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
提请中央定期报刊注意，必须在版页上对已经出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论、随笔和低级趣味作品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给银行董事会的党员、董事们下达指示，现在给私人出版社资助是政治大事，所以没有国家出版社政治处的批准不能给出版社任何贷款。
从1923年春到1924年春，苏联的文学社团之间的派别之争在再度兴起后日趋激化。肇始者是莫斯科的一批自称纯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作家。他们来自莫斯科的各个文学社团，并以“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的形式，联合成了“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这个后来被简称为“瓦普派”的文学社团对其它一切文学团体采取了极端对立的态度，认为只有自己是坚持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其它的都是反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反对党对文学的领导的。
20年代，拉普和瓦普的领导人
他们把自己创办的杂志叫做《在岗位上》，在1923年6月的创刊号上宣称：“我们将在无产阶级文学中不停息地站在明确的和坚定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岗位上。我们也将站在组织建设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岗位上并且将为其团结和巩固而斗争。”因此，这一派别被其它派别称之为“在岗位上分子”。这些“在岗位上分子”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所有“无产阶级文化的敌人”，而遭其最猛烈抨击的是“列夫派”和“山隘派”。
杂志《在岗位上》
“列夫派”自称是左翼，是拥护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马雅可夫斯基的引吭高歌所呼叫的就是这种声音。但它的矛头并不指向所有的“敌人”。“山隘派”自称是无产阶级文化派，拥有当时声望极高、影响很大的沃龙斯基这样的批评家，但在组织方面它能宽容“同路人”。新出现的“瓦普派”同样自称是无产阶级文化派，但它把所有的非己都视为敌人和反对无产阶级文化的人和组织，它的“不宽容”政策是他们自称的“无产阶级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最强硬的表现。这三个组织的代表人物：“列夫派”的马雅可夫斯基，“山隘派”的沃龙斯基，“在岗位上派”的阿维尔巴赫、列列维奇、罗多夫和索斯诺夫斯基等又都是下笔千言、出口成章、热血沸腾的“文化斗士”，所以，他们具有极强的派别性质和小集团气息，在《在岗位上》问世后的斗争就是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号相互叫阵，甚至骂战是常态。
马雅可夫斯基
这种几乎是绝对的斗争和互不相让的立场所反映的是：一，这期间，俄共（布）尚没有一个文化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明确政策，对这个领域的领导还处于模棱两可的状态；二，各个文学社团都在争夺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三是，随着各种文学社团而涌现出的形形色色的新人及其五光十色流派的发展，如何将这些人纳入布尔什维克党所需要的意识形态轨道和创建无产阶级文化的阵营之内成了执政者无法回避的重大政治命题。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关于青年诗人和文学家的意见所反映的恰好是这个命题，尽管他们的决策不尽相同（详见闻一：新苏维埃文化的形成，需要“教育”还是“斗争”？）。但是，斯大林所掌控的中央党机构——宣传鼓动部实际上已经在出谋划策。
20年代的斯大林
下面这份档案所反映的正是这种试图解决这一命题的谋划。
俄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务委员会联席会议记要
1924年
出席的部务委员：沃罗比约夫、雅科夫列夫、瓦尔丁、多列茨基
俄共中央代表：米哈伊洛夫同志
国家出版社：梅谢利雅科夫、施密特、О.Ю.、波隆斯基、列别节夫-波良斯基
政治教育总局出版处：埃尔钦、科涅尔
莫斯科合作出版社：奥夫相尼科夫、沃林同志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普列特尼奥夫、法伊迪什、多多诺娃
政治教育总局局务委员会：马克西莫夫斯基、沙皮罗
私营共产主义出版社：斯维特洛夫、别尔德尼科夫
宣传鼓动部相关处：叶列梅耶夫、布罗夫采夫、索尔茨、瓦西里耶夫斯基、O.皮列茨卡娅和米哈依洛夫
