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同治壬申年（公元1872年）的一天，上海县令陈其元突然接到一条消息:“英国领事官某病卒。”洋人的事，只要与外交无涉的，大清官员向来是敬而远之，陈其元也不例外，何况按照外国的礼仪，非死者的至交亲属，不冒昧吊唁，所以他也就不去理问。恰好这一天他有公务外出，坐着轿子出城门，却见大批洋人聚集在一处空场上，围拢着什么观看，并窃窃私语，这让陈其元不禁紧张起来，毕竟去年年底，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把同治帝的道歉信呈递法国总统梯也尔，天津教案才算彻底平息，这个节骨眼儿上，上海无论如何不能出跟洋人有关的案子，“因使之问之”。
得到的回复，令陈其元目瞪口呆，原来那位领事死于剧烈的咳嗽，为了搞清楚死因到底是肺病还是其他什么疾病，“故剖其胸腹视之”，而如此在大清帝国官员的眼中无异于凌迟剜心的事儿，洋人却毫不避讳，就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之聚观以此也”。
这件事让陈其元一生印象深刻，以至于晚年还写进了《庸闲斋笔记》里，也许是因为他隐隐感到，对于中国法医史而言，一切都太具有象征意义了。
一、用了600年的《洗冤集录》
有两件事，很少有人知道。
其一，直到清朝末年，我国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医”，而只有“仵作”。有些人喜欢把法医和仵作画等号，这是大错特错的。“仵作”一职其实源于搬运尸体的工人，他们负责死者的入殓、下葬等种种事宜，在世人的眼中是充满晦气和不祥的低贱工种。随着历史的发展，命案的增多，一部分仵作被招入官府，检验非正常死亡的尸体，但其社会地位依然没有显著提高，而且绝大部分人也几乎不具备毒物学、解剖学等和尸检相关的知识，能看出伤口是什么凶器造成的就很了不起了。
这也就导致在我国古代很多命案的审理过程中，扮演法医角色的往往不是仵作，而是主审官员。比如在清代笔记《郎潜纪闻三笔》的第六卷，就记载了以“善于折狱，摘发如神”而闻名的浙闽总督赵廷臣的一桩轶事。有一次地方上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凶手被抓获之后，已经承认了罪行，但赵廷臣在复审时看了案卷，提出了质疑：“致死的伤口不到一寸，而凶手招供后呈交的凶刀，刀刃长有一尺，完全对不上号，这很明显是一起冤案！”于是他下令重新勘查这一案件，“后果获真盗”——问题在于，倘若仵作在验尸时，连凶器和伤口不对位都验不出来，可想而知其“业务素质”是何等的低下。
其二，直到清朝，我国的刑事案件的审理中，涉及“尸检”的工作中，最重要的参考书竟然还是《洗冤集录》！比如雍正六年，颁布给各州县设置仵作的上谕中就有规定：“仍于额设之外，再募一、二人，令其跟随学习，预备顶补，每名给发《洗冤集录》一本，选委明白书吏一人，与仵作逐细讲解。”道光年间的能吏许梿“素留心检验尸伤损”，他于1856所刊刻的《洗冤录详义》，对宋慈的原著进行了释义和评论，但整体上依然是《洗冤集录》的增注本——要知道早在200多年前的欧洲，德国莱比锡大学已经于1642年开设系统的法医学讲座，而1782年柏林创办第一份法医学杂志，标志着法医科学初步形成独立体系，而大清竟然还在用600年前南宋的法医著作，这都落后到哪儿去了！
