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活得兴味盎然的时候，不知道下一秒会变成什么。从生活放大到历史，从一座城到另一座城，仿佛从来便是如此。"本文载于2016年南方人物周刊。
图/本刊记者 大食
侯孝贤拍片子的时候，曾经等待天空中的云从镜头的一端缓慢地移动到另一端，没有任何任何戏剧性的表达。这个经验对葛亮写小说有启发——这是一种审美的极致。葛亮的小说中用了很多白描。白描如同头顶上的云，不是很惊心动魄的东西，波澜或是局促，都可以归于平静的一瞬。有读者说，读葛亮的小说，要有舒缓的静悟。
葛亮坐在香港浸会大学教学楼的一个公共平台上，他是这所大学的副教授。风渐渐吹起，行人来而复往，我们在这完成了采访。有时候，需要把嗓门放大，才能听到对方的声音。周围的声音，像极速升起又消散的云。
“我们的生活，是在接受某种谛视。”葛亮说，“一只猫或者鹦鹉，甲虫或是螃蟹。”卡夫卡与舒尔茨书写过这样的绝望。我们在活得兴味盎然的时候，不知道下一秒会变成什么。从生活放大到历史，从一座城到另一座城，仿佛从来便是如此。
从南到北
葛亮是在南京大学读完本科的，到香港读硕读博才开始写作。不到香港，他可能不会成为作家。南京有很多文人，出过很多艺术家，但他们更多的是把艺术当作常态。“我在南京没有太强烈的写作冲动，到香港后，会用一种反照的态度去回看之前生长的城市。”有时候在一座城市生活久了，因为习惯其所有的事情，会看不到它异于其他文化空间或者城市的特性，但是到了香港，葛亮可以感觉到了。
“烟水气”是吴敬梓用来形容南京的词。葛亮觉得，“烟水气”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无可无不可。那是南京的气息，在香港，“风暴”这个词出现得更多。
2008年，热带风暴“浣熊”过境香港后，葛亮开始提笔写他现在生活的城市。
那年发生很多事情。过境台风每次对城市冲击力不一样，那次尤为巨大。我将故事（小说《浣熊》）设定在台风情境，多多少少代表我对这座城市的认知。它的撞击感，变动不羁，包括它所呈现出来的各种新的元素，文化生态的可能性，都是我对这座城市的印象。幸运的是，我从南京到香港，并没有感受到很大的生活不适应感和反差感。我们对香港总有各种各样的成见，它是明信片上的香港，灯光璀璨，摩天大楼。我希望在小说中表达它其他的面向，我做了一些城市考察，去触摸城市的脉络。香港这座城市，对于本地作家的影响，有某种文化认同的危机感，来自历史感稀缺，被其他元素左右的状态。我希望我书写的角度可以使城市经历的历史状态能有所整合和对接。
葛亮的写作会涉及到老香港一些为人忽略的元素。他会写到“侯王诞”这样的节庆，这象征着传统、在地、日常的东西。他喜欢去香港的离岛，岛的意象在他的城市表达里，占了非常大的比例，比如《龙舟》《杀鱼》。
《龙舟》是为张悦然主编的杂志《鲤》写的，是他的第一篇惊悚小说。葛亮喜欢的推理小说家是日本的横沟正史。他在其小说里看到历史变革中仍保留着的落寞美感。横沟正史在写到惊悚的细节时，表达依然风雅。小说流露出他对所处明治过渡社会细致入微、丰富深刻的个人体察。“这是我钦佩的地方。”葛亮说。他相信当下之事都不是无本之木，都是有关于传统、历史的内容。他更多倾向于从历史的角度描述当下。
历史跨度极大的长篇小说《朱雀》，葛亮花了五年时间去写。在这期间，他在香港大学完成了博士学业。
今年（2016年）正好是我博士毕业十周年。当时开写《朱雀》的状态，我现在还记得，其实也没有惊心动魄，就是对南京有很多感情，还感情债。
到了外地，我会感觉自己是个南京人，因为这边南京人蛮少，每次遇到了真的有种如获至宝的感觉。这个小说涉及到城市的文化坐标。有人真就按《朱雀》里的文化坐标去游历南京。想想蛮有趣的，这是让我感怀的事情。
这座城市有烟水气，同时也是一座久经苦难的城市。在中国文化版图上，这种城市并不多，有如此大的反差与撞击，这也是我特别想表达的一个原因。写《朱雀》时是相当动情。在《朱雀》里，我并没有像雨果那样跳出来发言，借助主人公，已经道出对这座城市的感情了。有一些评论家和朋友说，这样跨越历史之大的小说为什么会在年轻时候完成？每个人在不同阶段对事物、历史感知不一样。在年纪更大、阅历更多的时候表达更成熟，但这可能会丧失青春的视野和力量。所以，《朱雀》也是献给青春的纪念。
对于南京的书写，葛亮不想让它流于浮表，而是真正进入城市内核和气质深处。他在准备写小说之时，进行了一系列的访谈考察。有的收获出其不意。
