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在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

今年，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彭国翔出版了新书《中国哲学方法论：如何治“中国哲学”》。为此，出版方特别策划了“闹市中的哲学课”系列讲座，近日举行的第一课——“哲学在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邀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孙向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刘梁剑，与彭国翔对谈，并由上海三联书店总编辑黄韬主持。以下为本次讲座的部分内容整理。

讲座现场，四位嘉宾共谈中国哲学

黄韬：这本书的产生，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记得当初书是向晨推荐的，而且推荐的时候，我们在瑞士，就是在疫情刚起，即将航路受限的时候。我们一块到瑞士去度假。我记得好像是在马特洪峰附近，向晨跟我讲起彭老师的这本新书。而之前我从来没见过彭老师。我回国以后就跟彭老师通过邮件相互联系，彭老师把书稿发过来，然后我们很快地签订了合同，就进入出版流程。直到这本书出版，我都没有见到彭老师，我还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呢。所有的工作都是在邮件往来过程当中完成，直到书出来以后，彭老师回国，我们才在出版社见第一面，也可以说是一见如故。我发现我们的许多想法和许多的观念都是比较接近的。当然我也是学哲学出身的，而且学哲学的经历跟彭老师又是非常像的。彭老师当年考的是南京大学政治学，我本科读的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差不多也就是政治学；到硕士的时候改行，念了哲学。接下来我想首先让彭老师讲讲这本书，同时也讲讲中国哲学或者说哲学在中国。

彭国翔：中国哲学我想有必要先做两个区分。一是“中国哲学”与“在中国的哲学”。“在中国的哲学”不光是我做的这个中国哲学，比方说，西方哲学现在也在中国，向晨兄就是研究西方哲学的，但是他现在也做中国哲学了；梁剑不只研究中国哲学，也治西方哲学。西方哲学很多各种各样的流派，包括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传来的。这是一种“在中国的哲学”，跟我讲的中国哲学还不太一样。我们讲的中国哲学是内在于中国的传统，你比如从先秦开始，孔孟老庄这样一直下来，这是我们中国自身的传统，但是后来我们说有佛教的传入，我们说三教——儒释道，在这个传统之上它发展出来的一套东西，这是跟“在中国的哲学”不太一样的，这是一个区别。

另外其实还有一个区分，刚才说了我们从先秦就有中国哲学传统，你不能说孔孟老庄都不是中国哲学，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讲的中国哲学呢，和这个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又有所不同。这个不同在哪里呢？我们现在讲中国哲学，是作为一个现代学科意义上去讲，那么“现代学科”，我们知道，是从二十世纪初以来才开始随着西方的学术体制，特别是大学引进来，我们大学才有哲学系，有历史系，有文学系。但是历史上我们不是说没有中国的哲学、文学、历史，这些都有，只是没有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所以这是第二个区别。

我们今天讨论的主要是作为一个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当然，中国哲学它是在我们传统的中国哲学——从先秦到现在——逐渐生长出来的。不同在哪里？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因为整个的学科建制，包括大学的体系都是西方过来的，所以说我有个说法，现在很多学界同仁也接受了，即我们中国哲学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学科，从一开始它就是“比较哲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一开始就无法摆脱跟西方哲学的关系；一开始就是处在跟西方的互动过程当中。或者说，是借鉴西方哲学的一些解释框架、一些模式，来把我们原来的老东西重新整理、讲出来，你要想回避西方是很难的。当然，西方哲学里面也是五光十色、流派分呈的。我们借鉴哪一个流派或者哪些流派，来帮助我们讲中国哲学，用现代的语言讲得更清楚，这是我们现在的工作。

（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教科书——中国哲学史，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讲法。一定是有两队人马：一队是唯物主义的哲学家，一队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后来发现，好像中国哲学比较特别，是不是能够这么讲？比如说，马克思讲的“思维”跟“存在”的关系，哪个是第一性的问题，这是哲学的第一问题，每个人都要问的，但是放在中国哲学里，哲学家们不一定把它当成一个基要的问题，他们考虑别的问题。我们就意识到，中国哲学可能有点自己的特点。

现在这个不算多难理解，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无论是哲学、历史、文化等等，作为一个文明，它是有它自身的特点，不能完全用西方的模式去套。当然，我们也不是否定人类有些普遍性。大家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眼睛，肯定都有共同经验，这些都是普遍的，共同可以借鉴。但关键是你能不能用以前的某一种，无论是用西方哲学哪一支来讲中国哲学？这恐怕就有问题。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整个的学界有一个反省，到底怎么去研究中国哲学。