也正因此，在清代笔记中，涉及尸检的事务中，经常可以见到《洗冤集录》的影子。比如在《冷庐杂识》一书中，记载了道光甲辰年（公元1844年）夏天发生的一起案件，“顺天通州民妇康王氏之姑康陈氏与姨甥石文平口角，为石文平殴伤，愤懑自缢”。石文平贿赂康王氏，让她伪称自己的姑姑是病故的。而康王氏有个名叫王二的亲戚，“素与有怨”，到处宣扬，康陈氏之死是因为撞破了康王氏和石文平的奸情，被他俩合力谋杀。主审官萧培长和王莹负责侦办此案，“康王氏等畏刑诬服”。官府为了确保不是冤假错案，还专门打开康陈氏的棺材进行尸检，“适雪后阴晦严寒，未用糖醋如法罨洗，误认缢痕为被勒，遂以谋杀定谳”——这里面提到的“糖醋如法罨洗”就源自《洗冤集录》中的“洗罨”一节，“尸于平稳光明地上，先干检一遍。用水冲洗，次挼皂角洗涤尸垢腻，又以水冲荡洁净……如法用糟、醋拥罨尸首。仍以死人衣物尽盖， 用煮醋淋，又以荐席罨一时久，候尸体透软，即去盖物，以水冲去糟、醋方验”。大意是说在尸检前要用糟、醋拥罨尸体，等尸体透软了再用水冲去糟、醋，上面的伤痕才能清晰地看出来——而在对康陈氏进行尸检时，由于“雪后阴晦严寒”，仵作偷懒，忽略了用糟、醋拥罨尸体然后冲洗这一环节，所以误认缢痕为勒痕，造成了冤案。
所幸“刑部额外主事杨文定以案多疑窦，白之堂官，请旨覆讯，始得实情”。道光帝还特地下旨：“杨文定留心折狱，平反得宜，即擢补员外郎。”
二、“杨氏塘”里的浮尸
正因为清代的尸检大多是走过场式的糊弄，才给了那些为非作歹之徒以可乘之机，这一点，从《清稗类钞》中的一则名为“宁德毙羽士案”的记录中，可以观其大略。
此案甚奇。先来个名词解释，标题中的“羽士”就是道士的意思。这一案件的主人公名叫杨绍煊，是福建宁德人，“家殷实，所居去县数十里，宅后有园，极旷奥”。这样悠闲自在的田园生活，也就养成了杨绍煊恬穆的性格，每天在园子里吟啸诗词，悠然自得。园子的旁边有个池塘，附近的人们称其为“杨氏塘”。
这年夏天，有个道士到杨绍煊家门口乞讨，杨绍煊给了他一些钱粮，他却还不知足，赖在门口不走，杨绍煊很生气，叱责了他一顿，那道士嘴里不干不净地开始诟骂，杨家的人很生气，拿了鞭子就去抽那道士，道士跟现在很多碰瓷的人一样，一头栽倒在地上装死。杨家的人懒得理他，关上大门。道士“卧陇畔，久之”，见没人搭理自己，踉踉跄跄地离开了。
第二天，“杨氏塘”中浮起一具尸体，身上穿的正是那个道士的衣服，因为浸泡的缘故，尸体面部浮肿，看不出模样，乡人只好向里正报告。里正与杨绍煊一向就不和，从前还曾经因为一桩案件打过官司，结果输了，一直想报复杨绍煊，“且微闻其鞭羽士事”，于是他立刻向县令报告，说是杨绍煊用鞭子将道士抽死后扔在池塘里。县令收了里正的贿赂，加上他本来就对狂放不羁的杨绍煊看不顺眼，下令将其逮捕，每日严刑拷打，逼其认罪，而所有出面替杨绍煊申冤，给他提供不在场证明的人，一并逮捕惩治，很快，整个县里没有人再敢给杨绍煊鸣不平，“绍煊不胜苦，将诬服矣”。
不久，案件提交上级复审，郡守郑某是个清官，为人耿直，在看案卷的过程中，产生了怀疑，下令将“羽士”的尸体挖出来重新验尸，“背现伤痕，大如盆，盖椎击者”，在场的里正“见状色陡变，且强辩不已”。但无论他怎样强辩，鞭子抽出的痕迹，跟铁锥刺出的痕迹，有着天壤之别。郡守一看里正这副气急败坏的样子，立刻怀疑上了他，但无论怎么审问，里正都坚决不承认羽士的死和自己有关。
