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数十年来，以书画碑帖、图书文献为主的公私藏家，借影印技术的不断进步，择其精要者，化身千百，在与同好分享交流中，更显其价值，似乎已是一个渐趋共识的思路；出版机构瞄准契机，于打造精品、满足需求之同时，树立品牌、提升发展，也成为一种目光长远的追求；而研究爱好者们，则缘此受益，因珍稀资料的多见易获，为其研讨的广泛深入，创造了更多良好的条件。如此互动，既各得其所又泽及多方，似堪称大家喜闻乐见的理想境界。今于碑帖收藏研究兴趣正浓的陈郁先生，出其珍藏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推出“嘉树堂藏善本碑帖丛刊”（以下简称“丛刊”），其践行之意，不言而喻。而作为有缘每每承邀细赏底本原拓、相与品评交流的笔者，再阅精印佳本，似又有所得，因择其中数事，略陈管见，用答藏家雅意，兼续平日交流之未尽者，并就正于同好方家。
一、《郙阁颂》《石门颂》及《郑文公碑》
《郙阁颂》为汉代摩崖碑刻名品，与《石门颂》《西狭颂》并称“汉三颂”。今“丛刊”所收之本，第八行“元功不朽”之“功”字完好，“不”字上半仍存，“朽”字尚可见笔画残余，与罗振玉《雪堂所藏金石文字簿录》中所记“‘功’字笔画尚完，半‘不’字尚存，平生所见此碑墨本，未有更先于此者”，应相颉颃，唯罗氏著录之本,至今尚不明是否仍存,故此“丛刊”所收者，当属目前所见传世最善之本，尤足珍贵。册内旧存一签，曰：“明拓郙阁颂，次武道兄鑑藏。戊午八月壶父题。”戊午为1918年，壶父系晚清金石篆刻名家广东李尹桑别号，而次武姓李，据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第二十辑所刊金石鉴藏名家周季木（进）《秦石轩日记》（唐雪康整理）中所记，为其妹婿。
《郙阁颂》“元功”之“功”字不损本（嘉树堂藏）
此《郙阁颂》系淡墨拓本，虽石花漫布，而字口笔画风神，多存其间。因忆数年之前在京中旅次，与仲威先生同观陈郁先生所示其新获《石门颂》，墨色石花，风貌与之仿佛。当时经二位特别指出，谓此正是摩崖碑刻早期拓本的特征之一，印象颇深。后陈郁先生又于《书法丛刊》相继发表《石门颂摩崖早期传拓考》《石门颂摩崖存世拓本考》两文，其中所论有关《石门颂》之类摩崖碑拓年代的区分鉴定，除“考据字”之外，墨色和拓法亦可资参考等，排比考述，逐一为说。获读之下，更悉其详。日后，还曾就其对清初顾南原（蔼吉）是否见过《石门颂》原拓的疑问，又有所交流。今“丛刊”将此《石门颂》善拓一并收入印行，相信能为进一步研究此类摩崖早期诸拓，再添可资参考之本。
嘉树堂藏《石门颂》
同样，“丛刊”中的北魏《郑曦下碑》，即一般通称《郑文公碑》者，不仅亦属摩崖碑刻名作，且淡墨石花、看似弥漫中，字画之浑厚遒劲，精采可见，故旧藏此册的民国初年学者兼金石书画名家姚茫父（华）先生，在题跋中称其为“精浑淡雅，旧本之至佳者”。因记翁闿运先生在其《云峰诸山北魏刻石与郑道昭》一文中，也曾专论此碑拓本鉴别，语颇精详，值得一读：
《郑文公下碑》之最初拓本，“平东将军光州刺史”句之“将”字下“寸”中直笔道完好，后拓此直右边字口泐肥。又“不严之治”句之“不”字下半三笔可见，后拓泐尽。此种最旧拓本，碑面石花满布，有的一片漫漶，全文难读；有的虽可读而不如后拓之字字清楚，但字画肥大，可辨之字，笔画沉雄厚重之气，跃然纸上。叶昌炽《语石》云：“云峰山《郑文公碑》，初架木时，吴退楼（云）观察得一本，至费五十金。后来者，因台旧贯，役省功倍，其值减至二十之一。”曾见吴氏藏本，亦满布石花，与初拓相似，惟“将”、“不”二字损泐。吴氏活动时间，在道光、同治之际，则《下碑》最初拓本，至迟应在道光初年以前……