社会主义科学院：克里夫佐夫同志
议题：一、关于我们的报刊与反革命文学集团作斗争的问题。
决议：
一、1.认为必须出版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评论和政论周刊。
2.责成合作……出版社出版该周刊。责成政治教育总局出版社组织合作出版社。
3.提请中央定期报刊注意，必须在版页上对已经出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论、随笔和低级趣味作品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
4.给银行董事会的党员、董事们下达指示，现在给私人出版社资助是政治大事，所以没有国家出版社政治处的批准不能给出版社任何贷款。
5.承认必须将与我们关系密切的各个文学团体联合于出版之家的周围。
6.组建一个委员会，责成其在一周内制订出对出版之家改组，成员为瓦尔丁、波隆斯基和马克西莫夫斯基的计划。由马克西莫夫斯基同志召集。
7.承认必须发挥共产党员文学家团体的作用，其目的是让我们的出版物服务于与反革命文学流派的斗争。
8.承认必须减少《红色处女地》杂志的规模并且其发行量为半月一期。
《红色处女地》杂志
二、联合接近我们的团体的出版社并改善其工作的措施
9.承认国家出版社必须支持：А，无产阶级作家的各个集团。Б，“谢拉皮翁兄弟”出版社（条件是他们不参与反动的出版社，不像《彼得堡文集》杂志那样）。В，“鲍勃罗夫”’集团。马雅可夫斯基集团。
10.给教育人民委员部文学出版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出版之家提出任务：将与我们关系密切的作家团体组织起来、给予物质保障以及进行文学座谈等。确立与这些组织的协商关系。认为必须对教育人民委员部文学出版处进行坚决的改组；责成马克西莫夫斯基同志在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会议上提出这一问题。
11.在近期内不阻止“路标转换分子”的杂志联合，因为它们在与俄国知识分子的反革命倾向作斗争……
波隆斯基
三、关于将政治教育总局出版社改变为宣传鼓动文学出版社的措施
12.承认仍必须给政治教育总局出版社国家拨款，因为它不能完全地转为商业原则。
13.建议国家出版社由政治教育总局出版社统管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出版社的编辑工作。
14.承认必须免去政治教育总局的纸张税。
15.承认在政治教育总局编辑委员会下组建反对宗教宣传部是合乎需要的。
16.承认必须提供一个印刷厂给政治教育总局，使其能够出版大众读物，中央的出版物也将集中于它。
瓦尔丁
四、关于国家出版社
17.承认必须以国家出版社为中心，将所有苏维埃的、党的以及共产党员所领导的出版社组成一个辛迪加，但保留部分独立性。
18.其中的每一出版社都应有得到国家出版社编辑委员会核准的合乎规范的计划。
19.国家出版社，按狭义说，应该集中于基本的书籍：教科书、科学书籍和基本的政治书籍。
20.国家出版社在出版重要的，包括非政治的新著作方面，要在速度和范围上超前于私营出版社。
21.责成所有的苏维埃出版物都要注意封面、装订、校对、纸张。给造纸工业托拉斯指示，纸张供应是件政治大事，因此国家出版社要以优质纸张用于苏维埃和党的出版物。
22.承认必须从各印刷厂没收被发现的优质纸张库存并将其转交给造纸工业管理局用于政治出版物。
23.为了与敌对我们的意识形态作斗争，在国家出版社中组建：А，唯物主义哲学处；Б，通俗插图集、杂志（《涅瓦》型的）出版处。
24.承认必须让国家出版社至少要有一个租用的印刷厂。
波良斯基
五、关于检查
25.预定在两周内要组建一个有关检查组织形式问题的委员会，成员包括列别节夫-波良斯基、多列茨基、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奥夫相尼科夫和瓦尔丁。委员会由多列茨基同志召集。
26.责成国家出版社政治处让普列特尼奥夫和沃隆斯基同志来阐述一下彼得格勒私营出版社所出版的书籍的性质并向组织局提出关于对彼得格勒私营出版社进行检查的建议。
六、关于国家出版社政治处
27.承认必须为国家出版社政治处制定出其工作的准确指示，以便制止住神秘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意识形态有害书籍的大量出现，这种书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在艺术、文化等领域，在所有类别的书籍中都有。
28.承认必须做到，应该挑选出足够数量的有专门技能的同志来从事政治处的工作。
29.在准予出版随笔类书籍时，不要把在其中描写当代苏联生活的黑暗面当作是障碍，只要这些著作总体上不是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就行。
政治教育总局的梅谢利雅科夫
七、关于出版物的传播
30.请求人民委员会尽快批准股份合作社章程。
31.绝不允许参加敌视我们的出版社的“代理出版”。
