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密斯先生去中国》：18世纪英国商人海外创业记

Mr. Smith Goes to China: Three Scots in the Making of Britain’s Global Empire（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July 2019）

18世纪对于英国来说是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世纪，也是英帝国构建的一个关键时期，在这百年的时间里，英国积极谋求海外扩张，从欧洲一隅跃居世界中心，虽然中间经历了北美独立战争的打击，但很快又以印度为基础构筑起新的帝国宏图，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一个领土范围遍及全球的“日不落帝国”已然矗立。对于英国商人而言，帝国的扩张为他们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活动空间以及更多的商业机遇，而18世纪下半叶，随着英国在印度统治地位的确立以及中英贸易的迅速增长，东印度成为了许多英国商人海外创业的选择，这些商人有着怎样的背景，他们在东印度上演了怎样的悲欢离合，他们的商贸活动又有着什么样的影响？于2019年出版的专著《史密斯先生去中国：英帝国构建中的三个苏格兰人》给出了答案，作者杰西卡·汉森（Jessica Hanser）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杰出的青年学者，全书根据她在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修订而成。区别于传统帝国史研究对东印度公司的过分关注，汉森的研究选择了并非东印度公司雇员却在东印度开展商业活动的散商（private trader）群体并从三个具体的人物入手，依靠大量的档案材料详细地重构了他们的创业经历，在展现18世纪英帝国商人生活世界的同时还揭示了散商这一被忽视的边缘人群在英帝国扩张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本书的三位主角并没有留下太多个人记录，为了尽可能完整地展现他们的经历，作者不得不在数量庞大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中爬梳有关他们的材料并进行详细的考辨，其中包括大量的个人书信以及东印度公司的官方报告，除此之外，作者还走访了世界各地，收集到了包括中文官方档案在内的各国对三位史密斯的记录，所运用的史料在内容和形式都十分丰富。

作者杰西卡·汉森（Jessica Hanser）

史密斯是谁？

除了散商这一共同的身份外，汉森所描写的三个商人还拥有许多共同特点，例如他们都来自苏格兰，中国都是他们商贸活动的中心，他们还拥有共同的姓名——乔治·史密斯（George Smith）。为了区别这三个史密斯，作者在他们的名字前加上了他们各自在东印度的常住地地名并分别对他们进行了论述。

马德拉斯史密斯于1754年前往东印度开启了他的创业生涯，而在这之前，他的舅舅安德鲁·门罗及其家族已在印度马德拉斯定居多年并拥有大量的财富和人脉资源，这为史密斯的事业提供了帮助。1754年至1765年马德拉斯史密斯主要生活在广州和澳门，在这期间，他担任从各地送往中国货物的经销商以及代理人，除了与中国行商频繁往来外，他还与丹麦亚洲公司、瑞典东印度公司建立商业联系，并介入它们的保险和金融业务，英国东印度公司虽然对这个非法营业者表示不满，但有时却不得不依靠他广泛的商业联系解决公司在广州的贸易问题。1765年，马德拉斯史密斯离开了中国并定居马德拉斯，不久之后他与表妹玛格丽特结婚并生下四个孩子组建了家庭，他还积极地参与地方公共生活，与当地权贵建立了密切的往来，同时继续开展商业活动，在印度招揽资金并投资印度洋以及东南亚到中国的贸易，不少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职员、高官乃至印度王公都成为了他的客户。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闯荡生涯之后，马德拉斯史密斯于1779年携妻儿启程回国，然而却在1782年意外破产。

广东史密斯何时前往东印度不得而知，但1771年他已经在中国广州开展了商业活动，他的业务与马德拉斯史密斯类似，主要充当印度客户的代理人，接收和管理客户来自印度以及东南亚的商品和白银，并将商品在中国市场出售，除此之外，他还帮他的客户甚至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购买商品。广州史密斯有着广泛的社交圈，与许多重要的人物都有着深厚的交际，例如，曾在孟买经商并在回国后担任议员和东印度公司董事的大卫·斯科特、身为东印度公司会计以及圣乔治堡财务委员的蒙布雷·史密斯，曾任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大班委员会主席的亨利·布朗等等，他的客户中也有包括马德拉斯总督、东印度公司驻印度军队总司令在内的众多权贵。1778年，广东史密斯因严重触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利益被公司驱逐并来到孟买，同年，他在孟买迎娶了东印度公司军官约瑟夫·史密斯的遗孀卡罗特为妻，他还购买了一艘商船以投资孟买到广州一线的贸易然而却最终失败。1779年，他携妻子重返中国但再一次遭到驱逐，广东史密斯一方面抗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强权，一方面寻求澳门葡萄牙人的庇护，在澳门短暂定居并生下两个女儿后，广东史密斯一家最终于1782年回国，与马德拉斯史密斯一样，广东史密斯回国后不久就因债务问题而破产。

