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的生态灾难下，我们需要“战时共产主义”

近几天，河南千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引起了我们对气候变化的普遍关切和忧虑。美国、加拿大严重的旱情和德国的洪灾也表明了气候危机的全球性。在这篇文章中，齐泽克从疫情和北半球气候变暖问题出发指出，人类或许正面对通往万劫不复的道路上的最后一个紧急出口。

那么在困境中我们该怎么做？本文首先质疑了生态主义者的一种常见说法，即认为应该认识到并接受人类在整个地球环境面前的渺小，学会谦卑。相反地齐泽克指出，要想挽救自己和濒临崩溃的环境，我们需要在承认自己的物种有限性的同时，作为马克思所说的“普遍存在”对整个自然系统采取强有力的干预。一切自然物和人造物、资源和废物都相互关联着，构成一个难以把握的复杂混合体；目前我们已经错过了“其他或许更容易的出口”，唯一剩下的办法或许是某种类似“战时共产主义”的方案。

“战时共产主义”是在对现状的现实主义考量下，不得不采取的措施。需要通过强有力的全球合作和监管渡过环境危机，国家机构也要能在危机中维持基本的福利水平。世界首富的太空计划暗示了他们对地球灾难的预期。我们剩下的人也必须做好准备。

齐泽克

最新数据清楚地表明，即使是在疫苗接种（比例非常不均地）推广之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并恢复到旧的常态。

不仅疫情没有结束（感染人数再次上升，新的封锁还在等着我们），其他灾难也正在迫近。2021年6月底，美国西北部和加拿大西南部的热盖现象（heat dome）——高压脊困住并压缩暖空气造成的天气现象，造成气温升高、灼烤这一地区——导致气温升至近50°C（122°F），让温哥华比中东还热。

这种天气病理现象只是一个范围更广的过程的峰值：在过去几年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和西伯利亚的气温经常超过30°C（86°F）。6月20日，世界气象组织在北极圈内的西伯利亚维尔霍扬斯克（Verkhoyansk）气象站记录到了38°C（100.4°F）的温度。俄罗斯奥伊米亚康镇（Oymyakon）是地球上有人居住的最冷的地方，它六月份的温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31.6°C（89.9°F）。简而言之：“气候变化正在炙烤北半球。”

热盖诚然是一种局部现象，但它是全球模式扰动的结果，而这些模式显然取决于人类对自然周期的干预。这场热浪对海洋生物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已经显而易见：专家表明，“‘热盖’可能杀死了加拿大沿岸10亿只海洋动物”。“英国哥伦比亚的一位科学家说，这样的热量基本上能把蚌类煮熟：‘通常你走路的时候，海滩是不会嘎吱作响的。’"

天气总体上正在变热，而这一过程会在局部极端地区达到峰值，这些局部极端地区迟早会合并成一连串的全球临界点。2021年7月发生在德国和比利时的灾难性洪水是另一个临界点，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灾难并不是要在不久的将来才开始，它就在这里，不是在某个遥远的非洲或亚洲国家，而是就在发达的西方中心。说白了，我们将不得不习惯同时应对多重危机。

热浪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以不计后果的自然工业开发为条件的，其影响也取决于社会组织。2021年7月初，伊拉克南部气温飙升至50°C（122°F）以上，同时电力供应全面崩溃（没有空调、没有冰箱、没有电灯），使这个地方变成了人间地狱。这种灾难性的影响显然是由伊拉克夸张的国家腐败造成的，数十亿石油收入消失进了私人的口袋。

如果我们冷静地查阅这些（以及许多其他的）数据，可以从中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对于每一个活着的实体，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来说，最后的出口都是死亡（因此德里克·汉弗莱[Derek Humphry]把他1992年的那本支持安乐死的书命名为《最后的出口》是恰当的）。最近爆发的生态危机展现了全人类的最后出口（集体自杀）的一个现实前景。在我们通往万劫不复的道路上还有最后一个出口吗？或者已经太晚了，我们只能寻找无痛自杀的方法了？

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

那么，在这样的困境下我们该怎么做？我们首先要避免那种庸常的智慧，即认为生态灾难是一场教训，要让我们知道 “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自然的中心，所以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限制个人主义、发展新的团结、接受我们在这颗星球上与其他生命共处的谦逊位置”。或者，如朱迪斯·巴特勒所说的：“一个适宜人类居住的世界依赖于地球的繁荣，人类不是它的中心。我们反对环境毒素不仅是为了让我们人类能生活和呼吸、不用担心中毒，也因为水和空气必须有不以我们自己为中心的生命。”

但是，难道全球变暖和其他生态威胁不需要我们对环境做出集体干预吗？这将是对生命形式的脆弱平衡的强大到不可思议的直接干预。当我们说平均温度的上升必须保持在2°C（35.6°F）以下时，我们是作为地球生命的总管理者，而不是作为一个谦虚的物种说话、并试图采取行动的。地球的再生显然不取决于“我们更小、更留意的角色”——它取决于我们影响巨大的角色，这是在那些关于我们的有限性和终有一死的讨论背后的真相。

