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结婚纪念绸与郑州大学初创史

结婚纪念绸

一个月前，我回了一趟郑州老家，临别前夜收拾行李时，母亲说让我看一件东西。她从衣柜里翻出一个袋子，取出一块折叠整齐的香槟色绸布说：“这是你姥爷和姥姥的结婚纪念。”

这块长方形绸布在床上铺展开来，我眼前一亮，母亲此前从未向我提及家中还有这么一件“老古董”。绸布上有红色的绣花和一对绣鸡，最右侧自上而下用毛笔写着“东晨、正端同志结婚纪念”的字样，其余空白处都是当时婚礼来宾的亲笔签名，左下角的落款时间是“1957年2月10日”。

64年前的结婚纪念绸

以前我只知道我的姥爷韦东晨离休前是郑州大学外语系的俄文教师，姥姥林正端是郑州二中的英文教师，但关于他们的生平经历知之甚少。二老分别于2008年、2011年一前一后去世，那时我还在外地读大学，尚无了解家族历史的意识。等我完全懂事之后，却已经失去了直接向他们询问的机会。

母亲抚摸着这块绸布告诉我，姥爷、姥姥是郑大建校后第一对结婚的教职工，这些签名的人基本都是他们当时的同事和领导。过了60多年，绸布上的签名字迹依然清晰。我仔细端详着绸布上的一个个签名，努力辨认着潦草的笔画，心想这不就是郑大初创时期的元老名单吗？我迫切地想要知道他们更多的个人信息。

“新中国第一所综合性大学”

郑州大学建校以来历经多次合并，最近的一次在2000年，原郑州大学、郑州工业大学和河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为新的郑州大学。三校合并后的新郑大犹如全身换血，自身记忆也被重置。

如今郑大官方把校史追溯至创办于1928年的河南大学医学院（河南医科大学的前身），随后才会提一句，“原郑州大学创建于1956年，是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2017年最新出版的《郑州大学大事记》也是从1928年算起，而“新中国第一所综合性大学”的历史则仿佛被无意间折叠，新入校的大学生如果不是专门查找，很难知晓那段筚路蓝缕的往昔。

《郑州大学大事记》（1928-2015），郑州大学出版社，2017年

在1950年代初期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当时校址还在青岛的山东大学经历了诸多学科的调整与迁并，比如今天上海戏剧学院、南京艺术学院、武汉大学测绘学院、中国海洋大学的前身都能在青岛山东大学的相关院系找到源头。郑州大学的创办实际也与山东大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

1954年，河南省省会正式从古都开封迁往郑州。作为因铁路而兴的省会城市，郑州要在行政功能之外，承担起全省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功能。鉴于原国立河南大学在院系调整后已不复存在，为填补河南省内缺乏综合性大学的空白，高等教育部根据中央方针，决定将山东大学整体迁往郑州，更名为“河南大学”。

1955年初，山大派出刘椽（总务长，化学系主任）、董树德（数学系资深副教授）和于健（行政管理干部）三位同志到郑州负责内迁的早期工作。刘椽之子刘光夏后来撰文讲述郑大建校史时写道：

“中央要把山东大学迁来郑州，给了河南省、郑州市两级党政领导一个意外惊喜。由政府出面组织协调，很快就疏通了设计、基建施工和征地的渠道。经过几次研究，最后决定在郑州西郊建设区征地922亩，涉及菜王、焦家门、蜜蜂张和兑周4个自然村。丈量和计算土地本身价值，以及当地农作物的历史最高亩产和最高价值，再乘以若干倍来赔偿农民的损失。而后刘椽、董树德暂返青岛，由于健常驻郑州负责基建事宜。”

刘椽、董树德、于健三人后来都留在郑大工作，其中于健的名字出现在了我姥爷、姥姥结婚纪念绸的左下角。

1956年，高教部部长杨秀峰视察郑州大学教学大楼建设工地

到1956年初，由于山东省挽留等原因，高等教育部经过慎重研判后，取消了山东大学变“河南大学”的计划，但山大依然要派出师资力量负责筹建，还确定新建的河南大学校名改为“郑州大学”。       