孟买史密斯是三个史密斯中事业最成功的一个，他生于1737年，20岁时便出国开始了创业生涯，但他并没有径直前往东印度，而是在荷兰、巴黎等地担任了数年的记账员等职务后于1768年来到孟买定居。随着印度棉花在中国的市场不断增大，孟买作为棉花的生产和集散地拥有了巨大的经济活力，孟买史密斯的事业也借此机遇得以发展，他的商业活动围绕与中国的贸易而展开，他将大量的资金交给广州的代理人进行管理和投资，并与许多行商建立了合作关系，然而孟买史密斯却在广州卷入了一场影响巨大的法律纠纷之中。1784年，孟买史密斯作为商船“休斯女士”号的大班前往广州，该船炮手却在鸣放礼炮的过程中致两名中国人死亡，清廷官员立即要求对肇事炮手进行审讯，但是包括东印度公司在内的英商以事件纯属意外以及炮手已经逃离为由拒绝配合中方官员，随后，中方官员将孟买史密斯抓捕并扣为人质引起英商震怒，他们在联合其他欧洲商人武力威胁无果后，无奈上交炮手，孟买史密斯虽在不久后释放，然而这名炮手却最终被处于死刑，这次事件在英国以及西方世界广泛传播，影响了西方世界对中国法律与社会的认知，也成为西方在中国寻求治外法权的原因之一，作为事件经历者的史密斯最终于1789年回国。

18世纪70年代广州债务危机

马德拉斯史密斯与广州史密斯都曾作为经销商和代理人活跃于东印度，拥有广阔的人脉资源以及大量的客户，却在18世纪80年代都走向了破产的命运，而这与他们在广州的投资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广州，办理汇票是马德拉斯史密斯、广州史密斯以及其他英国散商的主要业务之一，他们将自己以及客户交付的资金存入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银库以换取汇票，回国后再将这些汇票在伦敦东印度公司兑现，这样一种操作一方面省去了长期驻留东印度的英国人将财产运回国内的危险和麻烦，另一方面也缓解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出现的白银短缺问题。然而，需要白银的不只有英国东印度公司，许多广州的行商也被资金问题所困扰，为了获得足够的资金，他们甚至愿意接受高昂的利息，这吸引了包括三名史密斯在内的许多的投资者。在18世纪60至70年代，马德拉斯史密斯、广东史密斯以及其他的英国散商持续将自己和客户的资金借给中国行商，然而这些贷款并没有改善行商们的经济状况，反而使他们对债务产生了依赖，到70年代中期，部分行商的破产在债权人中造成了恐慌，英商们纷纷停止了对行商的借贷，而这进一步造成了行商的破产危机，到1779年，广州只剩下四个行商勉强维持经营，债务市场已经彻底崩溃。

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包括广东史密斯在内的散商群体首先寻求广州官员的帮助，却并没有收到答复，之后他们还策划绕过地方官员直接向乾隆皇帝请示也并没有成功。无奈之下，史密斯及其他散商联合他们的客户向因美国独立战争而驻扎在印度的英国海军求助，海军少将弗农随后派遣“海马号”军舰以及舰长潘顿前往广州商谈债务事宜，引起广州商界以及地方官员的震惊，两广总督以及粤海关监督不得不着手处理，与债务纠纷并无瓜葛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委员会也参与了对债务的调查，然而由于这些债务年代久远、数量庞杂、部分债权还多次被转让，要彻底清算十分困难，史密斯以及其他债权人与中国行商之间难以达成一致的意见。最终，广东官员为尽早平息事端，以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已要求外商不能随意向行商借钱为由强迫外商接受中国行商拟定的赔偿方案，而这与史密斯等人所期望的数额相差甚远，尽管做出了许多努力和抗议，两位史密斯仍旧成为了这场债务纠纷的失败者，拿不回自己以及客户的资金最终导致了两位史密斯的破产。

