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的冬天，在大清王朝即将走向终结的时候，一位名叫恩光的学部官员，雇佣了一名昵称“成”的仆人。这位贴己的仆人在短暂服侍几个月之后，遭到恩光家人的集体冷落，他们势要将他驱逐出去。宣统二年（1910）四月初七，“成”挥泪辞别他的主人，离开恩光宅邸。这场突然的离别，彻底曝光了“成”与恩光的关系。他们并非简单的主仆关系，而是有着特殊情意的恋人。
始于宣统元年（1909）元旦的《恩光日记》，在这场主仆挥别之后，笔锋陡转，思念激增，属情的词语充斥篇章，令这一日记成为难能可贵的“言情日记”。1910年，恩光六十岁，“成”的年龄未知。根据他后来结婚的记载，我们可以推测他此时年龄应当不超过三十岁。这场轰轰烈烈的“老少恋”不仅为研究中国近代爱情提供新鲜材料，也提醒人们注意“情感”始终是日记重要的特质。
一页“情书”：宣统二年六月二十日的日记稿纸
恩光生于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四日，卒年未详。他少年时家境贫寒，至十六岁时已开始为吏生涯，艰辛备尝。光绪十七年至光绪二十七年，得奉职通州西仓，家业得以稍富。嗣后在国子监和学部任职。宣统元年九月，恩光曾恭送孝钦显皇后奉安清东陵。宣统二年，曾在任京师图书馆任职，担任学部考试游学生的外场庶务官。宣统三年，他还任文庙工程处监督。
由于他家住在齐化门附近（宣统元年十月、十一月日记两次提及），我们有一些理由推测他可能是毕业于同文馆的恩光（字仲华，1859-1924？）。这位恩光，姓伊尔根觉罗氏，隶满洲正蓝旗，据《同文馆题名录》，其人家住“齐化门内小牌坊胡同”，早岁家境贫寒，入同文馆后修习德文、英文，光绪五年以考英文、算学获赐恩科举人。光绪十二年在许景澄（1845-1900）保荐下任驻德使馆二等翻译官。光绪十五年回国。光绪十六年任总理衙门译员，光绪十七年或任泰陵工部郎中。光绪十五年后履历上与《恩光日记》有所出入，故暂无法确定是否为同一人，俟续考。
恩光《潜云堂日记》始于宣统元年元旦，终于1913年岁末，其中宣统元年、宣统二年颇为断续，至1912、1913年日记较为完整。日记影印收录于《历代日记丛钞》第160册，今有许庆江、董婧宸二人整理本《恩光日记》（凤凰出版社，2021）。
《恩光日记》，恩光著，许庆江、董婧宸整理，凤凰出版社，2021年
在这部日记中，恩光把自己构筑为一个“失意人”的形象。无论从事业还是精神世界而言，恩光都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他四十几年的宦海生涯，仅仅获得一阶的升迁；一生的情感在晚年遭遇巨大转变，最终不被外人理解，且被对象抛弃。年老体衰的恩光不断使用烦闷、忧愁、养疴等词汇描绘自己的身心状况，一再展示他的种种不如意。当他把这些记录于日记时，往往是“太息识”“黯然识”“不寐，泣识”。他无法在平静状态下写作！
恩光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写下私人事务和情感，他睡不着，犯了失眠症，一边叹息一边写，一边哭泣一边写，黯然神伤的他偏要把这些都记进日记，似乎惟其如此，内心的愁闷才能纾缓二三。而周遭往往是孤灯一盏，窗外是树影斑斑，有时遥远的钟楼传来三两声钟响，提醒他夜又深了。恩光自觉描绘下这样的“此时此刻”，形诸日记，则是：“雨后，明月照窗，绿阴满院。夜深沉静，岑寂凉凄。一灯萦然，枯坐如醉。当此璄相，思怀倍切，觉身心恍惚，直如在梦寐间也。子正，黯然识。”（宣统二年五月十七日）正是在这样的深夜，如痴如醉的恩光恍惚如在梦中，迎来情绪的喷发。有时哀叹穷愁，有时哀叹命蹇，有时想念爱人，有时抱怨家事。总之，许许多多的深夜，恩光这么度过，他也把这种深夜感慨的“此时此刻”写进日记。
在恩光深夜感性的呓语中，有一种声音特别强烈，有一种情感尤其浓郁，那便是他对爱人无与伦比的思念，那种炽热之情，力透纸背，至今读来，丝毫不亚于“五四”时期新文学家们“天狗”般的呐喊。以宣统二年六月二十日的日记稿纸为例，可见其文字生情，情溢于言，言为心声，而声复直击人心的描绘。
宣统元年六月二十日日记
满纸流情的宣统二年（1910）六月二十日日记云，“访缘，戌初刻，诉委曲。不见则念念不释读，见面又似有千言万语，一时难罄。怀想若此，情何以堪？惟祷佛天默佑，早得相聚，望切感切。展转不寐，月照窗纱，独对双灯，丑正太息识。”这些灼热而纠结的文字，明明是热恋中人语，却确然无疑地出自大清国的官员，一位六十岁的老人之手。他絮絮叨叨的这些文字，太像情窦初开的少年男女的恋人手记。更令人惊奇的是，恩光不止一次在日记中如此描绘。有时候，他简直是哭哭啼啼的林黛玉。有那么一天，恩光在日记中写道：“想缘，度日如年，一日三秋，信不诬也。精神支离，胸膈横塞，病矣。疾痛在心，荆棘满目，孤孑凄楚，日坐愁城，精神渐消，心气日减。有无穷之烦恼，无片时之欢忻。饮食递少，困郁加多。耳顺之年，尤须奔波，强颜酬世谋生。知己蔚怀，隔阂咫尺，能不万分怀想乎？痴孽力疾识。子正。”（宣统二年六月二十日）在此之前，公事繁忙，债务催迫，家中则是冤孽不断，郁闷心疼的恩光在这天的日记里大大发抒郁结之情。“缘”成了他的精神念想、情感寄托，茫茫苦海中的救命稻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刻骨铭心的思念，此时恩光体会到了。可惜情感虽获得疗救，精神稍感慰藉，子夜灯下反身细想，恩光却仍不能拖着愁痛的身心，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去强颜应世以撑起支离的社会角色。思绪至此，苦痛极矣。穷极返本，恩光转念又回到温馨的情感港湾，再度想起他的“红颜知己”。现实的困顿隔阂与情感的密切想念中间，隔着巨大鸿沟，更激发恩光无穷的思念，于是他自称“痴孽”，痴的是情，孽的是如苦海般残酷的现实。
