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阳林《惊蛰》：对乡村生活无数次的回望与追溯

最近，四川作家杜阳林出版了长篇小说《惊蛰》。《惊蛰》的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四川北部阆南县观龙村，主人公凌云青聪慧早熟，却经历了诸多苦难，经过十年打拼，他通过个人奋斗改变了命运，是乡村青年人生成功的具有时代标志意义的主题。这个主题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持续出现，如《人生》《平凡的世界》。

7月7日下午，《惊蛰》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研讨会由《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主持，著名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著名作家、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阿来出席会议，包括梁鸿鹰、孟繁华、贺绍俊、刘庆邦、陈福民、张学昕、刘琼、王春林、何平、杨庆祥、张莉、刘大先、李云雷、饶翔、杨青、虞文军、曹元勇等在内的作家、评论家们参与了讨论。

活动现场

多位作家谈到《惊蛰》的“半自传性”特点，作家阿来认为：“杜阳林差不多他就是书里头那个腿要害病、家里肚子又吃不饱、受各种欺负的云青，而最后没怎么上过学的他居然也考上大学。”

评论家孟繁华谈道：“1980年代到今天，我们的文学史也是一部中国农民和青年的进城史。1980年代，我们看《陈奂生进城》，后来有刘庆邦的《到城里去》。进城有两拨人，一拨是受现代启蒙这波人，从高加林开始，高加林、涂自强、《玫瑰开满了麦子店》的主人公，还有小说家付秀莹作品中的人。还有一拨是由于社会变革，比如盛可以的《北妹》，吴君《亲爱的深圳》，曹征路的《问苍茫》等等。后来形成一个巨大的文学潮流，这个潮流叫底层写作。”

而《惊蛰》中的凌云青是属于“主动进城”的前者：“他们是读过书的人，抱着一种到城里来活得更有尊严感的心态。郁达夫讲小说就是自叙传，而且根据杜阳林个人的经历，《惊蛰》的确是一个自叙性的小说。”

贺绍俊谈道，他从阿伦特的《平庸之恶》中体会到一种叫做“底层知识”的概念：“我们讲底层可能往往会说善良、温暖，其实还有着被底层知识限制的另外一面，《惊蛰》中写的很多人是很冷漠的，很歧视贫穷的。大家都在贫穷中间，都向往富裕。但是他就无形中形成了对贫穷的歧视。”

一个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所承受的苦难一般来自几个方面，首先是自然条件带来的某种先天性的生存的艰难，其次是来自权力对他的打压，“还有一类则是像《惊蛰》中呈现的，来自同样境况的人却见不得别人好，这一点是挺深刻的。”《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认为。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陈福民也谈到这种来自同样境况的人的伤害在《惊蛰》中的呈现：“这个小说处理了很多冲突，这个冲突都是由歧视、伤害所构成的，而这个歧视、伤害的来源不是艺术形态、不是政治权利形态的，而是同类之害，我觉得这个害给杜阳林的伤害太大了。由于伤害之大，他被这个伤害蒙蔽了，因此他处理这个伤害的时候用了同等或者相等的态度。但即使是贫穷、暴力、乖戾，也要注意艺术的分寸，书中总是突然地被暴打和伤害可能需要调和，在审美上才更能说服人。”

杜阳林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杨庆祥认为：“杜阳林的写作是用自己个性化的方式对大的历史进行个人化的书写。作为一个作家，应该有自觉的历史意识。从这个小说的结构来看，如果没有贫穷带来极端人性的恶，其实后面的叙事就没有办法展开，因为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极端贫穷、极端落后，极端封闭，才为我们中国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性。”

鲁迅文学院副院长邢春关注到文章里面的那些细小琐碎的地方：“比如细妹子拿了一个稀罕物给云青看，那个稀罕物是什么呢？就是一按能出三种颜色的圆珠笔，包括细妹子有一个特别正经的铁皮铅笔盒，包括书中写到大家都流行用旧挂历折纸钱包，这些特别小特别小的细节对我而言太熟悉了。小说结构也很清晰，有三段回忆来讲他幼年、童年、少年的成长经历，第二部分关于童年时代的回忆是最温馨美好的一部分，他里面有云青和细妹子朦胧的、小小的初恋的这种感觉，包括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做豆腐。少年时期的回忆则是浓墨重彩地写了流浪的经历，12岁的男孩子身无分文地漫游了30天，我觉得漫游的30天像小时候看的三毛流浪记和后来李安的大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漫游的主题其实在成长小说里非常多，历险是内心成长成熟的一个过程，是少年时期追求自由的这种精神影射。”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说：“我们终于实现了全面小康，告别了绝对贫困，相信我们也会有新的看历史的视角。杜阳林写《惊蛰》，他可能就是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也不是知识分子，他就写了自己直觉的感受、直觉的关照，我倒觉得这样一个很朴素的、很直觉的，反而也有它独特的力量。”

作家刘庆邦认为《惊蛰》的积极意义在于写苦难的经历，“在苦难中才表现了中国人、中华民族的生存韧性”。

作者杜阳林回应：“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对自己的过往和现实农村中的生活，无数次的回望与追溯。我也跟我们那个年代以及现在年代的乡村青年也进行很多次的邂逅，甚至一些碰撞。”

《惊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