郑州大学的创建是名副其实的“白手起家”，平地起高楼，建成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1956年9月15日，郑州大学举行第一届开学典礼，正式宣告诞生。除了山大之外，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大学等也给予了师资支援。郑大首任校长嵇文甫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家，副校长龚依群是文艺评论家，从外地到郑州支援筹建的物理学家霍秉权、化学家刘椽被任命为校长助理。

郑州大学第一届校党委合影

被遗忘的建校功臣

2016年《中国教育报》曾登出一条喜讯《郑大“学霸班”30名学生全保研》，介绍郑州大学与中国科学院2012年合作共建的“卢嘉锡化学菁英班”的首届学生全部保研成功，而且去向都是北大、清华、复旦这样的全国名校。

卢嘉锡是著名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涉及物理化学、结构化学、核化学等多学科领域。他在福建厦门出生，本科毕业于厦门大学化学系，1937年考取第五届中英庚款公费留学，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获博士学位，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1年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其实一生与郑大并无交集。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卢嘉锡在厦门大学的启蒙老师刘椽反倒是筹建郑州大学的功臣之一。

刘椽是山东诸城人，1926年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留学，获有机化学硕士学位后回国担任厦门大学教授等职。1947年，受聘任山东大学教授、化学系主任，1955年奉命主持筹建郑州大学。

卢嘉锡当年在厦大读书时，刘椽对其影响颇大。他回忆老师用英语授课，经常在课堂后半段安排课堂讨论，还在实验室亲手为学生制作各种实验材料。刘椽在批改学生作业时也付出双倍劳动，他不仅批阅化学专业知识，甚至对英文语法也细心修改。当年卢嘉锡报考中英庚款留学，就得到了刘椽的许多指点，为此感念终生。在一篇纪念文章里，卢嘉锡讲述了刘椽对郑州大学的贡献和晚年境况：

“1955年，刘老师奉高教部之命调往郑州筹建郑州大学。他二话没说，丢下妻小老母，搁下手头的科研项目，以筹建处主任身份奔赴郑州。从动员农民卖地搬迁，到设计校园，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一去就是两年。

欢庆郑大诞生的锣鼓尚余音缭绕，一场灾难悄悄地向刘老师袭来。由于一条有关高校院系调整的整改意见，老师被戴上了‘内部右派’的帽子，校长助理兼化学系主任职务统统被撤销……刘老师病了，高血压、心脏病乘虚而入。在那些年月里，刘老师并没有沉沦绝望，他主动申请为青年教师开设化学英语和化学德语课。

‘文革’动乱中，老师又一次被关进牛棚，他的糖尿病病情恶化，晕倒在棉田里，躯体和精神的长时间折磨最终使我的恩师——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正直磊落的爱国科学家，一病不起，于1971年5月20日含冤去世。”（卢嘉锡:《忆恩师刘椽教授》，载《南强记忆：老厦大的故事》，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

1946年刘椽与妹妹刘惠的全家福。后排左一为刘椽，左二为刘椽夫人高佩兰，左三为刘椽长子刘光夏（刘椽女儿刘芳萘供图。照片采自张永巽：《追忆恩师刘椽先生》，载《大学化学》2021年04期）

中国科学院院士邓从豪也是刘椽在厦大的学生，他也专门写过一篇文章纪念老师：

“筹建中从征地、测量购材、施工等等，他都亲临现场，详作检查，常常是通宵达旦，风餐露宿，甚至为此心瘁力竭。1957年郑州大学的几幢教学楼和生活用房，拔地矗立，开学上课。两年间建成一所大学，这在当时确是出人预料的奇迹。在这两年中，他以惊人的毅力，高超的运谋和效率，完成了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这种无私的奉献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邓从豪：《育人成才的刘椽教授》，载《百年山大群星璀璨》，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

刘椽一生曾在厦门大学、山东大学、郑州大学三所学校供职，为中国科学研究与教育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他在弥留之际，还嘱托家属要将自己留存的专业图书资料无偿赠送给郑大图书馆。直到今天，化学仍然是郑大的优势学科之一。

