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在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顺利通过审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一时间，泉州作为宋元时期的“东方第一大港”的历史面貌为人们津津乐道。
澳门大学历史系杨斌教授的最新研究围绕一艘泉州湾的宋代沉船展开，通过分析船上发现的香料、海贝和船体附着物，结合考古及相关文献，对这艘远洋木帆船的航线提出了与四十多年前前辈学者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这艘海船属于宋代文献中往返印度洋的“泉舶”，是宋代中国和印度洋世界交往的亲历者。
泉州湾宋代沉船，目前展陈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海底700年：沉没与发现
南宋景炎二年（1277）夏秋之际，一艘长达34米、宽达11米的中国远洋帆船，经过数个月的海上航行，在东南季风的护送下，缓缓地驶回了泉州湾。船上将近200人发出了一阵阵欢呼，引得本来在舱房下象棋的同伴也抛弃了楚河汉界跑到甲板上。纲首（船长或船主）、舟师（负责罗盘的航海员）、杂事（各类管理人员）、巨商、客位（普通商人）以及水手个个喜笑颜开。这次远航，他们带回了两三百吨的货物，其中主要是最受市场欢迎的各种香药，尤其是官家千金难求的龙涎香，这必定让他们大发其财。更何况，从去年冬天出发，离家至今已有大半年，近乡情更怯，大家想见家人的心情，愈发按捺不住。
海船缓缓地驶进了泉州湾，泉州城的轮廓逐渐显现了，港口高耸入云的望云楼也迎面而来。但船上的欢呼声很快转成了叽叽喳喳的议论，只见码头上冷冷清清，停泊港湾的船只东倒西歪，一些士兵正忙于掳掠货物；而远处的泉州城烽烟缭绕，大火正在燃烧。狂风吹来，一阵乌云顷刻笼罩了港湾。大家的心情顿时如坠冰窟。
海船尚未停稳，一群执枪抡剑的士兵乱哄哄地冲了上来，大声呵斥大家即刻下船，随身不许携带任何物品。在明晃晃的刀剑威逼下，大家被押送下船。尚未离开，船上的士兵便开始抢劫。几天之内，船上甲板上下的三四层舱房被打砸损坏，货物几被掳掠一空。随后的岁月里，海涛拍打，风雨侵蚀，无人照看的海船逐渐沉入海中，层层淤泥覆盖其上，不见天日。
696年之后，1973年夏天，泉州籍的厦门大学历史系教师庄为玑和另外两位同事应邀协助泉州海交馆撰写陈列提纲。任务即将完成之际，庄为玑向晋江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兼文管会主任张立提议去考察泉州后渚的五座元代小石塔。8月13日下午，在考察途中，他们得知，海水退潮时可以看到海滩下有一条沉船。庄为玑敏感地意识到这艘沉船可能有文物价值，张立遂问当地的民兵队长，雇人挖出来这艘船要花多少钱，民兵队长表示，“200元就够了”。
这200元就挖出了一条宋代沉船。1974年6月9日，相关单位开始发掘，至8月下旬结束。8月20日，庄为玑亲自登上了海船。他发现沉船的船舷侧板是由三重木板叠合而成；他还伸手从淤泥中捞出好几捆用细绳扎成的“树枝”，长约40厘米，头尾都用刀切得很整齐，这些树枝后来都被证明是珍贵的香药。同行的林祖良又摸出三块青瓷片，说这些是宋代的瓷片，因此这可能是艘宋代海船。
以上便是泉州湾宋代海船发现的经过，而本文开头的描述，是笔者根据诸多学者的研究重构的场景。这艘南宋末年中国制造的海船，由于发现太早，一直没有命名，笔者藉此不妨称之为“泉州一号”。“泉州一号”的发现，对于中国海洋史、经济史、科技史等领域的研究意义极其重大。正是在对“泉州一号”研究的基础上，中国学者们组织成立了“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出版了《海交史研究》这个研究古代海外交通历史的权威刊物。
“泉州一号”挖掘现场
