绪年间总理衙门章京杨宜治的日记，共三部分，覆盖中法勘界（1885-1887）、京官生活（1887-1890）、随使俄国（1894-1895）三个时间段，经李文杰整理出版，阅读甚便。日记内容丰富，李文杰《整理说明》已有详细介绍，并在附录中对杨宜治的京官生活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笔者在李文杰既有成果基础上，剑出偏锋，尝试抉发日记中一些隐秘，审视晚清士大夫“阳面”之外的“阴面”。

士大夫与杂学

总理衙门章京杨宜治（约1845-1898），字虞裳，四川渠县人，以举人考取内阁中书，1884年传补章京，入总理衙门，先后在司务厅、英国股工作，后升总办章京，是办理外交实务的骨干人物。1885年夏，中法两国约定共同勘定中越边界，杨宜治被勘界大臣邓承修奏调为随员，除在广西、粤西现场工作外，先后在广州盘桓颇久，经常向其师李文田请益，两人有不少共同爱好，交往极密。

李文田（1834-1895），字仲约，号若农，广东顺德人，1859年一甲三名进士（俗称“探花”），历迁各职，官至侍郎，学识渊博，官声甚好，在元史研究、西北史地、金石书法等多个方面均有成就。1882年，李氏丁忧回乡守孝三年，居广州西关。在野史笔记中，有几个作者谈到他“善风鉴”，也即精于相术，说得神乎其神。杨宜治日记披露了李文田在风水学方面的造诣，从侧面证实野史所说“善风鉴”有一定可信度。1885年10月11日，杨宜治写道：“李若农师邀游白云山麓，视太公葬地。地由白云开账，楼阁重重，脱卸秀嫩，坤艮下脉。入手起定正龙，西去三节，卸落平阳，结省城腰落，横列三台。中台另起化生脑，开小坪两台，为夹耳砂。枝脚转抱为牛角蝉翼，前唇兜起，内局紧密，外局平远，明堂收三江之水，生气远出，穴法最当。”（第16页）

笔者不懂风水之学，但也能看出杨宜治这段话外行人写不出来，他跟李文田都是同道中人。第二天，杨宜治又得读李文田精心注释的杨筠松《撼龙经》，大赞“令后来读者如夜行见烛，千古之下，独具只眼”。杨筠松，窦州人，被誉为风水学“江西派”鼻祖，《撼龙经》也是风水学最重要经典之一。李文田在序言中，考订杨筠松为五代后唐时人，并非人们热衷吹捧的“大唐”；李氏并以他渊深的学识，校正传世版本的不少错误。

帝制时代，读书人以十三经、历朝正史、诗古文辞为正统，天文地理、星象医卜、奇门六壬谓之杂学。然而，普遍的情况却是，读书人至少都熟悉一门杂学。正经正史板着脸孔说教，不免审美疲劳，反而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杂学有着特殊吸引力，还具有一定实用性。通过日记，我们比较容易理解晚清官场的“阴阳”两面，即朝廷一面提倡正经学问，也不反对士大夫从事“杂学”，容忍他们研究堪舆、相术。

堪舆之学的消极一面是常被晚清士大夫用作阻拦改革的借口。1888年12月15日，杨宜治听到广东顺德人、同治十年状元梁耀枢在山东去世的消息，遂大发议论，说去年在广州时，跟风水师杨厚馀勘察形势，杨厚馀认为广州龙脉从西北来，张之洞办机器局，龙脉被凿伤太甚，联想到这一年有四个广东“贵人”相继病逝，即前闽浙总督何璟（香山人）、同治十三年榜眼前云南粮储道谭宗浚（南海人）、谭宗浚同科进士姚礼泰（番禺人）、翰林院编修张鼎华（番禺人）。（第201页）杨宜治觉得杨厚馀的说法似乎灵验，机器局破坏了广东龙脉，导致五个精英人物丧命，今日看来殊为可笑。

李文田与闱姓开禁

闱姓赌博对晚清政治、经济与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淮系两广总督张树声主张严禁，湘系名将彭玉麟、继任两广总督张之洞主张弛禁，朝野各方为严禁、弛禁形成生死博弈，弛禁派曾面临着极大政治风险。两广总督英翰曾拟在广东开禁闱姓以增加赌饷收入，因饱受朝野攻击而落职。闱姓弛禁可带来巨额收入，使张之洞增加了底气，在中法战争中敢于放手一搏。闱姓赌博的合法化，打破了多年来的禁忌，使其他非法赌博在广东进一步泛滥，是清末民初广东社会治安恶化的直接原因之一。

