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中，年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侵朝空军进行了顽强的战斗，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取得了光辉的战绩。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正确的作战指导思想、因敌而变的战术技术、飞行员高昂的士气和勇敢无畏的精神，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过，空军是高技术兵种，要让各级指挥机构具有快速决策的应变能力，部队具备较高的战术、技术水平和养成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离不开训练工作；作战中要能贯彻战役企图，达成战斗任务，离不开各项保障工作。本文从空军训练和作战保障工作的角度，来揭示志愿军空军的胜利之道。
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
用兵之法，教戒为先
就在人民空军成立的当天，即1949年11月11日，中央军委任命了常乾坤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兼空军司令部训练部长，王弼同志为空军副政治委员兼工程部长。11月15日，空军训练部成立。该部由东北航校训练处和航空局一部分干部组成，编制下设秘书室、训练处。处下设飞行、机械、航行、入伍生教育、编译、教务、队列、管理科。
常乾坤，山西垣曲县人，是我党自己培养的最早一批飞行人员。他1925年进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考入广东航空学校2期，同年6月赴苏联入契卡洛夫空军第3航空学校学习飞行、领航、射击各专业，1929年毕业。任苏联红军独立航空队准校领航员、大队长、领航教官、领航主任。1938年回国后，任迪化新兵营航空理论教员、军委总参谋部高级参谋兼航空组副组长、东北老航校校长、军委航空局局长等职。延安时期，常乾坤在叶剑英参谋长的领导下工作，叶剑英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搞了一二十年航空，在我党将来建设空军中可参加一定领导工作”。
常乾坤就任后，为适应组建航空兵部队的需要，决心以最快的速度组建一批航空学校。至1950年1月，已经组建了7个航空学校，这些航校的学员，除原东北老航校学员外，均从各军区、各野战军抽调（共调3652名，其中飞行学员930名）。至1949年底，共进口各型飞机185架，供各航校使用。航校的组织编制为：轰炸机学校编1619人（在职人员979人，学员640人），驱逐机学校编1281人（在职人员964人，学员317人），轰炸机学校设1个学生营（下设6个学生连：空勤连3，地勤连3），1个飞行大队（下设4个中队）；驱逐机学校设1个学生营（下设3个学生连：空勤连1，地勤连2），1个飞行大队（下设4个中队）。校设有参谋处、政治部、训练处、机务处（下设机务大队、固定修理厂、游动修理所）、供应处。
空军航空学校学员的选调，直接关系到航空兵部队人员素质和战斗力的提高。中央军委对此非常重视，1949年8月3日向各野战军、各大军区发出指示：为了迅速建立人民空军，兹决定训练飞行员1200人，其中由部队选调干部900人，各地“军大”等学校选调学生300人；训练地勤人员2000人，其中由部队选调500人，由学校选调1500人。选调飞行学员的条件为：政治可靠；经过战斗锻炼的连排干部；身体健康，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年龄18-24岁。各野战军和各大军区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共选送1672名，经空军全面复查，有742名不符合飞行条件，改学地勤。实际符合飞行条件的学员930名，地勤学员1980名，其中不少是英雄模范人物。这批具有地面战斗经验的学员，毕业后在空战中表现得英勇顽强、机智灵活。