一般鉴别《郑文公下碑》拓本之新旧，以“而作颂曰”句“颂”字是否完好为标准，完好者名曰“颂字本”。其实同样颂字本，亦大有先后优劣之别。最佳者如上述吴退楼本之类，比之初拓，除少数字画有损泐外，书法精神尚相去不远；其最下者，则以石刻椎拓过多，碑面如磨去一层，石花大大减少，笔画细瘦僵弱，郑道昭书雄杰之气尽失。
姚茫父题跋本《郑文公碑》（嘉树堂藏）
而前述姚茫父先生跋语中，又论及此碑“方整凝重之处，便开北齐，此未洗本字口清朗，往往可见也，又非晚近可参也”；“《下碑》《鹤铭》并是六朝大品，南北对峙于此，枢纽贯通，诸碑消息得矣。”亦皆不乏心得。
二、《天发神谶碑》
“丛刊”所收《天发神谶碑》，亦淡墨精拓，且多名家题跋，流传有绪，堪称善本。而册内所见旧藏诸家钤印中，有翁广平二印，虽金石碑版名家张祖翼（磊盦）已在册后跋语中拈出：“有‘广平私印’，殆叔未所谓吴江翁海村也”，然翁氏其人以及与此碑相关诸事，似犹可一说。
嘉树堂藏《天发神谶碑》
翁广平（1760-1842）字海琛，一作海村，江苏吴江人。嗜古好学，工诗古文词。性喜藏书，手自抄录；留意文献，于金石碑版，尤多用心力。其《听莺居文钞》卷六所载《金石集录序》中，自述稍详：
余平生无他好，惟于金石文字有素願焉。然恨家贫，不能多购，乃取先世所遗唐碑数十卷而展玩之。或遇书贩书肆中有可以他物相易者，易之；否则典衣购之；其值重不能得者，则必录其文字读之。数年来所得，自三代两汉迄于宋元，都七百卷，于是序其时代岁月与书撰人姓名为录目；间有与史传正其谬误者，跋于其尾，不敢有雷同剿说之语，名曰《金石集录》，窃比于欧阳子《集古录》赵德父《金石录》也。
而同书卷十三，又有《孙吴天发神谶碑跋》，其中述及：“其笔法合篆隶两家而自成一体，颇雄伟奇怪，然不易学。且碑石尚完好，故金石家亦不甚贵重，余旧藏一扑墨本，为嘉兴张叔未解元易去。丁卯岁，余至金陵，欲手拓数本，谁知其石已于三年前毁矣。盖石在江宁府学尊经阁下，阁上藏王伯厚《玉海》板，广文毛藻欲印《玉海》，乃集印工于阁下，印工煮饭失火，而阁与板与碑俱为焦土，毛亦因是去官，而旧拓遂价增十倍矣。”
关于翁氏所云为张叔未（廷济）易去之《天发神谶碑》拓本，张氏《清仪阁金石题识》卷二《吴天玺纪功碑（旧拓翦本）》内，有这样的记述：
赵晋斋魏昔归余整幅一，宋芝山葆淳归余褾本一，吾以方进斋归余翦褾本与国山碑合装者一（是本已赠黄祥圃），在京都琉璃厂肆、在郡城集街肆两得整幅，而皆不足，皆百年以内之拓。吴江翁海村广平归余潘稼堂太史藏拓，完整足本，古香可爱。顷郡中友携遗此本，如‘敷垂’字，潘藏本又仪征阮师据家藏旧本并合繁昌鲍氏旧本重摹于北湖者，皆已半蚀，王氏《金石萃编》‘敷’字且脱摹下‘寸’字，而此甚显然可辨；‘巧’字末横石裂文皆与‘工’字连，潘藏少细而已有裂痕，此则豪未损坏……
张氏所称潘稼堂太史，即清初潘耒（1646-1708），字次耕，号稼堂，康熙十八年（1679）以布衣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与修《明史》。其亦吴江人，是为翁广平前辈乡贤，故《听莺居文钞》卷二十一有《潘稼堂传》之作。潘氏又有金石之好，其友人朱彝尊即在《潘氏家藏晋唐小楷册跋》中，称“次耕博访金石文，一一装界。得此，遂为翠墨之冠”。而另一位与潘氏同时的清初金石学家林侗（1627-1714），在其《来斋金石刻考略》卷上《天发神谶文》中更记：
