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陵墓的墓葬礼仪制度

2021年7月6日，由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四川大学汉唐考古读书班主办的四川大学汉唐考古博士生研习会（第一期）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文科楼二区517会议室举行。此次研习会以“汉唐陵墓”为主题，分为上、下午两个半场，由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王煜教授主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魏镇博士、北京大学的付龙腾博士、四川大学的博士生焦阳、齐广、金弘翔、马伯垚以及硕士生张南金同学进行主题演讲。研习会还特别邀请到四川大学霍巍教授、罗二虎教授作学术总结，中央美术学院学院的耿朔副教授、郑州大学的朱津副教授、四川大学的庞政博士担任会议与谈人进行评述。

研习会海报

会议开始之前，由王煜教授主持发言。他希望通过本次研习会能与各高校的青年博士生们进行深入的学术交流和思想碰撞，相互砥砺，开拓创新，形成更为宽广和紧密的学术共同体。

王煜主持发言（本文图片均由金正林拍摄）

霍巍教授接着做研习会的主旨发言。他介绍了历史考古中非常重要的四条主线：第一是构建时空框架，第二是复原陵墓礼制，第三是要观察传统习俗，第四是辨析文化因素。他还指出，近些年来，在墓葬考古领域，美术史、历史学对于考古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应该说是个好现象，表明了考古学者开阔的眼界、广阔的胸襟以及虚怀若谷的品格，表明了考古学者愿意主动与其他学科之间进行交流、吸纳与融合。但是，关于上述四个面向中的重大问题的研究必须要回归本位，即仍然要用考古学的视野、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去研讨，否则就会游离我们的研究初衷和方向，变得游移不定。霍巍强调，仍然要去研究重大问题，要有自身学术本位的回归和考古学的回归。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希望站在时代前沿的青年考古学人，能够把握好时代所赋予的新风潮和新气象，珍惜这样的大好时机，在生命最有活力和最富有创造力的阶段，一定要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最重要的方向上去。

霍巍主旨发言

上午的第一场报告由四川大学博士生焦阳带来，题目为《汉代题凑墓的结构体系与功能演变》。焦阳先对迄今为止出土的17座汉代题凑墓（基本为诸侯王、后墓）进行了时间和地域的划分和逐个梳理，从地域特点和时代特点角度上讲述了汉代题凑墓的概况，并提出西汉中期和东汉早期是题凑墓发展的两个重要节点。焦阳进而对西汉时期和东汉以后的题凑墓内部结构演变及功能进行了探讨，并指出题凑墓内部空间的发展演变，是两汉时期墓葬形制由竖穴墓体系向横穴墓体系转变的缩影。虽然题凑墓内部结构愈发复杂，但演变过程主要围绕祭祀空间的出现、独立和储物空间的转变而展开。最后，焦阳还在题凑墓内部结构演变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关于“便房”、“外藏椁”新的思考。

焦阳报告

进入讨论环节，现场气氛热烈，与会学者与同学们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展开讨论。

霍巍首先抛出为什么会出现“黄肠题凑”这种墓葬形式？以及这种墓葬形式的功能和结构表达何种含义？起到了什么功能和作用？引起现场的热烈讨论和思考。

王煜表示，以往对于汉代题凑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部结构与文献的静态对应上，这次焦阳以纵向的梳理，让我们能清楚看到汉代题凑墓在西汉和东汉时的发展变化，并提示可以往前再追根溯源，多关注战国时期的材料，弄清楚黄肠题凑墓的由来。他也提出一个问题：为何古人选用黄心柏木作为题凑的原材料，其中是否有更深层的内涵？

朱津发言

朱津认为，对于墓葬的观察要抓住其结构中的“变”与“不变”。关于题凑墓的起源问题，可以继续关注围绕战国时期秦公陵墓所开展的考古工作。

魏镇认为内部前后室的划分，更可能是前堂后室的再现。对于《续汉书·礼仪志》中所记“皇帝下便房”，亦有与之相反的记载提及——为了安全起见，皇帝不下墓。如何理解同一文献中的记载有抵牾的情况，东汉时期皇帝是否会亲自下墓拜谒死者？这些问题都值得继续思考。

耿朔发言

耿朔指出，黄肠题凑墓的相关研究非常重要，虽然有文献记载但稍显不足，并且文献记载之间亦有矛盾。如何在经历数百年政权更迭后，一些旧有的东西仍然能够传承下来，对于汉代题凑墓的研究可能还是要关注其背后人与人的关系。其次，到底是先有黄肠题凑的形式，再有文献对其进行相关描述和解释、之后变成一种定制流传下去，还是原本就有这样的定制，都是需要我们继续探讨的方向。

魏镇报告

接下来由中国人民大学的魏镇博士带来题为《汉代官吏墓礼制问题的初步探讨》的报告。其题目选择的缘起是俞伟超先生所提到的研究表象内部的问题。他的选题区别于以往根据墓葬判断身份等级的研究，而是以有确切身份的墓葬材料为研究对象，探讨墓葬等级和礼制问题。

