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为何要加大对人文学科的投入？

为促进自然科学发展而牺牲人文学科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第一，人文学科对鉴定技术创新的伦理边界非常必要；第二，只有人文学科能提供反思及前瞻性的视野，它提供的个体和集体的记忆使过去和未来具有了意义；第三，科学研究成本的不断增加和其对快速投资回报收益需求的不断增长，可能导致自然科学中越来越多的有利可图的部门迁出大学而进入专门的实验室；第四，人文学科搬出大学的机会微乎其微。因此，对大学而言，应加大对人文学科的投入。在未来，只有人文学科而不是自然科学，将成为大学最终的、真正的“核心事业”。

一

众所周知，笔者在写此文之前，曾在2012年和2016年分别提及与论述过人文学科正陷入危机中。实际上，人文学科陷入困境这一议题已是老生常谈，但近年来这一观点显得尤为正确 。广义的人文学科不仅包括社会科学，而且还包含更广泛的内容，在法语中被称为社会科学，德语称之为精神科学。但在英语中，人文学科的概念实际上更加狭隘，仅包括人文艺术及历史等学科（在美国，后者常被纳入社会科学）。西方的一些国家，特别是欧洲、北美地区被认为是人文学科的发源地和核心领域所在地。在这些区域的大学中，人文学科的教育和研究投入规模都在明显地缩减。这种缩减不仅表现在项目资助方面，还包括整个高等教育环境对人文学科的重视程度在减少。在整个经济下行压力下，投资主要集中在那些需要在全球市场中维持或获得竞争力的领域，政府鼓励学生投身于自然科学，特别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四大学科领域（STEM），并加大了对这些领域的项目资金投入。

这一现象在英国特别明显，除了上述四大学科领域外，其他学科的教育经费全部缩减，大量艺术系尤其是外语和文学系都被取消了，甚至英国一些非常有名的机构，如伦敦大学的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2015年停止了对该院乌尔都语和印尼语专业的教学资金扶持。欧洲其他国家也是如此。2013—2014年，我还在担任荷兰主要六所大学的现代语言与文学系的课程项目评委时，格罗宁根大学取消了丹麦语、挪威语、冰岛语、匈牙利语及相关专业，同时大量减少了除英语或荷兰语以外的其他语言项目的资助；乌特勒支大学取消了葡萄牙语系，这是荷兰在该专业上仅存的专业，而阿姆斯特丹大学则关闭了罗马尼亚语系，这也是在荷兰仅剩下的唯一项目。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取消了除英语外的所有外语专业。可以说，除英语系外，荷兰所有外语系和文学系都承受着极大的生存压力。这一现象并不新鲜， 2012年6月25日，《时代周刊》的高等教育杂志报道了12个欧洲国家缩减10%甚至更多的教育经费，这12个国家包括荷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及欧洲南部国家。在德国，人文学科因为无法立刻应用于产业或企业实践而面临被取消的威胁。当很多欧洲国家的政府倾向于将国家或公共机构研究的负担转嫁给整个欧洲地区时，大部分国家减少了人文学科类的科研项目，在大型的欧盟科研框架计划中 ，如 “2020地平线”项目，人文或艺术类学科在其中仅占微不足道的比例，且大部分是由人文学科中的社会科学所获得的。美国的情况也类似，2015年因为财政赤字，政府对人文学科的资助项目预算做了调整，仅占1980 年的一半。2016 年的研究显示，自2014年以来，美国人文社科类学士学位的授予量降低了近9%，其中英语系降低8%，历史系降低12%，古典文学系降低19%。2015年，美国超过50所大学或院系的学位授予计划大幅度减少或取消。