正式的反省，其实是始于二十一世纪初，当时学界有一场讨论，甚至于怀疑我们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因为大家知道“哲学”这个词是日本人翻译过来的，中文里面本来有“哲”、有“学”，但是作为一个整词，“哲学”是日本人翻译的。所以到底有没有哲学，有很多讨论。我记得德里达2001年到中国来过（也到上海复旦来了），他很真诚地说，中国没有哲学，引起很多人强烈反应，好像他看不起我们中国传统。他其实不是要贬低我们。他的意思是说，至少中国没有传统希腊意义上的那种哲学。我们当然很多人不了解情况，觉得你对我们轻视，民族主义情绪立马生起来了。后来也是这个契机，2003年的时候，当时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编辑就找了我们几个中国哲学的朋友讨论，首先是中国哲学有没有“合法性”，所谓“合法性”就是到底有没有中国哲学。当时我也是亲身参与这个事情，所以我这个书里面第一篇文章，就是2003年写的；最后一篇是最近写的，跨度十六年，中心就是围绕这个问题。

我的看法是，中国哲学合不合法这是个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他是以西方哲学的某一支来衡量中国。如果照德里达的想法，用西方古希腊那样一种标准来看，那当然是没有中国哲学。但是，西方传统里面也有很多类似中国的流派和想法。现在你看，有些西方的一流学者，根据他们的研究，即使是古希腊罗马哲学，也有跟中国哲学相通的地方。比如说，法国的皮埃尔·阿多，现在已经过世了，还有现在在世的美国女性哲学家，很有影响，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阿多认为，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努斯鲍姆对哲学的理解就是：哲学家是医生和老师，是治病救人的；哲学是一种欲望的治疗，如何让我们的七情六欲得到平衡。这跟中国哲学就很接近了。中国哲学里《中庸》就是讲喜怒哀乐、已发未发的，讲如何让我们保持平衡。所以也不是说完全不一样，这里面就很复杂了。如果你用西方的某一支来看，中国没有哲学；用另外一支的角度看，又很接近。所以当时我说这个问题其实不能这么问，关键问题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以前简单地用一些西方的东西来套用中国哲学。现在我们要问的是，如何真正地来治中国哲学？当然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传统、历史上中国哲学的一个充分的诠释；另一方面是在我们现当代，如何建构一个新的中国哲学的形态。这是不同的两个线索、两条路，但是彼此密切相关。这就是我们讨论的问题。

最近这两年，有些年轻的朋友又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有时候我想，我们的学术发展，应该是在之前的基础上逐渐推进，不能不断重复。孔夫子说“温故知新”，你不温故，也不知道什么是新。有时候你觉得很好，想出一个新理论，欣喜若狂，但其实三十年前人家已经讲过，也许比你讲得还好，你就会失落。对不对？反过来，把以前都了解了，在他们的基础之上，我再提出一个新的东西，那就是真的新。我觉得孔夫子讲“温故知新”，是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西方哲学也是一样的，不能拾人牙慧。这本书的意义是，把我这十六年围绕这些题目的一些思考做了一个结集。以前这些都是散在不同的出版物里面，读者要想找的话，也比较费劲。我借用傅斯年的一句话来说，不用“动手动脚找东西”，都在一本书里了。所以我说要感谢上海三联帮我出了这本书。

怎么治中国哲学？我想刚才其实已经说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无法摆脱跟西方哲学的关系。现在为什么特别提出这个问题？如果说以前大家都是生硬地用西方哲学来讲中国哲学的话，现在我们可能有一种正好相反的情况。因为现在我们中国各方面发展得不错，觉得可以不管西方，可以自说自话，讲自己，有些人喜欢讲自己。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危险的。以前和现在的这两种倾向都是偏颇的：一个是完全用西方的讲中国，那中国就变成一些死物、材料，就像鱼肉一样放在砧板上，拿一把刀，西方的刀，不管是康德的刀还是黑格尔的刀、列维纳斯的刀……切成什么样就什么样，那中国哲学就成那样了；现在是另外一个极端，我觉得也有问题，“我可以跟西方绝缘，然后我自己就顶天立地”，这是比较麻烦的事，我现在觉得第二个可能危险更大一点。为什么？整个大学体制都是西方过来的，难道我要跟西方绝缘，把大学取消掉，整个学术分类、知识分类不再按照什么历史、哲学、文学。那怎么可能？经史子集好像也很难回去了。对不对？而且经史子集的分类是不是一个严格的知识分类，好像也成问题。所以第一点我希望强调的——这是我自己一贯的态度，我跟向晨兄和梁剑都是一致的——就是我们治中国哲学不能说要完全摆脱跟西方的关系。其实西方不光是哲学，历史、宗教等人文社会科学，都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对象。

