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翠克丝·波特（Beatrix Potter，1866-1943）是一位真菌学研究的先驱者，她后来成为《彼得兔故事》（The Tale of Peter Rabbit）的作者和插画师。1896年12月3日，波特来到邱园园长威廉·西斯尔顿-戴尔（William T. Thiselton-Dyer）的办公室外，希望被邱园聘用。她成功地萌发了一种真菌的孢子，这次是带着一份孢子萌发的报告有备而来。六个月前，她在叔叔即著名画家亨利·罗斯科爵士（Sir Henry Roscoe）的陪同下，把她的真菌插图向园长展示，后者“似乎很高兴，也有点惊讶”。这次她只身前来邱园，从窗外看到西斯尔顿-戴尔，但不一会儿她“实在觉得羞涩”，“仓皇而逃”。她用暗语在日记本里完整地记录了这一幕，还加了一句“那里好像池塘里冰快融化的水面和恐怖的泥沼”。再后来一次的拜访，西斯尔顿-戴尔以居高临下和粗鲁的姿态，对她不予理睬，她在日记本写道“我想他可能很厌恶女人”。
26岁时的波特
波特尝试用另一种方式让她的真菌萌发研究能够得到认可，她把论文《论伞菌孢子的萌发》（On the Germination of the Spores of Agaricineae）（署名是海伦·B.波特小姐）提交给了伦敦林奈学会，1897年4月1日学会例会“宣读”了这篇论文（可能只是读了标题）。那时候女性不能参加学会的会议或亲自展示她们的研究，她只能从他人口中得知自己的论文反响不错。在林奈学会上做过报告的论文通常都会被发表出来，但波特的论文从来没有见刊。
波特的菌类插画作品
据说她被告知这项研究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但究竟怎么回事不得而知。她依然绘制高倍显微镜放大下精细的菌类水彩画，但不再想涉足职业化中的植物学领域。她把彼得兔和提姬-温克尔刺猬夫人打造成健谈的角色，科学插图技艺被用于她经典的儿童绘本，在菌类、蕨类和风景的背景中展现动物的生活。
波特和她创造的小动物们
著名的彼得兔
毕翠克丝·波特就像19世纪初的阿格丽丝·伊比森一样，曾醉心于植物学研究，但她们的贡献却得不到学院派植物学家们的认可，这让她备感沮丧。她和早期大多女性从事植物学的方式一样，将植物学当成高雅文化和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中产阶级生活的一部分。她在伦敦接受家庭教育，得到了绘画老师的指导，据说除了附近的自然博物馆，她从未独自去过任何别的地方。和家人在苏格兰和湖区度假时，她采集不少菌类，画了很多植物，并对它们进行解剖、鉴定和分类，她对菌类的热爱和专注不禁让人想起五十多年前出版菌类学著作和绘制插图的玛丽亚·赫西。孤独为学习博物学创造很多机会，波特对科学的兴趣远不只是娱乐，她的科学家叔叔是伦敦大学的副校长，同时也是她的导师和赞助人。
波特为真菌绘制的插画
在文雅的植物学文化早期，女性参与到植物学对话中相对比较容易，成为对话者，或者是老师、作家和公共讲座的听众。从1786年《新女士杂志》中的弗洛拉和英吉安娜，到1797年玛丽亚·杰克逊《植物学对话》中霍尔滕西娅和她的孩子们，从波特兰公爵夫人和德拉尼在画室中聊灰蕈，到萨拉·阿博特和当牧师的丈夫讨论《贝德福德郡植物志》里的植物，再到伦敦植物学学会几位女会员和伊丽莎白·沃伦给威廉·胡克写信谈她的植物学活动，女性不论在作品中还是在现实中都是植物学对话的主角，并把植物学当作自己的资源，从18世纪80年代起的60年里尤其如此。
威廉·胡克创作的植物插画
之后，学院派的植物学开始与大众化的植物探索分离，专业化的科学努力排挤文雅休闲的科学文化，随之而来是权威的科学家们开始排挤或边缘化女性。植物学文化显示出的女性气质引发了某些男植物学家的担忧，一些男性科普作家更关心如何把植物学打造为一门科学。科学文化（应该说更广泛意义的19世纪文化）中的职业化转向让女性的很多活动和价值取向都被边缘化。在19世纪60年代后，科学学习从家庭环境中以母亲为核心的教育模式转变成实验室为主的学校学习。教育权威由母亲转移到公共学校里的正式教师，考试系统将某些知识机构化，同时将自学者们边缘化。
然而，职业科学家和业余爱好者的区分、实验室为基础的科学与田野或家庭中的科学区分，也并非都对女性不利。19世纪晚期一些女性能够走进学校、大学和医学院学习一些学科。例如，1879年到1911年间，600多名女性在伦敦大学拿到了学士学位，女性也可以在剑桥大学参加荣誉学位考试，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了教师。在这样的背景下，1896年和1897年波特在邱园和伦敦学会的遭遇，只能说在机构化植物学中她是老旧传统下最后的受害者。1900年，林奈学会开始接纳女会员参与严肃的讨论，这扇大门终于在1904年打开，第一批加入了林奈学会的女性共16位。