当这一厄运降临到高等教育时，我们应当如何关注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关系？针对这一现象，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是像杜克大学人文科学系前系主任、被誉为美国英文研究领域的肆意顽皮的孩子斯坦利·费什那样，坦白地承认无论如何人文学科都是毫无用处的？还是像英文研究领域的弗兰克·多诺霍所认为的，在大学以利润至上的环境下，企业化、职业化将占据中心地位，人文学科的发展将更加合理化和经济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发现这些情况在荷兰和比利时已经发生，在旧时代由一些专业技术学校所教授的翻译或口译课程已被并入了现有的大学院系中，这些专业技术学校在英国被称为科技专科学校，在德国被称为工程技术大学，在荷兰被称为应用科技大学。在英国和爱尔兰，这种情况都出现了。对于语言学而言，以有用的课程取代旧的、无用的课程似乎是合理的。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并没有足够的市场吸纳这些项目所培养出的翻译人员，这类项目培养的毕业生通常也没有资格获得真正的乐趣或回报，从财务角度来看，诸如会议翻译这样的工作，也通常是以社区或法庭翻译为主，这些翻译人员拿着较低的工资，其工作预期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然而，其他的评论家不仅仅是只看到“纯粹的”的雇佣机会问题。玛莎·努斯鲍姆是芝加哥大学著名的教育哲学家，在《非盈利》（2010）及早期的《培养人性》（1997）等书中，她认为：人文学科的价值在于教育，对个体而言也许意义更大，它推动了公民意识的形成。当然，人文学科推动公民意识的形成这一观点并不新鲜，在19世纪及20世纪初期，人文教育是德国高等教育和公民教育的核心概念。

事实上，德国最初的教育服务于个人的全面发展。德国当时被分为公国、领地和郡等无数小单位区域及稍大些的王国，德国的人文教育最终在“建设”公民国家方面发挥了作用。但努斯鲍姆的想法超越了个人与国家的范畴，她所设想的是“世界公民”的概念，这一概念与18世纪末康德及其追随者的世界主义观点又不相同。努斯鲍姆的世界主义并不局限于金融或知识领域的精英，而是将同情心灌输给世界上所有的人，通过文学作品及其所描绘的人物来分享人类的感觉，如快乐、痛苦等。也有些人认为人文学科应重新定位为一种批判性的职业，发展传统时代由文科教育所培养的技能。这一观点是几年前由美国知名的英语教授保罗·杰和杰拉尔德·格拉夫，以及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政治学家法里德·扎卡利亚在《捍卫文科教育》（2015）一书中提出的。他们认为，文科教育通常有利于发展人文学科的典型技能，比如阅读、思考和写作以及批判的态度。当然，正是这种批判的态度可能促进文科教育的发展，尽管批判性思维并不一定意味着就会进行消极的批评，但对某些人而言，人文学科不仅毫无吸引力，甚至可能对其存在着威胁。无论如何，扎卡利亚认为，正是这些人文技能为人文学科的毕业生开辟了职业发展的可能，也打破了这些毕业生从事人文学科教学和研究的传统就业渠道。事实上，这些技能也可以让毕业生在政治、公务员制度或工业、 商业中获得优势地位。

也许我们应从长远的观点去看待这一问题。 100多年前，大学主要服务于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精英的利益。 在那个时代，古典文学是大学教育的主要内容。随着民主化浪潮的出现，民主以非常具体的方式在英国建立起来，英国的男子学院引入了英国文学课程，之后女子学院亦引入。一般来说，美国是在一战后，欧洲则是在二战之后，开始重视对本土文学的研究，因为当时进入大学系统的学生，已不再需要具备古典文学的背景。

