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昔日“工人文化宫”，寻找当代的“学校和乐园”

20世纪50年代，大批工人文化宫在全国各地建立，剧场、活动室、学习班，“文化宫”作为消除“高雅艺术”与普罗大众距离的工具，成为当时人们的“学校和乐园”。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演变，昔日的工人文化宫早已没落，网络时代的劳动者主题从“工人”变成了“打工人”，如今的人们如何寻找自己的“乐园”？

近日，上海明当代美术馆举办“打工人文化宫”系列活动，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以“小剧场”为中心，通过表演、展览、城市行走与线上讲座，探讨技术盛行的网络时代下，“打工人”的文化与生活。

“工人的学校和乐园”

站在如今的上海市沪东工人文化宫（俗称“东宫”）前，巨大的建筑让这里显得更加空旷寂然，与之相邻的小径里有“油墩子”和“烟纸店”，时间在这里被挤压和浓缩。昔日位于其对面的上海市第三百货商店被店铺所替代，如今已经无迹可寻。这是“城市考古：沪东工人文化寻旧”行走活动的起点，从东宫出发，一路途经空置的居民区，穿过三星路一带即将拆除的居民区，到达经历过改造的杨浦滨江一带的工业遗存：上海国棉九厂、上海制皂厂等。如果不是还有零星走进大门的几个市民，如今的东宫似乎也要被归入这些工业遗址之列，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上海最热闹的文艺场所之一。

上海沪东工人文化宫 明当代美术馆2021社区剧场“打工人文化宫” 城市考古：沪东工人文化寻旧

位于杨浦区平凉路上的“东宫”始建于1957年2月，占地面积25000平方米。六层高的白色主楼俯瞰偌大的广场，楼顶上“沪东工人文化宫”七个大字依然清晰可见。建筑按照当时的苏联模式建造：东边是大剧场，西边是举办各种文艺活动的场所。中间由一道窄长的楼房连接起来，设有展览厅、小剧场等。若是俯瞰，形成一个凹字形。凹字形后面是花园绿地，再往里走，则是溜冰场和篮球场。东宫的花园里有一座完成于1985年的“迎接上海解放纪念”雕像，雕像的右下角底座上刻有16家出资共建单位的名称：杨树浦发电厂、上海第九棉纺厂、上海卷烟厂、上海制皂厂、上海汽水厂、上海啤酒厂、杨树浦水厂……城市行走的带队者徐明介绍，这份名单如同一份杨浦工业建筑的目录，其中有一些仍在运营，也有不少已经停止工作，只剩厂房废墟。

“东宫”内“迎接上海解放纪念”雕像 澎湃新闻记者拍摄

明当代美术馆2021社区剧场“打工人文化宫” 城市考古：沪东工人文化寻旧

明当代美术馆2021社区剧场“打工人文化宫”城市考古：沪东工人文化寻旧

明当代美术馆2021社区剧场“打工人文化宫”城市考古：沪东工人文化寻旧

上世纪50年代的上海，随着工业区的建立，工人新村开始建造，与此同时，文化建设也发生了变化。当时大概所有大工厂都建立了工人俱乐部，大工业区则有工人文化宫，它们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这种变化可以在苏联十月革命的进程中找到影子：在苏联式社会主义思想建构里，“工人文化宫”代表的是一种超越阶级的可能性反映，即艺术和文化没有阶级性，是属于全人类的精神文化作品，只是长久被掌权者把控和垄断，并掌握了创作与解释的话语权。因此，需要建立工人随时可以进入的“工人文化宫”，让他们无需因为金钱与精神上的压力就能轻松欣赏如歌剧、芭蕾、话剧、当代美术等“高雅艺术”。而在中国，到1950年底，全国范围内陆续建立了789个工人文化宫（俱乐部）。到1957年，全国的工人文化宫发展到1634个。1950年9月30日，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在东方饭店落成，时任上海市长陈毅落笔横匾“工人的学校和乐园”，这样的解释显然适用于国内各地的工人文化宫。

从“文化宫”到美术馆

剧场、电影院、图书馆、乒乓室、溜冰场、各类学习班，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诸如东宫这样的工人文化宫承载了工人们的文化生活。在上海工人文化宫活跃的年代，文化宫自发形成的业余工人演出团体推出了大量剧目，包括话剧《于无声处》（1978年）、《屋外有热流》（1990年）等。其中，话剧《血，总是热的》后被拍摄成电影，并参加1984年的联邦德国电影节。发展至20世纪90年代，“工人文化宫”作为一种文化跨越阶级的理想主义产物逐步衰落，依附在此的文化生活及创作逐步后退成新的城市文化记忆。千禧年后，主流劳动者和他们的文化生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网络社会”的劳动者主体从“工人”变成了“内卷”的“打工人”。他们的“文化生活”也有了新的替代物，一系列网络虚拟空间在某种意义上正在成为新的“文化宫”。对于这样的变迁，上海明当代美术馆“社区剧场”项目以“打工人文化宫”为主题，戏仿上海工人文化宫的组织结构，试图观察和思考“网络社会”下劳动者的文化与生活。

上海第一所工人文化宫所在地上海东方饭店旧照

“打工人文化宫”的组织者马玲玲向澎湃新闻记者介绍了这一项目与“文化宫“在结构上的联系，“工人文化宫的结构大致有一个基本构成——即小剧场或电影院，图书馆，乒乓室等运动活动室，以及美术、摄影、写作、舞蹈等各类不同的学习班。”马玲玲说道。“打工人文化宫”则以“小剧场”为中心，包括三场剧场表演、与群岛书店合作的展览、“城市考古”行走活动以及系列对谈讲座。“位于美术馆的表演对应了工人文化宫的剧场，群岛展览对应了图书馆的角色，行走活动具有‘活动室’的特点，线上讲座则是基于‘学习班’的模式。”