闱姓多被认为是赌博的一种，实际上应归类于彩票。据赵利峰的研究，闱姓“主要以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姓氏作为猜射投注的对象，最早出现在嘉庆年间的佛山。闱姓主要开设售卖于广州、澳门两地”。这种生意一度成为澳门的经济支柱。（《尴尬图存：澳门博彩业的建立、兴起与发展》第75页）1867年广州严厉禁赌后，闱姓生意在澳门获得迅猛发展，造成“利权外溢”。为给中法战争筹措军费，1884年底兵部尚书彭玉麟、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清廷于1885年1月批准在广东开禁闱姓，由赌商集团承办。何汉威、赵利峰等学者先后对闱姓做过精湛的研究。赵利峰认为，彭玉麟是闱姓开禁的关键人物，但此前很多学者都将功劳（或者过错）算在两广总督张之洞头上。

张之洞莅粤仅及半载，在处理有关中法战争的紧急事务外，要在短时间内权衡闱姓合法化的利弊、确认闱姓赌商能够筹集巨款，并不容易，需要十分熟悉广东、澳门情形的人士提供意见。将《杨宜治日记》与李志茗对《赵凤昌藏札》的研究相结合，笔者深信：奏请闱姓开禁的前台人物是彭玉麟、张之洞，出谋划策并促使彭、张下定决心的则是居于幕后的李文田。

杨宜治此次到广州，李文田不仅带他一起勘查祖先墓地，也多次招饮，赠送珍贵碑帖拓本，两人共同语言甚多，近乎无话不谈。杨宜治在对闱姓运作条分缕析之后写道：“某先生居林下，有清望，当轴就请任团练筹饷”，趁机提出利用闱姓筹款的方案，其十分有力的论证是：“输之闾阎，不若取之闱姓，以无益为有益，款易集而民不伤。”（第18页）“居于林下”，应为退职居乡的粤籍官员；“有清望”，则不会是以敛财著称的“浊流”人物，而是清廉著称的学者型高官，这样才能得到张之洞、彭玉麟的信任。张之洞既以“清流”健将著称，彭玉麟也是名满天下的清官，他们不容易被商人买通，却容易为李文田所说服。

李志茗长年研究《赵凤昌藏札》并写成《幕僚与世变》一书。赵凤昌为张之洞核心幕僚之一，《藏札》里面收录了李文田给张之洞的不少密函。光绪十年（1884年）十二月李文田有一函复张之洞：“闱姓、禁蟹、扛鸡等票充饷出于鄙说。昨承派交郡伯核办，可谓得人。”（李志茗《幕僚与世变》第375页）

李文田在密函中自承，开禁闱姓赌博用于充饷，出自他的倡议。作为张之洞敬佩的翰林前辈，李文田的建议与其他人的建议，效力完全不同。当时，澳门赌商担心广东弛禁闱姓冲击他们的生意，花钱买通京官出奏力主严禁，挥舞道德大棒加以猛烈抨击，其真正意图是：若广东继续严禁的话，澳门闱姓生意就有了保障。另一派赌商为争夺这笔大生意，同样买通京官，向朝廷奏请弛禁。以李文田的清望，张之洞不相信他会被赌商买通，纯粹是出于公共利益作此建议。李文田的出谋划策乃是推动闱姓弛禁最为关键的一环。

李文田、张之洞均探花出身，都是科举制度最大得利者。闱姓以科举考试考中者姓氏为投注对象，消解了科举的严肃性，特别是县试、乡试环节，考官容易被赌商买通作弊，影响科举考试的公正。尽管意识到可能出现这些弊端，李文田、张之洞两个探花为解决迫在眉睫的饷需问题，仍愿意承受闱姓对科举制度的冲击。闱姓开禁，在六年内为广东贡献四百四十万两饷银（1886年广东全省岁入仅得四百五十六万两），张之洞督粤后期兴办铁厂、织布局的启动资金出自闱姓赌商的“报效”，铁厂、织布局设备后随张之洞改运武汉，成为汉阳铁厂、湖北纺织四局的最初基础。

闱姓开禁一事，彭玉麟、张之洞身在明处，因职责所在不得不挺身而出，承担政治风险；李文田以丁忧在籍绅士，藏身暗处，以精密的通盘策划说服张之洞，利用他的威望在赌商与彭玉麟张之洞之间沟通协调，终促成这一褒贬参半的重大举措。历来爱惜名声的彭玉麟为何也能下此决心，似乎是受其直接下属、会办湘军营务处郑观应影响，这在郑观应呈彭玉麟禀稿可寻得蛛丝马迹。一事之成，往往是阴阳相辅的结果。