如果我们也必须关心水和空气的生命，这恰恰意味着我们是马克思所说的“普遍存在”，它可以走出自己、踩在在自己的肩膀上，并将自己视为自然总体的一个微小环节。逃向我们的有限性和必死性的舒适的谦逊是不可取的；这是逃脱灾难的错误出口。作为普遍存在，我们应当学会接受环境中各种复杂的混合体，包括我们看做是垃圾或污染的东西，以及由于太大或太小、无法被我们直接感知的东西（蒂姆·莫顿[Timothy Morton]所说的“超对象[hyperobjects]”）。在莫顿看来，

生态性不是花时间待在原始自然保护区里，而是欣赏杂草从混凝土裂缝里长出来，也欣赏混凝土。它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是我们的一部分……

……莫顿写道，现实中充满了“奇怪的陌生人”——一些“可知却不可思议”的东西。莫顿写道，这种奇怪的陌生性是我们可能遇见的每个岩石、树木、玻璃容器、塑料自由女神像、类星体、黑洞或者狨猴的不可化约的一部分；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从试图掌控对象转向学会尊重它们的不确定性。浪漫主义诗人热情洋溢地谈论大自然的美和崇高，莫顿却回应了它无处不在的怪异，他们在自然的范畴中包含了一切可怕、丑陋、人为、有害和恼人的东西。

疫情期间曼哈顿老鼠的命运难道不是这种混合体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吗？曼哈顿是人类、蟑螂……和数百万只老鼠的生活系统。疫情爆发期的封锁意味着，由于餐馆都关门了，靠餐馆垃圾为生的老鼠就被剥夺了食物来源。这导致了老鼠的大饥荒：人们发现许多老鼠都开始吃它们的后代。餐馆关闭改变了人类的饮食习惯，并没有威胁到人，但这对作为我们的同志的老鼠来说却是一场灾难。

那么，在这种难以承受的情况下——难以承受是因为我们必须接受自己是地球上的许多物种之一，但同时我们又承担着要作为地球生命的普遍管理者行动这一不可能的任务——我们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呢？由于我们没有走其他或许更容易的出口（全球气温还在上升，海洋污染正越来越严重……），似乎在最后的终结之前的最后出口将是某种一度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的方案。

2021年7月14日，德国莱希林根遭遇洪水，部分街道被淹。

采取一切必要手段

在这里，我想到的是形势本身所强加的一系列措施。当（不仅是一个国家，而是）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生存威胁时，我们进入了一种类似战争的紧急状态，这种状态至少会持续几十年。哪怕只是为了保障我们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也必须调动我们全部的资源以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包括安置几千万甚至几亿由于全球变暖而流离失所的人。

应对美国和加拿大热盖现象方法，不仅是帮助受灾地区，而是要解决其全球性起因。并且正如伊拉克南部持续的灾难所表明的那样，需要一个能够在灾难条件下维持人民最低福利的国家机构，以防止社会崩溃。

所有这些都只能——我们希望可以——通过强有力且强制性的国际合作、对农业和工业的社会控制和监管、基本饮食习惯的改变（少吃牛肉）、全球医疗保健等来实现。仔细考虑一下，那么单靠代议制政治民主显然是不足以完成这项任务的。一个能够履行长期承诺的更强有力的行政权力必须与当地人民的自组织相结合，并与一个能克服各个国家的异议的强大国际机构结合。

在这里我说的不是一个新的世界政府——这种实体会给巨大的腐败提供机会。我说的也不是废除市场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市场竞争应对发挥作用，尽管这种作用要受到国家与社会的调节和控制。那么，为什么要用“共产主义”这个词呢？因为我们必须做的事情包含了任何一个真正的激进政权都应具有的四个方面。

首先，是自愿主义：需要采取的变革并不基于任何历史必然性；这些变革将与历史的自发倾向相悖——正如本雅明所说，我们必须拉下历史列车的急刹车。接着是平等主义：全球团结、医保、以及让每个人过上最起码的体面生活。然后，是被一些顽固的自由主义者视为“恐怖”的因素（尽管不能是真的恐怖）——我们在应对持续的疫情的措施中已经尝到了它的滋味：对许多个人自由的限制，以及新的控制和调节模式。最后，是对人民的信任：没有普通人的积极参与，一切都不可能。

前进的道路

这不是一种病态的反乌托邦式景象，而是对我们的困境进行简单的现实评估的结果。如果我们不走这条路，将会发生的就是在美国和俄罗斯已经发生的那种完全疯狂的状况：权力精英正在准备能让上千人生活数月的巨大的地下掩体，他们的辩解理由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也应该能继续运作。简而言之，即使地球上没有能让它施展权威的活人，政府也能继续运作。

我们的政府和商业精英已经在为这种情况做准备，也就是说他们知道警钟已经敲响。尽管超级富豪在地球之外的太空的某处生活的前景并不现实，人们也无法避免这样的结论，即一些超级富豪（马斯克、贝佐斯、布兰森）组织私人太空飞行的尝试，也表达了逃离正威胁我们在地球上生存的灾难的幻想。那么等待着无处可逃的我们的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