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仁学》：谭嗣同其人其学新研

如何破解思想经典“杂糅”迷雾下的真义，如何通过谭嗣同了解其所在的“变局”时代，如何理解《仁学》反映的立德（思想史）、立功（政治史）与立言（文献学）之勾连与牵绊？重新整理《仁学》，钩沉其思想脉络、版本流变、文本差异及出版过程背后的隐藏史事，为再现晚清史景象提供一块小而新的拼图。

2021年6月18日晚7点，复旦大学中国近代史青年学者读书班2021年第二期《今天为什么读<仁学>？——谭嗣同其人其学新研》通过腾讯会议举办。此次活动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戴海斌教授召集主持，中华书局副编审张玉亮、长沙图书馆橘洲讲坛特邀学者张维欣受邀主讲，介绍其合作新著《仁学》汇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湖南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吴仰湘教授、大连大学历史学院王夏刚教授莅会评论。本文为主讲人发言稿，末附评议人发言整理稿。

张玉亮（中华书局副编审、《中国出版史研究》编辑部副主任）

非常高兴与诸位师友在这个平台相聚，分享自己研读谭嗣同及其著述，特别是整理出版《仁学》汇校本过程中的一些心得。进入正题，我想向大家汇报的心得主要有三个方面。

《仁学》汇校本，张维欣导读，张玉亮汇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

首先，文献学视角的引入能给近代思想经典的研究带来什么。史料学在一些研究论著乃至教材中，带有工具理性的色彩，也就是说，是一门为了研究历史而发掘、研究材料的学问。而在文献学专业的内部，该领域学人则强调文献学工具价值以外的本体意义。在既有的研究中，较少以后者为中心，对谭嗣同《仁学》文本作出讨论，故其在文献学上的价值与意义，仍可作进一步探讨与辨析。

说到《仁学》的早期发表版本，有两个最大的分支，一是唐才常发表在上海《亚东时报》的版本，一是梁启超发表在日本横滨《清议报》上的版本。那么，这两个版本是什么关系，就是《仁学》研究的首要问题。在半个多世纪前，上海社科院的汤志钧先生发表在《学术月刊》上的论文首先指出，这两个版本是不同源的。这个结论至今仍无法被推翻或移易。既然不是同源，那么哪一个更接近谭嗣同的原稿面貌呢？汤公也给出了其推测——唐才常的《亚东时报》本更接近原貌，因此整理《仁学》，当以这个版本为底本。根据此后随着资料发掘可见到更多的期数，在全面掌握了《亚东时报》本文字面貌的基础上，通过通校《仁学》以及对误字的分析，可将此推论进一步作实。同时，通过对校发现，《清议报》本的缺陷，也就是汤公所言的“重复、误植与刊落”，并非简单重复，而是存在内容大体重复，而文句表述有所不同的两个本子。这也间接加大了此本是根据辗转传抄的抄本付排的可能性。此外，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仁学》的时候，其客观条件不甚理想，所以才导致开篇不久就出现这样严重的编校差错。

第二个问题，书籍史、出版史的视角，能给近代史研究带来什么。狭间直树先生率先阐释《清议报》陆续发表《仁学》背后的史事。他认为，《仁学》发表的中止是梁启超所授意，这是因为他当时思想倾向于国家主义而与《仁学》的世界主义有所疏离。根据其他材料可知，《仁学》在《清议报》的刊发、续刊乃至单行本图书的预告，都是梁启超发布《仁学》的努力的表征，而中止则系受康有为及其保皇弟子制约所致。对于单行本的《仁学》的出版，这里其实有一个问题——《清议报》是保皇派的舆论阵地，《仁学》的抨击君主制度的内容在发表时屡屡受限，而为何第一个单行本却是在国民报社这个留日激进学生为主体的出版机构出版的呢？他们是如何在连载中止时拿到全本的《仁学》的呢？根据有限的文献记载，当时在日本只有梁启超有《仁学》全本，也只有他有条件将《仁学》拿给激进学生以国民报社名义出版，这是在他于《清议报》发表受挫、单行本出版搁浅后的积极努力。这一情况，对于梁启超在自立军起义失败后的个人形象特别是在当时激进学生眼中的形象，是否就如一些文献记载的，被认作与乃师为一丘之貉，是值得再探讨的。

