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能让全家人都开心那样的事，总要有人做出牺牲

在我八岁时，我们家从市建住房区搬入一栋我眼中的“豪宅”。从正面看，那个住处像一栋完整独立的房子；里面给人的感觉也是。我们有自己的前门，从后窗望出去，看到的是一座草木蔓生的正方形大花园，它似乎也完全归我们所有。大部分客人并未注意到这是一栋复式住宅，底下一半是公有住房，通过侧面的入口进出，里面住着一家印度人，他们做的第一个欢迎举动是教我怎么将一块三角形的酥皮折成萨莫萨饺子。我们搬进去后不久，父亲竖起一排略微变形的木栅栏，着手把两家共用的花园一分为二。我认为这种分隔无可争议：不过是从实际角度出发，牵涉到对花园该有什么的不同概念（芫荽，土豆；花，戏水池）。栅栏完工后，大家都很满意。我们各有各的一点封地。从后窗看出去，仍能感受到宏伟开阔的气势。

屋内我们有四间卧室，我和我的弟弟各一间（但习惯使然，我一般在半夜溜出自己的房间，和他一起待在他的房间里），一间给我的父亲和母亲——母亲怀了孕——还有一间“空着”，在下面一层，我们不时吸引欧洲的青少年来住。这些青少年让我觉得很有魅力，充满异国情调。他们戴斯沃琪表，穿的是全新的邓禄普运动服和基本色的娜芙娜芙毛衣；他们观看——并似乎由衷地喜欢——环法自行车赛。

他们老是希望有人带他们去艾比路，拍走在斑马线上的照片。当然，他们支付的租金不赖。后来，在我最小的弟弟出生后，那间空房变成一连串西班牙互裨生的住所，她们在父母上班时照看我们三个，以替代租金，我的父亲在一家小型纸业公司工作，我的母亲刚取得社工资格。我们明显发迹了。我们首度有了这些多余的空间。除了那间空房以外，我们还有浴室，自带抽水马桶，隔壁紧挨着的另一个小房间里也有一个抽水马桶。这两个有抽水马桶的房间是我母亲的乐趣所在，她精心布置，时时一丝不苟地打扫。无论是欧洲的青少年还是后来的互裨生，若希望愉快地和我们住在一个屋檐下，理当——讲真的，务必——时常对这两个房间表示赞赏。

那间空房、那个多余的抽水马桶——这些对我的父母而言，代表了一种颇具英国特色的成就。从小生活贫寒的他们，如今正式成为人口普查员口中的“下层中产阶级”。我明白，在英国以外的人看来，这种阶级的层递经常莫名其妙，实属荒唐，难以细致区分其中微妙的差别，且让我试试看。在八十年代，下层中产阶级的人偶尔去欧洲——但只坐得起凌晨三点出发的航班，而且是可以自由选择吸烟区的机型——开奥斯汀小型都市轿车，买新鲜的橙汁。他们上的自然是公立学校，从未见过滑雪场的上山缆车，但订阅《卫报》，若有轰动的头版性丑闻时，也买《每日镜报》看，他们的厨房里挂着好看的哈珀塔特牌条纹窗帘，墙上挂着瓷盘，他们绝对清楚印有笑话的门前擦鞋垫品味低俗。他们告诉人们自己“不看电视”，但其实是撒谎：他们成天看英国独立电视台。每年夏天，他们装满一车行李，沿M4高速公路驶往德文郡或康沃尔郡，幸得国民信托的功劳，途中在各个属于一文不名的贵族的乡间别墅停下喝茶。至少，我们的生活是那样。回想起来，我有许多愉快的记忆。我相信人口普查表上的每一类家庭都有各自的定位——高尚劳苦的穷人，努力奋斗的中产阶级，优雅的富人，淡泊的名门之后，属于上层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或艺术家——但不招人喜爱的下层中产阶级也有他们自豪的地方，不过依我的经验，他们的满足感大部分来自一系列反事实条件陈述的结果。使下层中产阶级相对心满意足的不是他们实际本身的境遇，而是没落到他们头上的事。每当寄来的账单不再对基本生活构成威胁时，他们摆脱了一种束缚手脚、压抑人心的日常式的惶恐。他们也不像中层和上层中产阶级那样容易活在甩不掉的自卑中，他们完全体会不到有着极其显赫出身的人太常有的那种无力感。诚如足球队经理爱说的，下层中产阶级的孩子可以玩转一切。那样讲不等于说他们不希望实现父母本身未竟的抱负——尤其在受教育领域——他们希望更进一步，但假如不巧失意，他们也明白，那个后果不再是（他们的）世界末日。在驰骋向前的人生中，无论何时停下，从后视镜里检查身后的情况，总会看到一片风景，与父母长年失业、身为劳苦的穷人或新移民的子女看到的景色大不相同。他们看见父母已为自己在这个世上建立起一方虽小但相对稳固的立足之所，这个立足之所——从根本上讲——不完全依赖于他们，所以也让他们有了一点追求自己梦想的空间。他们不必一定要成为医生。事实上，只要不寄望他们的梦想获得任何经济上的援助，他们几乎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的父母在听说他们的孩子一个想当作家、两个想当说唱歌手后，他们的反应是：去吧。