访谈的时候，我接触到一个老人家。1937年南京屠城时，她还是一个小姑娘。她的一家人都在大屠杀中罹难。我在问到有关经历时，她泣不成声。她说很恨日本人，日本侵华改变了她的一生。她讲了一个细节，当年日军进入到南京，给小朋友发糖，她始终记得糖是甜的。这个细节对我撞击特别大，感受到一段历史与一个人少年时期某种非常态的叠合，不是书本上写的东西，而是非常真实的贴乎个人经验的东西。《朱雀》写了许多民间场景和人物，作为作家，不可能为民间代言，但我相信，有责任去帮助他们说出那个时代的心事。
《朱雀》花了五年时间来写，《北鸢》则花了七年。《朱雀》写的是南京，而到了《北鸢》，葛亮虚构了“襄城”这个地方。这座看不见的城市汇集了他的许多观点。
我所表达的是对中国文化版图的看法和想法。中国作为大的文化和地理空间，并不是铁板一块。南中国和北中国的文化气质，也有差别。写这座城市（襄城）时，我希望它处于南北之间，关照彼此。我写到我外公的幼年时期在天津度过。天津是当时非常重要的文化重镇，体现传统与现代性的撞击、融合，与其他北方城市表现出来的气韵不同。襄城也是如此，对于南北方，是一种有意味的表达着眼点。这个着眼点对于我表达文化包容力大的空间，是很有益的事情。
家族
《北鸢》在葛亮最初的设想中，是一部非虚构作品。葛亮的祖父葛康俞是美学史家，在1940年代写下《据几曾看》的书稿，他在1950年代初去世。多年之后，进入21世纪了，在老朋友王世襄和范用的帮助下，书稿得以出版。出版社的编辑特别希望葛亮能写写祖父的故事。葛亮想到了更多。
祖父来自知识分子阶层，他代表的是那个时代里的一部分声音。想写作品的那几年，他的一些老朋友像王世襄、范用陆续去世了，其实对我的冲击蛮大的。我也在想怎么样去表达他们，是单纯从一个知识分子的界域里呈现，还是把他们放在一个更大的界域里面？我外公还健在，外公的状态对我启发也很大。他出身于资本家家庭，阅尽了那个时代诸多的风景，他是一个善于与历史和解的人。
许多人会对葛亮的家族感兴趣。这个家族勾连了中国近现代许多历史。
陈独秀是我祖母的二舅，从某种程度上他促成了我祖母和祖父的婚姻。我前段时间看到祖母的小传，蛮感触的。里面提到陈独秀先生，写得很朴素。大舅舅很早就去世了，二舅舅干革命，当时家里对我祖母的人生规划限制蛮大的。
邓以蛰先生（美学家）是我祖父的三舅，他的儿子邓稼先先生是祖父的表弟。大家族可以整理出图谱来，还是待我人生阅历更丰厚时，整理会比较好。
陈独秀先生最后的岁月，是我祖父陪他度过的。他之前可以有别的选择，他没去美国。我祖父看到了他作为政治家最让人心痛的一面。陈独秀先生对我祖父的影响很大，导致他后来与政治绝缘。我在小说里也引用他给我祖父写的小诗。祖父最终成为了出世之人，认为艺术才是拯救之道。
祖父的人生并没有很戏剧性，他选择了最不戏剧性的方式来生活，觉得这就是人生的意义。
祖父谈画意画品时说,“当求一败墙，张绢素迄，朝夕观之。观之既久，隔素见败墙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虽然他讲的是艺术与日常的结合，对我而言，是体味时代的面向。历史的认知角度与维度不同，结论也不一样。有时历史就是日常化的，需要时代积淀去检验、构成，不是匆促的，需要耐心，长期体验体察，最后才能真正感受时代的内核。
我的外公出身资本家家庭。1949年以后，他挂了个闲职，没有任何真正的关于工厂的支配权。在我印象中，他是一个特别朴素的老人，鸭舌帽，还戴了一副套袖。他当时带我去小礼堂看电影，后来才知道叫内部观摩片，当时没有概念，所以我的电影启蒙经历还蛮有趣的。当时看过包括《魂断蓝桥》《城市之光》这样的片子。记得有一次，看完电影，外公用自行车推着我，祖孙俩心情蛮好，夕阳照在身上，他忽然用英文唱起《雨中曲》。我印象特别深刻，他的歌和他穿着中山装的外形格格不入。我开始意识到，外公不单纯是我看到的老人。一个老人在尘埃落定的时候，怎样看待他的前半生？外公年轻的时候，曾经有一段做“寓公”的时光，对他而言，是很快乐的岁月，住在租界里面，大家都非常闲，有足够的钱，经济无忧，又没有了权势带来的压力，其实是蛮好的状态。
在《北鸢》里，我更多写到了外公和外婆相认、相知、相恋的过程。他这样的家庭出身，可想而知，在大半个世纪里，遭受过怎样的命运。在我印象中，外公是一个特别朴素、平和的老人，他的心态决定后半生和时代之间的关联。与历史和时代和解，看起来是很大的话题，但实际上，是日常化的。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善待”和“被善待”。