五月二十日日记稿本，是恩光情感大爆发的写照。这页日记稿本上，不仅有如上慨叹时乖运蹇的穷愁之叹，有思念未遂的万千哀怨，更有山盟海誓的祈愿。这些日记正文外增添的文字，令这页稿纸成为恩光情感的真实写照。在惯常的日记写作中，恩光在稿纸上留下诸多空白，而这页稿纸上栏线内的空白处，却填满许多紧凑的小字。在栏线上方的空行中，写着这么一段话：“日日默颂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真经，阿弥陀佛，仰求垂怜保佑，早得相聚同处，终身不离，世世同生，如愿如愿，念念不忘，南无阿弥陀佛。”这段文字并未注明日期，不过据其书写习惯，应当书于本日前后。就其内容而言，可见恩光已无法忍受和恋人的长久分离，而将“在一起”的心愿诉诸菩萨保佑。所谓“终身不离，世世同生，如愿如愿，念念不忘”，以叠词祷语出之，余音袅袅，其情可感。
同是这页稿纸的天头，文字甚多，都是六月十八日二鼓写下：
一水盈盈，重门深闭，玉人夜从何路来吾梦境也？计剪灯细语，当在近届黄花烂漫之际。《翰海》孔愿之作。六月十八日二鼓偶录。
“习伏众神，巧者不过习者之门。”“慈俭为宝。”（《老子》、《梁退庵随笔》同时忆及 ，偶录）
其中有《老子》、梁章钜《浪迹丛谈》中的话，恐是恩光误记。“习伏众神”一句源自桓谭《新论》，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始标作者为“庄子”。此外《翰海》卷三收录扬雄《复桓谭书》也载有此句，恐怕恩光的误记来源于此。由此可知，这段文字或也在六月十八日所录。至“慈俭为宝”，则与《老子》有关。恩光虽然两次强调“偶录”，但这些语句并非偶然，而与日常生活多有关系。“巧者不过习者之门”，似乎针对家人使用各种伎俩而言，“慈俭为宝”则寓含箴劝家人慈爱俭朴之意。
至于书札中语，出自明人沈佳胤所辑尺牍集《翰海》中孔愿之《寄朱景周书》，不过恩光在抄录时似乎作了修改。原书中“当在林莺唤友、梁燕将雏之际”被修改为“当在近届黄花烂漫之际”，给人增添更为绚丽的画面想象。当然，或许恩光所见者为别本。这封书札曾被朱光潜认为“雅到俗不可耐”（《古代书牍略谈》）。虽是俗，但对此时的恩光而言，仅仅“玉人夜从何路来吾梦境也”一句，就能令他感同身受，何况信中还有对于下次会面必成的期待，无怪乎恩光笔录于此。
根据恩光日记记载，这一天是“中伏”，天气“酷热特甚，挥汗如雨”。闷热的天气外加烦闷的心绪，使得这一页氤氲着浓烈的情感，散发着夏天暧昧的气息。
与仆人李成相爱之始末
“缘”究竟是谁？为何恩光要在日记中对他诉说如此浓烈的思念之情？
仔细梳理恩光日记，不难发现，“缘”即是恩光的仆人李成，日记中称作“成”、“成儿”、“成僮”、“成棣”、“缘”、“源”、“缘心”、“元”等。为何恩光要在日记中更改仆人姓名，以各类昵称取代“成”的称呼？这一切始于宣统元年（1909）四月初七日的一场家变。那场家变最终迫使李成离开恩光家，而恩光对李成的称谓随即发生变化。恩光郁结于心的情愫就此一泻而不可挡了。
“成”在宣统元年（1909）十月开始服侍恩光。初次出现在宣统元年十月初十一日日记中，“回家掌灯，成儿伺候”。此后数天，“成”与其他仆人“鸿”、厨役“羊”等一道培植花木等。日记中未见两人亲密情感，至十月底恩光携带成、祥两仆参与清东陵祭祀活动，两人关系日益亲密。十月十八日日记云：“携成、祥二仆围炉饮食，颇觉境新意畅。”十一月二十四日恩光宿于南关店，“成为铺陈，伺候周致，甚适慰。”至十二月底，家中人察觉此事，大肆排挤。恩光日记写道：“最近得力一人，反为泯不知耻众辈过事排挤，妄造蜚言，辱詈搜剔，日夜媒孽，总使不令一朝居所遇，合家如此，而天良何在？”尽管恩光并未点名此人为何，但宣统二年四月日记及五月七日日记将这一谜底揭晓：
四月七日，欲携成游万寿寺，少纡积郁，忽构谗诬，令人愤懑。昏瞀之间，不辞泣泪而去。服事六个月，并未一日离，一旦为阖家众人攻去，实属可恨可伤。至廿一日，婉小厮长龄于次日说和归来，而隔日变生多梗，事又不遂。长龄小子模棱可恶，而家孽更生别计，真令人痛恨终身也。廿六日，见缘方悉。是晚大风雷雨……几坠沟渠灭顶，否缘挟持，恐难保也，则死生之共信然。
五月初七日，……午初晴，缘心遇，遂步大街乘月，少叙各归。凄楚展转，今日整一月矣。如梦。（旁注：若度一年，何苦如是？殆前生孽与？）
这两则记载清楚表明“成”与“缘”（“缘心”）即是一人。此人宣统元年十月随侍恩光，此后与恩光情好日密，甚至还在大雨中救过恩光一命。然恩光家人似窥破两人之间秘密，必要将“成”逐出家门。宣统二年四月七日，成最终含泪辞别恩光。此后五月初三 、初五，恩光均与“源”有约。至五月初七日，“成”离开后一个月，恩光与“缘心”再度相遇，时距“成”离家正一月，则“成”即“缘”，“缘”即“成”。此后日记中“缘”、“成”错杂记载，大体而言，两人关系亲密时，记“缘”多于记“成”。二人关系疏远时，则多记为“成”。恩光以这样的小心思，表达他私密情感的亲疏。
恩光与李成的感情并不被家人看好，在将李成逐出家门之后，家人们对恩光仍不放心，甚至追踪他的行踪。宣统二年五月十六日，“九钟馀，（恩光）至四庆园约缘，久候，同饮食，未畅叙，即步马路往万生园。至东边，忽遇鸿由西边飞来，此诚寻隙搜剔，过于刻薄。乍见意外，懊恼万状，百分屈忍，勉维解释，苦心劝告，谁能见怜寸衷？万字楼支离对坐，六刻出园。成雇人力车自回，余携鸿乘车归家。是日情形，实堪悲愤，与成尚多倾话，均未果，恨极。晚思访，阴云未去。明月当午，满院清阴，独对青灯，伶仃孤苦，寂无人声。凉风瑟瑟，幽凄黯淡，触怀思想，能不感伤乎？子正初刻，不寐泣识。”在恩光看来，另一位仆人“鸿”的到来，并非偶遇，而是家人必要根绝他和李成的关系。这种尴尬的监视状况，令恩光感觉十分羞辱。然而，他并没有办法抵抗家人的逼迫。
尽管在清代，狎玩娈童和小厮或相公较为普遍，但在公开的范围内，人们仍然谨慎地将这种关系置于较为隐蔽的境地。在各类爱情关系之中，这种情感始终无法跃居主流。这也导致即便在最为私密的日记中，同性之爱的公开记载相当罕见。杜凤治《望凫行馆宦粤日记》中虽透露同治年间京师狎玩相公的消息，但杜凤治的记载十分简略，且丝毫不流露情绪性的评语。同治五年（1866）五月至七月短短三个月中，杜凤治尽管在40天的日记中都记载与“梅”、“蕙”两位相公的交往，但至多止于“联床夜话”，并不透露更多私密信息。且杜凤治此时家眷尚在浙江绍兴，他是孤身一人羁旅京城的。然而恩光的状况与杜凤治差别甚大。从恩光后来对李成发疯般思念来看，他和李成的情感在那段时期显然十分浓烈，也许是如胶似漆到令家人无法坐视不理。