在相当程度上，出版这个环节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这就使我们难以真实窥见历史场景，或者引起一些误判。比如，回到刚才的一个话题，到底梁启超的《清议报》本和唐才常的《亚东时报》本哪个才更接近《仁学》原本？一篇文章认为，梁本中的缺字符少，唐本的却多出不少为避免触犯时忌而加入的缺字符。而作者谭嗣同本人在书中抨击清廷尚且不遗余力，不会主动为清朝避讳，因此，避讳的缺字符多的唐本必然不是谭嗣同原本。这个逻辑看上去没问题，但却忽略了一个重要情况——这两个版本是在谭嗣同身后由报刊发表的，其避讳与否，与谭嗣同本人无关，是出版环节导致的而非写作环节。《清议报》远在横滨，避讳方面的顾忌自比地处上海的《亚东时报》为少，这不能作为判断哪个版本更符合谭嗣同本意的依据进而推论何者更接近原稿。

谭嗣同

国民报社本《仁学》

另外，在对《仁学》单行本的考察中发现，其题签与当时很多进步书刊的题签如出一辙。一方面，在日本东京横滨和中国上海，在屡经嬗变、名目不一的出版机构中，至少有一个人善于此种题签书体；另一方面，由《仁学》单行本题签串起的这一连串的出版机构和出版物，也是考察其第一批读者的上好线索。以往的《仁学》研究，更多从其内容出发来分析其思想高度和价值，但价值的实现是在何时、通过怎样的方式作用于谁，却未见更多深入的研讨。故仍可从书籍史的角度出发，探讨最早的《仁学》读者借重这一重要思想资源的具体方式。

第三，对于思想史研究的场域的感受。华中师范大学的范军老师在《中国出版史研究》上发表文章指出，应对出版思想史研究予以重视。古代文学研究专家罗宗强先生提出，文学思想史研究应当重视没有文论专著存世，但在创作中拥有蕴含丰富文学思想的文坛名家群体。上述观点对近代史出版思想史研究亦有启发。

茅海建先生在辨析康梁戊戌前“革命”思想时，结合清朝政治困境和社会灾难指出，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思想处于“复合状态”，“几种不同的、矛盾的甚至对立的政治观念会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人的头脑之中”，并谓“这也是那个时代士人阶层思想游移不定、大起大落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场域问题，可以引入对近代人物“前后不一”的解释。比如一篇探讨谭嗣同戊戌进京前后思想变法的文章，以谭嗣同给妻子李闰的书信中“圣恩高厚”一词，结合戊戌奉召进京，试图证明此时的谭嗣同比起撰写《仁学》时思想激进程度有所回退。其实这只是写给家人的书信，其最为激进的思想更大可能是不需也不便与家人提及，而非不再激进，圣恩高厚也是常规语境下的寻常之词，以此为思想转变的论据稍嫌隔膜。

扩而言之，以前述的文学思想、出版思想和政治思想为例，文学创作所受的场域影响相对较小，故此，将文学创作转化为文学思想研究对象的转化率相对较高。出版实践受到的场域影响更多一些，受到技术的、经济的、制度的、文化的种种限制。最终完成的出版实践活动只是出版思想的一部分，二者间互相制约影响。具体到政治实践活动，所受的场域影响就更大了。因此，对于近代人物思想研究，特别是与政治史相关度较高的思想研究，似当更加注意场域、区分层次。比如《仁学》中批判君主制度的部分；著述在发表时就已经受到场域的制约，比如《清议报》发表的《仁学》就受到保皇派康有为等的抵制，将较为激烈的第八篇、第十篇刊落。如果将受到场域制约作用大不相同的思想呈现等量齐观，则不免影响判断。这是思想史研究的困难之处，也正是其魅力所在。

回到今天的主题——今天为什么读《仁学》，这里也说三个理由。首先，本次进行导读、汇校的这本小书，订正了以往版本的文字错讹，展示了早期重要版本的差异，为读者提供一个更加权威、准确、完备的版本，让大家可以更接近《仁学》的原貌。其次，《仁学》中的价值取向，值得今人记取。再次，《仁学》还有很多问题和细节没有研究清楚。比如，《仁学》的激进程度曾令谭嗣同的湖南新政战友皮锡瑞咂舌，这就牵涉到谭嗣同处理朋友圈的分层和《仁学》早期传播的情况。又如，《仁学》单行本的题签与此后出现的大批进步书刊如出一辙，那么，这些题签究竟出自谁人之手？此问题又牵涉到《仁学》出版后最先被哪批读者借重，从而引起怎样的社会影响。另外，梁启超记载《仁学》有三卷，但目前仅见二卷，他又说此书别名《台湾人所著书》，到底是怎么回事……诸如此类，这些细节，有时恰恰是宏大历史图景中颇为关键的一块拼图。这也是今天重读《仁学》的必要性之一。

