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儒学的一个侧面——思想、统治与权力运作

本文摘自《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林聪舜 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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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儒学的时代课题：论述为帝国需要的统治思想

秦帝国（221 B. C.—207 B. C.）十余年之间就土崩瓦解，带给汉代统治者与儒者很大的震撼，面对新帝国的建立，隐忍多时、坚持信念以待剥复的儒者更坚定他们对经学义理与儒家理想的坚持。而秦纲解纽后，儒者的活动空间确实也瞬间变得大为宽广，他们怀抱欢欣鼓舞的期待心情，迎接新帝国的降临。《史记· 儒林列传》谓：

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

“喟然叹兴于学”标明儒学（经艺）开始发挥其吸引力，也标明儒者可以欢欣鼓舞地期待新帝国对儒学态度的转变。然而，汉帝国建立，进入“治天下”的阶段，儒者必须持续证明儒学对帝国的贡献，能融入形塑、改造帝国的过程。在“以秦为鉴”，寻找替代严刑峻罚的治国方略成为共同的思维模式下，儒学德治教化的理念，以及稳定体制的功能，确实很容易论述成帝国需要的统治思想。

新建立的汉帝国惧怕“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重蹈秦覆灭的覆辙；儒者也积极寻找长治久安之策，并试图提供答案，“逆取顺守”“攻守之势异也”，几乎成为共同的认知。后来儒者逐步进入体制，扮演论述帝国意识形态需求的角色愈来愈重要，儒学论述的层面也愈来愈多元，并且在“汉承秦制”的政治现实下，积极变秦、改制、更化，试图带来新气象，做出更根本的改变。当然，终汉之世，均难完全摆脱法家精神与制度的制约。

就儒学提供帝国长治久安之策的时代需求而言，汉代儒者以儒家伦理与德治教化为核心，推阐运用到很多层面。其中儒家伦理以广义的“礼治”为核心，要求建立秩序节度，儒家伦理从家族中的关系，可以延伸到广义的建立上下尊卑秩序，并运用当时盛行的阳尊阴卑的观念，这样就可对当时帝国统治迫切需要的尊君卑臣、强干弱枝、大一统等强化皇权的措施提供儒家伦理的基础，并且运用到诸如朝仪与郡国庙制等国家礼制的论述。“三纲五常”等儒家伦理纲领的出现与发展，也具体说明儒家伦理如何论述成帝国需要的统治思想。

德治教化一直是儒者坚守的基本价值，这些诉求也是检验统治权力是否具有“正当性”的重要标准。德治教化包含了爱民、养民、安民与反对过度剥削等关怀生民休戚的最基本诉求；也包含儒者转化俗世世界成为理想的文化秩序，移风易俗，对人心隐微处与社会秩序做一根源性改造的永恒理想。汉代出现很多“循吏”，扮演类似“师”的功能，正反映他们对文化理想或文化秩序的追求，以及对儒家教化理念的支持。循吏不一定是纯乎儒者，其中有些循吏更不是出身儒生，但同样实践并传播了儒家的政治与文化理想，班固也在《汉书· 循吏传》中给予极高的评价。然而，理想的德治教化秩序并不是与现实的政治秩序脱离的，一旦德治教化秩序的基础稳固了，现实的政治秩序也会趋于稳固，也就是最稳定的统治是透过德治教化的统治，德治教化秩序可以视为帝国深层的稳定机制。透过这样的论述，汉代儒者将德治教化理想与提供帝国长治久安之策，做出美好的结合，提升了儒学扮演帝国意识形态的高度与深度。

在对待儒士的态度上，新的汉帝国虽远比秦帝国友善，但大一统的专制政体渐趋稳定以后，在君臣悬绝的权力结构下，很多儒者难免感受到“士”的卑微，“悲士不遇”也就成为汉代士人作品中屡见不鲜的感叹。当儒士更有机会接近权力核心时，也会面对直道而行与曲学阿世的困难抉择，社会上必然会随之出现不同的儒士类型，这虽蕴含理想与现实冲突的成分，但也不宜以道德判断截然二分，就如以“谀”著称的叔孙通、“曲学阿世”的公孙弘，儒学造诣虽不如刚直方正的董仲舒博大精妙，但他们在改造朝廷用人结构、推动儒学成为帝国统治思想的历史进程上，仍然扮演重要的角色。