郡守一向足智多谋，他听说这个里正一向迷信，疑神疑鬼的，“乃使人夜抵其家，作鬼语”，装成羽士的鬼魂喊冤叫仇的，吓得里正号啕大哭，说了实话，原来死者是里正的朋友，里正曾经向他借过一大笔钱，那天朋友来要账，他还不上，两个人发生口角，里正一时冲动“乃以椎毙之”，正在发愁不知该怎么处理尸体，忽然听说杨绍煊的家人用鞭子抽死了一个道士，偷偷赶过去，正好看到那装死的道士站起来，踉踉跄跄地要离开，他赶上前去，向道士买下他穿的衣服，又给了他一笔钱让他远走他乡，然后给朋友的尸体“服羽士服而堕于塘中也”。
真相大白，郡守“乃释绍煊，置里正于典”。
“宁德毙羽士案”的案情一波三折，固然离奇，不过更加离奇的，恐怕是在杨氏塘里发现尸体之后，仵作居然“忽视”了凶器和伤痕完全不吻合这一三岁孩子都能发现的问题，恐怕只有一个原因能解释：那个仵作早就被里正用钱收买了。
三、用电学解释“尸变”
不过，到了晚清，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不少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开始用科学的态度来看待那些诡异离奇的尸体现象。比如在满纸神鬼邪魔的《洞灵小志》中，作者郭则沄极其稀罕地写了一篇用科学破解“尸变”现象的文章。
“凡生物咸有电质，人之初死者，阳电灭而阴电存，偶触阳电，辄尔跃动，或起而逐人。其逐人者，正两电相引也。”有个名叫赵贞吾的人告诉郭则沄，他的表兄“翩翩玉立”，可惜才活了二十多岁就因病去世了，生前他和老婆的感情十分深厚，年二十余而殒，等到他死了，他的老婆痛哭不止，抓着尸体的胳膊不停地摇晃，喊着：“你为什么不能说话了啊，你怎么忍心抛下我去了啊！”话音未落，“尸一足已起”，吓得妇人魂飞魄散，撒腿就跑，得到消息的人们赶了过来，“众共扼尸，缚而亟敛之”。最初，妇人发誓要给丈夫殉死，自此再也不说这句话了，有那缺德嘴损的揶揄她：“当初你男人刚死时，你指天画地说要殉死，说得那么决绝，现在怎么说话不算了呢？”这妇人后来守寡多年，活到六十多岁。在郭则沄看来：“《新齐谐》（即《子不语》）记尸变事，以为魂善魄恶，其时犹未明电学也。”
虽然用电学解释尸变，有些地方还略显牵强，但总比鬼魂附体之类的说法进步太多了。清末到民国初年的历史动荡中，国人像坐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的小船里，颠簸不止，大部分人晕晕沉沉，随波逐流，甚至总想着掉头返古，也有极少数人一直瞪圆了眼睛，希望找到一条重新使祖国富强的道路，而包括法医学在内的西方先进科学的引进，必然会使他们在震撼和惊叹之余，反思几千年专制统治造成的保守、落后和退步，就像陈其元目睹洋人公开验尸后在《庸闲斋笔记》里写下的感受：“向来外国人身死，若医士不能悉其病源，则必剖割视之，察其病所在，乃笔之书，家人从不之阻，亦并无以为戚者。”陈其元不禁想起了《南史》中的一段记录，有个名叫唐赐的人到邻村的彭家喝酒，回来后突然重病，临死前，唐赐让妻子给自己的尸体做解剖，寻找死因，妻子依言而行，“刳验五脏，悉皆糜碎”，尚书顾觊之说妻子解剖丈夫尸体，唐赐的儿子又没有及时阻拦母亲，所以一起处死。陈其元感慨道：“由外国观之，张氏母子岂非冤死哉！”
如果再不拿起解剖刀，而是依旧奉《洗冤集录》为圭臬，冤死的又何止张氏母子啊！（文/ 呼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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