这张最早的邱园棕榈温室外观照片，是用银版摄影法拍摄的
下一代女性在植物学中扮演了学术化的教师和研究者角色，以及为专家和大众读者搭建桥梁的科普作家。例如，古植物学家（也是性教育开拓者和避孕倡导者）玛丽·斯托普斯（Marie Carmichael Stopes，1880-1958）在伦敦大学学院授课，约翰·林德利曾是这所大学第一位植物学教授，斯托普斯在这里获得了包括植物学和地质学两个学科的荣誉学士学位。她在德国完成了博士研究工作后，成为曼彻斯特大学初级讲师和植物学讲解员，是这所大学的第一位女性科研职员。她撰写了很多化石植物的专业论文和学术著作，包括将古植物学和煤炭研究联系在一起的苏铁植物。她也写一些浅显的科学读物，如她的第一本书《写给青少年的植物学》（The Study of Plant Life for Young People，1906）和《古老的植物:地球上过去的植物简介》（Ancient Plants: Being a Simple Account of the Past Vegetation of the Earth，1910）就是写给非专业人士的，让斯托普斯同时扮演着女性传统中的科学文化中介人。
玛丽·斯托普斯——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计划生育和女性权益倡导先驱
作为教育者，斯托普斯也可以被纳入18世纪晚期以来的女性科学写作历史，她们为青少年读者写作，并为读者创造了科学入门读物的特有风格。在她那个时代，还有新一代的女性普及作家，采用新的方式构建她们的叙事权威，在科学写作时与专家对话，探讨他们的专业领域。还有一些女性依然为大众写作（如写给孩子），或者编写正式的学校教材。在植物学文化中，还有切尔滕纳姆女子学院（Cheltenham Lady’s College）助理教师夏洛特·劳里（Charlotte L. Laurie）写的《开花植物：结构及生境》（Flowering Plants: Their Structure and Habitat，1903），埃莉诺·休斯-吉布斯（Eleanor Hughes-Gibbs）《雏菊养成记》（The Making of Daisy，1898），倡导“与自然母亲的友谊”，等等。如今的植物学家都专注于学术专著，到处充斥着电子显微镜技术、化学分类学、分子生物学研究等术语，从这些文本中几乎找不到早期植物学文化的踪迹。阿格丽丝·伊比森的文章对他们来说好像翻阅科学职业化前发霉的相册，玛丽亚·杰克逊、安妮·普拉特、简·劳登等人的作品很可能被他们归到“文学”作品的范畴，而不是科学写作，用书信和对话写成的亲切模式则很可能被当成相当过时的产物。
安妮·普拉特的花卉插画作品
然而，科学写作有它的历史，其中的一个特征是科学书籍中讲述者的消失，剔除了个性化特色。18世纪晚期对母亲科学教育的强调为女性提供了学习科学、培养专业技能的机会，有些女性充分利用社会规约，将科学母亲的身份作为事业，在教科书传统中写书。她们塑造了女性为中心的科学教育法，提供了一种知识权威的模式，母亲讲述者在女性导师传统中普及科学，并展示了女性的科学素养。19世纪50年代正式的科学写作新风格在文本中拒斥女性和家庭，把其中的女性经验边缘化。尽管一些女性在后来有更多的机会参与主流科学，但更可能的情况是，比起家庭外的活动，家庭氛围中的科学实践有更多的女性参与者。
正在工作的邱园女园丁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邱园雇用的30位女园丁
这本关于植物学对话的书是我们与历史持续对话的一个尝试。教育者和政策制定者们努力为女孩和妇女创造更多参与科学的机会，我们也应该竭尽全力，不仅要审视当今的性别问题，也要审视各科学领域里性别化的历史，以及性别在塑造科学家、科学教育和科学写作中的普遍影响。就植物学而言，应该承认女性的参与以及具有女性气质的部分，关于植物学文化的对话应该囊括更多的发声者和更多的主题，接纳多样化的背景和议题。在启蒙运动时期，科学教育与普丽西拉·韦克菲尔德和其他人所倡导的“心智培养”等信念联系在一起，科学与伦理融合，作家们没有将科学与艺术、专家知识与大众知识、专业写作与科普写作等截然区分。在我们的时代，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文化冲突越来越尖锐，弗洛拉和英吉安娜的对话，以及我们关于自然与科学、女性与性别的探讨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本文摘自安·希黛儿著《花神的女儿：英国植物学文化中的科学与性别（1760-1860）》，姜虹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5月。）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