汉代儒学除了要面对汉初黄老政治当令的斗争外，也要面对“汉承秦制”的政治现实。儒者虽批评法家过度严酷的措施，但法家思想与制度是具体存在的事实，而且传统的儒学并不能完全解决新帝国面对的问题，汉宣帝（ 73 B. C.—49 B. C. 在位）一直到儒术取得独尊地位已久时，仍公然宣称：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霸道是专制立威、重法重刑。面对以霸道为骨干的政治现实，如何以儒家思想来吸纳、改造法家思想与制度，也就是以儒学消化法家，成为有效的统治思想，发挥更大的主导帝国统治的影响力，也是汉代儒学的重要课题。

阴阳家的天人感应、阴阳灾异之说，以及与此有关，于西汉末年以降风行的谶纬思想，其宇宙图式是汉代人普遍接受的世界观，所以汉武帝对贤良文学的策问颇重视天人与灾异的问题。因此儒者建构帝国意识形态时，如何正视阴阳五行的天人理论，以此来建构系统论宇宙图式，以当时人普遍认同的世界观增强其说服作用，也是汉代儒学论述为帝国统治思想的重要课题。

汉武帝（140 B. C.—87 B. C. 在位）于建元五年（136 B. C.）立五经博士，经学成为官学，经学取得统治思想地位后，由于学术与非学术的因素，产生分歧发展，不同立场的儒者透过对经学的不同诠释，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地位，于是有今古文之争，有师法家法之传，拘泥章句，破碎大道，经学趋于烦琐与经学发展趋于分歧遂不可避免。如此不免削弱经学作为统治思想的功能，降低维护体制的作用。宣帝召开石渠阁会议，“召诸儒讲五经同异……上亲称制临决焉”。东汉章帝（76—88 在位）“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 ”。皇权一再介入儒学解释权，亲临称制，可以看出经学趋于烦琐、杂乱，无法提供帝国思想指导原则，因而必须“共正经义”的迫切性，也可以看出儒学发展内部的问题。另外，在经学昌盛的情况下，“经以致用”成为风气，宣帝以后，儒生以经术论政蔚为风潮，儒生不断秉持经义，介入宗庙、祭祀等礼制的争论，透过经学造诣，发展出一套堂皇正大的论述，一方面追求经学理想与礼制合理化的实现，一方面具体面对帝国当时存在的财政压力与人民生计问题。汉代经学与政治互动的微妙关系，本书第七章“西汉郡国庙之兴毁—礼制兴革与统治秩序维护之关系之一例”，做了比较具体的说明。而由有关郡国庙制兴毁的论述，大量援引经义，对照叔孙通追求“起朝仪”的正当性，只需鲁地的儒生象征性的参与、背书，可以看出经学昌盛前后，儒者对经学义理的不同运用。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思潮的变迁一直进行着，但对体制的合理性不断做出论述，却是各个时代主流思想家共同面对的问题。在汉代，儒者主要是透过对经学的重新诠释，使儒学成为主导帝国秩序的核心思想，使全民心悦诚服地认同体制。董仲舒以前，儒者努力证明儒学能为帝国提供长治久安之策，争取儒学的发言权与地位；董仲舒以后，儒学虽逐渐取得独尊的地位，但面对不同的历史情境，儒者仍须不断用不同的方式论证其合理性，才能响应时代要求，继续有效扮演帝国意识形态的角色。本书借着对几个重要思想家与重要事件的讨论，探讨思想、统治与权力运作间的关系，希望能勾勒出汉代儒者将儒学论述为帝国意识形态的过程及其重要论述。

作品简介

《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林聪舜 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1月

本书内容主要着墨于汉代儒者是如何成功改造先秦儒学，一步步建立了一整套帝国意识形态理论的。

本书以儒学发展成为汉帝国意识形态之核心为主轴，探讨汉代儒学有哪些特质，让它成功扮演帝国意识形态的角色；又是如何自我调整，使其在长期思想竞逐中胜出。本书也特别留意庄严的儒学论述背后蕴藏的权力关系，诸如经学理想、帝国统治、儒者利益之间互相依赖又互相牵制的关系。

林聪舜，汉族，1953年生，籍贯台湾彰化，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现任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所）教授。曾任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所）主任、《清华学报》主编、《清华中文学报》总编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富布赖特基金会”访问学者、香港岭南大学客座教授。

目前研究领域为汉代学术思想、《史记》。已出版专著有：《明清之际儒家思想的变迁与发展》、《<史记>的世界：人性与理念的竞逐》、《向郭庄学之研究》、《<史记>的人物世界》、《西汉前期思想与法家的关系》、《台湾新统治霸权的形成》（评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