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如果人类拥有如此非凡的天赋，那么整个社会只要有意愿，就有可能建立起一个允许和鼓励新想法产生的经济，从而推动创新和经济增长”。在最近出版的《活力：创新源自什么又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一书中，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同另外三位经济学家共同探讨了社会活力和创新的问题。他们用现代经济学严谨的分析方法检验文化、价值观、企业家精神对创新的重要作用，把个人的价值观、热情、欲望、能力、创造性重新拉回到经济增长研究的聚光灯下。在前两部分中，他们从数据中提取了关于自主创新的时间序列，接着对价值观与创新之间关系的论点进行了检验，发现了哪些价值观对社会有正向推动。在第三部分，他们考察了机器人对创新和工资的影响。这里摘发埃德蒙·费尔普斯为该书所写的后记。
在本书中，我们利用统计学证据支持了以下观点：大众创新、经济增长和工作满意度与社会所信奉的价值观有关。现代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独立、主动性、成就感和接受竞争，在自主创新水平较高的国家有较强影响。一个民族的现代主义指数几乎可以解释近几十年来各国生产率增长一半的差异。我们还对目前出现的两种自动化的长期和短期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
目前，西方国家存在着超乎寻常的不满和分裂情绪，表达了对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巨大疏离和不满。在这篇后记中，我们将考虑本书的观点和结论如何在一定程度上诠释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以及可以采取什么措施去弥合这种疏离，并消除这种不满。
巨大疏离
不满是多样化的。而在每一种不满中，都有创新，或创新损失的身影。
一种不满是对经济增长或增长失速的普遍失望。正如瑞·达利欧在评价美国，也许是整个西方世界时所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数十年几乎或完全没有出现过真实收入增长”。很多人发现他们的收入并没有比他们的父母高出很多。这反映了整个西方自半个世纪以前始于美国、后传至整个欧洲的持续经济衰退，即TFP增长的下降。
在我们看来，经济衰退的原因是创新在总量水平上的严重损失——来自硅谷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只是暂缓了这种损失。我们在本书中的研究表明，这一不足更多的是因自主创新在长期以来被视为“领先经济体”的美国、英国、法国等国的缺失，而不是由科学发现驱动的外生创新的减少。
创新的下降带来了一系列综合病症：不仅工资增长放慢，而且投资回报率出现了长期的下滑——这是一个不好的征兆。这些病症反过来又导致了男性劳动参与率的严重萎缩和投资的减少。在一些国家，很多有意义的工作和令人满意的职业大范围消失了。从美国数据来看，在家户调查中报告的工作满意度的长期下降趋势就是证明。
《活力：创新源自什么又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
这是十分不同寻常的。我们要回到1945—1975年二战后的英国或早至1918—1933年的魏玛共和国才能在重要的西方经济体中看到这样的停滞。西方各国，尤其是那些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正强烈需要重获经济的高增长和人类的繁荣。
除了总体上的收入增长放缓，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还有另一种不满情绪在某些国家愈演愈烈。那就是在一些（尽管不是全部）西方经济体中，中等收入者的相对工资下降，通常是那些留在农村地区从事农业、制造业或采矿业的工人。
贸易可能发挥了一定作用。来自亚洲农场和工厂的新的竞争无疑对某些行业的真实工资产生了不利影响。然而这种影响是否足以解释农业和制造业相对工资的下降尚不明晰。有趣的是，一些长期以来被看作“创新国家”的国家——美国、英国和法国，有很多地区新陷入了困境，而那些一直被视为“贸易国家”的国家——德国和荷兰，却完全没有受到这种地域的困扰。
更鲜为人知的是来自内部的竞争：城市中有较高能力的人群通过掌握新的技术提高了自己的收入，而大部分农村人口却没有这样的机会。因此，这些处于工资分配中间位置（50百分位）的劳动者未能跟上那些攀上了分配顶端（比如90百分位）的人。（由此看来，大部分创新损失拖累了所有收入的增长，而仅有的创新更多地提高了城市工资而不是农村工资，从而造成了农村地区相对收入的损失。）
这种未能“跟上”的现状使工业和农村地区的劳动者群体陷入痛苦之中。有人认为，他们会有一种不被尊重的感觉——他们被有意“抛下”了。在法国，农民和卡车司机以暴力抗议作为回应。而在个人主义有着坚实土壤的美国，人们则寄托于毒品和改换选票。
过去，面对这种形势的工人会迁移到城市，希望能找到与以前工资水平持平的工作。而现如今，随着创新在大多数行业普遍衰落，这些工人可能会认为他们无法足够快地找到工作，由此产生的成本和压力就不划算。除此之外，房屋难脱手（除非以一个使他们无法在别处买房的较低价格成交）以及带走医保也使他们的流动性变得更弱。
必须要说，激起中等收入劳动者愤怒的不仅仅是相对工资的下降，还包括腐败、竞争壁垒、任人唯亲和其他阻碍人们拥有“公平待遇”感觉的障碍。他们缺少使大多数人得以成功的关系或“条件”。
此外，随着“身份政治”的兴起，一些劳动者群体聚集的地区可能会突然意识到他们没有公平地得到他们应有的政治权益，无论真实的情况如何。在法国，“黄马甲”抗议者在他们所交的税被用于并非由他们选择的项目时，就产生了明显的疏离感。