“泉州一号”大致完工于南宋末咸淳七年（1271）之前，是一艘远洋帆船，曾经几次远航。1276年底或1277年初，也就是景炎元年的冬天，“泉州一号”满载中国的货物，如瓷器和铁器等，离开了泉州，驶向南海。就在此时，南宋镇守泉州的阿拉伯裔后裔、大商人蒲寿庚见南宋天命已微，投降了元朝。泉州是东南大港，对于南宋的生存至关重要。1277年7月，南宋将领张世杰率兵进攻，包围泉州长达三个月之久，此时正是“泉州一号”返航的季节。这个翻天覆地的变革，岂能是“泉州一号”的商人和水手所能逆料？战火就这样改变了他们和“泉州一号”的命运。
“泉州一号”动画复原图，来自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官方网站
香药之船
虽然曾被洗劫，“泉州一号”出土的遗物依然丰富多彩，令人惊叹。除了海船必备的工具之外，船上发现了香料、药物、木牌/木签、钢/铁器、陶瓷、铜/铁钱、竹木藤棕麻编织物、文化用品、装饰品、皮革制品、果核、贝壳、动物骨骼等，总计14类69项。其中香料药物数量巨大，占出土遗物的第一位。因此，“泉州一号”可以说是一条“香料之船”。
香料包括降真香、沉香、檀香、胡椒、槟榔、乳香以及龙涎香，以降真香最多，檀香次之。其中的香料木占出土遗物总数的绝对多数，未经脱水时其重量达4700多斤。它们散乱于船舱的堆积层中，有的还有绳索绑扎，刚出土时颜色清鲜，有紫红和黄色。香料木多为枝栎状，长短粗细不同，出土时多系断段，一般长度3-10厘米，个别的长168厘米，直径1-4厘米。
“泉州一号”上发现的香药
降真香在各舱普遍发现，出土时表里呈降色，或附有外皮，或皮已脱落。洗净阴干后，仍呈降色。试用火烧，冒出的烟尚有降真特有的香味。 降真香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道士相信，此香一旦燃起， 便会吸引真人（仙人）下凡，因而是道教仪式必用之物。檀香各舱亦均有发现，出土时色泽鲜明，有紫、黄二种，而黄色较多。沉船第二舱中发现了沉香，块头不大，外观纹理保持沉香的特点。乳香形态不变，滴乳分明，虽然泡浸海中数百年，多数成分尚未发生明显变化。此外还有胡椒，混杂在各舱近底部厚约30-40厘米的黄色沉渣中。发掘人员淘净收集的胡椒约5升，一般呈白色，颗粒大致尚完好，但也有部分变成棕黑色，一部分肉腐壳存，烂成一团。降真香、檀香、沉香和乳香以及胡椒，皆是唐宋时代中国进口的最普遍常见的香药，在宋代以香药为主体的海外贸易商船中发现这些物品，不足为奇。“泉州一号”发现的香药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当时最为名贵的龙涎香（ambergris）。
龙涎香出于第二、三、五、六、九、十、十三等舱近底部的黄色沉渣中。出土时与乳香、胡椒等杂物混凝在一起，成小块状与碎散状，其色灰白，嗅之尚有一些带腥的香气。研究人员经检选，对其中的1.1克进行鉴定，发现是较纯净的龙涎香。
龙涎香是海洋中抹香鲸肠道的分泌物，历史上主要产于印度洋。 这种阿拉伯人最早记载的香料早在唐代就为我国所知，但直到宋代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龙涎香才从一种传说变为上层人士使用的香料。唐人段成式（803-863）在其《酉阳杂俎》中记载，西南海中拨拔力国，在 “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末香。”所谓“阿末香”，即后来所称之龙涎香。“阿末”为阿拉伯文“anbar”的音译， 也被译为“俺八儿”。阿拉伯人最早认识开发龙涎香，故全世界龙涎香之命名几乎都来源于阿拉伯语的“anbar” 或“amber”，也就是琥珀。在中古文献中，几乎所有的龙涎香都以琥珀的名称出现，不时造成后人的误会。后来法国人称之为“ambergris”，意思就是灰色的琥珀 （grey amber）。