对明清时期的人而言，描绘自身的情感世界常常面临私欲和公德的冲突。高压和强制的社会令一切过度和越轨的情感表达变得困难，但充满活力的丰富的个人情感世界却又始终想要寻找合适的出口。在此，日记成为直白书写个体情感的有效载体。
从四月初七日李成离开恩光家后，“缘”开始占据恩光日记的中心。日记中，几乎每天都有“缘”字出现，如“访缘”、“念缘”、“约缘”、“诣缘家”、“想缘”、“到缘寓”……想而不得的时候，恩光就念佛，有时候“佛”即是“缘”，即是他的情人李成。李成令他心神不宁，恩光的日子过得恍惚如梦。他在宣统元年五月二十七日日记写道，“怀缘，心神不定五十日矣。可叹。”然而他自己不愿打破这种爱的恍惚状态。似乎，惟有通过日记的书写，恩光才能略略缓解思念的苦痛。五月三十日日记云：“自四月初七日，匆匆恍惚，日夜怀想，直在梦寐之间，至今心神迷惘，寝食皆废弃。缘耶？孽耶？无时获释。佛天怜佑，早得即日完聚，终身感诵无已。”茶饭不思的恩光束手无措，只能祷告佛祖和老天爷保佑，让他们早日聚首。此外，稍纾这种刻骨铭心的思念，也许仍要靠写日记完成。五月三十日日记刚记下此种念想，六月初一日日记中恩光再度表达类似想法：“念佛，望元。痴情若是，殆有前因，望即归来相聚，终身不离。”八月初一日日记云：“念念念经，书缘，每日朝夕存想者也，速如愿慰，幸幸。”念佛已无法让恩光心情平静，而李成暂时也不能回归恩宅。于是，恩光为李成在外头租住房屋，按月提供费用。尽管此时恩光早已负债累累，然而为了心中炽热的情感，他早已不管不顾。他心甘情愿为李成付出，而对于家人索钱的行为，则一概视为孽债。妻子来要钱，恩光在日记中写道：“妇索月费，噎气。此生万不能逃，死而后已，冤哉！”
宣统二年六月日记中的“缘”
在恩光看来，家中人毫无天理良心，是“畜辈”，“实未有丝毫之义理，安心作对，可恨可恨”。家人有意拆散的行为，令恩光更加思念李成。他有时吃完饭，急不可耐要见李成，日记记为“奔缘寓”。如果访而未见，则不胜落寞。如宣统元年六月初五日，“怀缘，进城，步大街，欲访未果，无聊归家，尤觉孤寂，可叹。”总之，恩光此时已经犯了魔怔，他对李成是“动止触物 ，时刻感想”。
这种思念令恩光发狂，他对不断记载思念或许也感到厌倦，故而更改日记书写体例。八月初五日日记云，“此后念佛、缘，默志之，日有遇则书之。”不再记载每日的思念，而只记载他们的相遇。然而一个月以后，思念的情愫又占据上风，他自订的书写体例再度改变。九月十七日日记云：“每日时忆及缘，辄念念，后有遇，登计，馀总识之。”此后十几天恩光日记中不再记载思念李成，推测他另外备有簿册，专门记载思念次数，以便归总。这真是一位痴情的男子！
为了消弭漫长的相思之苦，恩光不断努力，朝着他和李成相聚的目标迈进。七月份，彼时学部下辖京师图书馆落成，恩光极力谋求守护图书馆藏书的职位，以便二人早日完聚。于是七月初八日日记云：“怀缘，念念在抱，默祷成全，则相聚在迩矣，时须运动。”经过持续不断的运作，恩光顺利获得这一职位，并从家中搬出，居住在图书馆旁。十月初二日，恩光和李成会面，商量移到图书馆新宅同居。十月初六日，恩光剃发刨须。十月初七日，李成搬来和恩光同居。从此恩光日记中记载变为“缘侍，晚同榻抵足叙话”。然而，这种状况再度被家人发觉。十月初十日，“恶妇无故非常取闹，天乎！直是逼迫速死以了宿孽耶？何苦是之苦命！痛哉！”他的妻子闹上门来，令恩光无法应付。在恩光看来，家人仍旧没有放弃拆散他和李成。十月十二日日记，“连日家人辈异常悍逆，万分强忍，自叹命苦无怜而已”。按照彼时道德准则，处于劣势的恩光除了在日记中抱怨，哀叹命运残酷之外，实在也并无他法，只能忍耐。
在度过一小段甜蜜时光之后，恩光和李成的感情却迅速降温。首先是开销日益增大，原本负债的恩光注意到开支继续增加。十一月初六日，“成购套壶椰子，甚细。连日烦闷，浮费流水，奈何！”而李成也经常告假回家，外加此时恩光公务不顺，心情重又回到愁闷状态。所谓“内外之不顺心，公私之不合理，忍耐无法，听天由命而已。”由于二人关系变冷，日记中也不再称李成为“缘”，转而将其记作“成”。不安分的李成开始逐日外游，至于宣统元年（1910）二月二十二日，恩光在日记中写下：“初鼓，雇马车回庙，锁门不开。成外出浪荡，不可信任，自恨。”两人关系至此再不复往日甜蜜，而日记中再也没有出现“缘”字，一律标为“成”字。至于1911年十二月，李成自行结婚，他与恩光的另类感情也基本结束。直至1912年五月中旬，“成僮含泪辞去，无钱养留。三年侍奉豢养，一旦别寻衣食，曷胜惋叹。”两人结束主仆关系后，仍有来往，1912年八月十四日，李成赠送恩光花糕，恩光认为他“尚有良心”。不料八月二十六日，李成来恩光家，谈未片刻，“陡然拳打脚踢，不分皂白，谩骂无礼。……苟延残喘之际，更复直奇变悖逆之野蛮无教之事，命何以堪！孑身忍耐，不能早亡，尚有此等孽障，命薄可叹极。”两人的关系，竟然以这样狼狈的局面收场，令人欷歔。
在恩光与李成感情渐冷的日子里，恩光与家人的关系逐渐缓和。宣统二年正月，恩光的孙儿保泰降生，给他带来许多欢乐，他时常回家看望孙儿。至于宣统二年八月，恩光重又携带李成回家看视孙儿。恩光的家人看来原谅了他从前的行为。
就在他的家庭生活即将恢复平静之际，整个社会的动荡却已现端倪。几个月之后，遥远的武昌爆发了革命，随之而来清帝逊位，恩光赖以生存的大清王朝覆亡了。这对恩光的生活而言，又是一大变化。正在此期，恩光又开启了另一段恋情。
言情词汇与恩光的三条情感线
在谈论恩光1912年以后的新恋情之前，有必要先回顾下恩光情感世界中的三条情感主线，以便更为清楚地认识他的感情世界为何有新的波澜。恩光情感世界的波澜形诸日记，是采用一系列充满感情色彩的词句精心书写，故而分析那些充满感情色彩的词句，就成为蠡测恩光情感世界的重要指征。