山东大学理论化学研究所教授冯大诚在网上发表过一篇博文，他这样总结刘椽的一生：

“在中国的教育史上，人们应当记住在三个不同历史时期，为三所大学作出重要贡献的这个名字——刘椽，他是中国科学和教育大厦上的一根光灿的梁椽。”（《史海钩沉——刘椽与山东大学内迁河南》）

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如今刘椽的生平事迹在郑大师生中鲜为人知。郑大出版社近年出版的从属于“校史文库”的《郑大记忆》（纪事卷、人物卷、映像卷）和《郑大访谈录》中甚至都找不到这位建校功臣的名字。

这套“郑大校史文库”更像是原郑州大学、郑州工业大学和河南医科大学三所学校的校史合订本

不过，刘椽的后人并没有遗忘这些往事，刘椽的长子刘光夏退休前担任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勘探中心研究员，他撰写了很多关于父亲的回忆文章，包括比较全面回顾郑大筹办历史过程的《记郑州大学建校之初》（载《郑州文史资料》第二十九辑，2008年。后又载《河南文史资料》2020年第4期），这也是我目前看到的唯一一篇以个人名义发表的系统梳理郑大初创史的珍贵材料。

刘邓大军中的俄语学员

在姥爷韦东晨的家乡河南洛宁县，至今仍矗立着一座“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洛宁学生纪念碑”。碑上有洛宁籍学生参加二野军政大学的名单，还有韦东晨撰写的一段立碑之由：

“一九四七年九月，由陈赓为校长之豫陕鄂军政大学来我县西山底招生，报考者百余人，经测试，录取六十一人。翌日，蒋匪军犯境，该校奉命转移，随军翻山越岭、风餐露宿，穿枪林、冒弹雨，屡遭土匪堵截，经嵩栾深山老林到南召。在极艰苦条件下，边学习边宣传，与敌周旋在山中。

一九四八年，辗转到临汝，八月军校易名为中原军政大学，由刘伯承任校长，邓小平任政委，年底第一期学员毕业。洛宁学生大部分分派军中任职，留校十数人，尔后参加淮海大战、渡江作战、解放南京。军校又易名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刘华清、张衍任政治部主任，二野进军大西南，洛宁学生主动请缨，奉命先行，随军夺两湖、战两广、翻巴山、越蜀水，纵横八千里，会师大西南，转战康藏云贵川，倍受血与火之磨炼，身经生与死之考验，后又抗美援朝，为新中国之解放与独立立了不可磨灭之功勋。

战争结束后，积极投身于祖国建设，立足本职颇有建树，浅计地厅级十人，县处级二十二人，此乃崤山洛水养育之功，洛宁父老教诲之劳，为铭记历史，启迪后人，是以刻石永志纪念。”

1948年，豫陕鄂人民军政大学于河南鲁山县举行第一期开学典礼，学校成立4个月后即迁往临汝县（今汝州）和许昌等地（照片采自《风雨征程五十年》，四川省二野军政大学校史研究会编，1999年）

纪念碑碑名由二野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开国将军张衍1999年题字书写

韦东晨1927年生于河南洛宁县赵村镇西陈宋村。1947年，他报考豫陕鄂军政大学并被录取，一年后随军转移到临汝县（今汝州市），学校更名为中原军政大学。解放南京后，学校又更名为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简称“二野军大”）。随后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二野进军大西南，韦东晨也参加了这次长途跋涉。

进军西南后，二野军大总校设在重庆西郊的歌乐山上，1950年学校又更名为西南军政大学，此时为顺应依靠苏联“老大哥”的形势要求，西南军区决定，由西南军政大学组建俄文训练团，韦东晨被选中成为训练团的学员。一年后，学校再次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步兵学校，俄文训练团改为附设俄文大队。

