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的源头
如果我们只将注意力集中于汉儒的一举一动和仅仅关注奖掖儒学的各种政治举措，那么似乎整个政治舞台都被儒生及其支持者们把控着。然而，一旦我们仔细审查高层官员的出身与学术方向，将著名的儒生置于其生活的历史政治环境之下，我们就会发现儒生只占官僚的极小一部分，在当时政坛的影响力也十分有限。现有一些研究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比较对武帝独尊儒学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本章的研究也呼应这些怀疑的声音，对儒家帝国形成的传统叙述形成挑战。
然而，为何传统叙事会忽视绝大多数操控着国家机器与日常政务的官员呢？为何将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极个别身居高位的儒生身上，以至于错误地宣告了汉武帝统治之下儒学的胜利呢？福井重雅认为，班固对武帝一朝的表述，尤其是他对这一历史阶段的评论，促成了儒学胜利的神话的形成。王葆玹指出，传统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直被用来概括汉武帝的成就，然而直至公元12世纪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时才创造出这句名言。呼应上述观点，笔者力图探究《史记》中的记述如何导致后来学者形成武帝治下儒学大兴这样的错误观念。
有关武帝一朝的大部分信息都来自《史记》与《汉书》。前者包含五部分：“本纪”（帝王传记）、“表”、“书”（有关仪礼、音乐等专门性话题的论文）、“世家”（世袭王侯家族史）、列传（重要历史人物传记）。“书”“表”与“世家”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武帝之治的有价值信息。但它们几乎没有提及儒者和弘扬儒学的政策。在《史记》这三个部分中出现的儒者通常都任博士之职。他们并不参与国家的日常政务，但会出使外邦，并作为祭祀与仪礼方面的专家得到任用，或是为某些特殊政治事件为皇帝提供咨询。
在“列传”部分，司马迁为武帝一朝的15位重要官员与1位汉赋作家撰写了独立传记。所有这些官员或位列三公，或为大将，或为官秩两千石的重要官员。在他们中间，只有两人被司马迁称为儒：公孙弘和主父偃。他们在《史记》中各自有传。很明显，如果学者们研究了《史记》中所有与武帝一朝相关的史料，他们不可能得出儒者在当时政治舞台大获全胜的结论。
《汉书》中，班固为活跃在武帝一朝的41位官员与1位平民撰写了独立的传记。在《史记》中，一些儒生官员（如董仲舒、严助、朱买臣等）的生平史迹收入了《儒林列传》中，或在其他人的传记中略有提及。在《汉书》中，这些儒生官员都有自己的独立传记。比起司马迁，班固还撰写了更多非儒生官员与将军的独立传记。换句话说，在绝对数量上，《汉书》比《史记》多收录6位儒生官员的独立传记。而在相对数量上，在班固记述的41名官员中仅有8人为儒生。
如果《史记》与《汉书》的整体篇章布局不足以彰显儒家在汉武帝一朝的胜利，则有必要细究一下，这两本史籍中是否有任何特别的章节导致学者们采信该说法。
被篡改的章节：《史记·孝武本纪》
从整体结构来看，《史记》中涉及武帝一朝的章节并未把儒生摆在突出的位置。而《史记·孝武本纪》这一单篇章节却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此章直接记述了武帝对儒学的弘扬以及儒生与黄老学说的追随者之间的殊死较量。也正是在本章中，我们发现了一些记述儒学胜利的传统范式依据的范本。
关于武帝统治的前6年，《孝武本纪》仅仅记载了一件戏剧化的事件：拔擢儒生。这出大戏以刚刚即位的汉武帝大胆将两位儒生——赵绾与王臧——晋升到重要职位作为序幕。而戏剧的高潮是黄老学说的信徒窦太后将赵、王二人贬黜：两人都被免职，然后相继在狱中自杀。大幕落下时，整出戏有了一个愉快的结尾：当窦太后咽下最后一口气时，武帝随即开始任用公孙弘这样的儒生。儒生不仅在《史记·孝武本纪》的开始部分成为政治舞台上最为活跃的主角，在本章走向尾声时也被描述成最重要的角色。
早有学者提出《孝武本纪》乃禇少孙拼凑而成。司马迁死后，本章初稿已佚。禇少孙将《封禅书》中描写武帝封禅的篇章抽出，填补原稿散失留下的空缺。这种观点听上去不无道理，原因如下。首先，若将《孝武本纪》与《封禅书》做一番对比，相关的章节无疑是雷同的。其次，最负盛名的注解《史记》的学者裴骃（活跃于公元438年）认为，今天“本纪”中涉及汉武帝的传世版本名为《孝武本纪》，而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提到他撰写的是“今上本纪”。《史记》在武帝去世前便已完成。司马迁不可能称武帝为“孝武（帝）”，因为“孝武”乃是谥号。况且，司马迁在提到“武帝”时，用的称谓都是“今上”“今天子”之类。如果含有“孝武”名号的篇章出现在《史记》中，那一定是后来的编辑者有所篡改。