当然，随着民族主义的崛起，高中和大学的教育已经开始对民族/国别文学开展了更系统的研究，民族文学取代了19世纪的课程。随着民主化浪潮的持续，现代语言、文学及历史的研究，基本上取代了经典文学，成为人文学科的核心，当然，他们在不同的国家也不尽相同。同时，我们看到其他超越人文学科的研究越来越重要，而人文学科本身在整个高等教育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虽然经典文学仍然受到高度尊重，但其地位已大不如从前，事实上是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如在螺丝的转弯之处。随着技术和社会条件的不断变化，我们看到20世纪下半叶，流行音乐取代了核心的人文学科。像之前的经典文学、现代语言、文学研究及某些历史研究，将作为某种学术保留而存在，或如“快乐的少数”“象牙塔”“奢侈品研究”等描述一样。正如现代语言和文学曾经成长为新兴学科一样，现在新的学科往往是不同学科和研究领域的交叉，这或将成为未来前景：文化研究，媒体研究，创意产业，数字人文或如欧洲研究这一新领域的研究等。虽然大多数“新”学科包括“旧”的人文学科的一些主题、方法和成果，以及来自其他领域的知识、方法和程序，这种结合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本身的重新定位与重组。事实上，我从大学里学到的，以及更多的是从担任荷兰项目评审委员会主席时学到的东西就是：人文学科旧有的核心内容与新学科组成了一个传播的容器。换言之，诸如文化研究、媒体研究、创意产业、数字人文或欧洲研究等学科的出现，吸引了很多学生，其数量弥补甚至超越了传统人文学科所流失的学生人数。

二

另一个有趣的发展是人文学科的教学，尽管玛莎·努斯鲍姆的书名是《非盈利》，但事实上当前人文学科的发展就是为了利润，这与传统的人文学科的教育有些相似之处。在过去的人文学科研究与教学的核心领域曾发生过追逐利润的情况，尤其是最近，由于政府资金支持的逐渐退出，追逐利润就更加明显了。如位于德国不莱梅的雅各布大学是一所筹备于1997年、建立于2001年的私立盈利研究型大学，它的发展获得德克萨斯州休斯敦莱斯大学的资金支持，之后它改名为雅各布大学，以纪念雅各布斯基金会于2007年的资金支持。维基百科关于这所大学的介绍中提及它成立之初主要涵盖工程、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等课程教育。2012年，在本人的研究中，将其描述为“综合文化研究”和“全球人文学科研究”。2016年，尽管该学校的主页上并没有列出任何典型的人文学科的课程，但实际上包括大量的社会科学课程，如针对国际学生的“预科课程”中包括人文学科的科目。毫无疑问，最近时代的主流是更加偏好于自然科学与工程学，这已成为时代的标志。然而，我想说的是，尽管坐落于德国，雅各布大学的所有教学都是用英文进行的，其招收的学生主要是国际学生，其本科项目的学费每年达到20000欧元。

考虑到雅各布大学具有地理位置优越性这一特性，我们再举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案例。坐落于伦敦的格林莱斯大学的新人文学院，它的本科学位课程的学费是三年一次性预交的，对英国、欧盟等地区的学生收费略高于33000英镑，其他地区的国际学生收费略高于54000英镑。新人文学院提供经济学、历史、英语、政治和国际关系、哲学、法律、PPE（哲学、政治和经济学）和PPH（哲学、政治和历史）项目，但没有外语、文学与经典文学研究等。

在荷兰，有一种隶属于“常规”大学之下的所谓的“大学学院”，如位于乌得勒支市的乌得勒支大学学院，由乌得勒支大学运营；罗斯福学院位于荷兰泽兰省米德尔堡，这个地方是两位美国总统的诞生地，该学院提供以英语教学为主的文科教育课程，同时招收国际学生，也隶属于乌特勒支大学。类似的是位于海牙的由莱顿大学经营的莱顿大学学院。乌得勒支大学学院成立于1998年，以“成为欧洲大陆第一个现代文科与社会科学（LAS）国际荣誉学院”而自豪。 2016—2017年，该校对欧盟学生的收费（包括住宿费和差旅费）不到12000欧元，对非欧洲国家的学生收费略高于17000欧元。海牙的莱顿大学学院的学费对欧洲经济区国家的学生是每年约4000欧元，对非欧洲国家的学生约13000欧元，但不包括住宿费和差旅费。罗斯福大学学院对欧盟和欧洲经济区的学生收取略低于3000欧元的学费，对非欧洲经济区学生收取略低于9000欧元的学费，这是不含生活费的纯学费。我所提到的所有这些财务指标是用来说明这些举措确实是在追求“利润”，有些无疑比其他行业的利润更高。