32.在省城和县城里（首先要立即），在州和工业中心，要开办由政治教育总局、国民教育局、地方苏维埃、省工会、党委会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股份合作社的书铺，由根据代售原则提供国家出版社、政治教育总局和中央委员会出版物的政治教育委员会统一监视和领导。请求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建议地方苏维埃由地方资金提供股金。鉴于此类事情的责任极为重大和政治上的必需，请求国家银行给它们提供必需的贷款。
（ГА РФ. Ф.Р-395.Оп.9.Д.87.Л.98-99）
这份会议记要涉及了两个当时必须解决的问题，一是各类出版物的出版问题，二是对各种文学社团的政策问题。总的来看，宣传鼓动部的这份会议记要是给这两个问题（出版社和文学社团）作了阶级的和意识形态的分类：一类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作家的、共产党员领导和共产党员文学家的；另一类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敌对我们的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有害的。这种分类的目的有三：一是，“对已经出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论、随笔和低级趣味作品要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二是，“服务于与反革命文学流派的斗争”；三是，“将与我们关系密切的作家团体组织起来”，“与俄国知识分子的反革命意向作斗争”。为此，宣传鼓动部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口号：“与反革命文学集团作斗争”。为了进行这场斗争，该部建议了一条分化瓦解现有的文学集团的政策和策略。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作家的、共产党员领导的和共产党员的文学集团在政治上、经济上（资金和纸张供应上）的支持和优惠，组织措施就是“出版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评论和政论周刊”；“将政治教育总局出版社改变为宣传鼓动文学出版社的措施”；将国家出版社组成一个专门出版党和苏维埃文件和著作的垄断性质的“辛迪加”；加强政治处的工作，建立“唯物主义哲学处”。在经济方面，保证资金和贷款的优先、纸张的减税免税、一切优质纸张，甚至包括从各印厂剥夺来的优质纸张库存供国家出版社之用。
但是，在这份记要中最引人注目的应该是对现有文学集团的分化瓦解建议措施。宣传鼓动部认定国家必须支持和依靠的文学集团是：无产阶级作家的各个集团，其中点名的有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出版之家；该部认可的杂志提到名字的有两家，一是《红色处女地》，另一是《涅瓦》。被宣传鼓动部承认也应由国家出版社予以支持的文学集团还有三个：“谢拉皮翁兄弟”出版社、“鲍勃罗夫”集团和马雅可夫斯基集团。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建议。
《涅瓦》杂志
正如我们前面所述，“谢拉皮翁兄弟”是个非党的、非政治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学集团。但到了1924年5月，伦茨因脑栓塞死于德国汉堡，在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争夺青年诗人和文学家政策的实施下，在奥格布与国家出版总局的共同干预下，“谢拉皮翁兄弟”中的费定、伊万诺夫、尼基金、吉洪诺夫、斯洛尼姆斯基开始放弃“非党”的立场，转向文学创作面对社会现实的、有意识形态倾向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纲领。随后伊万诺夫1923年出版了小说《山冈 游击队的故事》、1924年费定创作了《城与年》、1924年尼基金出版了《暴动》等小说，吉洪诺夫的抒情诗具有了面对社会现实的场景。1923年秋天，斯洛尼姆斯基与另一位“兄弟”格鲁兹节夫去了巴赫穆特煤矿，开始尝试社会现实主义的创作。“谢拉皮翁兄弟”的这种状态显然与布尔什维克在新形势下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检查监控、争夺青年文学家的政策是有利的。所以，宣传鼓动部认为，“谢拉皮翁兄弟”出版社应该予以支持。
“谢拉皮翁兄弟”的唯一一张全体合照
“鲍勃罗夫”集团显然指的是集多种身份的谢尔盖·鲍勃罗夫。他既是诗人、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又是出版人，统计数学家。他在《红色处女地》等杂志上发表作品，又先后在《抒情诗》和《离心力》出版社出版过帕斯捷尔纳克、阿谢耶夫、阿克肖诺夫、鲍吉达尔和鲍里沙科夫等诗人的诗集，因此“鲍勃罗夫”集团周围聚集了一批有才华，并不反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包括“谢拉皮翁兄弟”和“未来派”文学集团的一些诗人。也许，更让宣传鼓动部宽容的是鲍勃罗夫所具有的出版力量，这在那个纸张短缺，连国家出版社都没有自己的印厂的情况下，对苏维埃政权来说他是一个不能舍弃的力量。更何况鲍勃罗夫还在邮电人民委员部、中央统计局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中任职，为苏联政府效劳。