比如说儒学——我主要做儒学，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学科可以解释得了的。我从哲学角度看，它里面有很多哲学的内容。在我们中国大陆，儒学大部分放在哲学系，但是在台湾地区很多讲儒学的，放在中文系，不在哲学系。你如果跑到美国，大部分不在哲学系，在东亚系、历史系、宗教系。在欧洲，是汉学系。它其实有它的好处，儒学不只是一个哲学的单一的题材，它有宗教学的面向，还有别的学科的面向，它是全面的。所以借鉴西方哲学，作为我们主研中国哲学的，首先要考虑借鉴西方哲学的内容。如果他们的一些观念、解释的一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把中国哲学讲得更清楚的话，当然是需要的。

有些我们学界的同行喜欢讲：“我们不要西方哲学，要讲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我就想，什么叫原汁原味呢？比如说，大家讲《老子》的话，老子的字数不多，只有五千个字。这个是最原汁原味的。我给你从头到尾背一遍，一个字不差，你能听懂吗？不光是你听不懂，我讲的人都懂吗？那可能对我来讲它只是一串声音。要真懂的话，我一定要用现代的语言解释出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光背是没有用的。你解释的话，就一定离不开现代的语言，现代的语言中有很多中、西已经都掺和在一块了。所以，我觉得第一点是不能够回避西方。我不是说以西方为标准，但是，它必须是我们的参照系统。大家都知道照镜子，照镜子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这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是说，为什么西方哲学给用坏了？像刚才说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哪个是第一性的问题，如果他把这个搬过来，逼着我们历史上的中国哲学家都先回答这个问题，那就麻烦了，因为有很多哲学家他考虑的不是这个问题。如何规避这样一种误用，我觉得第二点就是，对中国哲学的文献要了解。比如现在王阳明很热，朱熹不热，因为朱熹的书太多。（孙向晨：全集几十卷。）王阳明在今天是评不上教授的，因为他没有著作。王阳明到底是不是考虑思维和存在哪个是第一性？他压根不考虑这个问题。怎么知道王阳明这个人——中国人讲知人论世，在那个时代这么一个人物，这个姓王叫守仁的人，他一天到晚琢磨什么事？你得看关于他的文献才能知道，而不是凭空逼着他去想这些问题，比如思维和存在谁是第一性的问题，那就是绑架他了。所以，我们对中国的文献一定要了解。这样的话，我们才了解它内在的问题意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他每天都琢磨什么事儿。这是文献的基础，你得很熟悉。否则的话，你就很容易在借用西方的时候被它牵着鼻子走。

另外第三个，我们现在治中国哲学，不是中国人关起门自己干的事，无论是远的还是近的，近的有日本、韩国，远的有欧美，我们有很多同行。刚刚黄韬先生说，“谈这本书的时候我们还在瑞士”。瑞士也有我们研究中国哲学的朋友，欧美更不用讲。人家做的是不是值得我们参考呢？回到刚才说的话，“温故知新”的“故”，不只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以前做的，也包括海外，凡是那些领域里的同行做的，我们都要了解。这就涉及到我们的视野。我经常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井里边的青蛙，大家都在井里。知识是无涯的，生命是有涯的。庄子说“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每个人都是一个青蛙，都看到一个自己的天空。但是，我们总有一种冲动，希望把自己的井口尽量扩大，我看的天尽量大一点就好了。这时就要有见识和知识。我们研究中国哲学，海外的研究成果当然要采纳。这样的话，你才能在比较宽广的视野当中看问题。这当然就不一样了。这是我比较注重的。这样我觉得才能把工作做好，无论是研究历史上以前的哲学家，还是现在构造新时代的中国哲学理论。