杨宜治与潮州鸦片商

杨宜治在日记记录了十分频繁的饮宴和收藏活动。晚清京官普遍清苦，若无额外灰色收入，诗酒酬唱、书画碑帖收藏恐怕难以为继。李文杰在本书附录长文中，对杨宜治的交往活动与日常生活有深入全面的分析，唯对他与鸦片商的交往未及注意。

日记中，杨宜治多次提到与广东潮州籍商人的交往，并反复提及一家名叫“德盛”的商号。作为四川人，杨宜治与广东潮州人士并无科举、学术、文艺方面的渊源。杨氏的交往圈子极其清晰，即同乡、科举同年及前后辈、师门、同僚、其他官场人物，他跟潮州籍商人的交往活动，明显不合常规，笔者认为此中隐藏着利益输送的秘密。

“德盛号”是潮州商人在上海及各口岸设立的商号，为当时数一数二的华人鸦片商。潮阳商人与鸦片贸易挂上钩，始于鸦片战争前后的南澳岛、汕头妈屿，两地乃是鸦片趸船的主要停泊地。潮阳商人掌握了鸦片的内地分销渠道，跟随英国人进驻上海，西进镇江，北上烟台、天津、营口，几乎垄断了沿海、沿江的鸦片贸易。

潮州商人很早就到苏州、上海经商，对外统一建潮州会馆，内部却分为三帮：海澄饶帮，潮惠帮，揭普丰帮，其中潮阳商人为后起之秀，以经营鸦片著称，尤以“德盛”为翘楚。1839年，因林则徐厉行禁烟，其他两帮对潮惠帮经营鸦片颇有微词，遂另立潮惠公所，后毁于战火，同治五年在十六铺码头附近重建“潮惠会馆”，捐资商人中，“德盛号”列第一位，捐银六千四百二十两。（《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325-326页）

1874年，合伙经营德盛号的潮阳范氏、郭氏拆伙。1874年8月底《申报》发表范德盛号声明称：“启者。德盛号向系范、郭合伙，嗣缘分创，乃于本年三月十五日凭公亲调出，议立笔据，所有上海存欠帐目各认一半，旧行基址议归范氏，住家房屋议归郭氏，各自出姓，以分界划。天津、烟台德盛字号以及帐目存欠统归范氏承管，自收自理，与郭无涉；营口德盛字号以及帐目存欠统归郭氏，自收自理。范氏在营伙友于端节一概交盘分手；并两沙逊往来帐目，已经会同过伙当面交割清楚，与范无涉。现在范氏在营另创范振记字号，精选顶庄大小洋药发客，倘蒙贵行商赐顾往来，请分别认明，庶不致误为幸。范德盛主人谨白。”

拆伙之后，范德盛、郭德盛两个商号分立。上海的资产负债两家均分；原商行建筑归范氏，住家房屋归郭氏；天津、烟台德盛号资产负债归范氏继承，营口德盛号资产负债归郭氏。两家为免日后纠纷，各自在德盛号前面冠姓，但杨宜治仍含混地叫做“德盛”。

1888年1月8日，杨宜治在北京，“晚赴德盛号便酌，同座吴君在陶（昌坤，举人），陈君明初昆弟，主人姚柳阁、姚湘舟、范炤丹、方君。湘舟明日回津。皆潮属人”。（第157页）范炤丹，本名不详，他跟两个姚姓商人既然是这次宴请的主人，可以认为代表了范德盛号。这年4月6日，北京大栅栏发生大火，杨宜治记道：“焚广德楼至鼎和居十数间，德盛几危。”（第166页）大栅栏大火，杨宜治独独关心“德盛”安危，内有深意。1895年7月7日，杨宜治跟随王之春祝贺俄皇加冕回国，路经上海，“访德盛范秉初”。（第327页）范秉初，也写作范炳初，据研究即是范德盛号东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著《上海对外贸易》上册第416页）月底，范秉初设宴为杨宜治饯行，另有一次作陪，可谓殷勤之至。（第329页）

1887年9月28日，勘界工作结束后杨宜治从广东北返抵达上海，寓外洋行街潮州会馆，会见郭子清、陈雁初等潮籍人士。（第141页）杨宜治若入住四川会馆，或上海道台安排的其他住处均属正常，入住潮州会馆则很不寻常。次年6月12日，杨宜治在京，“潮人陈雁初自沪来拜”；6月20日，又约陈雁初等人在聚宝堂饮酒。据宋钻友对上海潮州会馆档案的研究，陈雁初潮阳人，鸦片商行“聚成行”老板，也是上海潮州会馆董事。（宋钻友《广东人在上海》第72页）日记另有两处记录与“陈明初坤弟”会面，推测陈明初应为陈雁初的兄弟。从1889年8月31日《申报》“潮阳郭子清启”可知郭子清为潮阳人。至此，杨宜治与潮阳鸦片商之间的交往，可大体看出端倪。