至于马雅可夫斯基集团，就更是显而易见的事。他们虽和无产阶级文化派中最激进的“瓦普派”论战得你死我活，但他们对十月革命和列宁本人的赞颂，尽管是未来派的言词，充满了口号和政治术语，但仍然是执政者所需要的一面旗子，一种铿锵的时代之音。
“路标转换派”是单列的，对他们的支持是有时间限制的、暂时的，即在他们仍在与俄国知识分子的反革命倾向作斗争的时候。这段话源自于宣传鼓动部所作出的对路标转换派政策的决定：“为了将知识分子吸引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近期内不阻止路标转换分子的杂志出版”。（РГАСПИ.Ф.17.Оп.60.Д.141.Л.18.）与此同时，该部对路标转换派保持者高度的警惕。它的刚刚担任宣传鼓动部长的布勃诺夫明确表示：“对路标转换派中的资产阶级复辟倾向要更加留意。在貌似革命的掩盖下，路标转换分子能更快地吸引动摇者”。当然，问题还不仅仅在布勃诺夫。从1922年流亡国外的知识分子回国及其后他们在国内外的工作一直受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密切关注，党的高层对“路标转换分子”一直有存疑，并不完全相信他们能彻底放弃自己的立场，皈依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当时，被驱逐出境的“反苏知识分子”在国外日益紧密地团结起来，并逐步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侨民文学派”。布尔什维克最高层担心这种日益强化的侨民文学运动会对国内的知识界产生重大影响，于是想借助于意欲回国的前“反苏知识分子”，现今的“路标转换分子”来分离国外的侨民文学集团。对于已经回国的和尚在国外的“路标转换分子”领导人的总决策是：“如果‘国外路标转换分子’的任务是使侨民解体，那俄国路标转换分子所面临的任务就是将知识分子吸引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РГАСПИ.Ф.17.Оп.60.Д.178.Л.3.）所以，路标转换分子得以获得暂时的支持是事出有因的。
路标转换派乌斯特里亚诺夫
但是，无论对哪个文学集团，宣传鼓动部建议的这种支持都是有条件的，一是，不得与反动的出版社合作，不得与“敌视我们的出版社”搞“代理出版”；二是，不得停止与俄国知识分子的反革命倾向作斗争；三是，各个文学集团必须被纳入国家指定的官方组织，接受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检查监控。
有意思的是，这份标题为“与反革命文学集团作斗争”的会议记录中，除了《彼得堡文集》出版社，并没有列出反革命文学集团的清单。还有另一个引人注目之点是，记录对文学家描写社会的黑暗面作出了新的解释：“在准予出版随笔类书籍时，不要把在其中描写当代苏联生活的黑暗面当作是障碍，只要这些著作总体上不是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就行”。这是一种政策上的根本变化，还是策略上的权宜之计？
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雅科夫列夫
也许，这种政策上的模棱两可反映了当时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尴尬状态。耐普的经济效果并不如设想的那么令人满意和对国民经济产生转折性的影响。印刷出版业的困境成了俄共（布）执行政治和意识形态检查监控政策的拦路虎。执政党需要纸张、印厂，需要资金和相关的人才，因而不得不求助于私营出版社和合作出版社。但是，领导人又不想在这方面把口子开得太大，因此对于私营和合作出版社的贷款就勒令要严加控制。因而，在这份纪要中，反复重申“现在给私人出版社资助是政治大事，所以没有国家出版社政治处的批准不能给出版社任何贷款”。
而政治上的尴尬状态显然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在这种方面，列宁去世后，俄共（布）的领导人正处于力量重组的关键时刻，斯大林正在积蓄力量，一场与托洛茨基及其力量的公开较量势在难免。在表面上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仍然便函来往，商讨国务大事，而实际上他们对国事的总决策与执行路线各有所待，在对待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检查监控方面也各有方略。显然，不是不分道扬镳，只是时候未到。（文/闻一；编辑/子杰；相关配图来自网络。）
作者：闻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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