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中华文明究竟要为整个人类承担些什么？

重启中华文明的天下情怀主要是要重启中华民族足以矫正世界体系冲突机制的宝贵成分，同时我们需要克制中国古代天下体系里独领风骚的古代弊端，如此，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对人类光明灿烂的未来担负起责任。

任剑涛（著名学者、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自1840年以来，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发生悲剧性的碰撞。这种碰撞没有把文野之分划得更清楚，反而悲剧性地造成中西和古今之地域与空间文明的僵化对比。这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文明碰撞结果。但历史无法重头再来。从1840年走到今天，中华文明终于可以理性地筹划自己的未来，重启中华文明当中确实可以对人类有所贡献的文明精粹。

1840年鸦片战争，外国人的船坚炮利不仅打开了中国国门，更让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

一个被动捱打的弱小文明和民族，常常是在舔舐自己的痛苦中努力争取崛起，基本上没有办法理性地筹划未来，或者挖掘自己传统文明当中有益于人类的因素。我们今天终于告别了被动捱打的悲剧性处境，已经在物质实力上进入世界前列，因此有必要认真考虑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究竟要为整个人类承担些什么。

在中华文明天下情怀重新回到现代现场之前，我们前面提到中西文明不是进取性的碰撞和升华，而是变成中西文化的地域文明和文化对抗的悲剧结果。西方人在1500年以来呈现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中华文明长期发展所凸显的“古典天下体系”，两个关于人类社会整体筹划的方案处在鲜明对立的状态。所以，在“中华文明再出发”大命题中讨论中华文明的天下情怀，需要厘清“天下体系”的三层含义。

古代绘画中外国使节来朝的场景

“天下”首先是中国人认识世界的地域性概念。在今天的分科学术里属于地理学考察的范围。这个地理范围，随着中国政权所达范围的扩大而具有明显的变化。现在申论“天下”，似乎不可能重视这个含义。一般强调的天下“情怀”，属于最高精神层面、价值层面的东西。在中间层，“天下”主要是指华族和周边民族的关联圈，这与中国古人立定的天下制度结构相关。在传统文化体系里就是周代的“五服制度”和后来的“朝贡体系”，这是由一系列制度建构起来的机制。在今天平等的民族国家之林当中，试图重建一个由中国人绝对占优的世界，把其他文明和民族卷入中华民族的天下“漩流”，并认同中华文明的天下体系，这是非常困难的事。但我们的天下“情怀”具有某种超越时代的价值。

为何要重启中华文明的天下情怀

对现代人类而言，无论是从全球性问题或者全球性治理角度来讲，由于长期受民族国家的主宰，环宇之中，保有“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这样的价值情怀的国家不是太多。当然我们得承认和并赞扬，当下部分西方国家以及欧洲人有这样的情怀，但近期欧洲人表现这种情怀时遭遇到中东移民的挑战，以至于给欧盟造成巨大的前行障碍。而今天西方阵营中的美国，特朗普显然秉承一种保守主义的传统。不过在美国文化或美利坚文明里，仍然无可怀疑地保有世界情怀、理想主义成分。美国历史明显短暂。如果我们把历史眼光拉长，中华文明的天下情怀最源远流长、最值得重启。

三重因素催促我们重启中华文明的天下情怀。一方面是因为全球问题、全球治理已经变成关键问题。超越国家视野，确立全球眼光变得日益重要。另一方面中国自身扼制了近代以来的悲剧性命运，而对中西文明的碰撞产生新的认知，知晓必须超越中西文化的价值冲突和地域性对抗。中国现代文明走到了站在人类文明门槛面前的关键地步。第三，中华文明在决断自己发展未来的当下，也到了需要重新检视自身文明遗产的关键时刻。

超越地理意义的“天下”概念

中华文明曾经拥有一个天下体系，以地理奠基，以五服、朝贡制度保障，以天下情怀升华。相比而言，基于地域对“天下”概念的建构，既要有继承，更要有超越。很明显，中国古代对天下体系的建构，在地理因素已经有了历史突破。古人常常认为中国就是中原，就是汉族的天下。在中国的边疆理念史上，人们长期认为中原的周边，都是蛮、夷、戎、狄，只有汉族人可称华族。这种地理概念逐渐扩大，中国对东亚甚至东南亚、中亚局部发生重大影响之后，地理意义上的天下概念，已经拓展与“天下”概念原始的地理含义迥然相异的地步。这个结构性突破，是由一个现代性事件所引发的，那就是1840年中国开始“睁眼看世界”，“天下”逐渐变成近代的“世界”、今天的“地球村”。