最后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一方面是主动要吸收西方的，同时还要主动介入西方哲学的发展。如果我承认人类有共同的经验，那就有一个如何面对这个共同经验的问题。对于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我们就要提供解决方案。比如说生死的问题，人都要面对生死的问题，不同的传统提供的解脱生死的智慧是不一样的。佛教有佛教一套，基督教有基督教一套。那中国哲学、中国儒学有没有？道家、道教有没有？我们可以就这些普遍问题提供我们的一些智慧。我们也可以参与西方哲学，到底什么是人生宇宙的普遍问题？我们的回答又是怎么样的？这样的话，才能让我们人类反思的能力得到一个普遍的提高。有些在西方哲学上看来是天经地义的哲学问题，在我们看来不一定天经地义，天经地义可能只是出于他们固有的思维模式，没有所谓全世界都看起来天经地义的东西。有普遍性就有特殊性。而且现在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一些哲学家，他们也越来越意识到：“我们也应该参考东方的东西”。其实启蒙运动时期，很多欧洲的思想家很重视中国的文明、印度的文明。当然十九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工业革命，他们科技很强大，产生一种傲慢，觉得“我们好像不需要了解东方；上帝只会说一种语言的话，那就是英语”。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自己要发展，不断地开拓丰富的话，也需要了解别的文明——中国的、日本的、印度的，等等。他们愿意主动吸收，我们当然也更应该主动去参与，共建互补。我经常说，现在世界不同的哲学传统是处在一个共生共成的时代，我们当然是肩负着这一使命。这个我在书里提了，其实也是我们几个朋友经常探讨的。我记得第一次跟黄韬先生见面的时候，也提了这个问题。他刚刚说我们有很多一致的看法，其实这也是其中之一——如何面对我们现在新的时代思想的发展。我想我就先说这么多。

《中国哲学方法论：如何治“中国哲学”》，彭国翔/著，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1月版

黄韬：彭老师通过朴实和通俗的语言，把他的想法讲得很清楚，我们要研究或者讲中国哲学，应该具有的一些素养，即要有文献的基础、西学的素养和全球的视野。他认为这三个方面构成了今天研究中国哲学也好，推广中国哲学也好，甚至于了解中国哲学也好的基础。因为中国哲学本身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彭老师在他书中也讲到，佛教传入的时候，中国本土思想对佛教许多概念的吸收进一步激发了儒家思想的发展，打开了另一扇窗。今天我们讲思想，包括讲王阳明，已经离不开佛教、道教的东西。西学对中学一个非常重要性的意义就在这里。接下来我想听听孙向晨教授，他曾专治西学，但是最近也是兼治中学。

孙向晨：对于中国哲学，我自己纯粹是一个外行，其实黄韬老师也是做西学的，我记得他的论文写的是斯多亚学派，我也是研究西方哲学的。这两年也开始关注中国哲学。为什么会这样呢？研究西方哲学，尤其自己在复旦还教西方哲学史，就会发现有一些问题在中国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但它永远不会进入西方哲学的视野中去；另一些西方哲学关注的问题其实却不是传统的中国人所关注的。当然，这里其实没有谁高谁低的问题，而是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侧重点。

作为人类，我经常说我们都是现代智人的后代，智商也不太高也不太低，基本上都差不多，在地球上这样一个共同的区域中——最严酷也就是南极北极——生活。我们对自己的生存都会有一个反思，对自己的生存状况都会做出一个反应。所以刚才彭老师也讲了，人类是有很多共通的、普遍的经验，有一些普遍关切，比如生死问题、人生的意义问题，任何一个文明，任何一个哲学都会对此做出回应。

但另外一方面，起码从印欧语系来讲，汉语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从欧洲到印度，翻过喜马拉雅山才到了汉语世界。汉语，与印欧语系有很大的差别——语词的构成、语法的构成、句法的构成都不一样，语言所承载的世界不一样，我们表达思想的特点与节奏也不一样。在这个意义上，你会看到很多思想传统是完全不一样的。哲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对自己的生存、自己的思考、自己的语言都要有一个反思。这个反思在我看来，就构成了宽泛意义上的中国哲学，是对中国人生存样态的基本理解。

刚才彭老师也讲到，不管是真问题还是伪问题，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起码是热闹了一阵子。那么热闹的背后有一个很大问题，就是你或多或少都会以西方所谓的哲学为标准，反过来审视中国思想传统。黑格尔在一个负面的意义上，觉得中国没哲学；德里达在一个肯定的意义上说中国没哲学，背后都是以西方哲学作为标准来讨论中国思想。这个西方哲学，我觉得也不见得是以某家某派为标准，西方哲学从柏拉图以来是有一个主流传统的，形成了一个整体。西方哲学当然是流派纷呈，但它有整体性。尽管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非常不一样，但亚里士多德一定是在他老师的前提下进行工作的。所以我经常说，如果西方哲学首先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那么西方哲学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现在首先是柏拉图，接下来是亚里士多德，那么就还是在柏拉图的框架下。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要有一种整体的理解。在这种整体理解下，你会发现好多中国哲学的内容是放不进去的。我自己研究列维纳斯，他提出“他者”的思想，提出“迂回”的思想，我们今天要对自己有一个新的认识，大家首先就得离开，以一种外在的目光重新打量自己。所以要强调迂回强调外在性。一般地讲，我们总是会做一个比较，或者做一种相互对照，这种比较上面总是还预设了一个更普遍的范畴或者说框架。列维纳斯强调面对他者，没有任何更普遍的前提。首先是个他者，一个跟你完全不一样的他者，这个思路我觉得对我们理解自己是有帮助的。出去之后，离开之后，就像彭老师刚才讲的，就有了一个外在的镜子，用外面视角、眼光重新来看自己。