情感是一系列可以传达的信息，是个体与内心世界并外部世界沟通的特殊“语言”。日记中偶尔一现的情感表达/语言，是个体对身心状态和周遭世界的审慎对话，既是情绪的疏导，也是心灵世界的重建。在此，我们尝试将恩光日记中充满感情色彩的词语制作一个表格，以见出恩光在1909年至1910年5月间的情感状况。之所以选取这一时间段，主要在于1909年恩光尚未在日记中透露和李成的爱情关系。而1910年只标记至五月份，则由于当年四月份李成被恩光家人逐出家门，在整个五月份，恩光的情绪出现极为激切的变化，充满感情色彩的词汇也大量增加，然而，也不免出现一些雷同。以五月份为例，已足以说明恩光如何运用这些词语在日记中表达自己的心情。同时，也可由此窥见日记是否足以承担作者的情感表达。
《恩光日记》情感、心境词语略表：
由于这部分日记记载并不连贯，我们不能以此断定恩光平均每月的情绪变化，却正是这种不连贯的记载特点，以其随机性，揭示恩光整个情感和心境的不稳定。从日记中频繁使用的词语来看，恩光大量表达了感伤、烦闷 、黯然、悲愤等情绪。在此，我们以意大利学者P.史华罗（Paolo Santangelo）《明清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心境词语研究》中提出的五种情感类别为参考，分析恩光此时的情感世界和心境。史华罗根据情感和心境将中国明清文学作品（主要为小说）中的词语分为以下五种情感类别：
1．消极反应类型（恐惧、怀疑、焦虑、惊异）；
2．积极反应类型（爱、感动、喜欢、希望）；
3．满意反应类型（快乐、美感、宗教情怀、欢愉、满足）；
4．攻击性反应类型（愤怒、仇恨、妒忌）；
5．不满反应类型（悲哀、沮丧、羞惭）。
利用史华罗的分析框架，很容易发现，恩光的情感基本处于消极反应、不满反应这两大类型，偶尔还有一些攻击性反应类型。恩光的情感世界极为消极，时时处于不满和压抑之中。日记中极为难得的积极和满意反应的情感词语是“爽人心目”和“适慰”。前者出现在宣统元年三月十七日，面对皎皎明月，恩光感到“爽人心目”。至于“适慰”，则出现在宣统元年十月二十四日日记中，当天李成在旅店服侍较为周到，故出此语。由此，并不难理解恩光的情感状态。在日常生活中，他找不到欢乐和积极的出口，所遇人事均令他不快，带来的只有无穷的烦闷和忧愁。惟有深夜自然的风景与悉心照料他身心的仆人李成，才能带给他安慰和欢乐。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何在李成被逐出家门之后，恩光每日都长吁短叹，陷入深深的思念和欲罢不能的煎熬之中。
宣统二年五月日记充满感情色彩的词语
史华罗所著《明清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心境词语研究》
在那些充满感性色彩的言情词汇之外，《恩光日记》还有“债”与“孽”两个关键字眼值得关注。《恩光日记》中充斥着诸多与“债”有关的词汇，如孽债、债累、宿债、家孽、家众之孽、前生孽、冤孽、宿孽等等。这两个字构成的词语频频出现在日记中，既与恩光现实处境有关，也是他虔诚信佛带来思想观念的认识所致。
宣统年间，恩光已经债台高筑，甚至不惜挪用公款补贴家用。饶是如此，仍然收支难以相抵。每年年底都是“亏累过甚”。如1911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日记所云：“家业已罄，负债累累，心力已竭，尚须支持措筹，只求速死，宿债即偿。”日记中第一次出现嗟穷叹命在宣统元年二月二十二日，“连日烦闷抑郁，自伤认命而已。……此增彼损，永不留馀，自是贫贱之兆，奈何呼天。”次日日记又是，“烦闷之至。恶妇偷当衣服数件，抽筋赎出，合银二十两二八，倾家荡产甚矣！冤孽可叹可恨！……可怜。”由于家庭收入入不敷出，甚至连妻子开始偷当东西，而恩光致力于支撑整个家族不至于彻底颓败，只能忍耐负重。沉重的家累和不断的债务危机，促使恩光不断使用“债”、“孽债”等词语。连同财务危机所造成的“债”还有妻儿家眷逼迫的债务，童仆偷窃欺瞒的债务。此外，“债”与“孽”还是佛教思维方式的体现。恩光虔诚信佛，宣统元年一月初三日，“每日默诵佛经五遍。（永远如是）”日记中常常有祷佛的记载。《法苑珠林》中业已指明“债负”是一种罪业。而恩光不仅将穷困视作一种罪业，也将妻子的逼迫看作必须承担的罪业，此外，他个人与李成的情感被众人厌恶，也被他视作一种必须背负的罪业。他在日记中反复使用“债”、“孽”等词语 ，并希望早早死去，以便一了所有孽债，即是这种思维方式方式外化。
于是，日记中遇到夫妻关系、债务危机事，常云“孽债何日偿清耶？”至于外放直隶州为官，也是“家孽所迫，万难忍受”。“孽”与“债”在恩光不断的书写下，成为他抵御外来侵害的心理防御机制。一旦遭受委屈和逼迫，他便将之视作前生命定的“孽”与“债”，故此内心尽管烦闷恨极，也能有效化解。如1911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日记云：“支各种孽债，前世今偿，不死不已。”十二月廿六日日记又云：“人生之苦命孤独若我者甚鲜，不即死，宿债孽未偿清也。何罪若是！”虽说欲一死谢之，却终于能顽强地活下去。“孽”与“债”的熟练使用也令恩光能够小心翼翼呵护他的小众情趣，而不去管外界的风言风语。甚至，在李成变心之后，恩光也可以凭借这两个字求得自我安慰。不管世路如何淡薄，恩光已认定自己为背负罪业之人，故而生活中的风浪可令他受伤，却终不能将他击垮。
自然，恩光也时时冒出逃避的想法。对他而言，最好的出口似乎就是逃离此处的苦海，无论是现实的搬迁离家，还是祈求佛陀庇佑，似乎只要离开家中的是非烦扰，他的心就能获得平和。如宣统二年三月十五日日记云，“家孽所迫，万难忍受，惟愿早离苦海，逃生远飏，永感佛天怜佑无极。”宣统二年四月日记：“遭此家众之孽，早早得以逃往他方，以免悒郁而毙，幸甚祷甚。”宣统二年五月初六日，“予近数月食不饱，寝不安，惟日夜默祝逃生，谁怜苦衷。”虽然他曾从家中搬离，最终却难免回归家庭。他终于无法彻底摆脱给他带来无穷烦恼的家，于是只能在苦海中自伤自怜。