扎迪·史密斯

现在我发现那种反应多么教人释然。没有任何保证，没有任何可能的许诺，但这样也意味着没有什么已成定局，一切皆有可能。由此我感到一种莫大的自由。在我自己抚养孩子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从某种特殊意义上讲，他们从我身上得到的自由不及我从我父母身上获取的。他们的物质条件优渥得多，他们的父母也不整日吵架（我的父母在搬入他们的“豪宅”四年后，闹到不可开交而分居）。但我无法把我父母摆在我面前的那个完全空白的起点——令人雀跃和惧怕的程度相等——提供给我的孩子。就他们的情况而言，风险已大大排除，出身于英国地位稳固的中产阶级家庭，仍是目前世上最安全稳妥的一张牌——不过当然不如以前那么安全稳妥。（在我小时候，要真正跌出英国的中产阶级，可得做出点惊天动地的事，像是吸食海洛因上瘾或加入印度教的克利须那派。）但即便房价上涨、退休金化为乌有，中产阶级子女生平经历的许多重要章节早已写就；于他们出生之际就已编排就绪。我的孩子多半会上大学。他们多半不会未成年就怀孕生子。再者，当然，我的孩子是作家的子女。我见过成年后的作家子女，他们的人生不断被另一人的言辞所覆盖或侵蚀。我想我能体会活在那样的世界里会多么令人窒息。老实讲，假如我是我的孩子，我估计会迫不及待地想要退学，未成年就怀孕生子，仅以此来坚决维护我个人的自由。

随同养育孩子而来的有一件奇怪的、不是特别愉快的事，我想称之为回顾式的打转。一个头昏脑涨的时刻，悬于现在与过去之间，来得如此剧烈、令人作呕，却又良药苦口般地给人教益。例如，我请和我交情最久的伙伴莎拉来我家，我的小孩四处乱跑，基本上在自娱自乐，我们则偷偷摸摸地抽烟，喝着一瓶白葡萄酒，开始讲我们每个朋友的坏话，发出响亮、咳咳的笑声，后来，小孩子无所事事地回到房间，我强迫他们喊我这位最好的朋友“莎拉阿姨”，他们满腹犹疑，我无视他们的抗议——以及要求我做饭的种种呼声——继续很大声地聊天，大笑不止，然后在说笑中间，我会想到：哦，没错，现在我懂了！这情景正与妈妈和露丝“阿姨”一样；正因为如此，大约傍晚六点以后，她们不再吩咐我们该干什么，我们得等上一两个小时，直到终于有人想起烤一块冷冻的比萨饼——哦，现在我懂了。妈妈和露丝，她们是最好的朋友，相识于我们出生以前，她们都辛勤工作，没什么时间，所以很重视见面聚首的机会。她们喜爱互相聊天。她们是普通的女人，除了她们的孩子以外，还有很多关心的事。她们喝着廉价的白葡萄酒，略有醉意。哦，正是如此。三十年前让我觉得百思不解的父母的行为，此刻豁然明了。近来，我产生了越来越多这样的领悟。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四点左右，在不间断地围着孩子转了四十八小时后，我掉进一个黑洞，一个几乎让人想自杀的低谷，我的孩子会一头雾水；他们提出问题，得到的是空洞的注视或只字片语的回答，然后，无来由地，我会忽然站起身，因为一些芝麻绿豆大的小事而开始冲他们尖叫——在嘶吼的过程中，部分的我回过神来，落入倒转的时间旋涡，我想到：哦，没错——这正是三十年前她的感受。这是她突然默不作声、盯着墙壁的原因。对她来说，这样的事再多一秒也受不了。孩子们别再嚷嚷着谁拿了什么、什么公平不公平，持续不断的索求，不必要的情绪失控，感到连一秒属于自己的时间也没有，同时，电视上播着每天播放的同一节目，重复着那首该死的主题曲……哦，正是如此。现在一切真相大白。我的母亲有仨。外加一段不太快乐的婚姻，我认为理所当然的发泄途径和自由空间，她基本没有。而且那时她二十九岁。倒转的时间旋涡让人在回顾中洞彻事理。