唐宋时期中国的龙涎香或由海外诸国进贡而来，或由市舶司专买而来。如熙宁四年（1071），层檀国“贡真珠、龙脑、乳香、琉璃器、白龙黑龙涎香、猛火油、药物”；次年（1072），大食勿巡国遣使贡龙涎香等。市舶司专卖可能是宋代官方的主要来源。与“泉州一号”同时代的陈敬说，“龙涎如胶，毎两与金等，舟人得之则巨富矣”，则龙涎香当时与黄金同价。这听起来似乎夸张，但实际上龙涎香的价格可能更贵。早于“泉州一号”数十年的张世南说：“诸香中，龙涎最贵重，广州市直, 每两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十千，系蕃中禁榷之物，出大食国。” 则每两龙涎香价值在五十贯到一百贯铜钱之间，也就是五十到一百两白银。以宋代一两黄金等于十两白银算，一百两白银约合十两黄金，折合龙涎香每两值黄金五到十两。经历了靖康之变的张知甫记载的价格更为离谱。他说：“仆见一海贾鬻真龙涎香二钱，云三十万缗可售鬻。时明节皇后閤酬以二十万缗，不售。”明节皇后（1088－1121）刘氏，为宋徽宗爱妃，死后追赠皇后。海商二钱“真龙涎香”要价“三十万缗”，核算成一两龙涎香要价十五万两白银（一万五千两黄金），那是令人瞠目结舌了。不过，笔者以为此处“万”为衍字，如此，则一两龙涎香要价十五两白银，这和“毎两与金等”的论断大致相符。明节皇后还价二十缗，也即二十两白银，确实有根有据。
以上是宋代文献所记载的龙涎香价格，而“泉州一号”发现的龙涎香成为这种香药传入中国唯一的考古和实物证据，意义不可谓不重大。事实上，在郑和之后，中国就很少见到真正的龙涎香了。
从哪里返航？
关于“泉州一号”的航行路线，自其发掘之后便是中国学者们首先考虑解决的重大问题。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前辈学者经过多学科的全面研究，得出了大家一致接受的结论：“泉州一号”从泉州出发，航行于南海等海域，很可能是从位于现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三佛齐返航的。
这个结论，完成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在当时海洋史研究尚未兴起、国内外学术交流极其有限、海洋考古发现和研究异常稀罕的情况下，首开风气之先，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四十年后，笔者重新学习，一方面受益匪浅，另一方面觉得前辈学者采用了谨慎稳妥同时也是相对保守的立场。 他们的解读，立足于充实的证据，也就是说，“泉州一号”必然曾经航行东南亚海域，但排除了它到过印度洋乃至是从印度洋返航的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低估了这艘宋代海船承载的历史信息，不能体现宋元时期我国海行技术和海洋贸易的实际情况。笔者结合目前的考古和国内外文献，重新解读考古报告，认为“泉州一号”从印度洋返航的可能性颇高。以下从“泉州一号”发现的香料、海贝、船体附着物的地理分布、宋代文献中的往返印度洋的泉州海舶以及印度八丹的中国塔加以论述。
关于香料，前辈学者指出，出土的香料药物多为南洋诸国所产，或为东南亚一带集散的货物。它表明“泉州一号”航行于以上国家的海域。 这个判断大体不错， 如沉香和降真香，主要产地和最好的品质都在东南亚诸地；但仔细分析，也有几处值得斟酌。
首先，“泉州一号”出土的降真香的显微鉴定和化学分析似乎都指向了印度是其原产地。全部六个降香样品，显微判定其来源系豆科之物印度黄檀。印度黄檀原产地为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南亚地区，东南亚不是原产区。假如以上科学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泉州一号”香料中最多的降香最终源头是印度。
关于檀香，虽然印度和东南亚都是原产地，不过，檀香介绍到中国，最早是随佛教东传而来，所以檀香的使用源自印度，而后传播到东南亚和中国；檀香最早的出口地应当是印度，而后东南亚开始参与。
关于胡椒，前辈学者认为胡椒出于爪哇中部，这就完全忽视了印度作为胡椒最早和最主要的产地的历史事实。印度半岛西南部的喀拉拉邦（Kerala ），位于马拉巴尔海岸（Malabar Coast），濒临阿拉伯海，从古埃及时代就以出产胡椒闻名，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的两三千年时间里向地中海世界输出这种著名的香料。因此，宋元明时代的印度，其胡椒生产和出口不亚于东南亚。“泉州一号”的胡椒，不见得只产自爪哇，而可能直接购买自印度，或者在爪哇购买到本地生产和印度贩卖过来的胡椒。