穿军装的青年韦东晨

1952年6月，俄文大队成建制转入重庆地方的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成立俄文专修部，驻地由重庆山洞迁往红岩村。11月，俄文专修部更名为俄文系后，驻地又从红岩村迁往北碚区三花石乡。1953年3月，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俄文系更名为西南俄文专科学校，直到1959年才扩建成为今天的四川外语学院。从豫陕鄂军政大学到四川外语学院，韦东晨自称“川外第一届校友”的背后，正是这样一连串复杂的历史沿革。

韦东晨学习俄文时使用的书籍《中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简论》，作者是格奥尔基·鲍利索维奇·爱伦堡，他是亚历山大·潘佐夫（俄国汉学家、《毛泽东传》作者）的外祖父

1989年，已过花甲之年的韦东晨夫妇从郑州出发，坐火车重回他们年轻时相识相恋的地方，历时一个月在重庆寻访故地与故友。一路上，韦东晨感慨良多，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作诗数首，当年学习俄文的场景渐次浮现——

《拜访母校》：“惜别母校卅七载，须白齿落始归来。启蒙师长半作古，灵萦歌乐伴松柏。面对青山俯首拜，培育之恩缅胸怀。世态万变义长在，江水东流递万代。”

《探望院长》：“门前问道逢髯翁，面不相识同根生。自称川外老校友，指道左拐上西峰。院长慈和一如故，未加片思呼我名。同学誉之有德望，革命情深圣地风。”

《询问师长》：“昔日之师寻问遍，遐龄耄耋度天年。回忆课堂勤教诲，虽逾花甲记犹新。一言之师不敢忘，师生交谊重如山。但愿生为人之瑞，去者在天知惦念。”

《拜会同窗》：“同窗多为耆年翁，儿孙绕膝天伦中。鬓雪鹤发声依旧，谈笑风生意更浓。暴雨池塘夜罱鱼，梁家花园读贺青。趣味盎然金鸡啼，正谈缙云狮子峰。”

《山洞寻幽》：“一泓碧水五峰山，破房旧屋为校园。黉学书院鸿儒少，陋室授业有大贤。花园破败读书好，松林坡上真经传。一草一木皆醉眼，梦中常回山洞玩。引我校友不时来，学道授业俄文团。”

韦东晨手书赴渝故地重游的感怀诗作

在这些诗作下面，韦东晨还添加了一些注释，便于读者理解。例如，《探望院长》中的“院长”就是原四川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王丙申。我利用网络查询到《重庆日报》登过一条“王丙申同志”逝世的讣告，从中得知王院长1987年9月离职休养，已于2019年11月30日逝世，享年98岁。

又如，《拜会同窗》中有“梁家花园读贺青”句，韦东晨注释：“川外最早校址在山洞，院内有池塘，暴雨时塘水外溢，鱼被冲出，即是夜间，同学也常用筐罱之。梁家花园与校院篱笆之隔，是同学们读书的好地方。第一届学生的启蒙课本为贺青先生编的《俄语读本》。”这里的“贺青”就是上海外国语大学首任校长姜椿芳的笔名。《俄语读本》实际上应为《俄文读本》，是姜椿芳根据苏联现成的俄文教材编著而成，在1949年前后普遍使用。2018年，姜椿芳的外孙女谭琦女士还向上海外国语大学赠送了当年“贺青”编著的《俄语初级读本》影印本。

姜椿芳和他编的《俄文读本》（三联书店1951年版）

新校与新人

韦东晨1953年从西南俄文专科学校毕业后，被分配至位于重庆北碚的西南师范学院教俄文，就是在这所学校，他和我的姥姥林正端结下了姻缘。

韦东晨和林正端的合影

林正端是四川威远人，上过教会学校，有扎实的英文基础，1946年考入西南师范学院院就读于教育系。1947年，她因参与策划“六·二”反内战、反饥饿大游行而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50年大学毕业后，林正端留校任教，1954年至1956年，她又去被派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进修学习。