随着过去的画面逐渐变得明晰，我尤其对一个房间有了新的、带有几分悲剧色彩的认识：我父母那栋复式住宅里的浴室。它面积不大——大概三米半乘三米——但现在我领会到这间浴室承载了多少功用。一方面，它仅是一间小小的浴室，布置成略带“海滨”风格的主题——这儿一个贝壳，那儿一块珊瑚——英国人喜欢在浴室摆放的那类饰品。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我父母的梦想空间，恰如艾略特所指的，掺杂了回忆和渴望。属于我妈妈的部分是植物。这些植物绿油油的，看上去像产自热带，长得格外茂盛高大：块茎从土里鼓出来，有时延伸到隔壁的花盆里，继续攀援生长，每次洗澡时必须与这些卷须斗争一番，这些植物还招虫子，特别是夏天。我不大叫得出它们的名字，但肯定有许多蛛状吊兰、几株蕨类植物和一棵巨大的、叶片宽阔平滑的东西，挡住从唯一的窗户里照进来的光，使整间浴室给人感觉像个热带的发汗箱。客人通常的评语是：“天哪，简直是把整座热带丛林搬进了屋子。”绿色一层接一层地生长，葱郁异常。修剪枝条只会加速它们的长势。三十年后，在牙买加参加一个文学节时，我站在一大堆一层接一层生长的绿色植物中间，思绪陡然回到过去，记忆中一个陌生的浴室的一角，那个角落是永远的……牙买加。可小时候，我从未想过母亲会思念家乡。小孩子的眼里只有自己：他们从来不把别人的事真正放在心上，遑论他们父母的事。我更没想过，父亲把这同一个小小的空间当作暗房有何耐人寻味之处。对此我一点不好奇。甚至我第一次注意到他在里面做什么，是不小心打扰了他；我走进浴室，想要上厕所，结果发现里面一片漆黑，只有一道奇怪的红光。我的父亲呵斥我：“关上那扇该死的门！”我关了门，但把自己关在里面。怪异的场景：我父亲卷着衣袖，浴缸里满满一缸液体，眼前的红光给我们现代家居简洁的哈珀塔特风格线条蒙上了某种地下色彩，让我感到不知所措。这个神秘的房间在我们家作什么用？我抬头，看见他越过屋内的植物，在两堵墙之间拉了一根晾衣绳。绳子上用夹子固定着大张晒相纸，上面慢慢浮现出图像。我以前从未见过这道工序，我盯着看，想知道接下来会出现什么。童年时，我时时希望发现我的父亲具有某种深藏不露的艺术天分——是体现在这儿吗？

