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觉醒年代》的播出，让无数观众重新“发现”了陈延年、陈乔年这对英雄兄弟，感动于他们为国为民的牺牲奉献精神。整个七月，人们通过各种形式对延乔兄弟进行了纪念。
影视剧让兄弟二人的形象生动、饱满，但也存在不少夸张和遮蔽。
为求更为真实准确呈现延年、乔年的成长经历、革命岁月和丰功伟业，日前，澎湃新闻与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徐光寿进行了专访，本篇谈兄弟二人的评价和影响。
徐光寿
党内对他们的评价一直没有降温
陈延年、陈乔年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却做出了许多卓越的贡献，中共内部对他们历来评价甚高。中共一大代表、老革命家董必武甚至将延年放到了“政治家”的位置，这一评价在徐光寿看来，是值得玩味的。
“当时我们党内能被称为政治家的有几个呢？”徐光寿认为，严格说来，陈独秀就不能算是政治家，只能说是革命家：“政治家比革命家有更多的要求和更高的标准。说明延年不但能力突出，而且政治谋略、工作方法和技巧也是上乘的，不然不可能二十几岁就被称之为党内不可多得的政治家。”
陈延年
陈乔年
此外，一则关于张太雷请陈延年出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史料引起了徐光寿的注意。
在筹备召开中共五大过程中，共产国际代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顾问兼助手张太雷，曾专程拜访陈延年，希望在五大上由延年取代其父陈独秀担任党的领导人。这一史料虽是孤证，但徐光寿认为基本可信。因为早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国际就一直在考虑撤换陈独秀，准备在中共五大解决。但五大召开前，最适合接替陈独秀的李大钊已在北京被反动军阀逮捕关押，凶多吉少，五大开幕的次日即28日就英勇就义。李大钊之外最合适接替陈独秀的，就要数陈延年了。
“张太雷专访陈延年，是否出自鲍罗廷的授意，目前不得而知，但确切无疑的是，共产国际早有这个动议，鲍罗廷也有这个权力，而且从五大以后鲍罗廷的行为来看，我认为这个史料基本是可信的。”陈延年虽然婉言谢绝张太雷的建议，但是从中可以看到，鲍罗廷乃至共产国际，他们对陈延年领袖才能是看重的。
陈乔年则是在五大上，被选为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五大”以后，他先在武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代理李维汉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后又返回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无疑是当时党内重要的领导人。遇害后，《上海工人》随即刊载文章《悼我们的领导者》，称其与许白昊、郑复他三同志是“上海工人的领导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阵线中的战士，他们有很光荣的革命历史，表现很伟大的精神和力量。”1937年5月2日，在苏区代表会议上，张闻天的开幕词中，延年、乔年紧随李大钊之后，被称为“牺牲的中华民族的最优秀的儿女”。
陈延年、陈乔年的烈士证书
延年、乔年辞世九十多年来，党内对他们的评价一直没有降温。1953年，在毛泽东的关怀下，地方政府确认了兄弟二人的烈士身份，给家属颁发了烈士证书。2009年建国60周年之际，陈延年被中宣部、中组部、中央统战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201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中国邮政发行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三）》纪念邮票一套5枚，其中第一枚即是陈延年。
伟大建党精神正是从延乔兄弟这样的先烈身上提炼的
虽然党内给予了陈延年、陈乔年很高的评价，但是两兄弟真正为民众熟知，还是要归功于《觉醒年代》的热播。徐光寿认为，人们之所以如此怀念和纪念他们，除了心疼于兄弟二人年纪轻轻就相继遇害，感动于他们在敌人屠刀面前信仰坚定、大义凛然，也可能多少有种补偿心理，一种“我怎么现在才知道他们”的情绪。
陈乔年履历表
随着兄弟二人的不断升温，更多的信息和史料被发掘和披露，乔年赴俄前的履历表就是其中之一。在这份履历表中，细节可爱又热血。在家庭出身一栏中，他如实填写为“官僚兼地主”，其实这种出身在早期革命者的身上并不鲜见。
“他们不是为了饭碗才革命的，不是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才去革命的，而是为了主义和信仰，是为了更多的人能吃饱饭，能有衣穿，能不受欺负和压迫。”徐光寿表示，这种精神就是建党精神的一部分。