本来韦东晨和林正端两个人都可以留在重庆工作和生活，但韦东晨的乡土观念很重，决定带林正端回河南。1956年适逢郑州大学筹办，急需教师人才，韦东晨得到消息后就和林正端一起奔赴河南的这个新兴的省会城市。次年春节刚过，韦东晨和林正端就在新建立的郑州大学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1956年刚建校时，郑大只有数学、物理、化学三个系，几位承担公共外语课的老师组成了公共外语教研室，韦东晨就在其中教俄语，类似于现在的“大学英语”。1960年，外语系成立后，韦东晨分到的教学任务是俄苏文学史，这门课一直上到了退休。

郑大外语系教授王明元是韦东晨的生前好友，他1961年从开封师范学院（河南大学前身之一）俄语专业毕业后被分配至郑大工作，成为韦东晨关系最好的同事之一，后来荣获中国译协表彰的“资深翻译家”称号。为了追寻结婚纪念绸布上的来宾信息，我将这块绸布照片通过微信发给王老先生，很快他就帮助我确认了这些人大部分是老郑大创始初期公共外语教研室的教师和学校行政人员。他告诉我，在这份元老名单上，可能只有今年91岁高龄的叶芳来教授依然健在。于是我马上询问叶老先生的电话，并与之取得了联系。

1980年代郑大外语系举办法语培训班毕业合影。前排右一为俄汉语言对比研究专家杨开三，右二为王明元，右三为韦东晨，三人是莫逆之交。杨开三教授于2021年初去世。（王明元供图）

叶芳来目前除了听力减弱和腰病之外，身子骨颇为硬朗，而且每天还在从事俄语汉语成语辞典的编译工作。当被问及韦东晨和林正端婚礼的场景，他记得当时就是在学校里的一间会议室里举行，“稍微装饰了一下，有喜庆的气氛，主要是请大家来坐一坐，说说话”。叶芳来还清楚地想起他对韦东晨打趣道，“不要这么含情脉脉”，引得在座来宾一阵欢笑。

除了绸布上的名字外，叶芳来还忆起时任郑大副校长的龚依群也参加了婚礼，就坐在离他很近的位置，但不知是何原因，没有在绸布上留下签名。

叶芳来是南京大学俄语系科班出身，相比韦东晨的俄语基础更胜一筹。他在南大读书时的老师音德善也是一位传奇人物。音德善又名哈斯呼里，新疆察布查尔县锡伯族人，他1908年就到阿拉木图（今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上俄罗斯贵族中学，毕业后由学校推荐进入彼得堡国立大学机电系学习，随后经历了十月革命，亲耳听过列宁、布哈林等人的演讲，还结识了苏联红军统帅伏龙芝将军，后来帮助伏龙芝在新疆伊宁找回他失散多年的姐姐。“九一八”事变后，音德善曾以国民政府机要秘书的身份参加中、苏、日三国边界谈判。

叶芳来编著的部分俄汉词典

1954年，叶芳来毕业后先被分到北京俄文专修学校（1955年改名为北京俄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之一），1956年自愿调至郑州大学工作。由于郑大最早的人事部门设在青岛的山东大学，叶芳来要先去青岛报到，而后组织安排他和当时在山大化学系任教的青年教师车得基（1983年任郑大校长）一起，同路照应刘椽教授一家迁往郑州。

谈起刘椽，叶芳来说他曾有一段时间与刘椽住得很近，刘椽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担心家中的书籍被抄走，就把它们存放在叶芳来的家中。“他想着我的家庭出身比他好，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实际上我的成分也不好，报的是资产阶级。”叶芳来笑着说。

名字背后的人生

根据叶芳来、王明元教授和我母亲的回忆，综合能查询到的文献资料，我将在绸布上签名的郑大初创时期的教师信息整理如下：

霍秉权：男，1903年生，湖北黄冈人。1925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物理系（今东南大学前身），获理学学士学位后即留校担任助教。1930年，他又考取湖北省公费留学资格，远赴英国求学，先后在伦敦大学、剑桥大学继续从事物理学研究。1934年初夏，中国核物理研究和加速器建造事业的开拓者赵忠尧教授邀请霍秉权到清华大学任教，当时湖北省正好停发了在英留学人员的学习经费，遂促成霍秉权的回国决定。