军事训练事关飞行人员的培养。当时的突出问题是飞行事故多，严重影响部队的情绪和训练质量。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战斗任务紧迫，部队的装备刚由苏联空军成套移交而来，没有战斗训练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主要采取突击速成的办法，由苏联专家包教、带训。如按照航校飞行训练课目计划，航校歼击机第1期甲班学员应在雅克-18、雅克-11、拉-9等机型上分别完成16个课目81个练习的训练，平均飞行时间为100小时。但由于战争需要，第1期甲班同学提前毕业，未完成拉-9上的训练，每人平均飞行时间只有62小时46分。
这种突击速成的训练，使新组建的航空兵部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初步掌握了技术，并开始担负战斗任务。但由此也产生一系列问题，主要是技术粗糙和夹生，基本驾驶技术不巩固，空、地勤人员理论水平低，导致飞行事故严重。1951年2月，空4师12团进驻安东，在友军带领下参加实战练习。2月10日该团战斗出动4架飞机，返航时飞行员纪正清掉队，因为地形不熟和不会使用归航台而迷航迫降，人机俱损。仅仅两天之后，该团再次发生严重战斗事故。带队长机曲广文未听到空4师师长方子翼不要起飞的命令，强行起飞升空。爬高过程中，4号机飞行员贾斌仁因技术不熟练与1号机曲广文相撞，相继进入螺旋，人机俱损。2号机吴振海迷航迫降大石桥附近，亦人机俱损。仅3号机夏殿成安全回场降落。该团相当于一仗未打，即自己损失了一个中队。
有些部队虽未担任战斗任务，训练中的事故也经常发生。如空7师自1951年12月14日至1952年9月15日的9个月中，“共发生十四次事故，其中：一等事故一次，二等事故三次，三等事故七次，四等事故三次；共烧毁飞机二架，报废飞机三架，损伤飞机十架；亡飞行员一名，伤飞行员三名”。1951年空军共发生严重飞行事故123起，万时率为5.477。这是空军发生严重事故最多的一年。1952年的严重飞行事故万时率达到5.679，是空军飞行事故万时率最高的一年。
常乾坤带领机关人员深入部队，充分发动群众，研究分析发生飞行事故的原因。1951年4月25日，颁发了《飞行事故审查暂行条例》，将飞行事故分为四等，原因分为以下8种：飞行准备及飞行指挥组织不良；空中勤务组在飞行中不守纪律；飞行员驾驶技术上的错误；机上勤务组在飞行中技术使用上的错误；飞行前机械人员对飞机机械准备工作不良；飞机维护不完善；航空机械修理不良；飞机构造、生产上的缺点。5月3日，空军党委下发了《关于飞行失事问题的决定》，指出：应将对于飞行失事的认识，提高到原则水平，把飞行失事的有无、多少，作为衡量空军各部门、每个人的（尤其飞行人员和机械人员）各种工作好坏的最主要标志之一。6月21日，空军司令部下发《对部队飞行训练的指示》，指出训练工作中普遍存在的主要缺点，并提出两条规定，一是强化飞行理论教育，提高飞行人员理论知识；二是建立干部单独训练制度，要先训干部再训飞行员，要求飞行干部训练内容与部队训练内容结合起来。
在此基础上，1951年11月，空军党委提出了“稳步前进，不拖不赶”的训练方针。1952年1月，刘亚楼等空军首长对12、17、18师发出“参战前战斗训练的指示”，指出根据安东实战锻炼的经验，作战训练中应特别注意有关课目的训练。一是最基本的特技垂直动作；二是团和大队的带与不带副油箱大速度编队飞行；三是团编队时，各大队要按照便于警戒和搜索保持一定的高度差进行训练；四是缩短起飞和编队集合的时间；五是严格遵守通讯纪律；六是组织飞行员和各级干部学习研究空3师、空4师的作战经验，并运用到训练中去，使训练尽可能与实战相结合。
1952年8月25日，空军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飞行安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军区空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各军、师，各航校政治委员（或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这是一个检讨和总结严重飞行失事的会议，目的在于批判对飞行失事的错误认识，找出原因，制定有效措施，以消灭严重飞行失事现象。
