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精英来说，黄巢之乱为何比安史之乱还要残忍？

本文摘自《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美]谭凯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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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巢之乱对大族而言具有灾难性。作为主要政治大族之后裔，同时又是国家官僚精英的人，几乎都居住于两京及临近的两京走廊地带。在880年代，这一地区遭到毁灭，其人口濒临灭绝，大部分居住于此的大族精英受到打击。虽然死去之人的总数永远也说不清楚，但可以明确的是，许多长安的精英居民在黄巢军队突然降临之前，无法逃出这座城市。许多现任和前任宰相比几乎任何人都有资源和政治关系来让自己脱身，但在他们能够逃离之前，都被俘虏并遇害。十年间，大部分幸存的其他精英——主要是因为他们在两京地区沦陷之时任职于地方——在随后二十年间的政治斗争中，也失去了生命。比如裴枢（841~905），他在893年之前一直是长江以南歙州的刺史，直至被杨行密所驱逐。裴枢回到京城，成为昭宗皇帝（889~904年在位）的宰相，却在905年最终死于白马驿事件。持续整整一代人的各种暴力，本质上加剧了动乱对精英的整体影响，导致即便有幸躲过一次屠杀，也无人能在持续二十五年的残酷暴力中毫发无损。

波及帝国所有主要人口聚居地的暴力，使情况变得更糟。国家精英在地方的聚居地，也被破坏。更甚者，任何幸存之人，不得不在880年代和890年代不止一次地离开家乡。虽然在任何时候，帝国之中都有安全的地方，但去往这些人间天堂的途径十分艰辛。在880年代中期，有一首题为《壶关道中作》的诗，作者韦庄描述了他从北方向相对安全的长江下游地区逃难的经历：处处兵戈路不通，却从山北去江东。黄昏欲到壶关寨，匹马寒嘶野草中。相比于更为直接的一条路，即沿黄河进入汴渠，再一路向南，韦庄选择了远在北方的一条路线，需经过潞州附近连接河东与河北的一个关口。即使在这一迂回路线上，诗人也感到自身情形的紧迫，因其急于在天黑之前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寨子。随着政府驿递系统的崩溃，可靠信息无从获取，在安全道路数量稀少的情况下，逃跑的难度更为增加。韦庄在其题为《汴堤行》的诗中描绘了也许是886年的洛阳附近的这种情况：欲上隋堤举步迟，隔220云烽燧叫非时。纔闻破虏将休马，又道征辽再出师。

朝见西来为过客，暮看东去作浮尸。绿杨千里无飞鸟，日落空投旧店基。在这些可怖诗句中，韦庄说明了一个人的信息来源过分依赖传闻之辞的危害。传闻之辞互相矛盾——战争怎么会一会儿结束又一会儿开始呢？——逃难之人一旦抉择有误，极可能轻易断送性命。

已知幸存者的经历，使我们知晓为求生存而使用的各种策略。他们不止一次重新定居，因为一个安全的地方可能一个月后即陷入战乱。前文论述过的从长安逃出来的司空图，最初依靠的是偶然遇到的一位以前的仆人。随后，他又有幸得到一处地方上的别业，在河东道南部中条山中，此地是王重荣成功抵御了黄巢军队的地方。在河中镇期间的881年初，司空图临时接待了黄巢之乱前的吏部尚书旧友卢渥，此人——他跟其他精英一样逃出了京城——没有自己的避难之所能够藏身。在这一时期，司空图与节度使王氏家族维持着良好关系，在他们的支持下，撰写了数篇纪念碑文。他在885年回到京城，大概加入了嗣襄王建立的短命僭伪政权。在887年的政治清洗中，他逃回了河中。此年的诗作中，有“匹马偷归”之句。在王重荣遭刺后，此地不再稳定，他便渡过黄河移居长安以东的华州，并在这里几乎不曾间断地待了十年。最后，当朱全忠于902年入侵该地时，司空图逃回了中条山的别业，并在908年前终老于此。

韦庄是另一位幸存者。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在882年初如何逃出长安，但很明显，随后他数次迁徙以避免战乱。他待过洛阳、南方的润州，在890年代后期待过朝廷避难的华州，最后入蜀出仕日后的前蜀王国创建者王建。可见，他若在孙儒到来之前滞留洛阳，或在高骈遇害之前徘徊东南，即不可能幸存。韦庄善于应变，经常躲在空屋。当他待在洛阳郊外“吉涧卢拾遗”的家中时，写了一首诗，内有一句曰“主人西游去不归”。也许出于轻车简从的考虑，他似乎单独旅行。在东都以北的废弃别业中，为寻求避难之所，韦庄吟道：“无人说得中兴事”。在题为《寄园林主人》的诗中，韦庄不知主人是谁，写道：晓莺闲自啭，游客暮空回。尚有余芳在，犹堪载酒来。在这里，“游客”韦庄留下了一首诗，以表达感激之情。另外，鸣啭的晓莺也传达出一种希望。然而，根据韦庄在其文集另外诗作中所描绘的战乱惨状，这些空置的房屋就显得比较怪异。让人怀疑庄园的主人是否还在世。