我自己是研究西方哲学的，于是我迂回他者重新看待自己，发现中国哲学非常有意思，有很多东西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是完全没有的。举一个例子来讲，刚才彭老师也讲到生死问题，但凡现代智人的后代都有反思意识，反思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死亡。所有文明还有宗教都会对死亡给出一个它的理解。去过埃及，印象最深的就是木乃伊，我们现在讲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都是很遥远的人物，埃及很厉害，可以拿木乃伊来给你看的，历史上的人物都在这儿。这就是他对不朽的理解，首先是身体上的不朽。基督教就是信上帝得永生，通过上帝，你得到一个拯救。佛教里面讲轮回，灵魂的不朽。甚至道教，讲长生不老，就是躯体上的生命延伸。你会看到，儒家其实很朴实——生养众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强调生命不断地生养。我喜欢举愚公移山的例子，愚公我们很赞赏，看到他有种不懈努力的精神，但他的论述中有个基本预设，智叟讽刺愚公移山的行为，但愚公说“没关系，我干不完有我儿子，我儿子干不完有孙子，子子孙孙没有穷尽”，你会看到这就是中国人对于生命延续的最朴素的理解。所以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特别突出一个重要德性，叫“孝”。老外说这个“孝”没啥稀奇啊，对父母好点这算什么，而且他们很多时候会觉得这个德性有一种等级性结构等等。但他没有从哲学上去理解，没有从生死问题上去理解，没有在最根本的意味上去理解这一点。

古希腊讲最重要的德性是智慧、勇敢、节制、正义，是四种最重要的德性。基督教里讲信望爱：信仰、希望、爱。中国人则讲孝，孝，德之始也；民间讲百善孝为先，西方哲学传统中就没这个德性。你会发现中西文化在最基本的预设上就不太一样，最基本预设的不同，就会有很关键的不同德性凸显出来。如果我们完全以西方哲学为标准的话，就把自己完全忽视或者遮蔽，不断地推崇他们，就把自己的本根给忘记掉。中国人恰恰是在这样一个“孝”的前提下来确立自己。比如说在古希腊，它有四个词来讲爱：Eros讲男女之爱，Philia讲朋友之爱，Storge讲亲属之爱，Agape是讲神圣之爱，其中三个都在西方哲学中得到很充分的阐发，关于Eros，关于Philia，关于Agape，唯独关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很薄弱。

中国人讲亲亲之爱，有大量关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这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或者说在我们情感系统中非常突出的一个层面。如果你只是以西方哲学为标准，你会对自己的文化有所遮蔽。所以说，我们要回到中国文化本源性、本根性的思想中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念着西方哲学，却又跑回到中国哲学中去了。因为你发现有那么多经验，在哲学上没有得到反思，在哲学上没有得到认真对待。我觉得这大概就是我们今天再来看中国哲学的一个根本动力。

讲了这么多，还得回到彭老师的书上。彭老师的书是对于中国哲学方法论的思考，他强调如何“治”中国哲学，我觉得这些都是最根本的。中国哲学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在我们这个学科建制内，也有了它的一些学科上的发展。在这些外在的发展之后，哲学对这些思想问题本身要有个再思考。这些都是我们的智慧之根。根本而言，我们要面对的还是今天的挑战，面对的还是现代性的逼迫，看看从我们的传统智慧当中，还能够生发出怎样的一种新力量。

我也非常同意彭老师讲的，我们的回应一定是包含这个世代的所有因素，当你包容不进来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能力来回应现代世界的。

彭老师在书里面也讲了好多宋明儒学的内容，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你会看到宋明儒学一定是把整个佛学的挑战全部收纳进来了。朱熹全集有几十卷，它是全覆盖的，对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经史子集都有回应，然后形成一套新的叙事。宋明之后，儒家重又回到了主流。他有博大胸怀，不是说佛教不看，道教不看，自说自话说一套，那是没人会理的。隋唐时候中国最一流的头脑全在寺庙中，到宋明以后又回归儒家。这种海纳百川的胸怀是中国人应有的胸怀，中国人从来都有“天下”意识。今天的世界，绝不应该我们自说自话，没人理你，一定要有能力把世界包容进来，提供一个更好的方案，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思想才会有生命力，才能够不光打动中国人，还能打动同处这个时代的其他人。我觉得彭老师的书提出了很多很好的问题，他也给出了自己思考的路径，以及在我们现在再来做中国哲学时应该有的基本素养，这些方面他在书里都给出了非常好的论述，非常系统，也非常完整。既有系统性论述，也有具体的casestudy，案例性研究。我觉得对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给出了一种积极的思考。