从1935年起，霍秉权执掌清华大学的物理学教鞭，历经抗日战争的颠沛流离，以及西南联大的峥嵘岁月。中国科学院院士潘际銮是霍秉权在西南联大教过的学生，据潘际銮回忆，他当年考入西南联大时是云南省的“高考状元”，但入学第一年居然在物理期中考试上考了个“不及格”，原因是考试内容并不局限于霍秉权课上所讲，正是这个“下马威”让潘际銮改变了学习方式，更加注重教科书外的融会贯通。

1949年后，随着支援建设需要和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霍秉权离开任教多年的清华大学到东北地区支援教育事业建设，直到1956年初由于参与筹建郑州大学而举家迁往河南。

孙德铨：女，俄文教师，霍秉权夫人。孙德铨1935年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当时霍秉权正好在清华物理系任教，二人大概于此时相识。孙德铨是物理系毕业，为何后来会在郑大从事俄语教学？

我从著名物理化学家吴学周1952年2月3日的日记中找到了答案，那天他到东北工学院长春分院拜访霍秉权：“仲衡（笔者注：霍秉权字）的爱人孙德铨，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新在哈尔滨工大学俄文，我们介绍她到科研所做翻译工作。”（《吴学周日记》，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九三学社吉林省委员会、萍乡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联合编辑出版，1997年）

《吴学周日记》提供了霍秉权夫人孙德铨在建国初期学习俄文的情况

霍秉权和孙德铨的儿子霍裕平继承父亲衣钵，在物理学研究领域取得卓越成就，并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6年，霍裕平辞去中国科学院职务来到父亲当年一手创办起来的郑州大学工作，成为首位到河南省高校任教的全职院士。

钱寰英：女，英文教师，由于英文发音标准所以主要教授音标和口语。我初次在网上搜索“钱寰英”的时候一无所获，后来重搜，终于在1995年出版的一本叫《北大人》的人物资料索引书中发现了她的名字，下面这段简介应该是1994年由她本人以第三人称撰写的：

“1927年8月24日生于大连。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1987年评为副教授，1988年退休。1956年毕业，被分配到一个单位，因不符合所学的英语专业，高教部进行重新分配，当时提出两个大学由其挑选：东北人大和郑州大学，于是她选择了郑州大学。……她在教学中遇到困难，曾致函母校朱光潜、周珊凤两位教授求教，他们及时指导；到郑大前，曾请周珊凤教授指导语音。1985年，李赋宁教授到郑大讲学，她再度聆听了他的教诲，他还是一如既往那样平易近人，循循善诱，在他面前感到年轻了。”

钱寰英在简介中提到的朱光潜、周珊凤、李赋宁都是鼎鼎有名的北大教授，读书时能亲炙这样一流的学者，而且毕业后还能继续保持联络，也算一种幸运。

夏征瑞：男，1930年生，俄语教师，江苏高淳人。网上可以查到关于他的简介：“1952年毕业于四川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同年分配到西南钢铁公司任翻译。1956年调到郑州大学外语文系任教，讲授《现代俄语通论》，兼任外语系科研秘书。1972年调到河南省教育厅教材编辑室，任外语组组长。1980年以后，在河南省教育厅中小学教材教学研究室任文科大组副组长兼外语组组长。”

1981年，夏征瑞、韦东晨合作翻译的小说《奇异的蒙古马》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的作者是一位英国作家，讲述了一匹名叫“塔赫”的蒙古马被科学家捕获后，机智勇敢地逃跑并回到故乡的故事。小说原作为英文，夏征瑞、韦东晨是从苏联《小说报》上刊登的俄译本转译而来。198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还拍摄了同名动画片，由著名动画美术设计师常光希担任导演。

《奇异的蒙古马》，[英]詹姆斯·奥尔德里奇著，夏征瑞、韦东晨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

