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藩镇没有阻挡地方精英快速上升的途径

本文摘自《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美]谭凯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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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镇体制的再次集权，不仅有利于唐朝统治，也有利于门阀大族。裴度对淮西叛乱藩帅的制胜，为旧时家族的复兴提供了契机。由此，当宰相白敏中在851年用“裴度故事”向皇帝建议任命“朝官”去支持西北地区的藩帅时，其实际的结果便是以旧时家族的子孙来充实具体的藩镇幕府。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晚唐社会流动这一话题上来了，即观察何以在藩镇幕府中任职，有助于加强京城精英政治专制的权力和影响力。

新兴的唐朝文官科举制度，并未成为社会流动的唯一重要手段。文官科举制度并不是中唐官僚之间唯一重要的制度性发展。另一项重要的发展涉及非正式地利用特殊使职，用以处理一些机构现有体制下不再处理的行政事务。这些职务包括“盐铁使”、“转运使”和“租庸使”，都是临时发展出来，让政府借以从八、九世纪繁荣的商业化中取利。藩帅们——同时拥有节度使衔和观察使衔者——大概也能归入此类。虽然使职由皇帝任命，但他们基本能够自择僚佐，仅仅需要知会朝廷，换取对最重要的僚佐的正式任命即可。这种“辟召制”完全避开了复杂的用来进行文官选拔的铨选程序。砺波护概括到，在这种非正规任命体系下，藩帅们为那些无法进行常规科举考试的地方士人，提供了社会身份上的向上流动。结果，“新兴”精英利用了这一渠道，以此直接与旧时大族竞争。许多学者同意这一理论。根据早期唐史学者的观察，能够找到材料来支持砺波护的理论。欧阳修认为：

唐方镇以辟士相高。故当时布衣韦带之士，或行著乡闾，或名闻场屋者，莫不为方镇所取。至登朝廷，位将相，为时伟人者，亦皆出诸侯之幕。

类似的，刘敞（1019~1068）认为：

昔唐有天下，诸侯自辟幕府之士，唯其才能，不问所从来。而朝廷常收其俊伟，以补王官之缺。

两人都将任贤原则的建立归功于唐代的藩镇，他们本人与十一世纪其他许多人一样，很重视这一点。根据欧阳修和刘敞的观点，藩镇辟署制，为有才华而无显赫家世的人提供了机会，先出仕地方政府，再升至最高职位。基于稍后的分析，虽然欧阳修和刘敞指出了唐朝的许多重臣曾出仕藩镇幕府，但他们夸大了这些人促进向上层社会流动的重要性。

在近期的一系列研究中，渡边孝指出，虽然下层小吏由地方精英充当，但藩镇幕府中的关键文职多由与中央政府关系密切的人主导。即便大量晚唐被贬（exilic）文人在远离京城的任职地哀叹不已，但毫无疑问，这些职位对于京城精英来说十分宝贵。藩镇幕府成为大族子孙的突破口，因为他们无法一开始就在京城找到职位。进一步说，通过在藩镇幕府中的历练，年轻人能更好地找到一条快速升迁的途径。特别是，当依附上一位藩帅之后，能够期待在这位藩帅入京为卿相时，随同入京。正如白居易在一篇代朝廷起草的820年代早期的制文中所说：

今之俊乂，先辟于征镇，次升于朝廷。故幕府之选，下台阁一等。异日入为大夫公卿者，十八九焉。

事实上，根据渡边孝的估算，四分之三的九世纪宰相皆曾在他们仕途早期出仕于藩帅。

然而，通过出仕藩镇幕府所产生的向上流动，从未开放给与京城大族没有血缘纽带的地方出身者。生于白居易之后两个世纪的欧阳修认为“布衣韦带之士”能够受益于此制，但他是根据自身在宋朝的情况来重新解释过去。事实上，固化的精英们竭尽全力地利用他们的社会联系，先谋求藩镇职位，再回到京城。此外，有材料表明，藩帅们在赴任藩镇前，会自择僚佐于京城。渡边孝整理出大量例子，关于藩帅离京后，辟署亲戚或朋友留在幕府。笔者对九世纪墓志的调查，则提供了更多的材料，可以证明藩镇中的任命与第三章中所述模式，本质上相同。虽然藩帅似乎很少辟署自己的儿子入幕，但经常选择姻亲。女婿是特别普遍的选择。萧放（742~783）*的第一个职务，即在一个朝廷所控制的河北南部地区藩镇中，当时他岳父薛嵩（去世于772年）是节度使。杨乾光（794~853）*则在他岳父、河南东部天平节度使乌重胤（761~827）的幕府中任“推官”（legal administrator）。韩绶（821~878）*虽然得到了他岳父、天德节度使李珰的邀请，但为了追求更闲适的生活，拒绝应辟。