丁丑仲春，予客上江幕府，抚军陈公琳望有事江宁，予告之曰：有一纸之微，非藉节钺之重莫能得，因嘱以此碑。旬时归，饷余二纸。越半月，江宁太守又呈六纸，悉归于余。后过吴江，宿潘稼堂先生家，观藏帖，语是碑。稼堂曰，予生长江南几六十年，愿望不能得，公乃充满箧笥若此，亟以分我。因以一纸转遗之。
林氏所记丁丑，为康熙三十六年（1697），而张廷济记翁广平归其之潘稼堂旧藏《天发神谶碑》拓本，虽未及具体年代，但很有可能即为当年林侗分赠潘氏者。因为除林氏所记之外，前引张氏跋中，谓赵晋斋、宋芝山、方进斋归其各本，以及琉璃厂肆、郡城集街肆所得两整幅等，“皆百年以内之拓”，倘以张氏自署作此跋之道光九年（1829）推去，最早也应是雍正八年（1730）之后、甚至还可能已是乾隆年间的拓本。如现存上海图书馆的嘉庆辛未（十六年，1811）宋芝山寄张廷济之《天发神谶碑》，应该就是张氏所记宋氏归其者，仲威先生《善本碑帖过眼录（续编）》（文物出版社2017年1月）著录为“张廷济跋本”，经其考校，正属雍乾之拓。而林侗分赠潘氏者，则为康熙丁丑（三十六年，1697）拓本，已越出张氏所称“百年”之外,且至少还要更早三十多年，故张氏称“古香可爱”，似无不可；另据张氏描述其“敷垂”二字已经半蚀等，亦可谓差近康熙拓本考据。当然，今“丛刊”所收，虽有翁氏钤印，然未见潘耒或张廷济旧藏之迹，是可指为曾经翁氏收藏之本，却未必一定就是翁氏所云为张廷济易去者。至翁氏跋语中谓碑石尚完好时，金石家不甚贵重云云，似应属实。曾经李启严、安思远递藏的《天发神谶碑》内，有与翁氏差不多同时的郭尚先（1785-1833）题跋，其中即记：“吴《纪功碑》三十年前甚易得，记乾隆甲寅先司马自吴下归，箧中携十数纸以赠好事，当时亦不重之也。不审石既毁后，何以拓本之少乃尔。余旋里，索诸敝簏，仅得三部，又皆不完，合之仅得一完本。其残本二以分知好，则皆球壁视之矣。”
翁氏题跋中，又忆其丁卯岁即嘉庆十二年（1807）至金陵，悉“其石已于三年前毁矣”，并记碑石焚毁之原委细末，颇为具体，而前揭上海图书馆藏《天发神谶碑》“张廷济跋本”内，又有嘉庆十六年（1811）张氏抄录其《清仪阁笔记》中相关记述二则，其一曰：“嘉庆乙丑十一月二日，由杭州归，过海宁新仓里，信宿吴兔床先生拜经楼。先生云九月初在扬州遇宋芝山，语云顷江宁学宫火，《天玺碑》已化去。”其二曰：“庚午十一月十九日，吴江翁海村广平自乍浦徒步到篁里来访余，云戊辰乡试时到南京，碑刻店中尚有《三段碑》，索价十金。去年到金陵，访之肆中，虽悬数十金不可得。其碑之焚也，由教官毛藻聚印书匠于尊经阁，刷印《玉海》，打火煮饭，以致延烧，宋版汉石，尽付六丁。广文一席，即时褫去。千百年古物，壞于此老，可叹可叹。”与翁氏跋中所述，基本一致，因知张氏先于嘉庆乙丑（十年，1805）十一月，从海宁吴兔床（骞）处得数月前碑石焚毁消息；至庚午（嘉庆十五年，1810）十一月，翁广平来访，又由翁氏相告，进一步获悉戊辰（嘉庆十三年，1808）及嘉庆十四年（1809）金陵肆中此碑拓本索价已高且难得，以及碑石焚毁原委大略等情节，遂据以笔录为记。
三、《崔敬邕墓志》
“丛刊”中的刘铁云（鹗）旧藏北魏《崔敬邕墓志》，久享大名，因迄今为止，皆知该志仅有五本原拓存世，无不珍贵。有关此五本之评价，亦颇有说者，多列举其各自特色，如现藏上海图书馆之端方旧物浓、淡墨拓拼合本，以及日本书道博物馆藏淡墨拓本，因均将志主祖、父衔名按原石次序，装裱于墓志标题之前，从而使这一特殊稀见的格式，得以保留体现。而上海图书馆藏本后所附清代王士禛致朱彝尊手札，以及费念慈、王瓘、张祖翼、端方等诸家题跋，又皆可供研究参考。再如上海朵云轩藏本后潘宁、金文淳（秋堂书录）、戴光曾诸跋，以及南京博物院藏本之潘宁题跋，亦无不各具价值。