魏镇先分别梳理了西汉与东汉官吏墓的礼制因素及特征，通过观察不同秩级官吏墓的差异，探讨了汉代官吏墓礼制的基本等级表现形式，通过同秩级官吏墓的不同表现形式，了解了汉代官吏墓葬等级体系的落实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指出两汉官吏墓出现礼制的几种转向。此外，他还探讨了两汉官吏墓表现形式的较大差异，主要是丧葬文化滞后性的反映。最后探讨了影响墓葬礼制表现的诸多原因，认为汉代官吏墓礼制建构主要受到区域因素、社会风俗因素、身份因素和观念因素等的影响。

进入讨论环节。霍巍指出，汉代官吏礼制问题，代表统治阶级理想的社会等级划分，是国家层面展开的观念制度。即便礼制没有改变，中央集权的改变，制度的执行也会发生变化。这中间还夹杂有地域因素、运作差异等。比如四川地区大量东汉画像砖墓、崖墓的出现，以及东汉焦作出土一批陶楼形象逼真的陶楼，这些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现象在当时中央是否有相关明文规定，地方是否执行？

现场讨论

罗二虎认为官吏墓除了纵向对比以外，还应该从横向去比较，与平民墓、贵族（有特权）墓进行对比观察。魏镇回应到其博士论文中有做此方面的对比讨论。

耿朔认为墓葬地面建构、活动（出殡）可能更能体现丧葬等级，地下遗存可能未有被等级礼制所严格渗透的现象（如徐显秀墓主夫人壁画眼睛绘制有明显改动，显得并不严谨，似乎不符合严格的等级执行要求）因此除了比较地下墓葬建构以外，还应注意到地面的丧葬活动所体现的等级礼制。

齐广认为在不同时期体现社会等级的因素不同。在目前可见的西汉文献中，常有中央政府赐予某级官吏某爵，一些简牍在规定官员待遇时常以官职比附爵位，爵位具有世袭性，在讨论西汉中前期官吏墓葬时可以考虑封爵在等级体系中的作用。

上午场的最后由四川大学齐广博士带来题为《东汉墓园布局与墓葬礼仪变化》的报告。他首先梳理了既往研究并介绍了目前考古发现的东汉墓园概况。目前发现的汉代墓园遗迹主要是封土、建筑基址、石祠堂与垣墙。由于历时久远，石祠堂与神道石刻往往存在移位与重新拼合的情况，不能使用其现在的位置研究东汉墓园的布局。因此齐广选取了《水经注》与汉代碑刻、墓记中所记载较为典型的汉代墓葬，复原了汉代墓园设施的相对位置，并绘制其布局情况的示意图。根据复原后的墓园布局可看出，文献中记录的汉代墓园与庙宇布局有一定的相似性。

接下来齐广探讨了两汉墓园中心的变化及这种变化出现的原因。他指出西汉中晚期以来，墓祭从简单的祭祀活动，变成具有展示和表彰意义的盛大集会。墓祭的参与者极大的增加使得祭祀设施规模因而扩大，祭祀设施在墓园中地位的不断提升，最终取代封土成为墓园中心，从而影响了墓园整体布局。至东汉时，地方豪强上升为国家统治者，地方豪强的墓祭礼仪成为国家的墓葬礼仪，促成了国家层面上包括陵园布局制度等一系列墓葬礼仪的重大变化。

齐广报告

进入讨论环节，霍巍指出要注意《水经注》成书于北魏时期，距东汉仍有较长时间。在考古研究中，不能仅仅归纳现象，需要对考古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既要通过文献中的记载去落实考古发现，也应注意文献的局限性。

王煜亦指出目前东汉墓园的考古材料还很零碎，而《水经注》作为后世文献，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那么就需要考虑考古材料与文献在各自的局限性下如何互相结合，以及材料使用上的缺环如何弥补。两汉墓葬礼仪由以逝者为中心到以生者对逝者的祭祀活动为中心，这之间的礼仪制度变化的内因和外因还需深入研究。

罗二虎亦赞同上述观点，认为应该先论证墓园遗迹是否为原样，以及如果起点为文献的话，如何用考古遗存去检验文献。

朱津认为后世对前世的祭祀中，所留存的东西是否是汉代的还需仔细辨认，以及东汉的主神道探讨还需再深入研究。耿朔则提示还应多关注碑禁、晋石兽的问题。

会议现场

下午，与会者的研究时代背景从上午的两汉时期移到了魏晋南北朝至唐，继续探讨墓葬礼仪制度研究。

付龙腾报告

来自北京大学的付龙腾博士在《东晋陵寝制度时代特征的“两面性”》中提出，东晋十六国时期的陵寝制度，具有“衰落”与“活跃”共存的特征。东晋陵寝制度因皇权弱势而等级秩序“衰落”；但又受正统观之影响，保留了连接汉晋与南朝制度的“活跃”因素。如果帝、后陵寝制度受薄葬之风的影响，“王礼”的缺失则是东晋丧葬礼仪衰落的表现。

报告完毕后，耿朔率先与付龙腾就魏晋高等级墓葬的研究范围展开了讨论。讨论完他感慨道，在中央政权影响力薄弱的魏晋时期，丧葬礼制可能无法在京畿以外的地区严格执行，这也是他博士毕业论文选题只限定在都城区的原因。