黄韬：孙老师结合他自己的研究，对中国哲学在今天的世界当中应该处于怎样一个位置，而且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整个世界，提出他自己的看法，同时也表明他跟彭老师的许多看法不谋而合。接下来，有请刘梁剑教授，他在华东师范大学做系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实际上也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镇，我们都知道冯契先生。我想您也一定是有自己的高见。

刘梁剑：刚才听彭老师的讲话，大家也能感受到他非常通透的一个特点。我觉得这个“通”，一个是说，他对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都有很深的了解；另外一个主要是见识上的“通”，能够“打通”，更超越特定的哲学传统，有更好的见解。而“透”方面也就是见识的“深”。“通透”就是说，我们可以用非常日常的语言，把我们想的问题表达出来。虽然寥寥数语，也可以看出一个学者后面几十年的功力。这是我读这本书以及参加讨论首先获得的感受。

另外，我越来越觉得，有时候聊天是一个做哲学的非常好的方式。在聊的过程里，尤其像刚才听彭老师、孙老师讲他们的一些看法，会激发我对一些问题的很多想法。这些想法有些可能在聊天之前就有，但是比较朦胧，在聊的时候就会激发出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对话或者聊天特有的一个妙处。我觉得这种方式可能也可以用来讲中国哲学跟西方哲学的关系。

刚才彭老师特别讲，中国哲学一开始作为一个现代学科就有比较哲学的意味。比较哲学也是在中西对话中显现的。我们讲比较哲学，会有一种印象，中国哲学在那，西方哲学在那，都是客观地摆在我们面前的，我们看两个之间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有什么相异的地方。这大概是做比较哲学的初步印象。实际上，比如说像牟宗三、唐君毅等等，这些都在彭老师的书里面提到的，我觉得他们做比较的时候，除了求同求异之外，更多的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达到对中国哲学的一种新的理解，产生出一些新的东西。在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它就是一种中西的对话。一个哲学家，通过自身头脑的运思的努力，把不同的哲学传统带进来，然后会产生出原来在比较或者对话之前中国哲学、西方哲学没有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对话或者比较所呈现出来的特别的魅力。不管是现场的，还是我们面对典籍反映出来的思想家之间的对话，都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回到最初的问题，就是彭老师这本书里面最关切的、有意思的两个小问题：第一个是什么是中国哲学，第二个是怎么来做中国哲学或者说治中国哲学。

第一个问题就关系到我们怎么来理解中国和哲学的关系。刚才彭老师一开始提到，说中国哲学不同于我们在中国来研究法国哲学或外国哲学等等。但我有一个想法，想问一下孙老师，如果我们在中国来做列维纳斯，怎么使得我们中国人做的列维纳斯，不同于法国人做的列维纳斯，而且会使得法国人觉得，你如果不了解一下中国人做的列维纳斯还挺遗憾的？怎么使得我们来研究法国的，比如说列维纳斯等等，也是一种中国哲学？这是一个我觉得可以讨论的问题。

另外一个例子，如果说我们强调中国哲学具有中国性，我们可能会讲到哲学它是跟中国的传统相关，和老子、孔子、阳明等等传统相关，可能也会想到说我们的哲学是用汉语来写的。汉字因为是一种不同的语言，使得我们对问题的想法，有不同于西方语言来进行思想的特点，可以这么来想中国哲学的中国性。我觉得这些想法都是可以接受，也是应该的。但是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刚才也提到德里达讲中国没有哲学，但他讲是一个优点，他觉得因为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的传统，使得他可以在西方的传统之外，找到一种可以反思西方当下困境的新的思想资源。这大概就是迂回的意思，就是通过外部来观察西方社会，获得一种新的观察点、新的思想资源，来反思他们的传统。但是为什么中国人听到这一个评价，会很自然地激发出来一种民族的情绪，觉得他是对中国的一种贬低。我觉得这后面的文化心理，是不是大家可以这么来想，我们会天然地接受哲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假如说中国没有哲学，等于说中国没有深刻的思想，这差不多就是对我们中国的一种否定。在这么想的逻辑的后面，是把哲学作为一种现成的东西，而且用它来论证中国的价值。他的思路是把哲学作为现成的，甚至是高贵的东西，然后用它来认证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我们觉得，把哲学作为现成的东西，我们只是把它移植过来，是非常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讲中国哲学的时候，特别说，它是一种构成性的东西，刚才我们讲的中国的传统、中国的语言文字等对哲学的影响可能就已经包含了这样一个意思。但是将这个意思往下讲，可能会有一个偏差，我们讲中国哲学、讲中国性的时候，特别强调它是中国的传统里出来的东西，比如儒家出来的东西，而且慢慢地再往前推一步，就会说我们的古圣先哲，我们的儒家传统，已经把哲学的问题都解决好了，我们要做的都是回到他们那里，就可以了。这就特别容易导致过于强调中国性，强调中国的民族性，造成对西方哲学的一种排斥，刚才彭老师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这是我们现在强调中国哲学主体性的时候，有它合理性的地方，但又特别容易走向偏失的地方。