从《恩光日记》所述来看，家人是恩光情感世界中重要的一端，尽管这条感情线充满苦楚，恩光却不能不仰赖这条情感线。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这条情感线出现问题，恩光才转而寻求情感世界中的第二条感情线：与同性恋人之爱。除此之外，由于恩光年事已高，与仆人的情感关系也在他生活中也显得特别重要。这三条感情线在恩光情感世界中占据主要位置，其间的波动与关系的转变，令他的日记情意满满，跌宕起伏。充满感情色彩的词语也因此在这部日记中构成一股股涌动的情绪流。
恩光与妻子等家人关系似乎相当不睦。在这个家中，似乎是恩光一个人在悉心经营。他在日记中自述，家中“一草一木，余一人惨淡经营，未有一协助者。数十年节俭整理，而毁于家人辈众，此或前生所负，今世偿还耶？”苦心经营家庭生计之累且不说，家中人还时时令他不快。1910年六月十三日日记，“在家逐日无一言，孤寂何堪！荆棘尤复悖逆，令人气结。”对于妻子，恩光似乎从未有好言好语。他将妻子称为“狮吼”、“恶妇”、“孽妇”。有时看词曲《狮吼记》，他也别有感慨。他送妻子钱，是供奉孽妇银钱；和妻子吵架，是“恶妇无故取闹”，是“恶妇无意间呕气，此孽何日了”；他为妻子置办饮食，则是“午后起，为妇置馔，忍心”。总之，他和妻子的关系颇有些“前世造的孽，今世作夫妻”的意味。家中的琐琐屑屑均令他不满，而他的家人似乎对他只有无尽的索取，丝毫不关心恩光的情感需求。恩光在日记中愤而说家人“无一稍具天理人心者”。家庭生活的重重危机，可能使恩光将小小的情感出口视作逃离苦海的孤筏，故而这位六旬老翁的日记才那么浓情热意。
恩光与李成的关系前文已经述说较多，此处专论他与仆人的关系。李成原来也是仆人，离家后，主仆关系方才一变而为情人关系。看来在恩光的情感线上，一些情感线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惟此处专要论述的是普通的主仆关系。由于年老体弱，恩光对仆人十分倚重，且投入相当多情感。然而他先后雇佣的三个仆人长龄、叶翔、鸿都最终被证明为不可靠。他的仆人总是背着他偷窃财物当卖。如1911年八月十九日日记，“翔取回偷窃朝珠当票十两一纸。狼心狗肺，实令人愤恨。”即如李成，最令恩光伤心，1911年十月廿七日日记记载：“成僮畜养三年，无一不周，以为亲近可靠。旅居在外，左右有人，处之若家人父子，盖亦由有所激之耳。孰意无行无耻，殊属异常。”“奴子叶子祥豢养八年，已偷窃七年矣。”1911年十月二十日日记，“回庙寓，炉冷无煤，已早着三小子买煤，逾时未回，而长龄近加疲玩疏懈，此二役直比畜生尤加倍。命蹇运乖，何致遭遇如是。活地狱几时逃出耶？躬自升火想炊，更为畜辈预计。人生至此，……苦况诉谁？长叹而已。”辛亥鼎革以后，恩光这样的旗人仍维持一个大家族，然而收入不敷，而童仆早已难以管束。变卖家产，对主人不闻不问，甚至于恩光需要自己生火做饭。种种情形，令恩光和奴仆的情感线也逐步走向终结。
易代之际的穷愁与“心病”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翻天覆地的大事件。对恩光而言，辛亥鼎革，民国肇始，他依然选择效忠满清。日记中标记年号依然是“宣统四年”、“宣统五年”，始终不肯使用民国年号。他把革命党人改元庆祝元旦的活动认为是“儿戏”，认为“不值识者一噱”。他也认真考虑从学部辞职，1912年三月初五日日记云，“动止焦灼，思欲亟日交代告退，免受伪名，犹疑未能即决”。最终恩光离职，生活水准大受影响。1912年八月初九日日记：“贫无聊赖，强忍混时，待死而已。晚食白菜包，穷馋购毒，浪费三圆，可恨可恨。”曾经家中每月开销将近二百两的恩光，此时因为嘴馋购买白菜包当晚饭，已经觉得是极大浪费，连呼“可恨”。辛亥鼎革对恩光这类满人生活的影响，已经至于如斯地步。
恩光拒绝使用民国纪元
又如，1911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日记云，“闻眷属疾病，穷愁交迫，运际可叹。借钱，托人为媳孙购药。当此国家岌岌危殆，连遭盗罄，死期近矣”。他的整个家族贫病交加，与王朝的命运一脉相连。难怪听闻清帝逊位，恩光抢呼长叹，以为“至是待死而已”。此后的日子他自称为“残生”，每年岁末年初他都祈祷大清“中兴”。然而现实的困穷令他感到气馁，他形容自己的处境是“不死不生，幽囚穷毙而已”。在穷愁中，他典衣物，抄录旧日诗册，回味过去，贩卖过去，借过去度日。他迫切想回到那早已回不去的大清。故有时愤懑不已，大骂王公大臣“遁迹夷界，以为护符，苟延残喘，置国家不顾，忝然不以为耻辱，偷生苟活，不知肝肺良心何物！”有时大骂岑春煊等人“猪犬耳，不足齿。……将见若辈自残自灭，终期于尽”。恩光越发怀念起过去的一切。这位喜欢阅读《品花宝鉴》等小说的官员，此后在日记中的落款处常常写着下某月某日于“太学韩文公祠内寄庐”，这种清晰的地点意识，在慨叹世道衰坏之际，或许寄托了他对韩愈“卫道”精神的推崇。
1913年七月，连日懊闷欲绝的恩光听闻钟楼钟声，想起1910年底与李成在广化寺居住快乐时光，内心被压抑的情感再度爆发。1913年七月初三日日记写道：“连日颇想少时相契某等，皆物故矣。后虽阅千万人，无与伦比。甚矣，人才之难得也。”他开始朝思暮想一生所遇心爱之人，至于当年七月初七日，“夜间瞢腾。……曩在太学，小庖某健壮精神，前年曾诣住宿公所请安，言话许久，已在某部当役。详审其身势，似拟重喜，不易得也。惜在署中，未曾招致役使，后当再为用也。数夜屡梦相从，亦或有所思想而致之与？姑似某来。尝忆通州监西仓时，斛金斗万，精神充健，丰姿壮伟，气体丰足，身势英特，较比喜寿有过之无不及，洵千百万人无与匹俦。人材之难得，暨遇合交投，殆有前定与？”至此之后数日，恩光心思恍惚，全在想念这位庖厨身上。他自知是“心病”，是“心魔”。然而，他并不能遏制这种思念。他自知“暮气将至，更思念往日双鱼，尤似追恨不已。”他时而想要弥补年轻时的缺憾，时而又觉得这是造孽。如七月初九日日记云：“动辄仍想小庖不已，何孽情之深耶！抑将辞世，或因追忆已往之事。”这种炽热的情感灼烧着恩光，令他时而觉得这是一段孽情，时而怀疑这是生命回光返照之际追忆的幻影。恰恰在这一天，他在街上和小庖擦肩而过，失之交臂，日记中不免又怅恨不已。