晚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除负责官方外交外，也管理协调多种“洋务”事宜，包括解决中外商人之间的重大纠纷。1884年老沙逊洋行决定辞退买办陈荫棠，要求保人范德盛赔缴陈氏所欠洋行款项，遭到拒绝后，向上海会审公廨提起诉讼。公廨判令范德盛先缴银六千两，其余再限期缴还。范德盛不服，向上海道台邵友濂上控；上海道与两江总督支持范德盛的诉求。12月，此案上诉到北京，由总理衙门与英国驻京公使进行谈判，总理衙门支持范德盛，与英方据理力争，将案件发回上海复审。1885年4月12日邵友濂作出判决，裁定老沙逊的索赔要求应由陈荫堂的未付薪水等抵消，范德盛在此案中取得完全胜利，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巨额损失。（曹英《近代中国民间涉外债务问题研究》第238-242页）

笔者猜测，范德盛在此案发生后，认识到结好总理衙门章京的重要性，因而刻意笼络杨宜治。总理衙门堂官（大臣）均属兼职，具体事务多由章京、总办章京负责办理。1887年9月回京之后，杨宜治担任英国股章京，处理对英交涉、各国通商与征税事务，与德盛所从事的鸦片生意有密切关系。按照一般官商关系的逻辑，若杨宜治能及时提供内幕消息，或通过各口岸海关道为鸦片商提供“方便”，在与洋商发生纠纷时加以撑腰，那么鸦片商的“回报”似乎是题中应有之义，再三、再四宴请只是笼络感情，背后的交易内容，杨不会披露，但仍给人以想象空间。

日记的“补史”功能

内容足够详细的日记，有助于填补其他史料的“空缺”，重现事件、人物的更多细节。杨宜治在广东、广西甚至上海停留期间，接触人物众多，日记记录了从张之洞、郑观应、刘永福、冯子材、梁鼎芬到大量中低层官员的言动，足可“补史”。对晚清史研究来说，《杨宜治日记》可利用之处甚多，笔者随手撷取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邓承修曾将勘界之行写成日记，收录于1990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邓成修勘界资料汇编》，限于当时条件，讹误颇多，不便利用。中法战争前，李鸿章派出安徽桐城人马复贲潜入越南刺探情报，绘制成《越南今地舆图》，对中方的战场指挥有较大帮助。邓承修南下经过天津时，让马复贲参与勘界。此人官职虽低，却是中法战争中不可复缺的人物。广西版《邓成修勘界日记》里面，马复贲多次以“马太史”出现，这是较严重的错误。笔者虽未见《邓成修勘界日记》原稿，但依据《杨宜治日记》，可认为这三个字应该是“马大使”，当时马复贲的职位是盐大使，属正八品“风尘俗吏”，“太史”则是对翰林的尊称，在当年不可同日而语。

杨玉书原是山西候补道，张之洞抚晋时的老部下，后被张之洞调任广东。1885年杨玉书出差，在轮船遇见辜鸿铭，十分赏识他的才学，把他推荐给张之洞，辜氏得以成为入幕之宾，成就日后大名。1886-1887年间，杨玉书受命负责海南开发，功劳卓著，备尝辛苦，不幸感染“瘴气”英年早逝。此前，学界对杨玉书了解甚少，籍贯、字号均失载。朱寿朋《清代人物大事纪年》误记杨玉书为湖南湘潭人，当是因同名人物而致误。1885年10月2日，杨宜治写道：“午后访杨次麟（玉书）……诸乡人，皆不遇”，可知杨玉书为四川人，字次麟。其后两人多次见面。

笔者颇赞同戴海斌的“中等人物”说，即对晚清史的研究，不能仅仅聚焦于名气最大的几个“大人物”。大量不处于“第一线”的人物，或曾在幕后推动了重大决策，如李文田对闱姓赌博解禁的贡献，或曾在特殊时期扮演过关键角色，如八品小官马复贲充当“间谍”测绘越南地图，或实心任事英年早逝而名声不显，如为开发海南而殉职的候补道杨玉书。杨宜治与鸦片商的密切交往以及可能存在的利益输送，可令人对晚清士大夫的阴阳两面加深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