我们讲文化自信，但这个文化自信讲着讲着，就变成文化自大了。这样一种不理性恰恰特别容易发生。这也是我们现在做中国哲学要特别当心的地方。原来我们做中国哲学，在当心主体性的丧失，现在要担心主体是不是过于膨胀。这样的话题是时代的一种困境。为了克服中国哲学可能导致的主体性过强，我们可能还会需要把中国哲学的中国性更多放在当下。

我们做的如果是一种活生生的哲学，还真的需要在闹市之中。闹市意象代表我们是跟社会实践、跟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当下的、中国的，当然也是世界的——联系在一块，来做中国哲学。那么这种中国哲学的中国性，除了它可能会是跟中国传统的思想相关，跟我们用汉语来写有关系，更多的是跟我们的生活经验相关。我们会提出一些活生生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具有中国的特殊性，也可能具有世界的普遍性，然后给出一些自己的想法。这时候我们做出来的中国哲学是比较当下的、活的，它可以延续着中国的传统，但它同时也可以接着西方哲学言说的——就是西方哲学它没有解决的问题，往下讲；西方文学没有提出的问题，我们提出来了，然后给出一种新的解释等等，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中国哲学。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做中国哲学，可能和原来的中国哲学、法国哲学、德国哲学、印度哲学，或者说外国哲学对应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会有所不同，是以新的一种角度来理解中国哲学。

说到这，我也想向彭老师提一个问题。在他的书里面，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概念，就是世界哲学的概念。我想听听彭老师关于世界哲学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些见解。

讲座现场就在上海闹市的淮海中路上

黄韬：事实上，哲学也是跟闹市分不开的，苏格拉底当年就是在雅典的集市上形成他的哲学。在这样的一个场域当中，互相之间思想激荡，这才是哲学可以生长的根本的基础。关于世界哲学的看法，我们请彭老师来回答一下。

彭国翔：我们一般觉得好像哲学是一个抽象的、无用之学，但是拿我自己的经验来讲——刚才一开始黄韬兄和向晨兄也提到了，我本来大学不是念哲学，我父亲希望我学理科，他自己是学物理的，但是我觉得我没有那个长处和能耐，我自己愿意学政治学。我当时选政治学也是受儒家的“误导”吧，希望能够治国平天下。我这个专业念出来应该是做公务员的，后来发现我也不行。其实大学里面我的副业是念哲学，包括历史，我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我现在经常跟我的学生讲，这个东西很有用。

一般人们觉得文科没有用，其实我觉得文科非常有用。打个比方说，你弄化学，其实你生活当中多长时间真的是用上化学的知识呢？但是反过来说，一天当中你起心动念，就是要在周围“待人接物”——中国人讲“待人接物”，同样的人跟物，同样的事情，为什么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为什么有人处理得很好？为什么有人处处都处理不好？他背后的观念不一样，观念决定你的行为。那么观念怎么来的？你是不是自觉地进行一些观念的提升和洗礼？还是只是被动接受一些东西？是否有经过自己的整理的过程？我们读中学时候觉得所谓“三观”的说法很空虚，现在我觉得非常不空虚，很具体。价值观不一样，就变成“道不同不相为谋”，不同的价值观就是很具体的。同样这个事儿我觉得是好的，他觉得是坏的，我觉得是“是”，他觉得是“非”，马上表现出做的方式不一样。日常生活里面随时随地都有这样的例子。那么，如何让我们能有智慧？哲学本来是讲智慧的，能够让我们很好地处理周围的人和事。其实人生一世无非两个事：“待人”和“接物”。你说除了“人”和“物”之外，你还跟什么打交道？外星人你大概碰不着，而且外星人也可以算是“人”。最后我们如何待人接物，取决于我们的价值观，取决于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智慧。其实，哲学训练的好处，我经常讲，第一个是让我们头脑清楚，不管你干的是哪行哪业，脑子清楚跟不清楚，结果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这方面可能中国哲学贡献更大——不是西方哲学没有，西方更多的可能是宗教的传统——我们今天讲，哲学训练让你的境界高一点，境界也不是虚的，同样一个事情，他那样做，只顾眼前，急功近利，鼠目寸光，反过来可以说，我们站得高，看得远，像下棋一样，他可以看七步以后，我只能看一步，结果当然是不一样的。你的脑子是不是清楚，有没有比较高的境界，就决定你做事情是不是有智慧。有没有智慧决定你能不能好好在闹市待着。