明当代美术馆2021社区剧场“打工人文化宫”群岛BOOKS展览现场_摄影：陶怡如

明当代美术馆2021社区剧场“打工人文化宫”群岛BOOKS展览现场 摄影：陶怡如

在群岛书店策划的“一个功能建筑的城市介入”展览中，能够看到一系列文化宫时代的“证物”：话剧《于无声处》的剧照和剧本、节目单、诸如《手风琴学习班》等书籍，以及乒乓球台等。此外，展墙上的一系列文本从回顾苏联的“文化宫”制度开始，到梳理上海工人文化宫的历史脉络，由文化宫的建筑空间到对公共空间的讨论，试图通过观察“工人文化宫”这一切片，看到中国文化政策与公共文化空间的演变线索。

明当代美术馆2021社区剧场“打工人文化宫”群岛BOOKS展览现场 摄影：何欧苗

明当代美术馆2021社区剧场“打工人文化宫”群岛BOOKS展览现场 摄影：何欧苗

作为美术馆发起的活动，“打工人文化宫”的形式相对分散和特殊。马玲玲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在整个过程中，观众对于剧场表演的接受度比较高，城市行走和展览也能引发不少关注，但是大多数观众很难接受内容严肃的“线上学习班”。这样一来，如何让整个项目产生更加长久的效果和思考，成为美术馆需要考虑的新方向。

“一方面，这样的活动无法像一般展览那样，在一两个小时的观展过程中，能够完整地把展览的作品和阐述看下来，我觉得它需要一些替代机制、或者说重播机制来进一步地催化发酵。”马玲玲说道。“但另一方面，如果美术馆和博物馆的展示空间完全可以被虚拟空间所替代，那么所谓的‘不动产’的美术馆空间如何得到活化？”在她看来，美术馆的这一活动或许能为此提供一定的经验。

“剧场表演”：从过去到未来

小剧场是昔日工人文化宫的核心，也是此次“打工人文化宫”项目的中心。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剧场表演或者说整个情境化的状态，其实是能够构成大众和精英艺术之间的连接点的，因为它进入的门槛相对较低，但是它能够迅速地通过表演形式，对问题进行阐释，让视觉上、情绪上，以及思想认同上的效果扩大化，”马玲玲说道，因此，剧场表演是重要的结构。

除了工人文化宫里由大众本身创作的深入生活的戏剧，马玲玲还将剧场表演追溯到包豪斯和呼捷玛斯（Vkhutemas），后者被认为是“苏联的包豪斯”。在这两所关注城市规划与建筑的著名设计学校中，对于剧场都有广泛的实践。其中，包豪斯的校长格罗皮乌斯曾提出“总体建筑”的观念，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便是剧场实验，舞台与建筑的双核心结构取代了建筑单一化的功能，这是一场以造物为根本目标的现代主义运动，是人与社群的实验。而在呼捷玛斯，马列维奇等人组成“宇络维斯小组”，意为“新艺术的确立者”，其中就包括对建筑的“舞台化”，以及对整个城市的构想的“剧场化”。

在“打工人文化宫”的剧场表演板块，赵阳阳导演的《绝对生活》预言在未来的数据时代，人们的生活、思想和情感将趋向完全的均质化。钱丽丽的《熵增的过程》则借用热力学概念，思考了网络与现实交织下人们走向“无序”的生存状态。杨浩的《幽灵工作，无法触及的身体回望》是一次疫情隔离下的实验，他借助新媒介试图对过去展开重访与对话。在这个作品之中，艺术家将2016年耶鲁大学驻地期间的表演作品《Pied A Terre》和在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研究课程中的一个以脱口秀回应虚拟影像的项目，组合、重播，并通过与朋友、观察者的实时对谈来勾连。在表演中，艺术家企图打造虚拟世界中自己的化身，这样的化身能够拥有舞者所无法获得的永恒生命。虽然部分表演最终以“低科技”的直播进行，但仍然触及了技术时代表演者的处境和可能性。

 明当代美术馆2021社区剧场“打工人文化宫” 杨浩《幽灵工作，无法触及的身体回望》_摄影：何欧苗

技术不仅影响了劳动者的生活和文化，也影响了表演者本身的状态。随着各种“虚拟表演者”的出现，表演者因为衰老的问题与生命力的有限而有失去工作的威胁。另一方面，由于技术的门槛过高，如今的许多创作者难以跨过这一门槛，而去直接表达网络社会的议题，由于无法掌握技术语言，作品的先锋性和实验程度也会受到影响。与此同时，网络改变了创作者所面临的时空，数字世界的艺术生产并非只是形式的变化，而是彻底的“改造”。

如今，在社交平台上搜索一下对于“东宫”的评价，抱怨似乎盖过了怀念：“剧场”的设施老旧、服务乏善，宽阔的广场沦为停车场，内部的茶室等休闲空间跟不上时代节奏，巨大的东宫就这样掉进时间的夹缝里。如果说过去的工人能够在这样聚集的场所中消磨时间，实现自我，那么这些空间的没落正反映着另一种现状：在密密麻麻的网络信息与层出不穷的网红空间的交织下，当下的“打工人”正在忙碌地寻找自己的“乐园”，以填补空虚，取代焦虑。而在这之中，“剧场”如何有可能再一次成为让普通人接触“高雅艺术”，反思社会议题的载体，则是创作者们思考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