会上，空军参谋长王秉璋作了关于飞行安全的报告。报告指出，空军建军两年半（共913天）以来，空军部队、航校共发生大小事故1083起（部队743起，航校340起），其中，一等事故87起，二等事故125起，三等事故682起，四等76起，毁飞机211架，牺牲飞行员147人。事故的损失等于自己毁了7个团的飞机和自己消灭了4个团的飞行员（等于自己消灭了现有部队飞行员的十分之一），这是极其严重的。如和战斗损失相比，更能看出其严重性。从去年作战到现在（8月底）为止，战斗损失飞机102架（同时击落敌机140架），牺牲55人，而训练损失等于战斗损失的2倍。报告指出了事故的6种主要原因，并制订了预防飞行事故的措施。9月4日，吴法宪副政委在空军飞行安全会议报告中指出“要加强各级党委对飞行训练与飞行安全的领导，统一飞行训练计划与组织领导，对各种工作提出实施要求，紧紧掌握飞行训练方针，在稳固的基础上前进”。1952年12月8日，空军党委第8次扩大会议上，常乾坤副司令员作了《关于飞行训练问题的报告》，确定了“稳步前进，保证安全，完成训练任务，提高训练质量，结合实战锻炼，进一步加强战斗力”的1953年飞行训练方针。
1952年以后，空军召开一系列飞行安全会议，提出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切实按章办事，做到“一切为飞行服务，为安全负责”；做好飞行四个阶段的工作，开展飞行安全立功运动，使空军的军事训练逐步走上了轨道，训练质量有所提高，严重事故明显减少。如空7师在第二次安全会议后就消灭了严重事故，减少了一般事故，出现了连续保证9个月飞行安全的一个团，以及连续保证9、10、15、17个月飞行安全的4个大队。空13师建师后1年4个月的时间里，发生大小事故87次，1953年经过5个月的训练后，基本消灭了严重事故，三、四等事故也较1952年大幅降低46.1%。
由于当时战争仍在进行，有些参战部队因训练紧张、改装新飞机等因素，事故率仍然偏高。如空2军（辖空3师、空4师、空6师）1952年10月至1953年3月安全运动的半年中，共发生事故111次，其中一等事故4次，二等事故3次，三等事故40次，四等事故65次，牺牲飞行员5名，报废飞机6架。针对1953年1、2月份，严重飞行事故有所抬头的现象，空军党委于3月20日作出了《关于严格检查并彻底纠正飞行干部中骄傲自满、违法乱纪现象的决定》，21日刘亚楼司令员发出《飞行故事情况和改善措施》的命令，给予15师43团副团长杨贺荣、9师26团副团长马廷群、第3航校3团6大队大队长谢澄宇、副大队长焦延寿等飞行干部以纪律处分和批评，并提出四条具体措施要求改进。通过采取这些措施，飞行安全形势逐步好转。1953年，空军严重飞行事故共82起，万时率降至3.357。
事实表明，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牺牲精神的人民战士，一旦熟练掌握自己手中的武器，就如虎添翼，充分发挥其技术战术性能，以战胜任何强大的敌人。
用兵之道，莫过乎一
空军作战兵器日趋多样化，对各种保障依赖性增大，使兵力兵器的集中不再是简单的数量叠加，而是要求建立更加合理的兵力结构，由作战和保障之间达成恰当的组合，形成最佳的作战系统，使兵力兵器的统一能够发挥出整体的作战效能。由于作战任务繁重、协同复杂、物资消耗大，空军对各项保障工作的要求很高。是否能够贯彻作战企图和达成作战任务，保障工作至关重要。
空军保障工作部门繁多，专业复杂，分工很细，包括装备、侦察、雷达、领航、通信、气象、电子对抗、工程机务、后勤等等，限于资料和篇幅，本文中仅对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志愿军空军的装备保障、工程保障和情报保障作一简单的概述。
1、装备保障工作
1949年7月26日，中央军委致电林彪、邓子恢：“现时我们空军力量太弱，能驾驶的人员只六十八人，战斗机三十六架，轰炸机十架，运输机十二架，内中有许多尚在修理中，决不能担当渡海战役的一试。因此，我们现在必须以建立空军为当前首要任务，此种条件现已渐渐生长，我们拟于半年至一年内训练飞行人员一千左右，机械人员五百左右，购买战斗机一百至二百架，重轰炸机四十至八十架，并布置好空军基地的各种设备，准备一年左右可以使用。”