此外，香料中的乳香和龙涎香并不产于东南亚，完全是印度洋的产物。乳香出于大食（阿拉伯半岛南部）；而龙涎香，前已述及，产于印度洋。宋元时代的东南亚不产龙涎香，三佛齐等地的龙涎香其实是从印度和阿拉伯而来。
综合上述，虽然三佛齐可能是这些印度洋商品的集散地，但“泉州一号”自印度洋返航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因此，前辈学者排除了这艘宋代海船自印度洋返航的可能性，实在是谨慎有余。
除了乳香和龙涎香（以及降真香），“泉州一号”的遗物还有两样也只产于印度洋，那就是货贝和环纹货贝。它们同样指向并大大增加了这艘中国海船自印度洋返航的可能性。
不能不说的海贝
“泉州一号”出土的海贝有货贝和环纹货贝两种，共2000多个，色泽呈黄色或淡黄褐色，有的背面具一枯黄色环纹，为环纹货贝；有的表皮脱落，呈暗灰色。过去中国学者认为货贝和环纹货贝产自南海，这是误解。
“泉州一号”上发现的海贝
关于货贝和环纹货贝的产地，过去中文研究大致称其广泛分布于太平洋和印度样的热带和亚热带海域，包括我国的东南沿海。虽然南海如菲律宾附近是海贝的产区，可是，从历史记录和考古发现来看，这些地区并没有成为前现代时期海贝的主要出口区域。只有印度洋的马尔代夫群岛，由于其天然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成为亚欧大陆唯一大量出口的产地。以丰富的中文文献来看，关于古代东南亚各个地区的风俗和物产，记录详尽繁杂，但是，这些中国文献从来没有提到过东南亚出产和出口海贝。因此，海贝来自东南亚的说法没有任何文献和考古材料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加以证明。相反，东南亚大陆如暹罗和清迈，乃至中国西南的南诏和大理王国使用的海贝，其来源相当明确，就是印度（印度洋）。此点马可波罗早就明确指出。
泉州湾宋代海船上的海贝，笔者认为来源于印度洋马尔代夫群岛，而不是东南亚。首先，马尔代夫以盛产货贝闻名，历史上一千多年是亚非大陆贝币的最主要提供者。其次，马尔代夫货贝的一个特殊性在于其体积特别小。“泉州一号”发掘的货贝可分为中、小三种，一般壳长1.8厘米，宽1.4厘米，高0.8厘米。因此，符合“泉州一号”货贝体积的海域只有马尔代夫、菲律宾、琉球和关岛，后两者又可直接排除。关于菲律宾，虽然欧洲殖民者到达东南亚后注意到了那里出产的海贝，可是在传统的亚洲海洋文献中，并没有提到菲律宾的海贝；菲律宾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参与者时代也相对较晚，宋元时代中文文献几乎没有提及。因此，泉州湾宋代海船的货贝不太可能来自于菲律宾。
虽然某个产品在许多地方都有出产，但是，一般而言，这个产品不见得就成为商品，这个产地不见得就成为出口地。某个地方的产品成为畅销的商品，不仅和这个地方这种产品的特点有关（如质量），而且和相关地区（也就是市场）以及交通运输等各个方面有关。海洋产品尤其如此。以海贝为例，虽然理论上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热带和亚热带海域都有栖息，实际上盛产并能出口的地区寥寥无几。有许多缺一不可的因素制约着海贝成为商品。首先是有无市场需求，也就是邻近社会是否有对海贝的需要；如果是作为货币使用，则邻近社会是否有庞大的人口和繁荣的经济，同时是否缺乏小额货币；与市场同样重要的便是运输，是否有港口，船舶和航运是否发达？以此论之，在海贝的诸多产区中，只有马尔代夫符合这些条件。而正是马尔代夫首先为印度（孟加拉地区）而后为东南亚大陆的勃固、暹罗以及我国的云南提供了数以亿计的海贝。元典章就提到了1275年滞留江南的大量海贝，元政府曾经讨论将其运到使用贝币的西南边疆云南行省换取当地的黄金和马匹。
因此，“泉州一号”发现的海贝，又是马尔代夫海贝从海路抵达我国东南沿海的唯一考古证据，意义绝对不可以忽视。
船体附着生物：印度洋和南海并存