大部分幸存的旧时唐朝精英失去了他们所有身外的财产。特别是长安围城期间，人们出逃机会之少，以致能够随身携带的东西也少。他们大部分可携带财产，都被人掠夺。我们可以看到黄巢退出长安时，所获得的战利品数量。由于受掠夺品体量的拖累，叛军被迫沿路遗弃大量财宝，转而被追赶的官军顺手牵羊。这些财产，恐怕都不会回到原主人手中。880年代，除了随身携带的财产，事实上所有京城精英在长安和洛阳的住宅都毁于战火。

随着战火的蔓延，那些居住于远离京城的精英，也丧失了所有。比如，司空图存藏图书和书画的楼阁，即在890年代后期来自陕虢的军队入侵河中时，毁于战火。一些家庭有可能在出逃之前埋藏贵重物品，但即便幸存至能够返回家园，也会找不到埋藏地点。富人邓敞就是这样一位幸存者，他在黄巢入侵洛阳之前逃亡黄河北岸的河阳镇。当战火随后波及黄河北岸时，邓敞将其金帛埋于地下。不幸的是，叛军发现了这笔财富。事实上，可以想见，在880年代中期，各种投机倒把之人都能熟练地辨认新近填埋的土洞。

唐代精英中幸存者所面临的经济困难，也反映于韦庄的诗作。在一首题为《仆者杨金》的诗中，韦庄通过一位农民之口，揭示了自己的经济困窘：半年辛苦葺荒居，不独单寒腹亦虚。努力且为田舍客，他年为尔觅金鱼。在乱前的唐诗中，提及诗人之穷困时，诗人经常夸大其所面对的困难，以换取读者的同情。“荒居”、“单寒”和“腹亦虚”，是长期以来诗人自怨自艾的传统意象。但是，以前的仆人如今变成田舍客——怜悯的对象从诗人本人转向了另一人——使韦庄所说的内容更加真实可信。总之，在一首题为《赠姬人》的诗中，韦庄明确指出，事情会变得更糟糕：莫恨红裙破，休嫌白屋低。请看京与洛：谁在旧香闺？如我们所见，关于长安和洛阳的诗句并不夸张，也契合我们从其他史料中得知的衰败情况。大部分高雅的贵妇曾经居住于“香闺”，如今已经死去，他们的豪宅也化为灰烬。韦庄在此处并未表现自我怜悯，相反，他庆幸自己成功逃生。

我们没有数据来直接计算这一时期死去精英的数量，以及他们所遭受的经济损失。然而，我们能够估算黄巢之乱及其余波对唐朝精英的直接影响，方法是统计前后时段墓志制作数量的变化。在唐朝最后几十年内，长安和洛阳地区、河东和河北地区这两个地方都存在墓志制作数量急剧下降的情况，即使到910年代，都没有恢复的迹象。出现这种低迷现象，大概有几个原因：人口的肉体消灭、大规模外流，或经济崩溃导致无力担负丧葬费用。此外，如下文简要讨论的，十世纪初占据京城的新兴精英带来了新的丧葬文化，并不强调碑志。但不管何种原因，数量的下降反映了880年后的时间段，旧时唐朝精英所遭受的灾难。

从870年代开始，地方叛乱者早已通过减少向朝廷贡赋来影响京城经济。更进一步，当870年代出仕地方之人去世时，通常无法平安地将他们的遗体归葬京城。一方出土于长安，但志主879年初死于长三角的墓志写道：“长安城南方属道路艰虞，未克归祔。”因此无须惊讶，图5-3中京城地区墓志数量在两京遭到洗劫之前即已下降。但只有在880年代，墓志制作数量才真正急剧下降。在这十年间，整个京城地区仅有九方墓志，其中来自洛阳的八方下葬时间在孙儒来到此城之前。在880年代后半段时间内，长安和洛阳地区并未发现一方墓志。相反，东北地区的墓志数量直至890年代方才事实上下降。总之，正如我们所见，这一地区在黄巢之乱后的数年内，保持了相对平稳。