1949年7月27日，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中，提出向苏联购买飞机、请苏联帮助训练空军人员、派空军顾问来华参加航校建设等意见，苏方表示同意。8月1日，刘亚楼率王弼、吕黎平等人前往莫斯科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空军的问题与苏联国防部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空军总司令维尔希宁元帅进行会谈。经多次商谈，签订如下协议：苏联卖给中国434架飞机，12.9万吨汽油，1.29万吨滑油，派878名专家顾问来华工作，帮助中国建立6所航校、1个飞机修理总厂、6个小型飞机修理厂以及提供必需的教学器材及书籍资料等。
至1950年初，中国从苏联进口各型飞机340架，各型航空发动机176台。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建立后，为保证航校和部队需要，1950年2月11日和2月15日，毛主席两次致函斯大林，向苏联政府订购航空装备，计有各型飞机628架，航空发动机24台。朝鲜战争爆发后，为加快志愿军空军参战准备，1950年8月，毛主席又致电斯大林，向苏联提出除1950年已订货的飞机、器材外，再增购各种飞机2477架，其中1951年557架，1952年978架，1953年942架。1951年全年实际从苏联进口和在国内接收苏军各种飞机1194架，进口各型发动机437台。1952年全年共从苏联进口各型飞机902架，1953年实际进口683架。
武器装备是进行战争的重要物质基础，是战斗力诸因素中的重要因素。航空兵作战中，飞机性能的优劣是空战能否取胜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歼击机的性能而言，美国空军认为，“F-86A和F-86E型佩刀式飞机一直是在不利的条件下与米格-15作战”，当其装备F-86F型佩刀式战斗机后，才“相对地削弱了米格飞机以前在性能上占有的优势”。这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一般认为，米格-15最大速度稍大一些，爬升率高得多，F-86在水平机动性能，特别是低空水平机动性能上占优势。志愿军空军的经验也认为，“我机上下垂直运动性能好，高空（8000公尺以上）速度大；敌机水平转弯半径小较灵活。”从1951年6月开始，在苏联空军的帮助下，志愿军空军逐渐改装当时苏联最先进的米格-15战斗机，至9月份共有8个歼击机师完成改装。从1952年10月开始，志愿军空军又开始改装性能更加优良的米格-15比斯歼击机。通过改装这些性能优良的战机，大大提高了志愿军空军的战斗力，为空军作战提供了重要保障。
作战飞机型号的不断改进，性能上的不断进步，对双方作战结果和空中斗争的形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战争初期，志愿军空军使用米格-15歼击机，主要打击美军F-80、F-84战斗轰炸机，飞机性能上占有优势，战果较大，敌我飞机战损比例为7.8:1。但是，当美军大批投入F-86战斗机且其性能得到多次改进后，空战往往对F-86飞机有利了。后来，志愿军空军改装了米格-15比斯型飞机，敌我双方飞机性能大体相当，空中斗争形势又发生了变化，敌我飞机的战损比也大体持平。总的来看，志愿军空军所装备的米格-15和米格-15比斯型歼击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我空军在飞机装备方面同美国比较，差距最小的时期。”除各型飞机以外，当时还接收或进口了机载武器、防空武器、对空情报雷达、空降兵装备等，对保障空军作战均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空军是高技术、高强度、高消耗的兵种，除武器装备及相关配件以外，油料、弹药、军需给养等供应，均有需求量大、时效性强的特点。以油料保障为例，为做好油料的保障，志愿军空军每个机场都成立了供应大队油料股，从陆军抽调排以上干部，在苏军专业对口帮助下，边干边学。油料器材设备，主要从苏联接收而来，部分来自缴获或市场购置。油库为半掩体中型卧式罐组成的野战油库，航空油料均购自苏联。据统计，抗美援朝战争中，担负空军作战飞行油料供应的单位，主要有浪头、大孤山、大东沟、大堡、青椅山、三源浦场站及第一机动供应大队、第六供应大队等，空军参战部队共消耗油料4万吨，顺利完成了油料保障的任务。
2、航空工程保障工作