我们家几代都是知识分子。每一代人面对的时代环境不同。当中国进入到全球化漩涡中时，每个人势必要受到一些挑战。从我的个体而言，家族是我面对这些的依持，是我和传统之间非常紧实的纽带。我早期的阅读经验和同龄人不太一样，读笔记小说，旧俄时期的小说，从祖辈他们的审美、对历史时代的感情中帮我进行选择。那时候会有抗拒心理，但我现在很感谢他们。
学者、作家、知识分子
葛亮的小说语言并不西化，这与他早年的阅读有关。他对于语言的审美形成得很早。葛亮的父亲学的是俄语，《静静的顿河》这些小说，他小时候都看过。“对长篇小说而言，结构的意义是很大的，结构感也是一种门槛吧。我爸给我看的一些文学经典的东西，无形中建构了我成为小说写作者的阶梯。”
学者是葛亮最初的身份，对于成为写作者，他比较审慎。“我做的是文学批评，始终还是觉得，研究一个人，进入其内心，很重要的一面还是四个字——将心比心，你怎样感受到他写作时的心境，你怎样进入到他描述的心态，是你去解读他的前提。”
葛亮的第一篇小说叫《无岸之河》，发表在《收获》上。第一次因小说获奖是在台湾，《谜鸦》获得了联合文学小说奖。“这个奖项对我后来持续写作影响很大。不同于内地、香港，台湾的奖项对作家有一个评议机制。比方说你在香港得个奖，大家给你颁个奖就算了，但台湾会着力去发掘你。联合文学小说奖背靠报业集团，有自己的出版社，会希望培养新锐作家。后来主编先生还蛮希望我成为他们出版社的小说作者，出版机会对于一个作家后来持续的写作行为，是一个蛮大的推动。”
在成为作家的过程中，学院学者的身份对他写小说有很大帮助。一方面，作为一个文学批评者，会有将心比心的心境进入写作；另一方面，写长篇小说，逻辑感很重要，个人和历史逻辑，格局建构。长期的学术训练对他有帮助。
上大学时，他的研究方向是城市文化，需要进行田野考察。在写《北鸢》时，需要他通过考察去接近那个时代，营造在场感，将时代的砖瓦组接和还原。整个过程实际上是和某些研究性逻辑相关。
在写作上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葛亮将自己的体会总结为八个字：将心比心，人之常情。在他看来，人性中有共通之处，每个人在不同时代里，都有一以贯之的素朴生活观。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葛亮在采访中好几次说到这句话。“我们看到的巨大的历史迭转，时代巨变，都是由微小的事情不断积聚沉淀发生。所以，我不会忽视历史中的小细节，它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意味。另外，青萍之末是建构时代真正的砖瓦，也许我们太过注重纵横捭阖、挥斥方遒的人物，他们代表时代在过渡节点的因素，但真正推动历史前行的，还是在这些人之后广袤的芸芸众生。”
好的文学形式可以渗入到大众生活的肌理，甚至文学本身就是议程，这是一种理想化的文学表述方式。我在海外看到一些受众，他们并没有把阅读当成多么肃穆的事情，他们觉得文学就是一种需要，表达内心，一种依持，这是健康的对文学、阅读的态度。如今是文学“伤逝”的时代，现在的发表平台越来越多，每个人接受时代信息、声音的来源也越来越广泛和多元化。我相信文学始终是可以留存深远的艺术形式。每个人都有表达的内心需求，无论是个人还是家国，这是存在的根基。
知识分子是一群受过良好教育、敢于将自己的经验和思考宣示于众的人。我相信个人力量，身教大于言传，知识分子的意义更多体现于对民众的示范作用。比如“五四”，那时的知识分子与大众交流，将自己的观念，以各种方式传达出来。当然，过程中也有错误和落差。作为知识分子，时代中的因由和逻辑需要厘清，才能真正起到示范作用。
我非常重视“民间”这个概念。民间是包容力很大的场域。在大历史之下，总有来自民间的暗潮。这些被忽略的东西才是真正值得重视的，这就是青萍之末的部分，当它以水滴石穿，集腋成裘的方式呈现时，会改变历史的形态和走向。（文/卫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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