在他看来，伟大建党精神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创建创立的历史进程中。建党精神4句话32个字，其实都是从建党先驱和革命先烈们的感人事迹中提炼出来的，也就是由这些建党先驱和革命先烈们所展现出来的。在延年、乔年兄弟俩身上，就突出体现了伟大建党精神中“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对话】
澎湃新闻：陈氏兄弟虽然年纪轻轻就牺牲了，但做出了很多卓越的贡献，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都对他们评价甚高。在您看来，他们在党史和革命史当中处于什么地位？
徐光寿：在陈延年受任中共中央江浙区委书记前，在筹备召开中共五大过程中，共产国际代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顾问兼助手张太雷，曾专程拜访陈延年，希望在五大上由延年取代其父陈独秀担任党的领导人。
目前这个史料虽是孤证，但应基本可信。因为早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国际就一直在考虑撤换陈独秀，准备在中共五大解决。但五大召开前的4月6日，最适合接替陈独秀的李大钊已在北京被反动军阀逮捕关押，凶多吉少，五大开幕的次日即28日就英勇就义。李大钊之外最合适接替陈独秀的，要数陈延年了。
张太雷专访陈延年，是否出自鲍罗廷的授意，目前不得而知，但确切无疑的是，共产国际早有这个动议，鲍罗廷也有这个权力，而且从五大以后鲍罗廷的行为来看，我认为这个史料基本是可信的。陈延年虽然婉言谢绝张太雷的建议，但是从中可以看到，鲍罗廷乃至共产国际，他们对陈延年领袖才能是看重的。
不仅是鲍罗廷和共产国际，我们党内的几位重要领袖，都对陈延年都评价甚高。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毛泽东和陈延年在广州共事了好几年，对陈延年比较了解，曾深有感触地说：“在中国，本来各种人才都很缺乏，特别是共产党党内。因为共产党成立还没有几年，所以人才就更缺乏。像陈延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陈氏家谱
周恩来不仅是陈延年的老同学，而且他们两个是同年人，对老同学老搭档老战友的工作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广东的党团结得很好，党内生活也搞得好，延年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这是周恩来发自肺腑地对陈延年的高度评价。
我们党的一大代表、老革命家董必武也称赞陈延年，说“延年是党内不可多得的政治家”。陈延年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能被比自己年长12岁的董必武评价为党内不可多得的政治家，确实是很高的评价。当时我们党内能被称为政治家的有几个呢？严格说来，陈独秀不能算政治家，只能说是革命家，政治家比革命家有更多的要求和更高的标准。说明延年不但能力突出，而且政治谋略、工作方法和技巧也是上乘的，不然不可能二十几岁就被称之为党内不可多得的政治家。我注意董必武对党内同志的评价，一直还是比较中肯的。
延年去世90多年来，党内对他的评价一直没有降温。2009年建国60周年之际，陈延年被中宣部、中组部、中央统战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201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中国邮政发行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三）》纪念邮票一套5枚，其中第一枚即是陈延年。
延年、乔年读私塾处
澎湃新闻：随着《觉醒年代》的播出，两兄弟的事迹感动了无数人，尤其是青年人。您觉得他们在哪些方面引起了青年人的共鸣？新时代的青年可以从他们身上汲取何种力量？
徐光寿：因为我也是一个追剧的人，《觉醒年代》从2月1号放到3月中旬就结束了，虽已过去了四个多月，现在热度还依然不减。陈延年的家乡安徽也在进行热烈的纪念。
我想人们之所以如此纪念他们，一是被烈士忠贞的信仰所感动。宁可被杀头也不放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一旦选定就义无反顾。“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信仰的力量是充满魅力的。二是为烈士的气节所感染。这两位烈士都是气节高尚、充满血性的人，给我们党的历史、给上海的红色文化都增加了很多牺牲的精神，也增加一些血性色彩。三是被他俩的风华正茂和连续牺牲所震撼。他俩牺牲的时候不仅都很年轻，一个29岁一个26岁，而且弟兄俩相隔不到一年，连续两年相继牺牲，让人们对于这两个年轻的生命充满着怀念。
我还有一个感受，人们如此怀念他们，可能也和兄弟俩长期以来的社会知名度和受关注度都不够有关。虽然我们党内已经给予他俩很高的评价，但或多或少受其父陈独秀的“连累”，没有让他俩在大众层面广为人知。直到《觉醒年代》热播以后，才被“发掘”出来。所以，我们对兄弟俩多少还有几分歉疚之情。
《觉醒年代》剧照