这段同性之爱的“魔障”既然无法摆脱，恩光索性大胆思念。于是七月初十日日记是，“展转不能熟睡，蒙胧迷梦，极想小庖，仿佛如在左右，而精神健壮，霭然婉顺，大有过人之势，而膊掔壮劲可握，更非他人可及于万一，惟时事未便，姑暂忍待”。此后数天他外出访寻小庖厨，然而均未果。七月十三日日记云：“夜间，猛想壮庖，极热，强眠。”随后恩光一面自己寻找，一面委托他人代为寻访。功夫不负有心人！七月十四日晚间，恩光在瓮城偶然遇见小庖厨。日记写道：“行至瓮城，猛见，数年来无时或释，极有前因，心怀刻念之。某遇于道，呼语之，甚亲近熟驯，询其年岁，属戊子，少余三轮……订期会晤，结此数年以来梦想心驰、情义相得之知己。……惟愿早日相聚，依倚如腹心手足，三生之缘幸也。”
这位小庖厨年方27岁，与恩光相差36岁。但在灼热的情感面前，恩光早把他们的相遇定为命定的缘分。在他们相遇那天早上，恩光曾经抄录一首诗，里头有“猛来一夜”四个字，而小庖厨的名字恰是李猛。这种文字上的谶纬意味，加深了恩光的宿命意识。他将这一切归为神灵庇佑，默默祈祷早日团圆相聚，共结三生之缘。他不断希望两人“终身亲切，永远相依，福缘共之”，认为如果真能如此，这一生也就不算虚度了。
恩光日记中思念至极的文字
重新结缘令恩光欢畅无比，然而回到现实，他却只能“极想谋生之道”。于是他加快所承包工程的进度，他希望“佛天默佑，成全此事，得到酬金，以谋生理，以救贫困，生世感颂，永远不忘。……即日相聚共处，生幸祷切。”（1913年七月二十二日）他希望尽快结束贫困状态，和庖厨李猛早日团聚，生死相依。
恩光的日记重新回到他和李成恋爱的状态。他在日记中不称呼李猛，也很少言“猛”，而是称李猛为“心”、“心第（弟）”、“同心”。他们相会的时候，欣喜非常；他们离别的时候，依依不舍。从七月初十四日相遇，到七月二十二日李猛预备还乡，两人情感日密。不见才两天，恩光就觉得分别似有半月。短暂的离别中，恩光寂寞时，“想心第此刻作何排遣，代觉寂寞”。他寂寞，便代李猛也觉得寂寞。他在羊肉胡同小饭铺吃锅贴，便“极想心第同桌饮食”（七月二十四日）。这等痴情，非热恋中人不能办到，恩光重又陷入“少年维特的烦恼”里。在李猛回乡的日子，恩光每晚都是“念心”、“想心第”、“极想同心不已”。此时的恩光到处举债，“生计毫无，囊空如洗”，时常想要速死，李猛恰如一颗救星，令他念想不止，使他仍觉得生活还有盼头。许多时候，他“匆匆又苟挨一日，觉活在斯世甚无味”，夜晚却仍“念心”。他白天在肉铺“赊脂油二斤及肉八千三百”，晚上对着孤灯，异常焦迫时，仍然“念心”。李猛成为他情感的寄托，成为辛亥鼎革之后他苦海生涯里的救命良药。
1913年十二月初四日生日那天，李猛突然造访，令恩光喜出望外，日记再度表达，“自后只愿永久相处，坚固不移”。此后，恩光依旧夜以继日地思念李猛。在每一个晚上，他都在日记中写下“念心”（“念佛”）二字，从七月相遇起，150多天没有间断。现存恩光日记只记到1913年除夕，我们对他对李猛的思念的了解，也至此为止。我们无从知晓恩光与李猛此后的情感走向，然从恩光此时的经济条件与生活状况来看，这一对乱世儿女的感情此后恐怕仍是凶多吉少。然而，假定恩光1914年仍然在写日记，那么，可以推测，“念心”等字眼断然不会在1914年元旦即告消失。
恩光的生日与北京钟楼的声点
我们已经见识了恩光的情感世界，见识了恩光对于整个世界无穷无尽的抱怨。或许我们已经在厌恶这样一位情感充沛却又黯然神伤的老人。然而这位老人自己的心里话，他的家人不曾细味，他的情人不曾触摸，他只能日记中自言自语，细诉自己的孤独与无奈。1911年十月廿七日日记记载：“余羁旅孑身，愁黯无聊，家无可家，业无可业，投无所投，止无所止，穷困艰辛，无人过问，尤须努力挣持，藉少薪金以奉阖家坐食之供用。”一片哀叹，令人三复叹息。
恩光是一个注重过生日的人。当他和李成感情甜蜜时，日记中郑重记下李成的生日。宣统元年十二月初二日日记“成诞（丁亥）”，那时他和李成情好日密，且未被家人识破。宣统二年十二月初二日，恩光经过诸多努力，总算和李成住在一起，这天的日记写道：“九钟起。缘诞，食煮白肉，行礼。……缘侍早睡，极倦。”尽管十分疲倦，但对李成的生日，他念念不忘，笔之日记。等到他们情感淡薄，恢复主仆关系之后，1912、1913年的十二月初二日，日记中再无关于李成生日的记载。
生日是一个人生命的重要节点，在日记中书与不书，是恩光对于人情好恶微妙的透露。他对李成的生日如此书写，对自己生日的言说也就更能见出他对人情和世味的体会。
十二月初四日是恩光的生日，1909年这一天的日记写道：“诞辰。时年五十又九矣，虚度浮生，毫无建树，风尘奔走，曷胜叹哉。……小窗静坐，晴明自赏。”行年近六旬的恩光感叹一生风尘仆仆，毫无建树，茕茕孑立，风景也只能自赏。这天的日记照见的是孤独的恩光，是回首一生颇有遗憾的老人。1910年所记则是，“贱降，六十岁。……早卧。听楼头钟点，望天边月钩，萧寺寂静，寒窗影幽，此境此时，老年人能不感系之耶？匆匆花甲，值此运步，惟太息而已。二鼓又识。”这一天，恩光原本计划早睡，日记也早早写完，无奈寒夜早眠而睡不着，乃在二鼓又起来，听钟楼声响，望窗外明月与寒寺，孤独中不禁执笔再书日记。
至于1911年的生日当天，日记中连生日这个词汇也不再提起：“九钟起。午前，自作饭食。老史来，还煤油水报等费，自筹谁怜，命苦可知。晚，复自作蒸食及饼饵菜蔬，胡嚼一阵，无味甚矣。烦闷，早睡。”短短五十个字的日记中，恩光使用了三个“自”，孤独感溢于言表。“自作”的饭菜，吃起来无味；煤油等费用尚需自己筹措，他的命运着实可怜。生日当天的孤独感吞噬了恩光，令他倍觉烦闷，故而又是早睡。
1912年这天的日记仍是旧模样，“十钟起。劳役一切，日逐琐屑。午间晴窗净案，写唐段成式《牡丹》诗、唐杨巨源、杨凝《唐昌观玉蕊花》诗。天气晴明，已觉回暖，实苍生之福。余花甲历周。是日贼降。匆匆半世，奔波已老，饥寒渐至，无以为生活计，虽想终老牖下，恐不可得，天乎！何生于斯世，国破家落，拯拔皆无，孽障罪愆，何时解脱耶？午餐，阖家尚食面，亦幸。闲坐小室，煮茗焚香。家蓄梅花含苞将放，置之几案，向日晒照，老干绿条，横斜掩映，颇有画意。向坐静观，殊觉心清，暂释穷迫之苦，强为一时之宽。晚，赴茶肆闲荡。归，诵《脉诀》，聱牙难记，此亦出不得已也。夜深，展衾，偎抱热石，随转卷曲”。