谭嗣同集整理组：《谭嗣同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

张维欣（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编辑，著有《谭嗣同年谱长编》）

一、《仁学》到底是否“杂糅”

谭嗣同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仁学》中，它较为全面反映了谭氏哲学、政治、科学及经济思想。一些学人在研究《仁学》时，或多或少提到过所谓“杂糅”现象。在一些表述中，谭嗣同思维活跃却“具有着尖锐矛盾的两面性”，在他未能完全成型的思想体系中，仅在本体论上就有代表物质性的“以太”与精神性的“心力”两种属性迥异的基本单位；又从头至尾掺杂着以华严和唯识为代表的佛教术语与声光化电等西方自然科学概念。读者因此无从判定谭嗣同的思想内核，是强调事物时刻的“日新”还是寻觅永恒不变的实体，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

1、《仁学》的篇章结构是有设计的。

《仁学》上篇集中论学，围绕格致，西方以太、佛学等方面进行论述、下篇集中讲仁，同时批判专制制度，篇章前后照应。如第八篇首揭君为臣纲之弊，第二十九篇开始集中批判君权，开启下篇，下篇由政而教而学，又回到上篇的主题，仁与学回环往复、映带照应而浑然一体。有学者认为谭嗣同《仁学》是“破”，梁启超《新民说》才是“立”，其实并非完全如此。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没有《仁学》的“立”，也就没有《新民说》更进一步的阐释。

2、《仁学》的思想资源之复杂，是有意识的。

近代哲学在理论来源、内容构成与概念范畴、体系建构等方面，具有多变和复杂的特性，这一点在谭嗣同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和突出。从客观原因来看，刻不容缓的救亡图存，与33岁的短暂的人生，致使他没有时间对自己的思想予以系统阐释。可以说，谭嗣同本人对于这一点并不讳言，且有着足够的自我认知。 

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

可以说，梁启超和谭嗣同一样，都是追求“日新”的思想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有言，他们这一代人的愿望是将世界学说为无制限的尽量输入，所以“输入者确为该思想之本来面目，又必具其条理本末，始能供国人切实研究之资”。近代思想史上，西方哲学家追求的是“民主”，中国哲学家追求的首先是“救亡”，其次是“启蒙”。综合考察谭嗣同的思想不难看出，他对救亡图存的大声疾呼从未发生变化，他所有哲学都围绕着这个宗旨展开。谭嗣同三十以前沉浸所谓的“旧学”，提出“元气论”，而救国救亡的宗旨，亦贯彻其中。从“元气论”到“以心挽劫”的仁学，是救国具体方法的改变，而非谭嗣同价值旨趣的逆转。

梁启超称谭嗣同为“晚清思想界的彗星”，他生命短暂，却始终站在历史潮头，最先呼出近代启蒙的最强音 “冲决网罗”。谭嗣同是一个毕生追求“日新”的思想家，在日新宗旨的背后，是他一以贯之的不变宗旨。

3、近代士人在表述其哲学思想时，常借重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宗教概念，并非特例，谭嗣同的“冲决”论即体现了这一点。

谭嗣同在《仁学》自叙中，一方面高声呼喊着冲破利禄、俗学、群学、君主、伦常之网罗，一方面又将“天道”“佛法”之网罗也一并冲决，并表示“冲决网罗者，即是未尝冲决网罗”。这样的论述颇令人费解，不少学人称其前后矛盾、逻辑紊乱、自身所学驳杂不精。其实并非如此，谭嗣同最开始制定下的、破解封建社会伦常秩序的方法，仅系冲决一切之前所用，待到封建网罗彻底破除之后，此法自身也应被冲破，因而不会成为束缚人性的下一道枷锁。戊戌年五月中旬，谭嗣同从湖南维新运动转而进京入中枢参与变法，并言“民权以救国耳。若上有权能变法，岂不更胜？”可见其思想深处，对于保皇、维新、革命，实不存在明显的界限或者原则。在谭嗣同心中，救民于水火、思想启蒙、拯救国家命运才是最终目的，至于采用何种手段，则不甚重要。这就使得他的思想得以冲破维新派的“网罗”“界限”。这并非是“反复无常”，而是对最终目标尝试实践、并尽力减少变革成本的探索。