行商欠外商债务是清代广州贸易的一个持续发生的现象，也是中西贸易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国内学者一般称之为“商欠”，早在上世纪，学界就对这一问题开展了深入的探讨，并涌现出一些颇具代表性的研究。台湾学者陈国栋于1990年出版的英文专著《论中国行商周转不灵的问题（1760～1843）》（The Insolvency of the Chinese Hong Merchants,1760-1843）运用包括清宫档案、东印度公司档案在内的大量的材料，对清代中后期的广州行商经营状况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并重点分析了行商的债务问题，对这些债务产生的原因和解决过程都有着系统的回答。同时期，章文钦的《清代前期广州中西贸易中的商欠问题》一文也对清代中西贸易中出现的债务纠纷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商业资本的原理从整体上回答了商欠产生的原因、影响以及实质。吴义雄的《兴泰行商欠案与鸦片战争前的行商体制》则从个案出发，利用了中英文档案探讨了鸦片战争前兴泰行商欠案的始末，对兴泰行破产的原因以及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并以此揭示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权的瓦解对行商以及广州体制造成的重要影响。

区别于上述学者对债务问题的整体考察和个案研究，汉森对18世纪70年代的债务危机的探讨并没有对债务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过于深入的分析，而是从具体的人物着手，通过对债权人活动的详细考察，揭示了这些债务背后庞大的金融网络，这样一个金融网络将中国、印度以及英国的资本市场联系起来，而史密斯这类散商则充当了这一网络的节点，推动了这些地区的资本流通，促进了中英贸易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另外，汉森还将广州的债务问题与同一时期在印度马德拉斯发生的影响更为严重的债务危机相联系，指出“在英帝国，跨文化的信贷可以迅速转变为殖民债务，从根本上改变借贷双方的权力关系”，进而表明一些微小的经济活动也可以对帝国的政治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尽管发生在广州的债务危机没有改变广州的政治格局，但海军派遣军舰进入广州的行为又何尝不可以被视为炮舰政策的预演，况且，这场债务危机还直接牵涉到之后的一次更为重要的外交事件——马戛尔尼使团访华。

马戛尔尼使团的起源

1792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勋爵率领使团出访中国，中英两国因此有了第一次正式的官方接触。使团以向乾隆皇帝祝寿为名并经过精心筹划和准备，在1793年7月底到达天津，并于9月在承德觐见乾隆皇帝，随后提出了给予英国更多贸易特权、获得沿海岛屿以供居住、互派使节等要求，被乾隆皇帝断然拒绝，后在钦差大臣的陪同下，使团自北京由内河水路到达广州并于1794年1月启航回国。由于没有实现预想的目标，使团访华被认为是一次失败的外交决策，然而不到半个世纪之后，英国却用武力打开了清王朝的大门，逐步实现了这些目标，并对中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使团本身则作为中英外交的开端以及中国错失的机会而被人们津津乐道。

有关这次使团访华的起源，学界有着广泛的讨论，认为中英之间迅速增长的茶叶贸易、一口通商政策对英商的限制、中英之间持续的贸易逆差、英国对华政策的转变等因素都推动了使团访华的决策。现存的使团访华记录对此也有明确地说明，使团副使斯当东在回国后出版的使团访华报告《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就对访华前中英之间的商贸发展以及具体的商贸环境进行了分析并指出“英国派遣一个使团访问中国，自然是为了它的商业目的而去的”，斯当东还明确地指出内政大臣邓达斯是这次使节团的计划者和指导者，而根据马士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收录的有关马戛尔尼使团的原始文件，我们也可以了解到马戛尔尼向乾隆皇帝提出的诸多要求实际上都遵循了邓达斯的指示，邓达斯毫无疑问在使团访华这一外交决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邓达斯在英国政府中有着怎样的地位，他为何会积极派遣使团前往中国，他又是如何策划这一行动的呢？汉森的研究给出了详细的答案。邓达斯是18世纪末期英国重要的政治人物，在小皮特政府执政时期担任政府要职，他对英国在东印度的事务尤为关注，推动了1784年《印度法案》的颁布，加强了英国政府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直接控制。邓达斯还是自由贸易的信仰者，对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特权表示反感，为了准确全面地把握有关东印度各地区的情况，邓达斯除了从东印度公司直接获取相关情报外，还积极拓展信息渠道，于是，在东印度从事个人贸易、拥有丰富经验的史密斯等散商成为了邓达斯的关注和交流对象。