《崔敬邕墓志》刘铁云本（嘉树堂藏）
今“丛刊”所收之本，因光绪末年曾经当时藏家刘铁云携往日本，以珂罗版精印百本，大获声名；后又屡被翻印，影响更广。其册内附装康熙间陈奕禧（1648-1709）庚辰（康熙三十九年，1700）题跋，虽移自他本，然作为该志出土初期相关诸事的亲历甚至亲与者，陈氏此跋的价值，仍应格外重视。且此本自经刘铁云（鹗）、王孝禹（瓘）递藏再转入陶北溟（祖光）之手后，世人久不获睹，至有下落不明之说，凡欲观赏临习，乃至研究等，皆只能依昔日旧印。今得据原本重新精印，不仅原色原样，且那些不见于之前印本的后增内容，无论是册前李瑞清、褚德彝、吴昌硕诸家署签，还是册后陈伯陶、林纾、汪洛年、吴徵所作校碑、访碑、读碑各图，以及王福庵、沈尹默题跋，乃至陶北溟在其妻所制棉布护套内的题记等，悉数展现，又为该本的鉴赏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资料。
另可附说的是，上海图书馆藏浓、淡墨拓拼合本内诸家题跋中，有费念慈乙巳（光绪三十一年，1905）一跋，实系其为拼合之前的前半部淡墨拓残本而作，当时该残本为刘健之所藏，故费氏跋语中曰：“建霞同年于长沙收旧书得一本，驰书告余，诧为奇遇。建霞殁，遂入市儿手中。甲辰冬转入刘健之仁兄秘笈，惜缺失百许字。”费氏所云缺字百许，究竟是仅指该本当时已失之后半，还是包括尚存前半内亦有所缺？因取已经影印出版的上海图书馆藏拼合本及其他各本，一一互校，遂得其实：
上海图书馆藏拼合本前半淡墨拓部分第一开中，“夫人中书赵国李诜女”，缺“赵国李诜女”五字；“魏故持节龙骧将军”，缺“魏故”二字；“督营州诸军事”，缺“诸、军”二字。
第二开中，“征虏将军太中大夫临青男”，缺“太中”二字；“博陵安平人也”，缺“也”字；“远祖尚父”，缺“祖、尚”二字。
第四开中，“儁华茂实，以响流於京夏矣”，缺“实、以”二字；“被旨起家”，缺“起”字。
第八开中，“惠液达於逋遐”，缺“於、逋”二字。
共计缺十九字，而后半浓墨拓部分，则未见缺失。
四、《麓山寺碑》及《思古斋黄庭经兰亭序》中的前人题跋
“丛刊”所收曾经日本三井文库及高岛义彦先生递藏的唐李邕《麓山寺碑》赵声伯本，与今藏苏州博物馆的景朴孙本，以及马成名先生《海外所见善本碑帖录》（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6月）中著录的美国翁万戈先生藏本，皆属世称“搜”字、“闱”字未经剜挖，且碑末“别乘乐公名光”六字均可见的北宋拓中最佳者，目前所知，仅此三本，故其珍稀可贵，已毋庸赘言。惟其究竟何时流往东瀛、又如何归入三井家等，似未见有细说者。今“丛刊”所收赵声伯旧藏本内，存当年三井听冰阁主人朱笔题记数则，其中就有明确记载：
三井听冰阁藏帖，昭和六（辛未）年七月三日所得。北宋初拓麓山寺碑，天下第一本，赵声伯旧藏，汉东罗原觉持来。
语虽简短，却具史料价值。倘若再稍涉与之相关者，说来话又略长。罗原觉（1891-1965）原名泽棠，字韬元，别号弢盦，广东南海人，以文物鉴藏及研究名世，曾为广州市市立博物院筹备委员会委员。然其亦有参与文物流转买卖诸事，上引《麓山寺碑》内三井听冰阁主人所记，即是一证。而香港著名掌故作家高伯雨（贞白）先生，曾在其《欧阳询〈缘果道场舍利塔记〉》（收入氏著《听雨楼随笔》，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一文中，又另记一事：