没有机会协助岳父的人们，则会寻求其他姻亲的幕职辟署。在裴札（728~784）*的例子中，即其妻舅而非岳父，向朝廷请求为其在江西镇的洪州谋得一职位。有时母舅也会予以援助。令狐梅（793~854）*最初的要职为其家乡东面的义成镇“节度押衙”（chief of staff），他舅舅薛平（757~836）*时任节度使。两年后，当薛平移镇平卢镇时，令狐梅也随之而去，依然担任节度押衙。同样的，卢就（794~851）*也是在他母舅幕下开始其仕宦生涯。甚至在他取得进士之前，即被李珏（785~853）所辟署，在其幕府中任职。838年，当他舅舅入相时，卢就也被任命为在京城的两个朝官。随后，卢就墓志中提及的其从高祖兄、剑南东川节度使卢弘宣（约774~约850）向朝廷请求征辟其为僚佐。当这位从高祖兄后来移镇河北北部的义武镇时，卢就也一路跟随。在其他的例子中，也有岳母舅或重表兄成为倚靠者的情况。

渡边孝在他的研究中并未考虑居住地的问题，而是根据所宣称的显赫身世来关注社会阶层。特别是，他批判砺波护关于藩镇社会流动的理论，选择研究吉冈真所界定的“门阀”（national clans）、“郡姓”（provincial clans）和“庶姓”（commoner clans）三个阶层。然而，正如第一章所论，这种阶层区分在晚唐是无关紧要的。事实上，渡边孝对阶层而非对居住地的区分，反而巩固了砺波护的理论。实际上，一些在渡边孝的表格中被归类为“庶姓”背景的人，正是京城精英子孙。比如，王锷（740~815）、董晋（724~799）和刘伯刍（755~815）三人的家庭，分别位于陕州（位于两京走廊地带）、洛阳和长安。在刘三复的例子中，作为润州本地人的他，出仕于浙西观察使李德裕。渡边孝进一步归类其为藩镇贵族，因为刘三复的一位女性亲属的墓志记载其在李德裕到润州之前，即已出仕于浙西镇。但是，在笔者看来更重要的是，刘三复的这位女性亲属葬于洛阳。而根据其他墓志我们还能得知，她四世祖及其夫人葬于长安城郊。由此即无疑问，是刘三复作为一个稳固的京城家族子孙的身份，极大地支持了他在藩镇的职位。

的确，根据现存墓志所提供的数据进行仔细的分析，可以得到京城精英垄断藩镇职官体系中高层文职的明显证据。上层文职包括那些能通过九世纪早期两种途径快速晋升的职位，而下层文职包括其他所有在藩镇职官基本类型中描述的职位。常见上层职官有“判官”、“推官”、“巡官”和“节度副使”（或“观察副使”）。下层文职包括那些不必有出色作文和书法技能的职位，包括“要籍”、“随军”、“孔目官”和“驱使官”。文职之外，表4-1还汇总了上层和下层武职。

根据这一分析，很明显能够看出，在所有朝廷控制的藩镇下，上层文职几乎专门被京城精英所把持，而下层文职大体上被下层精英所占有。只有在独立河北藩镇，居住地方的精英同时占据上层和下层职位。诚然，地方精英占据了所有层面的大部分武职，但这并不表明京城的主体政治精英与藩镇军队没有关联。来自京城的一小部分人确曾担任藩镇军职，多数情况下是“押衙”。当然，武职从未成为升入京城文官体系的进身之阶。

在藩镇精英中，朱赡（809~865）*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他的墓志记载其为吴郡朱氏——属于吉冈真所界定的三等分类之“门阀”——子孙，但他最初是一名普通的士兵，直至在忠武军得到一个军职。他的三个儿子也都在忠武军任职。这个家庭葬于陈州当地。在这个例子中，有人会认为向上流动使得朱氏家族能够在藩镇幕府中获得下层武职。但这些职位是京城精英的子孙不愿屈尊担任的。因此，虽然朱赡被称为“门阀”成员，他的这种自称无法为他获取官僚职位提供帮助。如果没有与固定于京城的大族网络产生联系，他的家族也无法得到藩镇幕府中的上层文职，更不用说升入特定的职官序列了。

作品简介

《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美]谭凯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年4月

中古中国的门阀大族主导了中国数个世纪，关于他们在十世纪的完全消失，长期以来困扰着历史学者。在本书中，谭凯利用新的数据手段分析了大批量的史料，解开了他们消失的谜团。他通过所掌握的地理信息系统（GIS）和社会网络分析手段，系统地探究了近数十年前出土的数千方碑志，其中大部分从未被学者研究过。谭凯广泛地采用了摘自墓志、散文和诗歌中的轶事，来丰富其论证，从而将一千年前的男女形象变得鲜活起来。

《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揭示了在七至八世纪的社会、经济和制度变迁下，唐代门阀大族比我们之前所认为的更加成功。只有在880年黄巢占领长安后伴随而来的三十年大动乱时期，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才因大范围的肉体消灭而崩溃。唐朝并非亡于安史之乱，而是因黄巢叛乱造成的政治精英（肉体和精神）的彻底消灭而无法复辟。

谭凯（Nicolas Tackett），现任教于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1998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2002年、2006年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eval Chinese Elites”。曾先后执教于田纳西大学(2006~2007)、斯坦福大学(2008~2009)、伯克利加州大学（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