澎湃新闻：有一种“我怎么才知道”的这种感觉。
徐光寿：是有几分补偿的心情在其中。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这亲弟兄两位烈士，在敌人的屠刀面前那么大义凛然。弟弟乔年，在哥哥被关押的地方也遭受了酷刑，还正义凛然地说：“共产党人何罪之有？该杀的是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卖国贼！”当狱友、难友们对他被打得皮开肉绽表示同情的时候，他淡淡地说：“受了几下鞭子算个啥？”很从容。他自己在即将走上刑场的时候，也是充满自豪地宣称：“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
澎湃新闻：延年也曾说“一个共产党员的牺牲，胜于千万张传单。如果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员”，后来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不只是说说而已。
徐光寿：是的，当时是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暗杀，陈延年初到广州就在现场。他对廖仲恺的牺牲，一方面感到十分的惋惜，另一方面感到十分的气愤。在两广区委的党员大会上，他激昂慷慨地说了这番话，事实证明他确实是一个视死如归的共产党员。
《觉醒年代》剧照
《觉醒年代》剧照
澎湃新闻：之前陈乔年赴俄前填写的履历表登上热搜，其中家庭经济地位一栏他写的是“官僚兼地主”。很多革命仁人志士家庭出身都不错，本可以享有优渥的生活条件，却放弃了，投身到革命大潮当中。这和习总书记“七一”讲话中总结的建党精神有什么内在联系吗？
徐光寿：对的，俄罗斯解密档案中乔年的这张履历表非常珍贵。我还请上海档案馆的同行找过延年以及其他先烈的履历表，可惜都没找到。乔年这张履历表是真实可信的。
其实像延年、乔年这样家庭出身的先烈在我们党早期党员中并不少见。他们不是为了饭碗才革命的，不是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才去革命的，而是为了主义和信仰，是为了更多的人能吃饱饭，能有衣穿，能不受欺负和压迫。就像俞秀松讲的，“让天下所有的讨饭人都有饭吃，我才回来，否则我就要继续革命。”
我特别感触的是，陈独秀、李大钊这两位中共主要创始人，他们建党真的是出于主义和信仰，是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你说他们两个人干嘛要去组织中国共产党并领导中国革命？从一己私利讲，他们用不着啊！像陈独秀，本身就是个赫赫有名的社会名流，先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月薪都是300大洋，加上兼任《新青年》主编的收入和丰厚的稿费、版税，有着崇高的社会声望和丰厚的经济待遇。他本可以选择一个比投身革命要好太多的人生啊！
然而，自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做了中共一大中央局书记后，陈独秀就成了一个职业革命家。按照《共产国际章程》，共产党领导人不得担任资产阶级的政府官员，不得领取薪水，所以陈独秀只好放弃原有的地位和待遇，这就等于成了彻底的无产者。
李大钊也是高收入。他先任北京大学副教授，每月薪水120大洋，加上图书馆主任每月补助20大洋，一共140。后来评上教授后，月收入达到240大洋。1917年，1元可买10斤猪肉、40斤大米，工人一个月的平均工资仅7元左右，保姆只有3块左右。北京一座四合院的平均价格是3500元左右。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建党先驱，他们确实心底无私，确实是为黎民苍生着想而不是为自己。
《觉醒年代》剧照
澎湃新闻：他们这种精神可以理解为总书记七一讲话中建党精神的一部分吧。
徐光寿：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精辟概括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就从哪里开始。伟大建党精神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创建创立的历史进程中。建党精神这4句话32个字，其实都是从建党先驱和革命先烈们的感人事迹中提炼出来的，也就是由这些建党先驱和革命先烈们所展现出来的，当然包括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在延年、乔年兄弟俩身上，就突出体现了伟大建党精神中“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不怕牺牲、英勇斗争”。致敬先烈，缅怀精神。英雄已逝，风范长存。这正是我们今天纪念包括延年、乔年在内的革命先烈的美好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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