抗日战争前六、七年，罗原觉先生游日本，有些日本收藏家拿出商务影印的欧书舍利塔记，请他设法代为购买，罗君一笑置之。后来他对我说，如果他想赚钱，不难一口答应，去汕头找着秉湜，便可到手。罗君不为此者，以交情为重也。日前与罗君重谈此事，他也深幸此物仍为国人所有。
虽高氏谓罗氏自称虑及朋友交情，未应日人请托，但高氏记此事发生在抗战前六、七年罗氏东游日本期间，却恰与罗氏持《麓山寺碑》赵声伯本往三井家的时间昭和六年（1931），基本相合，则当时日本藏家拿出欧书舍利塔记影本，托罗氏设法代购，或亦有明知其实为相关买卖中人的原因在内。罗氏于金石碑版，甚至具体到李邕所书碑刻，当属内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何碧琪女士曾在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宋拓〈李思训碑〉与岭南学术群体》一文中介绍，该馆所藏《李思训碑》南宋拓本内，有罗氏1920至1922年的题跋及碑式图，系其民国八年（1919）在香江某肆购得该本后所作，考校颇精，故罗氏于赵声伯旧藏《麓山寺碑》之身价，也应十分清楚；而高伯雨先生文中那本《缘果道场舍利塔记》又属何等何类，罗氏恐怕更心知肚明。
《麓山寺碑》“赵声伯本”（嘉树堂藏）三井氏题记
“丛刊”中的明拓《思古斋黄庭经兰亭序》，为吴湖帆旧物，纸墨拓工，无不精好，且诸家题跋累累，而尤以吴氏所题居多。其中相关考订，似可与《梅景书屋书跋》（收入梁颖编校《吴湖帆文稿》，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9月）中“思古斋《兰亭》《黄庭》初拓本跋”参互并读。册前扉页，有张钟来为吴湖帆所题跋语，曰：
颖上《黄庭》《兰亭》，自经董文敏称扬之后，几与定武相颉颃。定武原本不易得，得一颖上全璧，亦足自豪。原石碎于明季，欲求初拓全璧，已如凤毛麟角。余弟荷百，喜收藏书画，又好金石墨拓，青年不禄，散佚可惜。此本为其所藏之一，竹纸精拓，与余昔年所得旧山楼藏本，同为出井时最初所拓，弥足珍贵。今归湖帆道兄秘笈，足见物之聚散，自有前定耳。壬申三月避难沪上，张钟来识。
张钟来（1881-1951）字紫东，号适盦，苏州人，为吴湖帆姻亲。擅书法，喜昆曲。其跋后所署壬申，即民国二十一年（1932），而跋中提及的其昔年所得旧山楼本，据江澄波先生《古刻名抄经眼录》增订本（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2020年6月）中著录的“明拓《兰亭序》”条所记，亦与吴氏有关。江先生书中记其为“顾沄题签，张廷济、顾沄、吴湖帆题跋”，所录吴氏跋语曰：
丙寅人日，适盦老哥招饮迎春花馆，适集宝斋持此帖与隋《张通妻陶贵墓志》拓本来，墨采腾辉，洵称双璧，因与适盦分购之。此册向藏赵氏旧山楼，为颖井本最初精拓。余有一本，亦颖井旧拓本，持此相校，尤有胜于余藏本者，适盦老哥其宝之。戏呈一律求正：古井神奇颖上留，唐摹完本世难求。停云有意得云过（适盦曾藏停云本《黄庭经》，不精，汰之），落水无情逐水流。才子笔添新乐府（谓霜厓），痴人梦绕旧山楼。迎春花笑筵开日，赵璧隋珠尽底收（陶贵志归余）。庚午新正丑簃补书。