恩光六十岁生日的感触
这一天算是恩光这些年度过较为顺心的生日。日记展示日常的琐碎生活，也揭示这一天由于天气晴明，恩光通过书写古人诗句，暂时舒缓心情。他在回首一生时，仍免不了穷迫饥寒的叹息，对于老年生活，不敢抱过多期待。由于辛亥鼎革，他将个人命运的遭际的原因部分转移到时代上，“国破家落”，国与家一体皆不如意，恩光将这一切视作罪孽，惟一的希望是早日解脱。然而，中午全家人一块吃面庆祝生日，令他稍感慰藉。于是下午的焚香煮茗，就不再是枯坐，而是“闲坐”。家中的梅花也一变而具有诗情画意。生日当天的下午茶，暂时释放了恩光的穷愁，以致于他在晚间少有地奔赴茶肆。然而夜间诵《脉诀》及夜深方睡等事，似乎表明后半天的闲适只是一种短暂的偷欢。一天之中，恩光心绪几经变化，从琐屑劳作，到家国穷愁之叹，在稍感慰藉之后，再度走向闲适，而终归于夜深睡觉“随转卷曲”。一日之中，情绪几度跌宕流转，再度展示了恩光丰富的情绪与敏感的神经。
1913年生日当天日记则是，“初四日，贱降之期。十一钟起。劳役一切。午前后分，力疾强录字四页。早晚，媳备大锅馄饨二餐，甚难能也。正拟邮致信函，于午刻忽闻猛来，即时相晤，少叙阔别，相话三时。因出城有事，便着于詹大有处代购兼毫笔，自后只愿永久相处，坚固不移，甘苦供之，忻慰感应，喜出望外也。初鼓，念念念佛，自是苦诣至诚，效果如响。夜，抱石卧”。这天生日，恩光仍颇为劳累，然而儿媳两餐为他准备馄饨，心情为之少舒。尤其午后，他的老情人“猛”的到访，互诉衷肠，令他喜出望外。当日日记记载“念念念佛”，足见心情之激动，而恩光确乎也将这份情人的慰藉视作精诚祷佛所致。
宣统二年十二月初四日的钟声成为恩光的“记忆之钥”
人们在论述晚清男女社会角色时，常常想起女性的艰辛与不易。然而，高压的社会氛围下，许多男性也并不轻松。对于人生的劳碌，许多男性作者都曾发出嗟叹。道光二十九年（1849），疲于教馆生涯的王韬（1828-1897），在新年第一天便发出感慨：“噫！人生不幸作男子，跋涉险阻，蒙犯霜露，何在蔑然？予不禁为之感慨。”王韬已经从性别角度对人生的艰辛发出无奈的感喟，他没有说他希望自己是女儿身，但他确乎在抱怨男性社会责任之重。对恩光而言，在必须肩负的社会角色之外，还须为自己特殊的情感旨趣承受沉重的包袱。
对艰辛备尝的恩光而言，一些温馨的事物由此成为他怀恋旧时光、获得片刻安宁的触发点，北京钟楼的声音便是恩光屡屡回味的声响。1910年十二月初四日，恩光生日，这一天他和李成居住在京师广化寺（彼时学部图书馆藏书于此），过六十岁生日。那天明月如钩，远处钟楼的钟点敲打着他的心。他在日记中写下：“早卧。听楼头钟点，望天边月钩，萧寺寂静，寒窗影幽。此境此时，老年人能不感系之耶？”那年冬天，他和李成度过许多这样的夜晚。写下这些话的恩光，彼时肯定不会想到此后他会经常想起这个月色如钩的夜晚。1912年十一月初九日晚上，又是一个有月亮的晚上，饥寒交迫的恩光躺在床上，望着明月，想起去岁生日的那些钟声。日记写道：“连日初鼓闻厚载门外钟声，铮铮在耳，恍如前年庚戌东，假榻后河广化寺僧寮，携成童避嚣。时谬充总办，就近差次。去岁迁太学监督工程后，未常听也。今忽闻此钟声，直如身在僧舍。五更初醒，枕上犹带余音，瞥眼流阴，恍然如昨，若梦初觉也。今昔不能无感，回忆不禁泣下。”这一夜，恩光仿佛钱塘江畔听潮的鲁智深，光阴流逝令他唏嘘，而刹那之间，去年与今年却在钟声中无缝衔接。钟声依旧，点点敲击，如佛门禅悟，使人惊觉人事早非，恩光只有流泪。
北京的钟楼与鼓楼。图片来源：《燕京胜迹》Peking The Beautiful，By Herbert C. White，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在恩光穷愁落魄之际，午夜的钟声不断敲开他记忆的闸门。透过这道记忆的闸门，孤独的恩光一次次回到1910年的冬天，那时候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与李成同居在广化寺。他们曾获得短暂的安宁与欢聚。这是他晚年为数不多的黄金般的日子，值得一次次怀念。1912年十二月十四日，“午夜，闻钟楼声送，直是前岁携成童侨居广化寺僧舍。回想黯然”。随着他的处境愈发窘迫，钟声敲开他记忆闸门的次数越发增多。不仅在冬日，也不仅在有月亮的晚上，似乎只要钟声在夜晚响起，他的思绪就飞向1910年冬天的广化寺。
1913年五月的一天，他又“夜间不寐，尝闻钟声，恍若辛亥际携成僮居广化寺僧舍，耳边只尺间也。每当触忆，不胜感叹，转瞬变迁，一至如此。”1913年七月初三日，“初鼓，闻钟楼声点，直送耳际，宛如前岁携成僮寓广化寺僧寮时也。曷胜感慨。”即便在1913年秋天，他重新和李猛建立感情，在深夜闻见钟声，也仍然回想起那些夜晚。1913年八月二十三日，“回家冷寂，追忆庚戌、辛亥二年间，携成僮等在庙在署充总办监督时，恍如昨日，实若霄壤，不无今昔之念。”现实越糟糕，往日之时光就越发令恩光怀念。在钟声的敲击下，恩光一次次回到过往，一遍遍咀嚼灿烂的旧时光。
恩光的生日和钟楼的钟声是《恩光日记》中多次再现的事物，也是记忆之门不断打开的时间之钥。生日是每年一度时间之神的提醒，这种固定的时间设置提醒每一位过生日的人想起以往的生日。而即便他自己不再记得，人们也可以通过叠加他生日那天的遭遇，探测他生命的变化。至于钟楼的声点，则因为偶然的嵌入，成为恩光生命里黄金般岁月的标志物。在恩光不断的追忆中，钟楼的声点成为他进入往昔岁月的孔道，藉此，他得以暂时摆脱乱糟糟的当下，而穿梭到那令他心安的所在。无论是生日，还是钟楼的声点，都是时间的指征。这似乎表明，通过时间的指征物，去窥探日记作者的情感寄托，是一种可行的办法。
日记的情感深度
