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的前世已很久远。从古罗马时代开始,那些寻找东方的旅行家们,曾经留下一些记载。尤其是旅行家们的“游记”,记录了他们心目中的中国的那些文字,被称为“旅游汉学”。到了明末清初,传教士来华,他们带来了“西学东渐”,而灿烂的中国文化,又使其创造了“中学西传”。“东渐”和“西传”,这一来一往,文化交流与碰撞之后,便诞生了一个混血的文化产儿,就是汉学。
汉学的诞生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盛举,成为沟通东西方文化与思想的伟大桥梁。那些架桥人便是以利玛窦(Matteo Ricci)为首的耶稣会士。
当然,历史上东西方的交流不是单方面的。中国人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寻找外面的世界。公元前140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和明朝初年郑和七下西洋,都是为了寻找朋友。
汉学有几百年的历史,无论欧美,抑或东亚,汉学之水浩荡至今。在这个地球村里,现在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汉学在成长。但是,对于这门学问,我们关心它、研究它实在来得太晚了。今天,国外的汉学家越来越多,国内的汉学研究者也在不断增加。全国不少大学成立了汉学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培养研究生和博士生,百余家人文学术期刊开始发表汉学研究的专业论文,国内的汉学研究已明显地呈现出“显学”的征兆。但是,汉学研究至今尚无科学的学术定位,学科目录上并没有这个学科,有的只是将汉学研究置于比较文学二级学科下的一个研究方向。汉学研究范畴宽广,它既是一门无所不包的学科,又是一个真正跨学科的学科,“汉学研究”应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汉学从哪里来?究竟该如何解读?现在,在中国,Sinology有以下几种叫法:汉学、中国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还有国际汉学、国外汉学、海外汉学、域外汉学、世界汉学、中国研究,等等。学术界对这个学术域名非常随便,不能说是标新立异,但至少是考虑不周。一位法国汉学家对我说:“我很迷惘,你们中国为什么给很严肃的汉学起了那么多的名称?”这里说的“汉学”是Sinology,“版权”拥有者是汉学家。
汉学研究的专门刊物《汉学研究》,英文名是Chinese Studies,这是1995年北京语言大学在成立汉学研究所时给这个刊物考虑的一个英文名。当时是以为这个英文名的内涵会更广博,既包含传统汉学,也包括现当代的人文社会科学。就是说,汉学家对于中国的一切研究都已包括在里面了。这是当时对于“汉学”的来龙去脉并不十分了解的结果。如果是现在,我们会采用Sinology。我个人的看法是,以上那么多关于“汉学”的叫法,只有两种,即“汉学”与“中国学”就可以了。“汉学”和“中国学”的名字虽然不同,但实质上它们是“异名共体”,其表述的内涵完全一样。
“Sinology”一词源自拉丁词语“Sina”(China,中国)和希腊词语“logia”(意为科学,或含有考古学或哲学的部分意思),前者所示是“中国”,后者所示是“科学”或“研究”,两者相加就是关于“中国的科学研究”(Sinology)。Sinology一词最早在学术中使用应该是在利玛窦(Matteo Ricci)时期,出自某位传教士的智慧。从那时起,西方传教士就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称为Sinology(汉学),研究者称为Sinologist(汉学家)。
积淀了数百年的汉学,内容非常广博,基本上可以说,中国文化有多丰富,它就有多丰富。汉学既有哲学、史学、文学,也有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民俗学。凡是发生在中国历史及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皆为汉学家研究的对象。不同的汉学家有不同的研究方向和领域,既有研究中国古典文化的,也有研究当下政治、经济、教育和中国社会问题的。
美国和日本的中国文化研究都是起始于汉学。二战前后,为了他们的“国家利益”,一些学者将研究方向转到了政治和社会,于是就有了所谓的“中国学”。其实,就当下而言,美国和日本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并不是所有人的眼睛只盯着中国的政治、历史、社会等内容,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来都是他们最用心的研究领域。美国那些著名的研究中国古典文化的学者,诸如唐诗研究专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主编《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梅维恒(Victor H.Mair)、参与《剑桥中国文学史》撰写北宋文学的汉学家艾朗诺(Ronald Egan)等等,无论他们自己,还是别人,都称他们为汉学家,很少有人叫他们“中国学家”。这样的汉学家,不是几百,而是以千数来计。法国汉学长期以来都是欧美汉学的中心,它的汉学被称为典型的传统汉学,而它的汉学家,也不是只研究中国古典传统文化,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民族、民俗,甚至“太极拳”,都是汉学家的研究对象。
中国学者对汉学“域名”的混乱表述,也很影响外国人。我认为,Sinology(汉学)这个“域名”是世界的,不能以一国之名取代世界。我坚持汉学这三百多年的学术表述,但也不反对“中国学”这一表述。因为,“Sinology”是完全可以译成“汉学”或“中国学”的。但是,如果将中国学者所赐名字都取代“Sinology”(汉学)或“Chinese Studies”(中国学),我们这个学科该是一种什么状况?那一定会让人眼花缭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无论是“汉学”或是“中国学”,都包含传统汉学的内容和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我认为,在这个领域,称“汉学”与“中国学”就可以了,因为它们是“异名共体”,名字不同,其内涵内容一样。
从传统到现代,还可以从法国大学中文系的课程来证明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法国是最传统的汉学大国,也是世界上汉学生命力最旺盛的国家之一。不少大学不仅非常重视中国古代经典文化,也非常重视20世纪以降的现代当代文化。除了语言课,其他必修或选修科目诸如“远古至13世纪末的中国历史”“元明历史”“中国史前艺术史及考古”“中国哲学”“佛教”“孔子思想”“老子的《道德经》”“老子”“中国古典诗歌”“中国戏剧研究”“中国音乐”“唐诗”“《红楼梦》”“中国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中国20世纪文学”“中国近代史”“中国近现代史”“新中国历史(1949—1981)”“中国地理”“中国地理和海外华人”“中国艺术史”“当代中国”“中国概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1945年以来的远东国家关系”“远东当代国际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19至20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社会学引论”“中国法律和商业政策”等,都曾是法国一些大学的课程。法国年轻的汉学家,在改变着以往纯粹古代汉籍研究的模式,他们也有着重视中国当代的新思维。而另一方面,中国的经史子集,包含佛、道,其中的思想和学术价值也正在被新一代汉学家和西方学者“再发现”。
如果说法国大学的中文系、东方学系是培养汉学家的摇篮,那么讲坛上的法国和中国的教育者,给予未来“汉学家”的营养一定是复合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
汉学与国学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但这两个瓜不一样!虽说它们的根基都是中国文化,但是一个是“东瓜”,一个是“西瓜”。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的出发点,他们的视角,他们的文化背景,不会与中国学者一样。同一个问题,同一个东西,你从那边看,我从这边看,不会一样。汉学与国学是一对双胞胎,但是两个不一样的双胞胎。Sinology(汉学)是个混血儿。这个混血儿既有中国文化的因子,也有外国文化的因子,就是说,它的DNA虽然主要来自母亲(中国文化),但是在其孕育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异。为什么会发生变异?因为在其孕育过程中所吸收的营养不完全来自母体。汉学家得到中国的学问后,受自己文化和知识背景的影响,研究所得结论一般都会打上自己文化的烙印。因视角之不同,看问题自然就会有差异,这种差异,可能被视为“误读”。但“误读”可能就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新意。所谓“他山之石”的价值,大概就在这里。我觉得,那些汉学家研究中国文化新的视角、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模式,值得我们国内的学者去研究,去探索。(文/阎纯德)