可知当日两人分购时，吴氏因已有颖井《兰亭》旧拓，故让与张氏。再据前揭《梅景书屋书跋》所收“思古斋《兰亭》《黄庭》初拓本跋”中语，谓“乙丑冬月，假适盦藏赵氏旧山楼本校勘，墨色笔画悉同，皆明时初拓精本，可宝也。丙寅暮春之初吴湖帆记。”又知其当初曾借张氏所得，校勘自藏。惟其记此事在“乙丑冬月”，与前引《古刻名抄经眼录》增订本所录吴氏跋语中谓两人分购在“丙寅人日”，稍有出入，此或因吴氏庚午（1930年）新正所作并补书之跋，距丙寅（1926年）暮春当时所记，已隔数年，致有记忆误差？
尽管吴氏在丙寅暮春跋语中称，校阅之下，其当时已有之旧拓，与张氏所得旧山楼本“皆明时初拓精本”，但至庚午新正为张氏题跋时，则改口谓“持此相校，尤有胜于余藏本者”，故稍后其更获一本、即今“丛刊”所印之本时，又写下了“庚午夏日得此初拓，快记”这样的欣喜之语。而张氏于此的乐见其成之情，也尽在其为吴氏所题跋语之中。至于吴氏当年与张氏分购时所得《陶贵墓志》,似即著录于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第八辑所刊《梅景书屋题跋记》（佘彦焱整理）者，吴氏记曰：“此原石精拓，神采焕发，逼人眉宇，洵隋志中无上上品。张君紫东藏一本，堪与伯仲，亦原石精蜕。”虽未署年月，然当年吴、张二人同遇此志时，张氏很可能已有收藏，遂归吴氏。
由此可知，“丛刊”中这册《思古斋黄庭经兰亭序》，竟还承载着吴湖帆、张紫东这两位既属姻亲、又为同好的一段金石佳缘，亦可谓难得。
《思古斋黄庭经兰亭序》张紫东题跋（嘉树堂藏）
其实，在两人的金石之交中，不仅偶遇喜好相同之品时，有这样的分购互藏，并各为题跋；更在面对兴趣迥异者时，仍有直言不讳的交流探讨，且友情常存。曾经“翰墨瑰宝”影印的上海图书馆藏《旧拓魏志五种》，系昔日张氏赠予吴氏者，其首页有吴氏癸酉（民国二十二年，1933）六月一跋，即留下了这样的佳话：
余平生最嗜石刻，又最恶六朝北刻，以其任意欹侧、增减点画、横行荒谬，实为书学一大浩劫也。顾近数十年来，此道大行，所出志石亦不可胜计，书法之佳者，几百不得一二，故余家拓墨几千种而无一北刻。此虽人有嗜好之不同，究亦无多佳制耳。壬申春日，姻家适庵张君谓余曰：沙砾中也有珠玉，不可以多废少。试检旧拓者五种，曰李超，曰刘玉，曰王僧，曰刘懿，曰王偃以赠。余乃合装一帙存之。斯五石皆北刻中最上乘品，细读一过，等嚼蜡味，拓跋胡虏底鲜龙跳虎卧姿也。余之存，存张适庵之赠耳。
此外，“丛刊”所印《思古斋黄庭经兰亭序》册内，另有吴湖帆所记：“又见元吴炳本，有倪瓒等元人跋，同郡吴氏物，去年流出海外矣。辛未卒岁礮声中题。”辛未为1931年，则可推知今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高岛菊次郎旧藏宋拓吴炳本《兰亭序》，其流往日本，当在1930年许。而该卷内有明代沈周题记一则，虽寥寥数语，却具文献史料价值。但在今人研究中，也有以“所谓沈周题跋”表示存疑者，然读内容，沈氏述其当年过往岳家、借阅藏品之事，无论地点姓氏，皆与其早年事迹行实相符，似无由凭空编造，故仍当为有关研究者重视。笔者二十多年前赴日访问研究期间，曾获一睹，当时录此沈氏题记的小纸片，幸犹存笔记本中，今再重抄附此，期得有兴趣者关注：
此帖旧藏于穿山陈氏，陈氏为余内家，过必借阅。今转手于人，又幸一见，恍如梦中。物之有灵，能不偶於流俗，宜乎惟颙之得之也。沈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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