最后，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将武帝的功绩归纳为：
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
在这对武帝功业的评论中，司马迁根本没有提及提拔儒生和弘扬儒学。而今本的《孝武本纪》集中记述了武帝任用儒生以及儒者与黄老信徒之间的较量。两者并不相符。若今本的《孝武本纪》只是《封禅书》摘录，而被禇少孙编入《史记》，那么就产生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何禇少孙不像百年后的班固那样，将散见于《史记》中的关于武帝的史料汇集成篇，重新撰写《孝武本纪》？为何他要用易被读者看穿的拙劣手法，将原书中另外一章的部分内容剪切拼贴，然后独立成为汉武帝的传记？这些令人迷惑的问题一直深深困扰着无数学者。然而由于史料稀缺，我们对此知之甚少，对褚少孙的动机的只能做一些没有直接证据支持的揣测。
尽管《孝武本纪》被公认为草率粗疏且经过篡改，但对汉武帝的传统研究常常忽略这一点。受《孝武本纪》的标题误导，传统观点基本完全按照其中的记叙描写武帝时代的政界。为了说明这篇已遭替换的传记如何扭曲史实，从而造成对武帝之治的曲解，笔者拟将班固的《汉书·武帝纪》《史记·封禅书》和《史记·孝武本纪》做一番比较。
班固的《武帝纪》记录了武帝统治的最初6年间发生的许多重要事件，如迁徙地方豪强于京城郊外，各种征战，以及发行新币，等等。儒生在这些大的历史事件中扮演的只是微不足道的角色。本章提到了窦太后贬黜赵绾和王臧的事。班固解释说，窦太后因为赵绾请武帝不向她报告政事所以才勃然大怒。他并未将窦太后确认为黄老学说信徒，也未将赵、王二人确认为儒生。班固没有把这一事件记述为黄老派与儒生派之间的冲突，而是将其描述为窦太后一派与新即位的皇帝身边的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班固的《武帝纪》中没有任何一处地方提到武帝晋升赵、王二人的官职，更不要说皇帝提倡儒学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旦有关武帝封禅的叙述被拿来作为《史记·孝武本纪》的主体叙事部分时，本来只在进行祭祀仪式与阐释历法方面表现活跃的儒生就变成了“掌控”整个政治舞台的最引人注目的主角。例如，在《封禅书》中，对赵、王两位儒生的提拔，窦太后与儒生之间的冲突，以及儒学最终的胜利等叙述本来都嵌在武帝欲任用儒生举行封禅仪式并修正历法这样一个主题当中。与班固的《武帝纪》相区别，《孝武本纪》忽略了大量汉武帝初年发生的重要的经济、军事、政治事件，而仅仅记载了武帝任用儒生。在这样的叙述语境下，两位儒生的晋升以及于窦太后的冲突就代表了武帝统治初期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最初仅仅与举行封禅典礼和改革历法相联系的对儒生的提拔变成了更为宏大的可能让整个官僚集团发生改观的国策。
《史记·孝武本纪》将读者的注意力错误地引向儒生，其中的记述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断言武帝弘扬儒学的范本。在武帝独尊儒术的传统叙述中，与汉武帝提拔儒生同等重要的是另一个神话范本：武帝在制度上的改革保证了儒生入仕。传统观点称，通过贤良举荐制度与太学，儒生逐渐构成了官员候选的主体。这样的观点从何而来？《史记·孝武本纪》尽管将儒生放到了政治舞台的显要位置，但是它并未提及任何构建儒生入仕之路的制度化改革。很多学者在阐释儒学胜利的时候曾引用《汉书·武帝纪》按照时间顺序记录的一些举措，其中包括：设置五经博士，兴建太学以及传谕天下令高官举荐贤才。但是，武帝统治期内发生了其他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诸如多次军事征战，皇帝出巡与祭祀，以及经济改革等。在《汉书·武帝纪》中，设置五经博士等与儒生相关的事件间插于众多的其他重要历史事件之中。在上百件的重大历史事件的上下文中，与儒生相关的举措并没有突出的政治地位，反而跟征战匈奴等大事件相比显得有些微不足道。而且，传统观点认为这些惠及儒生的举措将帝国官僚集团转化为儒者官员类型。但是《汉书》仅仅是提到了这些政策，却未加评论政策实施的效果：实际上仅仅在《汉书·武帝纪》中，班固并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可以供学者们评估这些政策对当时的社会产生的影响。