如果我们进一步跨出国门，就能更加了解实际的现状。相对而言，其他国家大学的人文学科发展较快。比如，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倡导“加强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日本文化研究和与日本文化相关研究的国际推广”。 还有新加坡国立大学与耶鲁大学的合作，被称为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Yale-NUS College），其管理模式与荷兰的大学学院相似。在Yale-NUS网站上写着：“学生教育的核心是通识教育。通识教育以人文艺术和科学中最根本的问题为中心，为学生提供对自然世界、人类心理和社会生活、文学、艺术和历史、哲学和数学思想的一些理解。”该学院的学费从对新加坡学生收取19000新元到对国际学生收取57000新元不等，或在14000美元到42000美元之间。

诺丁汉大学（英国）在中国宁波和马来西亚吉隆坡开设了校区。在这两个教学点，诺丁汉大学都设立了艺术和教育系，提供英语、国际交流和教育课程学士学位，还设立了英语学习教育中心。在宁波校区，为期三年或四年的学士学位课程学费为每学期80000元人民币，硕士课程为90000元人民币。在马来西亚校区，与人文学科相关的科目学费是每年38000令吉或约10000美元。在马来西亚校区，本地学生有机会与国际学生一起学习外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汉语、韩语）。宁波校区也另外设立了英语学习的课程。到目前为止，该校并没有提供英语以外的语言学习。事实上，在上述这些大学学院里，提供的课程都主要集中在人文学科及与社会科学接壤的学科，如历史、政治和国际关系；就语言而言，主要是英语。这并不是巧合，而是反映了全球语言学发展的现实情况。

在以上案例中可以发现，人文学科可以成为一种市场化的商品，并作为非西方国家的学生走向“西方”的入口，至少现在能够让这些学生更好地融入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在其中扮演领袖的角色。另外，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趋势使得经济与政治具有优势地位的国家具有较高的声誉，在纽约大学或上海纽约大学入学的西方学生，也能更好地为服务于全球化的世界而准备，这些学生为适应多变的世界在不断调整自己的定位。 考虑到这些学生尤其是国际学生的兴趣，我们何不把濒临绝境的人文学科院系打造成能提供英语课程项目、实现盈利的部门，以迎合这样的国际学生需求呢？

三

如果看得更长远些，那么我们可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将服务于“世界”公民，那是努斯鲍姆所暗示的全球的共同未来 。想得再长远些，就如斯皮瓦克·佳亚特里在《一门学科的死亡》中所设想的，或是生态学家所设想的，我们可能认为人文学科会服务于未来整个“行星”系。在这两种情况下，我认为人文学科的作用在欧洲内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来说，当谈到欧洲以外的人文学科的作用时，我们可能会认为它是伽谢在《欧洲》或《无限任务：哲学概念的研究》（2009）中所提出的，他在讨论埃德蒙德·胡塞尔、马丁·海德格尔、雅恩·帕托什卡和雅克·德里达时认为，欧洲哲学的任务是通过将自己的基础的普世性规则转变为世界共有的财产，从而保证“欧洲”具有独特性。

对于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伽谢的观点似乎是对19世纪上半叶歌德关于“世界文学”呼唤的回应。同时提到歌德和文学并不是巧合，正如努斯鲍姆和柯施莱克所说，在故事或历史中，这些观点的重合并不是巧合，至少大多数我所知道的欧洲语言中，个别流传或集体流传的法语故事和历史，荷兰语故事和历史，英语故事和历史等塑造了我们共同的世界观。作为欧洲公民，我们应对自己“讲述我们的故事”，更应对他人“讲述我们的故事”。同样地，其他世界的公民不管他们如何进行自我定义，都应该把自己的历史告诉自己和世界。

这正是欧洲针对大学生所开展的伊拉斯谟交流计划所要实现的，这一计划中包括开设人文学科课程，为数百万欧洲学生提供了了解其他国家、其他教育制度和整个欧洲的机会。通过类似ISEP项目这种国际学生交流计划，许多非欧洲学生也参加了这些探索。