说回到《仁学》上来，若想较为透彻、清晰地理解谭嗣同的思想脉络，可从把握文本的核心概念与主要思想来源入手。首先，谭氏提出了几个关键概念：以太、心力、仁、生灭、通、平等，这几个高频词汇是搭建《仁学》基本框架最本源的概念。我们所要做的，除了将每一个词的来源、语境、深意解释清楚之外，更重要的任务是明确它们在《仁学》五十篇中的联系与逻辑。谭嗣同利用这些核心概念，构建出全新的社会、政治、精神秩序。《仁学》研究者凭借各自对这些核心概念的理解，结合中西哲学史，推测每一种搭建的可能性。

厘清主线之后，需要辨明的是《仁学》思想的主要来源。阐述天地世间万象变化的古老辩证法哲学经典《周易》；有着“兼爱”与“任侠”思想的墨家；在《正蒙》中书写“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的张载；以《正蒙注》来阐扬张载思想并提出“道器之论”的王夫之均属其思想资源之一端。另外，傅兰雅所译乌特亨利的《治心免病法》，也成为《仁学》中“心力”一词最终成型并被推出的直接原因。廓清谭嗣同思想源流，就不会将这些来源与他所要证明的逻辑结论混为一谈了。

今人认为《仁学》在行文中兼用宗教与科学概念，故较难解读。回归晚清语境，可知当时今文经学、大乘佛学与其他西学思想资源并行不悖，在士大夫所撰写的思想文本中，不乏同时引述的现象。谭嗣同通过苦心与智慧，这些“工具”有力地利用起来借以说明自己的日新、平等、变易等观念。故今人欲了解谭嗣同其人其思，应首先对此三端有所了解。

今文经学。《仁学》中最核心的“仁”之思想，即由晚清学者对今文经学的实践而来。不过，与之不同，谭嗣同认为，复兴儒家的终极目标，是树立一套西方的价值系统。由此，谭嗣同向儒家价值体系公开发难，对“名教纲常”提出了最尖锐的现代批判。

大乘佛学。谭嗣同围绕“转识成智”进行认识论层面的论述，把《大学》八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唯识宗八识“眼、耳、鼻、舌、身、意、意根、阿赖耶”对应，得出儒、佛同理的结论。又以公羊三世说衡量三教，则儒教为据乱世之君统，耶教为升平世之天统，佛教为太平世之元统。有意识地利用多种思想资源进行论述。

西学思想。《仁学》创作于此变革时期，谭嗣同引入一些科学语汇阐释自己所构建的概念体系，更有利于唤起知识分子的注意和共鸣，进而使自己的思想更好地被其理解、接纳。通过“借势”与“旁征博引”，谭嗣同构建出其心目中救亡图存的终极目标与行动纲领。

《谭嗣同全集》,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54年。

二、谭嗣同未能成行的“日本之行”（见于即将出版的《谭嗣同年谱长编》）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三日，张之洞致电陈宝箴，请其从湘省选派一人与湖北所派人一同赴日。此次赴日行动当属保密，未携带官方文书，使日目的在于考察日本学校，并计划派遣留学生前往日本学习。正月二十一日，谭嗣同复信刘世珩，信中言及自己迟到，父亲谭继洵不让他再去日本，所以未能成行。正月底，谭嗣同到达汉口，他会见神尾光臣、梶川重太郎、宇都宫太郎三位日本外交官，谈及中日关系以及加强中日之间联系，日使表达希望谭嗣同赴日之意愿。三月十四日，张之洞致电陈宝箴，催促其派员赴日，并言及谭嗣同有事难以分身，不能赴日，建议派黄忠浩赴日。三月十五日，陈宝箴致电张之洞，称黄忠浩难以分身，姚锡光表示可以不另派员赴日。期间，谭嗣同一直在等候赴日之令，得知消息后，他在致夫人李闰信中言及：“东行须俟姚锡光（石泉）电，大约可以不去矣。”然而根据日本防卫省国家防卫研究所所藏的陆军省大日记《外国人接待用品支办的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可看出日方接待名单上已有谭嗣同及姚锡光在册。其中原因，有待进一步探究。