总的说来，《史记》与《汉书》的整体内容中并没有探讨过那些所谓保证儒生进入官僚集团的体制化改革的成效，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的汉武帝本纪也没都有专门对此展开论述。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传统的叙述对建立五经博士、兴建太学、举贤良等政策的实施深信不疑呢？
被制造的政治史：《史记·儒林列传》
除去一些显赫官员的独立传记之外，司马迁还撰写了一些合传。笔者将在此节对著名的《史记·儒林列传》做详细的考察。许多人认为，武帝时代是儒生集团权力的诞生期，笔者将从中寻找这些学者举出的证据。
前文已述，在当时重要的官员中，不仅儒生人数稀少，黄老学派的信徒也寥寥无几。与不同学派之间的分歧相比，那些没有学术偏好的官员与带有学术偏好的官员之间的差异似乎要大得多。然而传统范式忽略了这一点，往往从不同学派之间冲突的角度阐释汉初政治史。其采用的叙述摹本与频繁引用的事例正是来自《儒林列传》的记述。
在《儒林列传》中，司马迁指出，从汉兴至惠帝（公元前195年—前188年）和吕后时代，朝中大多数身居高位的官员都是建立汉朝的有功之臣。他们崛起于社会底层，战功赫赫，但大都粗鄙少文。直至文帝（公元前180年—前157年）时，朝廷才开始任用一些诸如晁错、贾谊之类的文士。尽管势力根深蒂固的权贵家族与新近提拔的文士之间想必关系会有些紧张，但司马迁并未提及这两个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相反，他提到了不同思想派别之间的冲突，认为儒生未能晋升重要职位全是由于文帝偏好刑名之言，而景帝朝又偏好黄老学说。在此叙述的背景下，司马迁介绍了武帝对于儒生的提拔。
司马迁构建了一幕紧张的戏剧性场景以强调儒家阵营与黄老阵营之间的冲突。在他的叙述中，窦太后因热衷于黄老学说，将批评老子的儒生辕固关进了猪圈，让他去和野猪搏斗。对儒学不悦的窦太后还贬黜了两名儒生官员赵绾与王臧，迫使他们在狱中自杀。直到窦太后去世，丞相田蚡才罢黜法家与黄老学说，邀请数百名儒生入朝为官。
按照这番论述，汉初的政治就被描绘成了不同哲学派别的信徒之间的一系列冲突。但是辕固、赵绾、王臧以及公孙弘从未同席共餐，也未举酒互贺，当然也从未在一起谋取权力。在武帝统治中国的54年间，高层儒生官员凤毛麟角。他们毫无疑问属于官场弱势群体。传统叙述声称贤良举荐制度的规范化与任用太学博士弟子开启了儒生入仕之门，而这样的论断初见于《儒林列传》。
在《儒林列传》中，司马迁表示，因为武帝支持儒学，并发布诏谕，命令高层官员为朝廷举荐贤良，修习儒家经典蔚然成风。田蚡延请的儒生达数百人，其中就有著名的公孙弘。凭借对于《春秋》的学识，公孙弘从平民得以跻身于三公之列。他的成功激励着文学之士，司马迁说：“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在这样的语境下，司马迁介绍了公孙弘的奏疏：建议任才俊为博士弟子就读太学，选择其中学识优异者充任基层官职。尽管在武帝一朝数百位有记载的官员中，我们只能确定两人曾经做过太学博士弟子，司马迁在《儒林列传》还是宣称公孙弘的奏疏被批准后，“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
司马迁上述的记叙被学者们频频引用以说明贤良举荐制度与太学使得儒生构成了武帝时期候补官员的主要来源。在《儒林列传》中，司马迁为当时的儒生许下了一个光辉的未来，这跟他们要去面对的残酷竞争有着天壤之别。
在《儒林列传》之外，无论是司马迁还是班固都颇费了番笔墨记述当时更有权势，更占据支配地位的群体，比如那些时代高官的权贵子弟，还有以军功得到提拔的将领。当我们研究汉代政治与思想史时，往往忽略这些篇章。相反，传统范式只严重依赖于《史记·孝武本纪》，并据此勾勒出武帝之治的面貌。而司马迁从来无意用如此支离破碎的章节来表述汉武帝一朝。对《史记·孝武本纪》叙述的信任，很容易引导读者关注《儒林列传》，于是整个武帝朝政治史就成了一出蹩脚戏，剧本残破，且缺页无数。
（本文摘自蔡亮著《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付强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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