在讨论日记包罗万象的材料时，人们普遍注意到日记作为私人材料的重要性，然而关于其中情感素材的运用，却很难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王汎森对明清日谱著述的考虑，提醒人们注意理学家生活践履与思想变化的痕迹，其中最为重要的材料就是一系列修身日记。抛却理学家的面纱，而将这些日记视作情感表达的载体，对讨论日记能否言情、如何言情、所言何情等问题，可能有新的认识。可惜，在严格要求记录“内在心灵的全部活动”的修身日记中，一些隐秘的情感仍被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而在一般的日记中，许多日记作者甚至杜绝在日记中发表感性的话语。然而，不管日记作者如何隐藏真实的自我情感，它总是会留下蛛丝马迹。史华罗在分析明清时期人的心理表现时认为，“个人对部分或全部形象的苦心经营通过以下两个途径：一是通过价值阶梯自我坚持, 另一个是对被描述主体的情感态度。”（《重构明清时期中国人的情感生活——史华罗教授访谈录》）前者似乎对应修身日记，而后者在许多日记中均有或多或少的流露。于是，窥探日记作者的情感深度，并非一个遥不可及的研究设想。
意大利学者史华罗（Paolo Santangelo）教授
日记自身充满壁垒，趣味和情感并不自动呈现。从阅读《恩光日记》的经历来看，每一部日记的阅读或许可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翻开一部日记似乎打开一个“盲盒”，在未完整阅读之前，你永远不知道这个盒子里装了什么。诚然，一些日记已有前人写过提要或导言，然而日记的丰富性使得每一部日记的提要或导言所能提供的信息远远不够。它们仅仅提示日记时间的起止、重要的事件等信息，只能令人对日记有模糊的感觉。要真正理解一部日记，必须认真翻阅这一部日记，最好不放过它的每一个字眼。
当你认真翻阅完一部日记时，或许已经进入日记阅读的第二个阶段：对日记所载的人、事、物有初步的了解，从而获得对这部日记和作者的整体思考。然而这些看得见的材料往往是一些客观的流水账，尽管可以提供有价值的材料，但或许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那一部分。如果想要窥探日记中隐秘的部分，尤其挖掘其中深层的东西，势必要进入日记情感世界的挖掘。如果日记提供诸多情感的词语和表达，譬如《恩光日记》所示，那么这种情感世界的进入是较为轻松的。令人感到困难的是那些平静如水的日记，是那些作者努力克制情绪表达的日记。太多的清代和近代日记的作者都在日记中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一位控制情感的完美角色，偶尔的情感爆发，很快就被一种中庸的思绪抹平，取而代之是一位各方面看起来都属正常的反省。喜怒哀乐偶获一现，即被他们消解，日记复归于平静。喜怒哀乐是人之常情，在每时每刻不断变化，而许多日记竟能对此视若无睹，或是有意消解，这究竟是为什么？日记对于人之常情的有意抵触，并不记载，或是适可而止，究其原因，固然可以说是作者对日记有着无限的自由裁量权，他可以决定日记记什么，或者不记载什么。然而对于读者而言，在阅读中恐怕不能止步于此。对日记所载时间长河里的人、事、物，固然要投入诸多关注，但当我们记起日记作为人生备忘录的功能时，我们有理由相信，日记不仅备份了作者的人生与思考，它同时也备份了作者的喜怒哀乐。换言之，日记不仅“排日记事”，它同样“排日记情”。
阅读日记有必要进入第三阶段，即应当进入日记的情感世界。若非如此，日记仍旧只是人事的铺陈，是冰冷的史料，而非呈现它作为一种私密而体己写作的产物。重新建立日记研究的情感维度是必须的，它有助于窥探日记记载的时代里的个体的生命世界。这当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正如史华罗《明清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心境词语研究》“前言”开篇转引列斐伏尔（L. Febvre）所言：“重新建立某个时代情感生活的目标确实极具魅力，但同时也很艰难。然而，我们别无选择，历史学者无权对此视而不见。”对日记研究而言，重建日记所载时代的情感生活不仅极具吸引力，同时也有助于重新确立每一部日记的独特性。
将日记视作材料的惯常做法，容易使日记均质化为材料库，由此，材料价值的高低决定日记价值的高低。无论军国大事，还是个体生活，由于研究者处理材料主题的相似性，那些材料价值处于低阶位的日记，显而易见地被抛弃。如果回归情感维度观照日记，则每一部日记都是独特的，都烛照每一个个体的情感世界。在此，无论政治、经济、社会或其他方面的材料，都不是为一个特定的政治研究、经济研究或社会研究的目的而服务，这些材料回归它们本身，是日记作者或其他主人公生活世界的基础，承载他们的情感与思维。回归个体生命与情感的维度对待日记，则日记所映照的个体方是鲜活的，而一部部日记也不至因其史料价值的高低而被划归三六九等。惟其如此，日记才能部分回归它的本来面目，即它首先是属于个人的，既是个体生活事务的备忘录，同样也是个体情感的“存储器”。
借用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中的宣告：“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不妨大胆预言，日记研究，即便它并非“文学的”，也应当致力于研究人的灵魂，研究人的情感，研究日常生活文字冰山下或缓慢或急速波动的情感流。那斑斓而多彩的、一方方深不可测的情感世界，多么令人着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整理与研究”（18ZDA259）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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