但随着图像的突显，我看到原来拍的都是我们的照片。我、我的弟弟本和我的弟弟卢克，都是我们。抽水马桶的底座周围散落着许多依尔福黑白胶卷的小罐子，每卷二十四张底片。结果拍的也都是我们。我感到失望。我隐隐知道，父亲曾有过当摄影师的梦想；很久以后我获悉，这个梦想在一定程度上短暂地实现过，不过是在我们出生的许多年前。到我们搬入那栋复式住宅时，他已经不算是摄影师了，好比踢五人制足球的父亲不算是职业足球运动员一样。他完全放弃了那方面的雄心抱负。如今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一切从属于家庭生活，围绕家庭生活而重组。儿时的我虽然从中获益，但对这种做法，有的仅是鄙视。我的父亲是个无聊、靠得住、神志正常的人，能够将他自己的志趣和抱负无限制地延后，现在我相信这是我从小到大在任何情况下始终能保持情绪稳定的根源所在。但当时，我恨极了他不能——或不愿——为自己而活。“为孩子着想”，我特别讨厌这个说法；人们这么讲，似乎是为了逃避责任，不去真正实现他们自己的渴望和理想或发挥他们的天赋才能。和一个自己基本无法忍受的人维持婚姻——十二年！为了孩子着想！那样做是何等愚顽？可现在，在回顾式的打转中，我怀着新生的感激之情重新看待我父母对这条原则的坚持不渝。我依然做不到像他们那样，但如今我理解他们那么做的原因。他们各自在没有父亲的家庭中长大——对他们来说，都是无法弥补的伤。借用典型下层中产阶级的又一个老套的说法，他们想创造某些更好的条件给我。

这样的状况固然有程度上的差异，但我的确认为，每家人都经历着感情上的大风大浪，处处是压抑的愤怒，个人深深的失意侵袭其中。从本质上讲，无人逃得出一个单位家庭，完全置身事外或得到一切想要的东西。我记起杰里·塞恩菲尔德那句精彩的台词：“没有能让全家人都开心的那样的事。”总要有人做出牺牲：问题只是牺牲多少，为谁牺牲。在一次次回顾式的打转中，我清楚地看到父母给予我的大大超过在我看来为任何人的合理的付出，也远胜于我能给予我自己的孩子的。因为虽然从表面看，我似乎在样样事情上给予我的孩子更多：更多钱，更多“机会”，肯定更多假期，肯定更多空间，但我的父母给了我他们的人生。就我父亲来说，孩子和柴米油盐的生活取代了艺术创作。就我母亲来说，一个新的国度取代了老家，无论是不是她想要的结果，事情就是如此。我不必做出任何像是这样残酷的选择。我的父母完全陷在成人与儿童共存、互相争夺空间的生活里，各自努力想实现自己的抱负，各自努力想“有自己的人生”，“有时间”——这儿热带植物，那儿晒相纸——绝没有一方完全得偿所愿。我也过着和孩子争夺空间的生活，但这一回的较量远谈不上严峻。

想起我的父母，我的心中常有几分内疚：我做了他们从未有机会做的事，我做这些事是在他们的守望下，耗费了他们的时间，仿佛他们本身即是那样——计时员——而不是独立的人，过着自己日渐缩短的人生。这样的描述尤其适用于我的父亲，即使仅从他自己来日无多的角度来看亦然。我的母亲在成年后取得文凭，如今，依旧青春洋溢的她，开始追求自己突发的兴致和爱好，快要活到能拿她用三十年工作换来的退休金的年纪，生活相对安稳。她四处旅行，她享受生活——她甚至写作。可我的父亲等了一辈子，想看到自己以某种形象显现在晒相纸上，却始终未果。相反，显现的是我的形象，我弟弟本的形象，我弟弟卢克的形象。要说我的父亲是某一类艺术家——我感觉他是——他的艺术留在那间浴室里，然后同他一起消亡。相形之下，在我撰写此文之际，我的母亲正在创作一部有关牙买加的小说。

至于我自己的孩子，哦，他们的生活脱离不开他们父母的艺术创作活动，他们身处其中；他们不得不谛听我们讨论我们正在写或读的书；我们看过的电影或我们要编写剧本的电影，他们素来、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不是这个有许多房间的屋子里唯一被创造出来、获得精心照料、被抚养长大的产物。对他们——或对我们——来说，这样是好是坏，我不知道。但我感觉，无论有多少个房间，无论多少书、电影和歌曲激昂地宣称家庭生活有益身心的美好，事实是，“家庭”始终是一个带有几分暴力色彩的场合。只有在多年后，在那种回顾式的打转中，人们才搞清受伤的是谁，在什么方面，伤得多重。

本文原题为《浴室》，摘自《感受自由》，[英]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著，张芸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