空军航空工程保障工作，目的是保持和恢复航空技术装备的良好和随时可用状态，发挥其最大效能，保证航空技术装备的战斗实力，确保战斗、训练任务的遂行。1949年11月，空军成立工程部，首任部长由空军副政委王弼兼任。1950年12月，王弼改任空军副司令员，免兼工程部部长，由第二部长薛少卿任空军工程部部长。成立之初，工程部作为空军领率机关的一个部门而组建，部下未设机构，只有从航空局和东北航校来的10余名干部，采取临时派遣方式工作。围绕空军开办航校、组建部队、充实机关、准备作战的中心，工程机务部门的工作主要是：接管敌伪航空工厂、物资；组织航空器械弹药供应；组织飞机、发动机修理；组建各级工程机务部门；学习维护使用技术；担负飞行机务保障任务。之后，逐步完善了部门机构，确定了机关任务，取消了临时派遣的工作方式。
1949年12月，空军首长第二次例会确定：“空军工程部要把准备修理工厂作为一项中心工作抓起来。”据此，空军工程部积极进行建设修理工厂的准备工作，组织已开工的工厂担负飞机、发动机的修理任务，至1950年底，共建成5个中心修理厂，后来又确定西南修理厂（成都）为中心修理厂。1950年2月，1架雅克-18飞机因事故送哈尔滨第一厂大修，这是空军修理工厂承修的第一架苏式飞机。随后，沈阳第五厂于6月开始接修雅克-18飞机，7月承接米格-15飞机安装任务，11月开始修理米格-15飞机。
1951年12月，周恩来总理连续召集聂荣臻、刘亚楼、何长工、沈鸿、段子俊等解放军总部、空军及工业部门领导研究航空工业建设问题。周总理在作结论时指出：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是先修理后制造，再发展自行设计。原则是由小到大，在设计修理厂时，就要考虑日后转变为制造的安排和部署。据空军工程部修理处总结，1951年全年空军修理工作由原来修理日式、美式飞机和发动机转到修理苏式飞机和发动机。全年共翻修、检修飞机157架，其中苏式飞机六种机型77架，美式飞机73架，日式飞机7架；修理发动机203台，其中试修苏式发动机两种14台，修理美式发动机189台；修理军械、特种设备、附件共16734件；制造航空配件26598件，制造特种工具和一般工具10116件。
随着航校的开办，中央军委从各野战军、各军区选调了1980名地勤学员，学习机务工作。各校地勤学员分机械师、机械员、军械师、军械员、军械士、无线电机务师、无线电机务士、特种设备师、电气师、电气员、电气士、仪表员、仪表士等。这些航校学员毕业后，成为各个部队、航校的机务部门的骨干力量。
1950年6月，人民空军第一支航空部队——空军第四混成旅正式成立。空军工程部对机务部门提出了组建编制意见：旅设工程处，负责领导各团的机务工作和旅野外修理厂。工程处配备机务主任、军械主任、仪电主任和无线电主任各一人。空军团亦设工程处，配备团机务主任和军械、仪电、无线电主任各一人。空军团辖大队，空、地勤混编，每大队设大队机务、军械、仪电、无线电主任各一人。大队下辖中队，每中队设机械长一人，配备军械、仪表、电气、无线电员和军械、仪表、电气、无线电士各一人。每架飞机配备机工长、机械员、机械士、机械兵各一人。旅设野外修理厂，团配活动修理车。这是航空兵部队最早的工程机务部门组织编制，后来第二、第三批部队的机务部门基本上是按照这个编制组建的。
1950年12月，空4师10团28大队空、地勤人员进驻安东浪头机场，空军开始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当月，空军第一次工程机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薛少卿主持，刘亚楼司令员、吴法宪副政委、王秉璋参谋长参加了开幕式并讲话。会议期间，常乾坤、王弼副司令员和王秉璋参谋长分别就工程机务工作的重要性和发展方向，机务主任与参谋长的关系讲了话。12月28日，刘亚楼司令员到会讲话，强调工程机务人员要确立“为飞机服务，为飞行服务”的思想。
志愿军空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后，工程机务人员由于维护新机种不久，经验缺乏，遇到不少技术难点，如战斗起飞时一些飞机起动不了，副油箱在空中漏油、不输油、投不掉或自动脱落，高空飞行时座舱盖内层结冰或产生霜雾妨碍飞行员视线，在高空无线电听不见等，影响到部队战斗力。为此，空军工程部响应空军党委提出的“故障不过夜，故障不上天”的要求，组织参战各部队开展群众性的故障研究活动，从各方面找原因研究解决办法，并结合故障研究系统学习机件构造原理，提高理论知识和维护技术。经过广大机务人员的摸索钻研，找出了一些主要故障的原因，提出了一些技术措施，改进了机务工作。