一种颇为引人注目的应对方式是民粹主义政党近几十年来在法国、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的出现。今天，美国、英国和瑞典的执政党中也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民粹主义倾向。这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后果。当意大利被法西斯党统治时，墨索里尼对经济施行的是社团主义，这成为他们的资本主义和民主的终结。现在美国也开始有人担忧极端主义者会以特朗普式的社团主义取代美国的资本主义和民主。
我们再一次不得不认为，如果自主创新没有严重衰落，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这种疏离和愤怒的反应将会大大减少。
现在，又有一种新的不满情绪笼罩在西方上空。人工智能的进步使人们预料，进一步创新会在未来几十年急剧推进“自动化”。这种预期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自动化使机器人大量出现并取代了人类的工作，那么我们将面临一个怎样的社会？
显然，在一个回报性工作机会非常少的国家，很少有人还能寄希望于过上美好的生活。如果很多人都缺少自主、成功、兴盛以及最低限度的自立的满足感，那么一个国家也将走向分崩离析。
重获增长与繁荣
那么，从《活力》这本书的视角出发，一个国家怎样才有可能应对这三种挑战？
显而易见，在所有领域重新实现普遍的繁荣和快速的工资增长，需要使主要经济体恢复自主创新水平，而这是过去50年来主要经济体始终无法解决的巨大损失。我们在本书的研究发现，有证据可以支持我在《大繁荣》中提出的理论，那就是一个国家的高自主创新水平来自人民的活力，即他们对创新的愿望和能力。我们证实了这种活力依赖于以个人主义、活力主义和自我表现概括的现代价值观相对于传统价值观的强度。我们发现现代价值观通常对经济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而传统价值观则具有负向影响。
《大繁荣》
这些发现指出了前进的道路。要重新获得创新的高“欲望”，它对于培养“积极的”价值观而不是“消极的”价值观非常重要，正如一首流行歌曲所唱的，要“强调积极”。也许对高中教材进行大范围的变更是必要的。可能同样有益的是使音乐和艺术重新进入中学课堂。（如果在学生时代有过表现创造力的经历，学生们将更有可能在工作中发挥创造性。）政府增加对艺术的资助也是有帮助的。
这些措施以及更多的努力对于激发现代价值观的复兴肯定是必要的。它们是否充分则有待进一步讨论。
然而，活力不但需要“欲望”，也需要“能力”。目前，有大量政策、法律和交易在妨碍或阻止有新想法的人进入。恢复反垄断政策将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剥离过度监管对很多未来的创新者来说可能会有巨大的帮助。避免强大的公司与政府立法和行政部门的紧密联系也将是有益的。（这将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斗争，但进步是可期的。）
另一项关键的措施是尽量减少创办企业、登记财产或获得建筑许可所涉及的办事程序。菲利普·霍华德记录了一些具有指导性的法规案例，这些案例将人类的角色简化为对法规的解释，而不必再利用他们的判断和创造力。
我们的发现还指出了一些可能并没有帮助的举措。尽管有人将美国经济衰退归因于科学进步的减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削减又使这一处境雪上加霜，我们的研究结果却印证了（至少直到近几十年）大部分创新者都是从草根中成长起来的观点：他们来自在经济中工作的普通人，只是愿意去思考如何更好地做事情以及如何做更好的事情。
这并不意味着削减政府的科学基金是可取的，但它确实意味着相信这种基金的更多资助将极大地恢复创新没有实证依据。
接下来，国家怎样才能对上文提到的“新竞争”的受害者做出最好的回应？如前所述，当因生产率增长过慢或停滞而无法创造新的工作机会时，劳动力市场就不会再以教科书式的平滑状态运行，因此对于现在的劳动者来说，重新攀登阶梯要比先前困难得多。恢复高创新水平有一个理想的副作用，那就是帮助这些工作者重新回到他们原有的相对工资水平，也就是重返他们原先所在的梯级。
最后，怎样才能最好地应对人工智能将会带来或已经带来的自动化的增长？首先，如果总的创新带来了足够的资本节约，从而最终逆转了由自动化造成的劳动力节约，那么粗略地说，社会将只有赢家。其次，政府可以为每家公司雇用低薪工人提供补贴，以使它们更多地雇用这些工人，从而在就业低端抬高工资率。我们也可以扩大所得税抵免范围从而像帮助家庭那样去帮助个人。这样，社会就可以保护工人群体不会因机器人而丢掉工作。
此外，我们有必要抵制最近由少数政策倡议者提出的一些新的方向。“工作”是根本性的。从经济学家托尔斯坦·凡勃伦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到哲学家威廉·詹姆斯、约翰·罗尔斯和阿马蒂亚·森，再到社会学家贡纳尔·缪尔达尔和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许多伟大的学者已经指出了这一点。我在《回报性工作》一书中也讨论了工作场所中的多种回报，特别是在充满活力的经济中。其中的观点可以简述如下：
我们必须反对普遍性的基本收入，一方面是因为它是对公共收入的一种糟糕的使用，而这一收入本应更好地用于提高低端劳动者的工资，使他们可以自立，这对树立人们的自尊至关重要，通过所得税抵免或补贴雇用低薪工人的公司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往往会使很多人和他们的孩子离开或不走上工作岗位，而至少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是他们走向自我实现和融入世界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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