《谭嗣同全集》增订本，方行、蔡尚思整理，中华书局，1981年。

评议人发言

吴仰湘（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

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学术活动，感谢海斌教授的策划，让我们能够与谭嗣同研究的两位年轻学者以及诸多关心谭嗣同、湘学的听众，有一个非常好的交流。我个人对谭嗣同没作专门研究，只是读博时翻过《谭嗣同全集》，看了一下《仁学》，当时觉得内容很复杂，不容易理解。谭嗣同及其《仁学》，在历史上很有影响。梁启超把他称作“晚清思想界的彗星”，虽然生命短暂，却以耀眼的光芒划过历史的夜空。《仁学》则堪称近代史上两部奇书之一，另一部即康有为《大同书》。这两本书成稿后，一度只在师友间秘密流传，在内容上也有很多相似处，因此将二者放在一起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玉亮、维欣两位花了很多心思，做了不少工作。我把《仁学》的汇校本与2018年新编《谭嗣同集》中的文本，稍微对读了一下，发现这次工作有很多继承的地方，也有一些超越的地方。简单来说，这次的《仁学》汇校，有三个方面的成绩值得注意：

第一，纠误。这次汇校，对以往通行的《仁学》不同版本的文字错误，做了一次比较全面的纠正。维欣和玉亮在2018年新编《谭嗣同集》中，已经做了部分工作，这次纠正得更为彻底。这是最大的成绩。限于时间，我就不说具体的事例。

第二，补阙。也就是对底本文字的讹、脱、衍、倒等，做了校勘、订正。这次作为底本的《亚东时报》本，一般读者是难以见到的。现在经由两位学者的工作，把《亚东时报》本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为学界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很大便利。他们在上次新编《谭嗣同集》时，还没有拿到《亚东时报》版的全本，这次汇校则弥补了上次的缺憾。

第三，考异。也就是把《仁学》各版本的文字差异，都给呈现出来了。《仁学》不同版本间的文字差异，其实是值得作文章的。汇校本附录的几篇文章，已涉及这个问题。对不同版本文字异同的罗列，看起来很枯燥，但是有心人认真作对校，是能发掘出有效信息的。所以考异作为汇校本的第三个成绩，也是很值得肯定的。

当然，在以上表扬外，我觉得也有可以斟酌的地方。两位整理者看到，《亚东时报》本有可能是《仁学》原稿或初稿，所以用作底本，基本上呈现出《仁学》的初始面貌，能够反映谭嗣同思想的本来面目，从学术思想史上来说，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不过我个人觉得，若从历史文献的整理来说，应以最好的版本作底本，而《亚东时报》这一版本并不是最优的，作为底本是有缺憾的。因为两位整理者想更多地呈现相关历史信息，在汇校中对《亚东时报》版每一个有改动的地方，都做了校记。但我感觉到，这在整理中会有点矛盾。一方面想尽量呈现《亚东时报》本的原貌，另一方面又想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一个迄今为止最完善的文本。像有些地方明显可见《亚东时报》本是错误的，根据其他版本直接改过来了；也有一些地方，《清议报》本明显胜过《亚东时报》本，做了校记，但没有改过来。这种矛盾怎么去处理？可以见仁见智。我觉得要实现两全其美，是不太好处理的。要是我来做的话，就把《亚东时报》本原封不动地拿出来，同时通过校记方式，把它的优劣、是非以及和其他几个早期版本的异同反映出来。

与此相关，还有一点，因为中华书局版《仁学》非常权威，流行很广，现在根据《亚东时报》本，看到中华书局版某些分篇并不合理，却没有作改动。也就是说，这次汇校在分篇上，是维护中华书局版原貌的。我个人则倾向依据《亚东时报》本，把它的分篇也原样呈现出来，做出一个新的版本，不妨和中华书局版并行。

玉亮刚才提到，皮锡瑞在日记里，记载有他初次看到《亚东时报》本《仁学》的评议。我曾经和玉亮谈过这个事情。我过去看皮锡瑞日记，是顺着他的说法去思考，怀疑《仁学》在刊行中，可能被梁启超等人作了手脚，有所窜改。为什么有这样的假定呢？因为我看谭嗣同1898年的一些文字，和《仁学》中展现出来的思想面貌，反差很大。皮锡瑞对《仁学》的初次反应，也是根据他当年和谭嗣同交往、共事而形成的认识。这次翻读《仁学》汇校本，特别是看到《亚东时报》本和《清议报》本在文字、思想上的差别比较小，那梁启超、唐才常不约而同地把《仁学》公布于世的时候，应该不会私下商量，同时对原稿作取舍，把自己当时的思想假托到谭嗣同身上吧？这是我看了汇校本后，对皮锡瑞当年的疑问有了一点新思考。