前辈学者在论证“泉州一号”航行路线的另一个重要证据是，船体的附着生物 （贝类）多数来自东海和南海。他们指出，“泉州一号”船体发现的15种海洋生物中，除了马特海笋、船蛆和巨铠船在世界各海洋中分布较广外，其余都是西太平洋或印度洋的暖海种；水晶凤螺和篱凤螺分布于我国南海至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日本本州中部以南等海域；银口凹螺，龙骨节铠船船蛆，暹罗船蛆和裂铠船蛆分布于南海、菲律宾、越南、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海区；中华牡蛎和色带乳玉螺分布于南海和日本中部以南海区。这个分析强调了南海和东南亚海域，忽视了多数附着物也生长于印度洋的事实。
笔者将其15类海洋生物及其地理分区略加合并和修正，并入下表，使其地理分布更加清晰。
表一、“泉州一号”附着海洋生物的地理分布
表一可以看出，“泉州一号”上15种贝类均在南海或东海栖息（假如排除货贝和环纹货贝，则是13种），9种在印度洋栖息。前辈学者采取了保守稳妥的解释，指出宋代海船的目的地是东南亚。其实，乐观地看，这艘宋代海船的返航地是印度洋，这个论断也完全符合船上贝类的地理分布情况。特别是当排除南海是货贝和环纹货贝的产地时，那么，印度洋是这艘宋代海船返航地的可能性相当高。
当然，任何一种情况都不能排除这艘船只是到了东南亚港口如三佛齐，从那里获得了印度洋的货物和海贝之后便返航的可能性。可是，如果我们综合考虑南宋至元初的中国的海洋贸易，那时中国的海船和商人已经频繁驰骋于印度洋，抵达南印度诸国和阿拉伯世界，那么，我们可以合理推测，泉州湾的这艘宋代海船也是从泉州出发，驶往印度洋乃至波斯湾，而后从那里返航，却在家门口因为战乱而遭遇不测。
“泉舶”：宋代文献中的“泉州一号”
关于宋元明时期中国的海舶、海洋贸易和海商，历代文献不胜枚举，笔者在此简要引述宋代文献中关于我国制造的海船：泉舶（泉州制造和出发的海船）和广舶（广州制造和出发的海船）及其航行印度洋和阿拉伯世界的航线与日程，这对于理解笔者提出“泉州一号”应当自印度洋返航的结论不无裨益。
12世纪下半期的周去非曾任职广州，他编撰《岭外代答》对于广舶航海至印度洋有相当详细的记载。冬季出海的中国海船，经闍婆（爪哇）或蓝里（南浡里，位于苏门答腊岛的西北部），几个月内可以抵达印度洋的故临国（印度西南沿岸的奎隆）与大食国。他说: “故临国与大食国相迩，广舶四十日到蓝里住冬，次年再发舶，约一月始达”；“中国舶商欲往大食，必自故临易小舟而往，虽以一月南风至之，然往返经二年矣。”
南宋宗室赵汝适（1170－1231）在1225年以朝散大夫提举福建路市舶兼权泉州市舶，直接管辖泉州的海洋贸易，对于泉州海外交通非常熟悉。他编撰的《诸蕃志》中补充了泉州和阿拉伯世界的航路细节。位于印度西南海岸的南毗国， 即郑和去世的古里，“在西南之极；自三佛齐便风，月余可到”；“故临国，自南毗舟行，顺风五日可到。泉舶四十余日到蓝里住冬；至次年再发，一月始达。” 赵汝适这里所说的是“泉舶”，介绍的就是泉州的宋代商船到达南印度的航程。提到大食国的时候，赵汝适直接记录了泉州到阿拉伯世界的航程。“大食，在泉之西北；去泉州最远，番舶艰于直达。自泉发船四十余日，至蓝里博易，住冬；次年再发，顺风六十余日，方至其国。本国所产，多运载与三佛齐贸易贾转贩以至中国。”此外，他还直接提到了泉州和南印度的里程数和航行路线。“注辇国，西天南印度也。东距海五里，西至西天竺千五百里，南至罗兰二千五百里，北至顿田三千里。自古不通商，水行至泉州约四十一万一千四百余里；欲往其国，当自故临易舟而行。或云蒲甘国亦可往。”赵汝适记载的其实就是以“泉州一号”为代表的中国商船往返印度洋的航行路线。
与周去非和赵汝括的记录相映证，考古和文献研究表明，泉州港崛起于唐末五代的十世纪，而后逐渐和唐代的第一大港广州并驾齐驱，并在十二、十三世纪取代了广州，成为宋元时期世界的第一大港，其繁荣持续了几个世纪。在“泉州一号”沉没的二十多年后，1291年初，马可波罗从泉州出发，护送元朝的阔阔真公主漂洋过海嫁到波斯（伊朗）和亲。马可波罗惊叹，泉州商人之众，货物之多，令人不可思议；而泉州港之兴盛，让地中海的大港亚历山大相形见绌。这位见多识广的意大利旅行家估计，后者不超过前者的百分之一。
马可波罗后又三十年多年，约在1322-1328之间，方济各教会托钵僧鄂多立克长途跋涉，从欧洲经印度坐船到达广州，而后到了泉州， 他赞美“此地系世上最好的地方之一”。又两三年后，约1330年初，南昌人汪大渊从泉州出发，游历东南亚和印度洋世界，可能还到了埃及。又十六年后，与汪大渊交错而行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从海路直接在泉州登陆，对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亦赞不绝口。