中国开始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教授中国语言和文化也是类似的。但最近，除欧洲外的世界其他国家都在讲述“世界的故事” 。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起源》一书中使用了“世界化”这一术语，之后，赛义得和斯皮瓦克提出“世界化”的世界，即用国家的权力去塑造特定的形象， 不再限于欧洲人文学科所讲的故事，欧洲人应放弃那种“我们的人文科学”“我们的故事”不会成为别人的或其他国家的故事这种观点。相反，作为世界公民，我们应将人文学科中的各种故事、历史并列来看待，形成同一个世界的各种各样的故事，而不是将整个世界仅看作为一个故事。

本文开篇之初回顾了在当今大学，至少是西方大学为何出现这样一个发展趋势，即仅仅加大对纯粹的基础科学及应用科学的投资，而在全球技术创新的竞争中牺牲了人文学科。但如果我们从历史角度去看待，会认为世界公民实际上也关注全世界人类的感觉，在我们的生活中，人文学科都通过字、画或其他塑料材料、音乐、历史版本等描绘的人物间接地呈现给我们，同时人文学科还承担了道德责任。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文学科确定了个人、集体、人类、自然及整个地球的技术创新的伦理边界。

人文学科所承担的责任，已为其留在高等教育机构中提供了足够的理由。因此，在大学课程中保留人文学科，不仅是为了人文学科本身，也是构成各种学术教育体系的必要部分。然而，现在大学更多考虑的是经济效率，在这种情况下，高等教育自身的经济效率及大学治理都与自然科学直接相关。科学研究的成本不断增加、对投资快速回报的需求不断增长，这些最终将导致自然科学更前沿的研究和具有潜在利润的部分从大学中迁出而进入专门的实验室，或是由国家资助的如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或更多的所谓私人产业研究所。

实际上，这些已变成现实，化工领域的主要企业如拜耳或孟山都，或电子产品领域的企业如飞利浦、索尼、通用电气或贝尔电话等，都已开设专门实验室开展自己的研究，这些专门实验室的研究前景通常比大多数大学所开展的研究前景更好。同样，如微软、苹果或谷歌等公司亦如此，我相信中国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虽然大学仍将开展科学的研究与教学，但我认为，这一风险长期存在，最终仅剩极少数顶级大学能够继续进行科学研究，而一般的大学教育则是依靠科技进步，通过慕课等手段，传授一些科学方面的基本常识。而另一方面，由于人文学科依赖于个体之间的对话与思想的交流，特别是人文学科在承担科技伦理边界鉴定责任时，非人格化的教学模式显然不适用，因此其发展不会受到影响。此外，从大学的经济效率和治理角度来看可能更具决定性，因为人文学科盈利性较弱使得其从大学中移出的可能性更小。再进一步来说，只有在大学背景下，人文学科才有可能有利可图。考虑到人文学科发展的实际情况，如果这些人文学科也将转移到特定的学习环境中，那么这个特定环境也总是定位于大学，而不是离开大学 ——考虑人文学科的繁荣就可见一斑：人文学科的发展最初发源于美国，之后覆盖英国、直至全球，人文科学中心、人文科学机构等，大部分集中在国际人文学术联盟（简称CHCI）中。

总而言之，为促进自然科学发展而牺牲人文学科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显然，这不是对自然科学的抗辩，而是对人文学科的保护。我的理由如下：第一，人文学科对鉴定技术创新的伦理边界非常必要；第二，只有人文学科能提供反思及前瞻性的视野，它提供的个体和集体的记忆使过去和未来具有了意义；第三，科学研究成本的不断增加和对快速投资回报收益需求的不断增长，可能导致自然科学中越来越多有利可图的部门迁出大学而进入专门的实验室，在私人产业中更是如此；第四，人文学科搬出大学的机会微乎其微。总而言之，大学及其内部决策机构应清楚地意识到，不管他们是谁，都应当加大对人文学科的投资，因为在未来，只有人文学科而不是自然科学，将最终成为大学真正的“核心业务”。（文/西奥·德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