《皮锡瑞日记》，吴仰湘点校，中华书局2020年

至于《仁学》体现出来的谭嗣同思想，与他1898年投身维新变法的行动之间，为何有那么大的差距？我想应该放在晚清历史剧变的大背景下来理解。在历史剧变之下，一些优秀人物思想复杂，和他的行动之间没有必然关联，其实也不足为奇。谭嗣同到底主张维新改良，还是主张革命，甚至思想上有反满的苗头？在这个问题上，他应该是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我注意到维欣介绍《仁学》成书过程时，引梁启超1897年《变法通议》，说他吸收了《仁学》稿本里面的一些思想。我觉得，梁启超1897年写《变法通议》时，可能比较多地吸收《仁学》中讲变革、维新的内容，而在主编《清议报》、刊印《仁学》的时候，他比较多地重视书中宣扬激进革命、“冲决网罗”的思想主张。

总之，《仁学》汇校本推出后，虽然难免有小遗憾，但对学界重新研究《仁学》、研究谭嗣同思想，以及推动晚清政治思想研究，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王夏刚（大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因为《仁学》汇校本是一个很下功夫的事情。玉亮和维欣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做这样的事情，特别的难能可贵。刚刚介绍的时候，没有对汇校本的文本结构作分析。我简单地说一下。

一、《仁学汇校本》内容

汇校本以《亚东时报》作为底本，通校《清议报》本、国民报社本、《清议报全编》本，详细列具文字异同，段落分歧及取舍，反映了《仁学》传播过程中的多重细节，为进一步研读《仁学》、研究谭嗣同的思想提供了好的本子。这个很下功夫，当时中华书局在校《仁学》的时候，出现了一些不一致的情况、一些缺失。汇校这个事情，是需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的。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贡献，在取舍方面，汇校本比较了文字异同，这几个本子的文字有一些不同，大部分还是相同的。

那么，为什么不同版本，会存在段落的分歧呢？有学者指出《仁学》是47篇，有的写成是50篇。汇校本特意把各版本分篇的不一致标识出来，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还有一点，《仁学》比较难读，它有哲学、佛教、西学方面的术语，有关于庄子学说、相对主义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对段落进行概括，有利于读者进一步理解。我当时也想做这个工作，但发现谭嗣同在写每一段落时，有的段落围绕一个中心，有的则没有，这个较难解决。我看维欣是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使用关键词，概括篇章的内容大意，简明扼要，要言不烦。

汇校本附录有很多文献，比如梁启超《校刻浏阳谭氏仁学序》，还有其他日记、著作的《仁学》评论资料，列举各家评说，让读者了解到该书在思想史上的反响。附录张玉亮的三篇论文，对汇校《仁学》的前因后果进行了总结。如《亚东时报》本，应是根据唐才常所藏《仁学》底本刊行。还有《清议报》刊布《仁学》屡刊屡停的原因，玉亮提出了和狭间直树先生不一样的观点。在材料比对、文字正误等方面，运用了版本学、文献学和书法学的知识，使一些认识更加明晰。

王夏刚著：《谭嗣同与晚清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二、《仁学》形成史

读的过程中，我也思考了一些问题。比如说谭嗣同思想为什么会有一个变化。也就是说，他在《仁学》中激烈地反对君主制度；在湖南维新的时候又是不同的状态；光绪帝让他进京，又是那样的义无反顾。这样一种矛盾心态，我想和他个人际遇有很大关系。写《仁学》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家国两愁绝”。在学问上，像《北游访学记》对他心态的描述，觉得没有任何的出路。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产生一些激进的主张。当时他想参与维新团体，比如强学会，但是没有人来邀请他。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写作了《仁学》。我们知道，《北游访学记》其实是《仁学》的前作，他讲的一些观念，在《仁学》好多章节都有所体现。到后来，他相当于进入了一个圈子，就不像原来那样觉得无所出路。在湖南维新时，他和师友往来；在南京时，也和上海的维新团体有所接触。也就是说，《仁学》是他在一种很困顿的时候写出的作品，在这样的情况下，容易激进。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当然，《仁学》产生过程，也受到师友启迪。他向老师汇报自己的一些思考。他和唐才常、汪康年的书信，也对《仁学》写作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仁学》里的一些问题，他与梁启超、夏曾佑、宋恕进行了讨论。当时也和西方人传教士有过一些交流。这可以说，以上构成他写《仁学》的一个背景和人生际遇。