臧大宏：男，1937年生，满族，河北泊镇人，英语、西班牙语教师。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1957年到1986年在郑大外语系教书。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臧大宏也无心在学院里继续教书，而是选择南下特区深圳创业，一手开办了东方外国语学校和聋儿康复中心等机构。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私人没有办学资质，要想办学必须挂靠一个政府部门，臧大宏就联系到“河南省人民政府驻深办事处”（简称“河南驻深办”）作为挂靠对象。于是河南驻深办就被登记为深圳东方外国语学校的举办者，但实际出资和管理者都是臧大宏。臧大宏2004年去世后，他的遗孀和女儿还为学校投资权益问题与河南驻深办发生纠纷，打了多年官司。

陆家豪：男，1931年生，浙江吴兴人，英语教师。通过网络查询其简介如下：“副教授，民盟盟员，毕业于北京俄语学院师范翻译系。现任职于河南郑州大学外语教学部，郑州百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河南省民盟常委、河南省政协委员。”正是陆家豪简介中“郑州百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的头衔，为其惹上事端。

原来2001年郑百文公司因虚假上市及虚假信息披露等违法行为，被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陆家豪作为“独立董事”被罚款10万元。陆家豪不服，又把中国证监会告上法庭，这也成为全国首例所谓“花瓶董事”状告证监会的案例，引发了当时媒体的广泛报道。

邵岳：男，英语教师。他是最早来郑大公共外语教研室的俄语教员之一，后因郑大俄语教学需求减少，被下放到太康县一所中学任教，后又通过社会招聘到南京一所职业学校教英语。

其余教师如曾碧云、雷启志、田达生、齐文兴、蒋瑞琪、张铁等人，因缺乏资料，不再详述。绸布上剩下的签名者还有一些行政人员，比如陈一君是校长办公室主任；张若隐是外语系图书资料员，也是数学系副主任董树德的夫人；于健是总务处长，夫人崔同娟在组织人事部门工作……另外，绸布上还有一位小朋友的签名，她就是叶芳来当年6岁的大女儿叶林风，若不是亲眼看到女儿的签名，叶芳来都不记得还曾带她去过现场。

“抢救”记忆

凭着绸布之下的草蛇灰线，经过一个月的顺藤摸瓜，我总算将这些郑大元老的个人情况梳理清楚，但愿这项带有“抢救”性质的工作可以在官方校史之外，补充一些关于老郑大初创史的细节。

郑大创立初期可谓命途多舛，建校后的头几年就遇到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以及三年困难时期，而河南省又是全国受灾最重的地区之一。

三年困难时期，郑大师生和老百姓一样艰苦度日。据郑大外语系校友、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副研究员吕绍宗回忆，为填饱肚子，当时有人提出在操场挖地种菜，还有同学提出按照报道上用开水煮杨树叶的“先进事迹”煮“人造肉”……1992年出版的《郑州大学大事记》中记载了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黄河滩拾豆”事件，也可以佐证三年困难时期郑大师生的饥饿程度：

“1960年10月8日至16日，由于生活困难，党委接受食堂管理员谢子英同志的建议决定去黄河滩拾野生绿豆。组织一千七百八十三人，由单更生同志带队，到武陟县黄泛区国营农场附近黄河滩拾野豆。由于人多，纪律不严，把农场的大豆、玉米也一齐拾了。物理系人员把农场养的猪当成野猪捉住杀吃了。武陟县告状到省委。省委通知学校，查明事实，严肃处理。”

《郑州大学大事记》（1956-1986），郑州大学校史编辑室编，郑州大学印刷厂，1992年

这就是那批在绸布上签名的郑大元老生活的年代。他们也许并非都能在学术史上被后人记住，但却为河南这个人口大省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岁月，无论如何不应该被遗忘。我把他们的生平事迹简略地记录下来，权且当作一份备忘。更重要的是，他们这一代人身上折射出的时代和地域镜像，才是值得唏嘘、深思的部分。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郑州大学外语系退休教授叶芳来、王明元，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翻译系副教授刘阿英，上海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刘阿明，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葛继勇，郑州二中办公室老干部专干刘晔，河南洛宁县西陈宋村支部书记韦甫军，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糜绪洋，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王辰龙的帮助和鼓励，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