有的人他有智慧，闹市很闹，但其心不闹。真正的讲智慧不是说躲到深山老林里面去，深山老林里面我修养好，一天到晚打坐，一出来看到人，待人接物，我又乱了方寸，一样没有用。过去说儒家修养功夫是“动亦定，静亦定”，动就是说我很忙，我可以处理很多事情，但我的心态是很定的，静的时候，我一个人也一样。你说我一个人的时候是不是就能很定？那也不一定。有的人看着他是在盘腿打坐，实际上心猿意马，脑子不知道想什么东西。所以说躲起来、避世求心定，那是不彻底的。彻底的就是你在日常生活里面，随时随地都能保持稳定的心态；你有高度的智慧，让你对周围的事，做出非常合理的回应。这种智慧是哲学可以提供的。当然，我们讲的是广义的哲学，其实人文学科里面很多都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智慧，艺术、宗教、历史、文学，都给我们提供这样一种人文的智慧。这个不是其他学科能够提供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哲学非常有用。

可能我们人类是永远离不开闹市的，在闹市中你是不是可以有智慧地应对各种闹，别乱闹，我觉得这就是哲学。不光是中国哲学，其实西方哲学里面也一样。你看古希腊的哲学，他们也考虑同样的问题，比如讲如何控制我们的情绪，制怒，其实是相通的，都是希望能够有一种比一般人高的智慧，来更好地在生活当中相处。

回到世界哲学这个话题。现在这个时代，你说要再回到像老子描述的那种“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境地，这不可能。如果人孤立自己，你也内卷，我也内卷，卷得谁也不认识谁，基本不可能。现在网络早就把全世界联合起来了，无论是有产者还是无产者，早就联合起来了。中国是世界当中的中国，不要说中国哲学了。如何好好地理解中国呢？得把它放在整个世界、全球的脉络当中。而世界哲学不是说我们最后变成一个统一的哲学，好像把全世界都给罩住了，那不可能，也不符合中国哲学的理论。孔子的智慧是什么？叫“和而不同”。和而不同它是讲和，不是说铁板一块，它的前提是承认个性，你跟我不一样，我跟你也不一样，我既不能强人从己，要求你跟我一样，也不要屈己从人，在不同当中我们可以找出一个和谐的相处。世界上不同的哲学传统互相激荡，彼此对话，共同考虑人类经验要面对的很多问题，然后我们各自提供一些方案，互相切磋，这样让我们整个人类经验得以相通，让整个人类的智慧提高，然后可以应对人类所可能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挑战、危机。比如说，人类会不会毁灭？毁灭人类的是谁？毁灭人类的，我想最可能是人类自己，而不是突然外星人来了，或者哪天飞来一个行星把地球给撞了。其实人可能是自己毁灭。人不光只有理性，还有情绪、情感，可能情绪的力量比理性更大。如果人光有理性的话，生活也很没味道，是吧？但是光有情绪的话，人也会意气用事，各种气话就来了，乱闹就闹出来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大家就要彼此协商、要讨论，这样的话，这个世界哲学它是有各种不同的传统：儒家的、佛教的、道家道教的、犹太教的、基督教的、伊斯兰的、东正教的、印度教的，他们是一起的。因为我说过，有共同面对的问题，大家一起讨论，然后我们提供更多的课题、方案、经验，来让我们好好地在闹市当中生活。我想这就是世界哲学，以及它能提供给我们的。

黄韬：实际上人类文化的这个“文”，最初就是指是人的文身。所谓“文”就是把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搞得很复杂，只有一种讲法的事情，变成很多种讲法。人生实际上也是这样。所以我想哲学老师乃至哲学研究者的智慧，实际上不是一个空的、抽象的东西，不是离开日常生活的东西，离开闹市的东西；而恰恰是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纷繁复杂的生活中所必须具有的一种识见。你只有思考过复杂以后，才会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