中国人的“天下”，在地理上是扩展性概念。扩展中浮现不少笑谈。且不说现代中国早期的保守派，就说开明派，在睁眼看世界的时候，曾经闹出惊人笑话。在19世纪后半叶,睁眼看世界的中国先行者、现代文化的开拓者，譬如编辑《海国图志》的魏源，基本上把西方人，甚至接近西方人的中国人，都视为怪物。魏源以奇异的笔触描述基督教信仰者：一个不信教的人走入教堂，服下药丸后，像着魔一样跪在上帝神像面前崇拜信服，父母、亲戚、舅子、老表一概不认……。完全把基督教看成邪教组织。实际上，基督教是高度发达的现代成熟宗教。天下概念的地理拓展，随着近代的地理大发现而骤然变化，当时国人的认知出现这样的笑话，不足为奇。今天我们离魏源那个时代过去了两百多年，对当时超出天下的那个地理范围，不会有过多井底蛙见了。

并非对朝贡体系的重建

第二，我们重启中华文明的天下情怀，并非仅仅去重建一个原来以五服体系、朝贡体制为支撑的制度结构。有一种说法，中国崛起一定以美国衰落为写照，或者说东方崛起一定以西方衰落为前提。换言之，当代“以我为主”的中国之世界观及其相应的制度体系，乃是天下制度结构在时下的反刍。这种立于中国历史的现代版天下体系，可不可能将历史上那种恩威并重、道德感化和政治安排在当下重新结合起来呢？很难。从历史的视角看，传统五服制度的地理想象是蛮丰富的，但在五服范围展开的朝贡制度建构，靠的不是一手而是两手：一方面是化外民族对华族文化的自愿接受，另一方面则是军事征服提供的强大动力。仅仅着重前一方面的伸张，并将之视为重建天下体系的精神依托，恐怕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

我们可以重温著名历史学家陈序经的《匈奴史稿》，从中能够获知，汉朝与匈奴争战，失败的匈奴进入欧洲，让欧洲人感受到黄种人的可怕。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天下体系建构的武力因素绝对不低于道德感化与文化认同因素的作用。而今靠武力重建天下，无异于痴人说梦。

至于朝贡制度，并非当下国人臆想的那样，是周边国家诚心诚意臣服于中国。周边国家到中国朝贡，常常仅具有中国单方面自认的外人恭敬而来，其实朝贡者甚少这种虔敬。所谓“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绝不只是中国支撑位弱国的国家间政治心态，而是中华文明对外体制的核心——只不过它体现为两个面相：在古代，凡是来朝贡的国家，表示你臣服于中华政权，因此可以得到极大的物质馈赠。这是一种朝贡体制的道德感动制度；在现代，中国国势微弱之时，国家需要维持面子心理，因此宁愿向外人让渡利益，从而维持其统治地位。

不过当代国家间的往来，更重视平等交往和利益互惠，这就肯定不是对朝贡体系的当下重建。

克服古代天下传统的弊端

比较而言，传统的天下体系所包含的三方面含义，地理和制度意义上的当代价值已经不太明显。这一体系中真正有益于人类开拓光明的未来，主要是它的精神理念，即天下情怀。中华民族关注整个世界，重视人的价值一致性，所谓“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对今天这个纷纷攘攘的世界而言，确实是最可宝贵的理念。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并不是指天下人都归属于皇族一家，臣服于皇帝一人。相反，其基本精神是“同气相求，民胞物与”。其建立在人的一致性尊严、共同性发展、平等性共享的基础上，就能够具备环宇的感召能量。基于此，中华民族的天下情怀，不囿于举国眼光，而必是全球眼光。换言之，这样的情怀，不仅仅只对中华民族自己具有现实意义，倒是对全球治理具有普遍意义；不仅仅是追求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而是要全面放开视野，使全球各国、万国万民，都能同呼吸、共命运。由此便具备超越异质性的民族国家建构起来的对峙性世界体系的可能。

在这个意义上，重启中华文明的天下情怀，主要是要重启中华民族足以矫正现代世界体系冲突机制的宝贵成分。同时，有效克制中国古代天下体系中有“万邦来朝”体现的那种独占鳌头、独领风骚的排斥性观念。如此，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对人类光明灿烂的未来担负起责任。

嘉宾介绍

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目前主要从事政治哲学、中西政治思想、中国政治的研究。出版个人专著和文集十几部。近著有《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2012），《复调儒学——从古典解释到现代性探究》（2013），《拜谒诸神：西方政治理论与方法寻踪》（2014），《除旧布新：中国政治发展侧记》（2014），《重思胡适》（主编，2015），《静对喧嚣》（2016），《公共的政治哲学》（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