关于《仁学》知识渊源，经常说杂糅。杂糅是变态，还是常态呢？我认为，杂糅更多的是在学问饥荒时代的普遍现象。《仁学》中体现了将多种学科结合在一起的一种尝试。在这方面，如何进一步研究？很多人讲晚清思想、晚清历史，现在需要“深耕”。怎样对《仁学》进行深耕呢？玉亮提出了一些观点，倒是可以做一些思考。比如说《仁学》的读者，有梁启超。梁受了《仁学》哪些方面的影响？谭嗣同本人在《仁学》里构建了一个体系，在这中间，矛盾在哪里？他的这些思想渊源又在哪里？有听众提问说，谭嗣同有没有读过严复的《天演论》。从目前的书信看，没有直接反映。书信里，他说读过一本进化论的书，叫《物类宗衍》。谭嗣同说，这本书讲的是“争自存宜遗种之说”，即物类竞争。《物类宗衍》、佛学书籍和傅兰雅、李提摩太的一些书，怎么来影响了谭嗣同思想的形成？我觉得可以做一些深入探索。

关于《仁学》版本，张玉亮提出《清议报》第85期有《新刻谭壮飞先生仁学全书出售》广告。《国民报》第4期也刊登此广告，略去末句。两个月后的10月，国民报社本就问世了。玉亮认为，这是第一版的《仁学》版本，我觉得还需要斟酌。这里写“明治三十四年十月”，即1901年的10月印刷，但是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创刊号说：“故浏阳谭嗣同遗著，横滨清议报馆印，东京国民报社再印。”而我们没有发现清议报馆印的《仁学》版本。只能说东京的国民报社本，是我们现在发现的最早版本。至少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说的话来看，应该说还存在一个最早的清议报本。

三、《仁学》的反响

汇校本提到章太炎对《仁学》的评价问题。我认为，当然有感情方面的原因，但是更多的是学理上的考量。最关键的，《仁学》里面很多的“排荀”言论，对荀子的攻击。章太炎当时认为自己的儒学“以孙卿为宗”，尊崇荀子。这可能是他对《仁学》不满意、提出批评的重要因素。《仁学》里说荀学是“乡愿”，“大盗”也就是专制制度，利用乡愿，而“乡愿工媚大盗”（第29篇）。这当然和章太炎的观点是不一致的。

谭嗣同在孔学发展史上，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不仅他一个人，廖平、康有为也有这样的想法，他们认为孔学是包括儒学的，儒教是包含很多学派的。谭嗣同认为，孔教早期包括最重要的两派，是孟子和庄子。但是这两派都没有传下来，反而是荀子一派传了下来。荀学传下来以后，反而丧失了孔教最根本的精华，用伦常两个字，作为孔教的真谛。我认为这是章太炎批评仁学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章太炎对“不生不灭，故无生死”的批评。在《菌说》里面，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其实是批评谭嗣同的。章太炎认为，看轻生死虽然可以在革命方面变得很执着，可以“振怯死之气，泯小智之私”，但在学理上，他是不认同的。当然，对于“不生不灭”，梁启超是有积极评价的。这是我补充的一些章太炎对于《仁学》评价的材料。

最后，维欣提到《谭嗣同年谱长编》的两则材料，戴老师让我做一下点评。一个是捐纳，应该说谭嗣同开始的时候，出身是捐的。但捐纳和保举是并行的。因为清代候补官太多，如何尽快地实授，许多官员子弟，有一些渠道，希望有人可以来保举。这样既捐纳，又保举，在官场上能够走得快一些。这些候补官，朝廷也是进行考核的。当时刘坤一在私信里讲到，大员子弟其实也是不太好安置的。第二个就当时谭嗣同去日本，他确实很急切想到日本去。但是他为什么没有成行呢？在个人书信里，是讲父亲阻拦不让他去。实际情况的话，还是有些曲折。现在材料说明，至少湖广总督张之洞是计划派他去的，他在日本的接待名单里排第一位，是比较重要的。但是这个中间，为什么没有成行，如果能再收集一些材料的话，也可以继续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