随着空军参战和部队、航校的迅速发展，航空器材需要量急剧增加。但国外订购的航空器材往往不能如数进口，造成大批飞机停飞。为此，工程机务部门本着自力更生、立足于国内的思想，积极着手国产航空器材的试制、订货工作。当时已参战的空3师、空4师的飞机轮胎将全部到期，空4师和苏联友军的副油箱也将用尽。空军工程部责成东北军区空军工程部加紧组织轮胎和副油箱的试制。经多次研究、试制、试用，1951年2月，副油箱在空军五厂试制成功，米格-15飞机的主轮胎也在沈阳橡胶厂试制成功。1951年9月，清川江上空空战规模加大，副油箱消耗量急剧增加，从9月20日到10月10日的20天内，志愿军空军与苏联友军共消耗副油箱8000余个，当时副油箱制造厂月最高产量只有8000个，满足不了需要。经空军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军委批准每月作战费内追加副油箱经费540亿元（旧币），并责成重工业部采取紧急增产措施，将月产量提到到18000个。
为收容被击落的敌我双方的飞机，确保志愿军空军飞机机密不落入敌手，并及时搜集敌机的机密，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以陆军调来的一个整连为基础，组成战场收容队，配属空军工程部中心修理厂，该厂厂长王华成兼收容队队长。1952年4月13日，空军工程部颁发了《战场收容工作制度暂行规定》，对战场收容的组织领导，中心任务，飞机和器材的拆卸、装运、保管，工具的使用，安全措施及战场收容工作纪律，都作了具体规定。1952年全年战场收容百余次，共收容到志愿军空军飞机44架（米格-15），敌机38架（P-51飞机9架，F-84飞机7架，F-86飞机7架，B-26飞机6架，B-29飞机2架，F-4U4飞机2架，直升机2架，F-80飞机1架，F-47飞机1架，不明机型飞机1架），敌飞行员4名。
在抗美援朝战争2年又7个月中，空军机务工作共保证参战部队空中飞行时间60373小时21分，100451个起落。其中，战斗起飞2457批26491架次，实战366批4872架次。战斗出勤率为99.16%。修理战伤和事故损伤飞机835架，修配各种附件207597件。志愿军空军在作战中共击落敌机330架，击伤敌机95架。我战损飞机257架，战伤飞机134架，损坏发动机55台，提前更换发动机101台，损失寿命5560小时54分。
3、空军情报保障工作
1949年10月下旬，第4野战军第14兵团参谋处情报科和中央军委航空局情报科合署办公，由第14兵团参谋处情报科科长王一凡带领3名参谋具体筹建空军司令部侦察机构。1950年2月，经毛主席批准，空军司令部编设侦察处，处辖3个科，分别为内勤科、外勤科和照相判读科，编制15人（3月任命王涛为副处长）。1952年5月，侦察处编设空军侦察科、情报整理科和照相判读科。1953年1月，空军司令部侦察处改称空军司令部情报处，编设情报、侦察、照相3个科。1950年10月28日，由空军第4混成旅改编的空军驱逐第4旅在辽阳成立，旅司令部编设侦察科与空中照相科，团参谋处设侦察股。11月，空军驱逐第4旅改称空军第4师，司令部侦察科成员有副科长宋少山、侦察参谋尹锡珍、师轮训队队长常流芳、政治部宣传员朱耀国、公务员赵文喜，这是人民空军第一个航空兵师的侦察科，代号“太平洋部队二分队”。
空军情报工作，对于刚刚由陆军侦察部门转行而来的干部而言，是完全新型的工作，业务也无从谈起，不知道工作应该做什么。一开始，空军情报处针对全部敌性国家陆、海、空军的情报进行全面搜集，工作没有重点。1951年全军情报工作会议之后，根据会议精神，将目标调整为集中精力搜集整理敌性国家（地区）的空军情报。随着空军作战的需要，逐步明确以空军情报为主，重点搜集美、英、法、台湾地区飞机侵袭领空和侵朝敌空军情况。通过苏军的帮助和自己的摸索，边建设边工作，终于形成了空军特色的情报系统，使各项工作逐步走入正轨，情报工作的方针、原则、任务、方法、内容、要求，都具备了空军的特点，适应了空军作战和建设的需要。
抗美援朝战争我空军参战以后，为协调与友军的行动，1951年3月15日，成立了中朝人民空军联合司令部（简称空联司）。空联司设侦察处，处长由空司情报处副处长王涛兼任。该处编制14人，实有18人，主要任务是搜集侵朝美空军实力、部署、各型飞机活动规律以及南朝鲜军事目标等情况。12月，该处正式担负志愿军空军指挥所侦察值班。