来自陕西和河南的已出版墓志，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具有代表性的样本，用以分析来自这两个地方所有已知墓志。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涉及唐朝最初几十年间墓志数量的增长，并在天宝（742~756）年间安史之乱前到达顶点。对这一增长的讨论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这体现出大族从地方上的祖居地向京城地区的移民，也反映了开元（713~741）和天宝年间的经济繁荣。安史之乱后，墓志制作量下降了六成，表明八世纪中期的叛乱，对京城精英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但墓志制作在数十年后，才恢复到八世纪初的水平。黄巢之乱后的崩溃，事实上更严重和持久。简而言之，在京城精英于安史之乱时遭受负面影响之后，他们在九世纪晚期的动荡中几乎被毁灭。

就此而言，值得考虑为何安史之乱给旧时大族较少带来永久性的创伤。表面上来看，两场战乱有一些相似之处：两次都是庞大的叛军先占领洛阳，随后在一些短暂冲突下占领两京之间保卫长安的门户潼关。此外，在这两场战乱中，由于皇帝都向四川方向逃跑，故叛军进入长安都未遭抵抗。但在三个其他方面，两场战乱有本质差别。首先最重要的是，两次叛乱的基本目标不同。正如第四章所讨论，安禄山曾出仕唐朝许多年，熟谙中国政治文化，并期待尽快建立起可行的统治。相反，黄巢与唐王朝或京城精英都无联系，而且少有统治经验。安禄山发动叛乱两个月后即称帝，黄巢却在整整四年内都在各个地方大肆破坏，直至其有心问鼎为止。安禄山寻求利用唐朝的官僚机构，黄巢（以及九世纪晚期跟随他的数位军阀）则发起了对唐朝文官大规模、有组织的杀戮。此外，安禄山在洛阳和河北曾留下大部分军队以避免过分膨胀，并在进军长安前于潼关逗留十天之久。而黄巢把他整个军队都带入关内，使得京城居民很难出逃。

其次，两场叛乱的时间和空间视角也不一样。880年之后的乱象持续时间颇长，也更加广泛。这一趋势在表5-1中有体现，表中统计了750~920年间司马光的编年史中伤亡人数在万人以上的战役地点和时间。第一次剧变最暴乱的时期在756~757年的两年间，而且集中在北方中国，特别是河北的藩镇和其他东北地方。相反，九世纪晚期的动乱，影响了帝国境内所有人口多的地方。此外，八世纪中叶的京城精英尚能迁居长三角或其他地方，但在唐朝最后的岁月，已经少有地方能够作为避风港。

第三，就农业生产的破坏而言，880年代和890年代比安史之乱时期更为严重。如前文所述，由于往来军队的破坏，河南大部分地方在880年代连续数年无人耕种。大量人口因饥荒而死。围城战对城市人口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虽然整个唐代吃人现象十分稀少，但在黄巢之乱后，大量材料表明饥饿的城市居民采用了这种手段。有记载的吃人现象发生于882年的长安、883年的陈州（河南中部）、886年的江陵和襄州、887年的扬州、889年的宣州（长江南岸）、894年的彭州（四川）、902年的凤翔和906年的沧州（河北东部）。此外，至少还有两次在战场上饥饿的军队吃人的例子，在888年的河阳和893年的河北。简言之，相比于唐代早期的剧变，王朝最后二十五年的乱象，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量级上。恰恰是特别集中于两京和两京走廊地带的这一剧变，导致了此地的唐朝政治精英的消亡。

作品简介

《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美]谭凯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年4月

中古中国的门阀大族主导了中国数个世纪，关于他们在十世纪的完全消失，长期以来困扰着历史学者。在本书中，谭凯利用新的数据手段分析了大批量的史料，解开了他们消失的谜团。他通过所掌握的地理信息系统（GIS）和社会网络分析手段，系统地探究了近数十年前出土的数千方碑志，其中大部分从未被学者研究过。谭凯广泛地采用了摘自墓志、散文和诗歌中的轶事，来丰富其论证，从而将一千年前的男女形象变得鲜活起来。

《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揭示了在七至八世纪的社会、经济和制度变迁下，唐代门阀大族比我们之前所认为的更加成功。只有在880年黄巢占领长安后伴随而来的三十年大动乱时期，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才因大范围的肉体消灭而崩溃。唐朝并非亡于安史之乱，而是因黄巢叛乱造成的政治精英（肉体和精神）的彻底消灭而无法复辟。

谭凯（Nicolas Tackett），现任教于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1998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2002年、2006年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eval Chinese Elites”。曾先后执教于田纳西大学(2006~2007)、斯坦福大学(2008~2009)、伯克利加州大学（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