根据汉森对相关材料的深入挖掘，马德拉斯史密斯从1781年起就与邓达斯保持密切的书信来往，向邓达斯表明了与中国贸易的重要性以及中英存在的贸易逆差等问题。广东史密斯也在80年代为邓达斯了解中国事务提供了直接帮助，甚至还多次受到邓达斯的宴请，商讨东方贸易问题。这两位史密斯都向邓达斯提出了派遣使团访华的建议，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都陷入了债务危机相联系。在中国的失败并没有让史密斯放弃对债务的追讨，他们认为如果能够由政府出面派遣使团向中国皇帝说明广州的情况，他们一定会获得更加公正的待遇，而邓达斯自然成为了他们的游说对象。1784年“休斯女士号”事件的爆发也进一步让邓达斯认识到与中国建立稳定关系的必要，于是到1785年，邓达斯已经开始计划派遣使团访华。在使团访华的筹备过程中，马德拉斯史密斯积极向邓达斯建言献策，提出向中国介绍英国的产品以打开中国市场、开拓广州以外的贸易港口、与中国签订友好的条约以提高英国人的地位等意见，广州史密斯也对使团访华充满热情，还自荐去俄国寻找中文翻译，并希望使团访华能使英国在中国获得类似澳门的殖民地，这些意见虽然受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反对但最终仍被邓达斯广泛采纳，成为使团访华的重要目标。总而言之，邓达斯做出使团访华的决定，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以史密斯为首的散商的影响，他们还直接参与了使团的筹划，帮助设定了使团访华的目标，对马戛尔尼使团的最终成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有关马戛尔尼使团起源的细节丰富了学界对使团访华背景的相关讨论，也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史密斯这类散商群体所蕴藏的政治影响力。

人物传记自古以来便是历史书写的一个重要方式，历史学家往往会为政治领袖这类重要的人物著书立传，这些人物的经历也就成为了历史的主体，于是长久以来，由大人物主导的政治史在历史书写中占据着主要地位，这一现象随着近代史学的发展出现变化。到20世纪70年代，在新文化史等史学思潮的影响之下，从底层视角出发，通过书写普通个人的历史以揭示更宏大的社会结构成为历史学家的新选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意大利微观史家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的《奶酪与蛆虫》（The Cheese and the Worms）一书，金兹伯格依靠宗教法庭的审讯记录等材料讲述了一位16世纪意大利磨坊主的生活经历并结合这个人物的社交网络和社会背景描绘了他所持有的与众不同的世界观，进而思考了16世纪意大利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联系与差异。这种以小见大的书写方式在之后随着历史学的“全球转向”而呈现出了新的特征，一些具有跨文化经历的人物逐渐成为了历史学家青睐的对象，琳达·科莉（Linda Colley）所展现的英国妇女伊丽莎白·马士、娜塔莉·戴维斯（Natalie Davis）描写的北非外交官哈桑·瓦桑、夏德明（Dominic Sachsenmaier）所刻画的明末清初中国天主教徒朱宗元都是其中的重要代表。这些研究虽然都以具体的人物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却并不只是对人物经历的单纯叙述，它们还对人物所处的全球性的时代背景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力图从历史参与者的角度理解复杂多样的跨文化进程，进而构建出一种“自下而上”的全球史。汉森的研究同样有着类似的特征和指向，三位史密斯即是普通的英国商人也是经济全球化实实在在的参与者，通过他们的创业经历，我们不仅看到了上述有关行商商欠以及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等历史进程的诸多细节，而且还切实地感受到了18世纪英国、印度与中国之间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除此之外，他们独特的身份背景以及复杂的社交网络也得以让我们思考诸如苏格兰人在英帝国扩张中的作用、散商在广州贸易中的角色、在印度定居的英国人社群等重要议题。这些对全球背景下的小人物的研究提醒着我们，全球化并非抽象的概念，全球史也不只包括各种各样的理论或模型，它还是由像史密斯这样一个个具体的人物及其经历所构造的，历史研究的微观视野与宏观视野并非截然对立，那些不起眼的小人物背后或许隐藏着有关全球进程的大历史。

（Mr. Smith Goes to China: Three Scots in the Making of Britain’s Global Empire近期将由万有引力推出中文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