空军参战进驻安东浪头机场后，飞机一起飞，美军就能发现。苏军侦察顾问判断，当面美军可能部署有技术侦察部队，后经审俘证实了这一判断。1951年9月，总参同意空军的建议，在空联司设立侦听科。11月2日，志愿军第50军攻占椴岛、大和岛、小和岛，发现敌人遗弃的超短波（VHF）收讯机2部。刘亚楼司令员指示，利用缴获敌人的收讯机，为我所用，建立侦听台。12月15日，空联司侦察处第一个侦听台在安东正式成立，主要负责掌握侵朝美军飞机北上活动的情况。1952年3月，又在平壤以西建立了侦听分台，以加强对美空军活动的掌握。侦听工作成为空军在指挥作战中及时掌握敌情的有效方法和重要手段。据1952年10月29日空军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王涛向总参情报部的报告，志愿军空军实战中侦听所获的情况80%被指挥员作为可靠程度采用。
空联司侦察处还组织部队对敌进行航空照相侦察。大和岛、小和岛、椴岛位于朝鲜西海面，岛上驻有南朝鲜军“白马部队”和美伪军情报机关。为配合志愿军空8师的轰炸和第50军的登陆作战行动，1951年11月2日，空2师第4团出动4架拉-11侦察机（配装阿法-伊姆相机），对目标区进行了航空照相侦察。飞机在目标区上空活动时间约7分钟，返航后获得洗印照片1134张。同日另由空3师7团侦察中队中队长汪永楼带队以4机编队也对相关区域进行了侦照，但由于一个相机未打开，一个相机有水汽，洗印的照片不清晰，未能全部完成任务。
对敌军被俘人员的审讯工作也是侦察处的重要任务之一。1951年3月至12月，空联司侦察处共审讯战俘163名，其中空军俘虏98名，包括校官10名、上尉以下88名；陆军俘虏65名。1952年全年共审俘102名，涵盖美国空军、海军航空兵、美国陆战队航空兵、美国陆军、澳大利亚空军、加拿大空军、南非空军和韩国空军等，其中上校2人、中校1人、少校5人、上尉25人、中尉37人、少尉18人、上士3人、中士7人、下士4人。所获得的情报，结合对空监视哨和雷达情况，取长补短，相互印证，以掌握空中情况。
入朝之初，对侵朝美军掌握情况较差，侦察难度很大，空联司不得不将主要力量派遣到前线去搜集材料。根据空联司首长的指示，侦察处首先搜集了美国及仆从国家侵朝空军、舰载空军的实力、编制、分布、一般活动规律、陆空协同及指挥关系等情报，除敌空军动态外，对敌空军部队编制、飞机性能、战斗机战术作了进一步搜集。同时，也搜集了朝鲜南部地区空军基地与防空情况。在此基础上整理编印了《美国侵朝空军概况》、《美国战略空军概况》、《各型飞机识别》、《美帝空军战斗机战术》等材料，基本掌握了侵朝敌空军的情况。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空联司的情报工作主要包括：一是参加空联司指挥所情报值班；二是组织师属侦察大队（中队）的侦察；三是组织技术侦察；四是组织对空侦察勤务；五是审讯俘虏；六是整编情报。这些工作，对于保障指挥员及时正确地定下决心和指挥作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58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归国前，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举行告别联欢。
知道即可知胜
空军是高技术兵种，作战中不仅要充分发挥飞行员的勇敢精神，还要掌握高超的技术和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并且要将这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战胜敌人。为了提高战术技术水平，志愿军空军遵循“边打边训”、“战训结合”、“边打边练”的方针，抓紧战斗间隙，进行最急需的战斗课目训练，并充分发扬军事民主，总结出“一域多层四四制”空战战术原则及一系列不同的战法，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军事素质。