然而，造化弄人，随着晋江和洛阳江冲刷的泥沙堆积，泉州湾逐渐向外推移，港口吃水越来越浅，不再适合海船停泊。到了明代，泉州国际大港的地位逐渐丧失，其邻居漳州（月港）取而代之，其航向辐射日本和东南亚，成为东南第一大港。
印度八丹的中国塔
赵汝适担任泉州市舶使，时间早于“泉州一号”不过五十年。那时，中国海船早已到达印度洋，中国的商人和水手也在印度和西亚留下了足迹，有的甚至流寓海外数十年。元代温州人周达观于1296-97年出使真腊（柬埔寨），曾遇及乡人薛氏，“居番三十五年矣”，则薛氏在南宋末年（1260年代）流寓真腊可知，大约在“泉州一号”沉没前十余年。
元人汪大渊则1331年登临了南印度，他记载了在印度东南沿海的八丹有中国人参与建造的“土塔”。土塔“居八丹之平原，木石围绕，有土砖甃塔，高数丈。汉字书云：‘咸淳三年八月毕工’。传闻中国之人其年敀彼，为书于石以刻之，至今不磨灭焉。”咸淳三年为1267年，八丹即现在印度东南沿海的Nagapattinam。十一、十二世纪的八丹，是印度半岛东南的重要港口，为当时强盛一时的注辇王国跨孟加拉湾南抚三佛齐的据点。泉舶和泉商曾访问此地，甚至捐造佛教建筑，这是非常可能的事。实际上，汪大渊所说的中国塔，直到19世纪还为英国人亲见。
1846年，沃尔特?埃利奥特爵士(Sir Walter Elliot)亲自查看了这座有“中国塔”之称的建筑残留，并对其历史和现状加以介绍。此塔名为“the Jeyna (Jaina) pagoda”，位于印度半岛东南岸的讷加帕塔姆（Negapatam）北部一二英里处；这是一个四面三层的砖塔，每面都有一个门或窗户；二层有楼板的痕迹，塔中建筑楼层已经毁坏；塔内外并未发现雕刻或文字；1867年拆毁时，基座发现了泰米尔文的文字，时代约为12世纪或13世纪初。玉尔（Henry Yule）指出：“坦焦尔(Tanjore)诸港，曾常有中国人前来贸易，已由讷加帕塔姆西北一英里处所发现一座俗名中国塔之穗塔而获证实。此塔有中国之名，大概由來已久。余意此名，並非谓塔之建筑为中国式。然此一奇异旧迹既有此名，得视其与中国人来此区域之传说有关，自不待言。” 因此，汪大渊的话应该是真实可信的。当然，这座位于印度的中国塔也不是完全由中国商人出资建造的，而是各国商人和八丹本地居民一起合作建成。
1846年的八丹“土塔”（Sir Walter Elliot 提供的素描）
八丹土塔建造于1267年的印度，薛氏流寓于1260年代的真腊，元典章记录了1275年江南的海贝，这些都与“泉州一号”建造和航行年份正好相符，不能不令人浮想联翩。
综合以上根据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报告所作的一些分析，我们看到，“泉州一号”海船发掘的货贝和环纹货贝，产自印度洋的马尔代夫群岛；龙涎香和乳香只产于印度洋；降香根据科学分析非常可能就是印度原产；胡椒既盛产于爪哇，也盛产于印度西海岸；船体附着物的绝大多数栖息于印度洋一带。因此，这艘海船从印度洋返航的可能性非常高。而同时代或稍早于泉州湾宋代海船的熟悉广州贸易的周去非和熟悉泉州贸易的赵汝适，已经明确记载了宋代中国的海船通航印度洋和阿拉伯世界的路线、日程和季节，给我们提供了理解与研究“泉州一号”极其可靠的文献旁证。此外，稍晚于“泉州一号”的元代材料则记录了中国商人在印度东南部海岸的活动遗迹，这也被相关的考古所佐证。这样看来，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相关的证据链比较充分完备，“泉州一号”自印度洋返航的结论是经得起推敲的。当然，这艘船也必然到过三佛齐等东南亚的诸多港口。所以，“泉州一号”属于宋代文献提到的往返印度洋的“泉舶”，是宋代中国和印度洋世界交往的亲历者，是中国人贡献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实证。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