王煜非常认同付龙腾的观察。他指出，从长时段的观察来看，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各时代帝陵与其他高等级墓葬间的关系，帝陵是否独尊受到各个朝代政治风尚的影响。另外，付龙腾在考虑墓葬等级标志时的一些想法，与王煜不谋而合，双方都认为这是墓葬研究中比较重要的问题域。

金弘翔对报告中谈及的几处可能涉及墓内设奠遗存的性质及背后反映的灵魂观与付龙腾展开了讨论。随后魏镇加入其中，认为对墓内设奠的性质判断不能一概而论，非此即彼。

四川大学博士生金弘翔在《南朝陵墓瑞兽体系的形成——从“麒麟”说起》报告中，以“麒麟”为切入点，系统梳理了汉代至唐的麒麟形象变化，并列举关键性文献和图像材料来阐释南朝瑞兽体系的建立和演变关系。金弘翔结合大量中古瑞兽图像、石刻材料，从不同时代人们对瑞兽的认识变化来展现中古陵墓瑞兽体系的形成和演变，更继续研究了时代背景下瑞兽在政治上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其中，具体讨论了刘宋在体系形成中的重要影响。刘宋再造帝陵制度，于襄阳致“麒麟”，引发争议，使其陵墓中的瑞兽有多种来源，杂糅形成了多层次的瑞兽体系。

金弘翔报告

进入讨论环节，王煜首先指出，金弘翔运用了考古学、历史学、艺术史等多学科的方法论，去尝试解决一个考古学的问题。其中材料梳理扎实，论证可信，结尾发散思维令人眼前一亮，回应了霍巍教授在一开始提出的“让考古回归学术本位”。但是结尾的发散思维部分有一定的“叙事诡计”，存在一定逻辑缺环，需要进一步论证。

耿朔认为，刘宋孝武帝时代前后，是南朝墓葬制度形成的一个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墓葬形制、墓内石制品、墓志、神道石刻、墓室壁面装饰等，都发生了变化。随后他又与金弘翔、付龙腾讨论了一些南朝墓葬材料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朱津同意金弘翔对孟津石象、油坊村石辟邪性质的判断，应该与东汉帝陵的关系不大，并认为洛阳遗留的不少石兽，年代存疑。该问题涉及上午场齐广的观察，因此齐广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要考虑上述石兽属于洛阳西侧苑囿的或者窦宪宅等地的可能。

最后付龙腾围绕刘宋瑞兽名称改变的原因与金弘翔进行了交流。

四川大学马伯垚博士的报告题为《石棺与“秘器”：北魏洛阳高等级墓葬文化再思》。他对北魏洛阳周边出土的石棺进行了分析与讨论，认为其与文献记载中的“东园秘器”难以建立起可靠的联系，且文献中“东园秘器”的诏赐情况与实际出土石棺的墓葬情况不符，因此石棺难以作为北魏高等级墓葬文化的代表。此外，结合石葬具在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发展可以看到，石棺椁于隋代开始出现在最高等级的墓葬中，而唐代完成了对石葬具的制度化规定。

马伯垚报告

汇报完毕后，王煜认为其对于石棺和秘器关系的辩证基本可靠，但内容过多，应当将更大精力投入石葬具在北朝至隋唐期间制度化建设的过程。

罗二虎指出应多关注石棺与石葬具在北朝的起源问题，他认为汉代西南地区的石棺由整石制作，而北朝石棺多为石板拼砌而成，与前者不同，很可能来自北方地区。

朱津针对石葬具是否能与特定的族属相关联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此外，金弘翔围绕石棺与皇室葬具的关系、付龙腾围绕石葬具在高等级墓葬中的使用等问题，与马伯垚展开了交流与讨论。

来自四川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张南金报告题目为《唐睿宗桥陵寝宫的位置与布局》，以唐睿宗桥陵为研究对象，论证了该陵寝宫位置与布局的相关问题。

张南金报告

报告后，罗二虎和王煜就唐代帝陵寝宫制度的发展演变展开讨论。朱津补充介绍了近年来北宋皇陵和后周皇陵的相关发现。庞政强调文献使用时注意版本问题的重要性。

罗二虎总结发言

研习会最后由罗二虎教授总结发言。他指出，本次研习会主要以研究汉唐墓葬制度考古博士研究生作为主讲人，内容丰富，对墓葬礼制的研究者们给予了启发，也开拓了同学们的眼界和思路。

研习会这种形式，类似日本一些学者办的读书班，将相关学者集中起来研究一些课题，效果显著。他希望四川大学汉唐考古博士生研习会，能像那些读书班那样十几年、几十年地持续下来，川大师生与外校师生共同进步。川大汉唐考古，一直讲究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用与文献史学不同的思维方式来看待相同的历史事件，今天主讲人们的报告都很好的做到了这一点。

同时，罗二虎不忘告诫与会学人，考古研究分为考古志和考古学两个层次，研究不能厚此薄彼，扎实的考古志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再次强调了注意回归考古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