据统计，1951年9月至1952年5月，志愿军空军与美国侵朝空军被击落飞机的损失比为1:1.46，战斗事故为平均每出动558.8架次发生一次。1952年10月以后，作战对象由原来性能较差的F-80、F-84转变为打性能较好的F-86，作战难度增加了，但损失比仍维持在1:1.42，战斗事故则减少为每出动1003架次发生一次。可见，飞行员训练水平的高低对于空中作战的胜败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性能相同的飞机，由于飞行员技术战术水平不同，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即使性能较为落后的飞机，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因为飞行员技术熟练、战术巧妙而发挥出惊人的威力，击败飞机性能优越的对手。
抗美援朝空军作战，是交战双方使用高技术装备实施的大规模对抗行动，战场广阔，部队出动频繁，物资器材消耗大，人员装备损失大，给保障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每一次作战行动，对武器装备性能的优劣、维护水平的高低、后勤供应是否及时、情报通信是否完整准确等都有严苛的要求，空战的胜利，有赖于保障部门主动、协调、不间断的工作。任何保障部门或保障环节的失误或遭到破坏，都可能对战役的进程和结局造成严重后果。
未来的战争中，指挥员如何合理使用各种保障力量，运用各种保障手段，周密制定各项保障计划和应变方案，提高保障工作的反应速度，维持持续保障的能力，加强保障体系的防护及在遭受破坏时能够快速恢复，将是对空军保障体系的科学性、稳定性和可靠性的衡量标准。孙膑兵法云“知道即可知胜”，训练和保障是空军取胜之“道”的关键条件，能否熟练整合各种力量，发挥出最大的战力，也是指挥员“知道”能力的衡量标准。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含原防空军）组织沿革·文献》
2、《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事训练工作大事记》
3、《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飞行人员名录（第一卷）》
4、《空军高级将领传》
5、《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工程大事记》
6、《中国空军史料》（第四辑）
7、《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院校教育发展史?空军卷》
8、《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作战战备工作大事记》
9、《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七师军史（初稿）》
10、《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空军?综述》（征求意见稿）
11、《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十三师军史（初稿）》
12、《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二军军战史（初稿）》
13、《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武器装备发展史》（送审稿）
14、《朝鲜战争中的美国空军》（第三册）
15、《歼击机战术的演变》
16、《朝鲜作战经验汇集》（第五集）
17、《军事历史研究》，2013年第2期
18、《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油料工作大事记》
19、《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语》
20、《空军航空修理大事记》
21、《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情报工作史》
22、《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情报工作大事典》
23、《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作战史》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